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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初到熙宁年间的人物。

因为讨论唐初、国初的人才，说：“国初的人才，是五代时就已经出生了的。”

太宗朝一时人多崇尚文中子，大概是看到朝廷政事不振作，而文中子的书颇讲治国之道，所以如此，但不得其要领。范文正公虽然有想作为的志向，但也粗疏，不精密，失于照管的地方很多。

国初人便已崇尚礼义，尊崇经术，想要恢复二帝三代，已经胜过唐人，只是说得不透彻。直到二程出现，这个道理才说得透彻。

问本朝宰相谁更优秀。答：“各有所长。”

赵几道说：“本朝宰相，只是一味有度量罢了。”答：“‘宽裕温柔，足以有容’，固然好；又须‘发强刚毅，足以有执’，才行。”

“宰相推荐张齐贤，曾受一位曹司很大的恩惠，忘了，齐贤后来以兄长之礼事奉他。举这一件事，齐贤的为人就可想而知了。”先生说：“祖宗时人朴实如此。如今好写推荐状如此，却是一纸空文。”

李文靖只能做到这样。如果有学问，便可做三代之事；真宗晚年岂会有这等事！

《谈苑》说李文靖没口匏的事，极好，可说是镇压浮薄。然而与不兴利的事，都落于一偏。为何不广求有道贤德之人，兴起至治呢？

李文靖稳重沉默，曾寓居京师，也很少出入。一天，忽然有一顶轿子来到。下轿，是一个盖头妇人，不见其面，但仪态很美；进入文靖房内，很久才出来。众人惊讶，以为文靖如此，却引得这般人来，于是问他。文靖也只含糊应答说：“‘也说我前程之类，何足信！’深深追问，文靖说：‘诸公曾见她的面吗？一面都是眼睛！’”

问：“本朝如王沂公，人品很高，晚年却求再任宰相，为什么？”答：“便是前辈都不以这事为非，所以到范文正公才厉行廉耻，振作士气。”问：“如寇莱公，也因天书想再任宰相。”答：“固然是。”

问：“王沂公说：‘恩欲己出，怨使谁当？’似乎这不可作为通行的法则吗？”答：“它只是说不愿牢笼人才，说使人才必定出于自己门下。它也未曾不推荐人才。”

问：“先生前日曾说本朝只有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的功劳为多。不知让范公处在韩公受顾命的时候，处事也能如韩公吗？”答：“看范公的才气，也须做得。”又说：“祖宗以来，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诸公，只那样善，也不够。到范文正公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所以振作士大夫的功劳为多。”问：“范文正作《百官图》献上，其意如何？”答：“它只是说这样迁转就是公，那样迁转就是私。吕许公当国，有无故越级用人的地方，所以范公进此图于仁宗。”因此举诗说：“‘诲尔序爵。’人主这事也不可不知。假如有人已做侍御史，宰相骤然擢升作侍从，虽然官品高，但侍御史却紧要。为人主的，便须知把他擢作侍从，如何不把做谏议大夫之类。”

“近来得到周益公的信，论吕范解仇的事。说：‘当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恨他。等到做开封府，又作《百官图》献上。因而指着迁升的迟速次序说，某是超迁，某是左迁，如此是公，如此是私，意思颇在吕相。吕不高兴，因此落职，出知饶州。不久，吕也罢相。后来吕公再入朝，元昊正侵犯边境，便以公经略西事，公也乐意为他所用。曾奏记吕公说：“相公有汾阳的心德，仲淹无临淮的才力。”后来欧阳公为范公作神道碑，有“欢然相得，戮力平贼”的话，正是说这事。’公的儿子尧夫却以为不然，便删去此语。前信今集中也不载，疑也是尧夫所删。其他如《丛谈》所记，说得更乖谬。我认为吕公方寸隐微，虽不可测，但他补过的功劳，使天下实受其赐，则有不可掩盖的。范公平日胸襟豁达，毅然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既为吕公而出，岂又有藏怨之意？况且公曾自称平生无怨恶于一人，这话尤其可验证。忠宣固然是贤者，但其规模广狭，与乃翁不能无差别。意思是前日既已排挤申公，今日若与他解仇，前后似不相应，所以讳言这事。却不知乃翁的心事，正不如此。欧阳公听说他删去碑中数语，很不高兴。”问：“后来正献也认识范公吗？”答：“正献通判颍州时，欧阳公为太守。范公知青州，经过颍州，拜谒他。因而对正献说：‘太博近朱者赤。欧阳永叔在此，宜频频亲近笔砚。’异时同荐三人：就是王荆公、司马温公及正献公。其知人如此。”又说：“吕公所引，如张方平、王拱辰、李淑之流，多非端士，终究是不喜欢范公。张安道过失更多，但因东坡父子怀其汲引之恩，文字中十分说他好，今人又好看苏文，所以例皆称道他。介甫文字中有说他不好处，人既不看，看又不信。”

