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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门人八

因为说到林择之，先生说道：“这个人明白事理，不是其他学者能比的。”过了一会儿又说：“但到了他自己的本分上，事事却都糊涂。”

先生问尧卿：“近来你看道理，有什么收获？”回答说：“日常之间有些着落，不像从前那样走作。”先生说：“这话也还是含糊，必须确切地见得是怎样。譬如饮食，必须看出哪个好吃，那个滋味是如何，不能只说都好吃。”

问尧卿：“今天看什么书？”回答说：“只是与安卿较量下学处的工夫。”先生说：“不必比安卿。你年