吕申公斥逐范文正诸人，到晚年又收用他们，范公也竭尽底蕴而为他所用，这见文正的高处。忠宣辨欧阳公铭志的事，这便是不及文正。

范文正杰出之才。

我曾说，天生人才，自足得用。岂可厚诬天下以无人？只是用不到罢了。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他，便做出许多事业。如今则所谓负刚大之气者，且先一笔勾断。称停到第四五等人，气宇厌厌，布列台谏，如何得事成！所以我向来说，姓名未出，而内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了！

范文正公曾说：“浙人轻佻易动，切宜戒之！”

我曾说，吕夷简最是个无能底人。今人却说他有什么相业，会处置事，不知什么是相业？什么是善处置？为相正要以进退人才为先，使四夷闻知，知所耸畏。当他为相时，其才德之大者，如范文正诸公既不用，下而豪俊跅弛之士，如石曼卿诸人，也不能用。他所引援，都是半间不界无状之人，弄得天下之事日入于昏乱。及一旦不奈元昊何，便尽推给范文正公。若不是范文正公，则西方之事决定弄得郎当，无如之何了。今人以为他有相业，我深所未晓。

因说仁宗朝，讲书杨安国之徒，一时聚得几个朴纯无能之人，可笑。先生说：“这事缘于范文正招引一时才俊之士，聚在馆阁。如苏子美、梅圣俞之徒，此辈虽有才望，虽都是君子党，但轻儇戏谑，又多分流品。一时许公为相，张安道为御史中丞，王拱辰之徒，皆深恶之，求去之未有策。而苏子美又是杜祁公女婿，杜这时为相，苏为馆职，兼进奏院。每年院中赛神，例卖故纸钱为饮燕之费。苏承例卖故纸，因出己钱添助为会，请馆阁中诸名胜，而分别流品，非其同类的都不得参与。恰逢李定愿参与，而苏不肯。于是尽招两军女妓作乐烂饮，作傲歌。王胜之句说：‘欹倒太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这一队专探伺他的败阙，才闻此句，拱辰即以白上。仁宗大怒，即令中官捕捉，诸公都已散走逃匿。而皇上怒甚，捕捉甚峻，城中喧然。于是韩魏公对皇上说：‘陛下即位以来，未尝为此等事。一旦遽如此，惊骇物听。’仁宗怒稍解，而馆阁之士罢逐一空，故时有‘一网打尽’之语。杜公也罢相，子美除名为民，永不叙复。子美居湖州，有诗说：‘不及鸡竿下坐人！’说不得比罪人引赦免放。虽是拱辰、安道辈攻之甚急，但也只这几个轻薄做得不是。纵有时名，但所为如此，终究何补于天下国家呢？仁宗于是惩戒才士轻薄的弊病，这几个承意旨，尽援引纯朴持重之人以愚仁宗。凡解经，不过释训诂而已，如杨安国、彭乘之徒就是。这时张安道为御史中丞，助吕公以攻范。”

陈执中是个俗吏，但执法，仁庙说只有此人不瞒人。近世叶颙近似他。

德粹以明州士人所寄的信交给先生，因而请问信中所言。先生说：“他说‘汉的名节，魏晋的旷荡，隋唐的辞章，都是惩其弊而为之。’不然。这只是正理不明，相互牵缠将去，遂成风俗。后汉名节，到末年，有贵己贱人的弊病。如皇甫规，乡人见他，却问：‘卿在雁门，食雁美吗？’举此可见。积此不已，其势必至于虚浮入老庄。相牵缠到齐梁间，又不复如此，只是作一般艳辞，君臣赓歌亵渎之语，不以为怪。隋的辞章，乃起于炀帝。进士科至不成科目，故遂牵缠至唐，到本朝然后此理复明。正如人有病，今日一病，明日变一病，不成要将此病变作彼病。”我问：“已前皆牵缠成风俗。本朝道学的兴盛，岂是牵缠？”先生说：“也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这几位，依旧尊他。若如杨刘之徒，作四六骈俪之文，又非此比。但这几人皆天资高，知尊王黜霸，明义去利。但只是如此便了，于理未见，故不得中。”我问：“安定学甚盛，何故无传？”答：“当时所讲止此，只些门人受去做官，死后便已。曾说刘彝善治水，后来果然。刘彝有一部诗，遇水处便广说。”我又问：“以前说后汉之风，皆以为起于严子陵，近来说又别。”答：“前汉末，极有名节人。光武却极崇儒重道，尊经术，后世以为法。如见樊英筑坛场，犹待神明。严子陵直分明是隐士，他高气远迈，直是不屈。又论其不矫激，吕伯恭作祠堂记，却说它中和。曾问他：‘严子陵何须如此说？使它有知，闻之岂不发一笑！’”因此说：“前辈如李泰伯们议论，只说贵王贱伯，张大其说，欲以劫人之听，却是矫激，但犹有以使人奋起。今日须要作中和，将来只便委靡了。如范文正公作子陵祠堂记说：‘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胡文定父子极喜此语。大抵前辈议论粗而大，今日议论细而小，不可不理会。”我问：“此风俗如何可变？”答：“如何可变？只且自立。”

论安定规模虽稍疏，但广大着实。如孙明复《春秋》虽过当，但占得气象好。如陈古灵文字尤好。曾过台州，见一丰碑，说孔子之道，甚佳。这也是时世渐好，所以此等人出，有“鲁一变”气象，其后遂有二先生。若当时稍加信重，把二先生的义理继之，则可以一变，而竟被王氏所坏！问：“当时如此积渐将成，而坏于王氏，莫也是有气数？”答：“是。”

因说兼山、艾轩二氏的《中庸》，说：“程子未出时，如胡安定、石守道、孙明复诸人的说法，话虽粗疏，未尽精妙，却尽平正，更如古灵先生文字都好。”道夫说：“只如《谕俗》一文，极为平正简易。”答：“许多事都说尽，也见他一个胸襟尽包得许多。”又说：“大抵事也自有时。如程子未出，而诸公已自如此平正。”

本朝孙、石辈忽然出来，发明一个平正的道理自好，前代也无此等人。如韩退之已自五分来，只是说文章。若非后来关洛诸公出来，孙、石便是第一等人。孙较弱；石健甚，硬做。

问：“孙明复如何那样厌恶胡安定？”答：“安定较和易，明复却刚劲。”或说：“孙泰山也是大故刚介。”答：“明复未得为介，石守道却可谓刚介。”

石守道只是粗。若其名利嗜欲之类，直是打叠得伶俐，这就是所以不动心。

嘉祐前辈如此厚重。胡安定于义理不分明，但是何等气象！

问：“安定平日所讲论，今有传吗？”答：“并无。薛士龙在湖州，曾以书信问他。回信说，并无。如当初取湖州学法以为太学法，今此法无。今日法，乃蔡京之法。”又说：“祖宗以来，学者但守注疏，其后便论道，如二苏直是要论道。但注疏如何弃得！”

安定、太山、徂徕、庐陵诸公以来，皆无今日的术数。老苏有九分来许罪。

安定胡先生只据他所知，说得义理平正明白，无一些玄妙。近有一辈人，别说一般惹邪的详说话。禅也不是如此。只是不曾见那禅师，便是被他笑。

因论李泰伯，说：“当时国家治，时节好，所论皆劲正如此。曾南丰携带欧阳公的信，往余杭见范文正。文正说‘欧九得书，令将钱与公。今已桩得甚处钱留公了。也想少款待，适闻李先生来，欲出郊迎接他’云云。”

闽宰方叔珪以书信来，称本朝人物甚盛，而功业不及于汉唐，只缘是要去小人。先生说：“是何等议论！小人如何不去得？自是不可合之物。‘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观仁宗用韩、范、富诸公，是甚次第！只为小人所害。及韩、富再当国，前日事都忘了。富公一向畏事，只是要看经念佛，缘是小人在旁所以如此。若说小人不可去，则舜当时去‘四凶’是错了！”可学问：“方君的意思是说，不与小人竞争，则身安，可以做事。”答：“不去小人，如何身得安！”刘晦伯说：“有人说泰卦‘内君子，外小人’，为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小人道消，乃是变为君子。”答：“也有此理。圣人也有容小人的地方，又是一截事。且当看正当处。使小人变为君子固然好，只是不能得如此。”可学说：“小人谮害君子，须加以朋党叛逆。”答：“如此，则一网可打尽。虽然如此，但君子也不可过当。如元祐诸公行蔡新州事，却不是。他固然有罪，但以作诗行重责，大不可。然而当元祐时，只行遣他一人，到绍圣则祸甚酷。以此观君子之于小人，未能及其毫毛；而小人之于君子，其祸常大，安可不去！”

韩、富初来时，要拆洗做过，做不得，出去。及再来，也只随时了。遇圣明如此，犹做不得！

富郑公与韩魏公议论不合，富恨他，至不吊魏公丧。富公守某州，鲁直为尉，久不赴任，在路迁延。富有所闻，大怒；及到，遂不与他交割。后幕干劝他，方肯。及鲁直在史馆修韩魏公传，使人问富曾吊韩丧否。知其不曾，遂以此事送下案中，遂成案底。后人虽欲修去此事，而有案底，竟不可去，鲁直也可谓乖。但魏公年年却使人去郑公家上寿，这样便是富不如韩较宽大。

韩魏公、富郑公皆说新法不便。韩公更能论列，上面不从他，也委曲作个道理著行他底。如富公更不行，自用他那法度，后来遂被人言。虽如此，毕竟唤做是，不得。今事有不便，但当如韩公论列。若不从，也须做道理减省了行他底。大不可行，则有去而已。如富公直截自用己意，则不可。

欧阳公章疏说地震，山石崩入于海。我说正是‘羸豕孚躅’的意思。当极治时，已自栽培得这般物在这里了，故直至如今。

先生因泛言交际之道，说：“先人曾有杂录册子，记李仲和之祖同包孝肃同读书一僧舍，每出入，必经由一富人家门，二公未尝往见他。一天，富人等他们过门，邀请他们坐。二公托以他事，不入。他日又招饭，意甚殷勤。李欲往，包公正色与语说：‘那富人也，我辈他日或守乡郡，今妄与他交，岂不为他日累吗！’竟不往。后十年，二公果相继典乡郡。”先生因嗟叹前辈立己接人的严格如此。方二公为布衣，所志已如此。此古人所谓言行必“稽其所终，虑其所敝”也。或说：“近有为乡邑者，泛接部内士民，如布衣交，甚至狎溺无所不至。后来遇事入手，处之颇有掣肘处。”答：“为邑之长，此等处当有限节。若脱略绳墨，其末流之弊，必至于此。包李之事，可为法也。”

张乖崖说：“阳是人有罪，而未书案，尚变得；阴是已书案，更变不得。”此人曾见希夷来，言也似《太极图》。

“赵叔平，是乐易厚善的人。平生做工夫，欲验心善恶的多少，以一器盛黑豆，一器盛白豆，中间置一虚器。才一善念动，则取白豆投其中；恶念动，则取黑豆投其中；到夜里，则倒虚器中的豆，观其黑白，以验善恶的多少。初时黑多而白少；久了，渐一般；又久了，则白多而黑少；又久了，则连豆也没了，便是心纯一于善了。”或说：“恐无此理。”答：“前辈有一种工夫如此。若能持敬，则不消如此心烦，自然当下便复于善了。”

陈烈，品行甚高，但古怪太甚。使他知义理之正，是如何样有力量！可惜他只一向从一边去。辞官表甚古，横渠曾称道它。温公薨，陈上表慰国家，张文潜集中有代范忠宣答其表书。

陈烈辞官表，皇上说似中书之文。陈好行古礼，其妻厌之而求去。人遂诬陈恶其妻丑而出之。

陈烈初年读书，不理会的，又不记。因读《孟子》“求放心”一段，遂谢绝人事，静坐室中。数月后，看文字记性加数倍，又聪明。

阮逸撰《元经》、《关朗易》、《李靖问对》，见《后山谈丛》。

“崔正言奏议也好。”又问：“曾看刘质夫《春秋》、谢显道、胡明仲集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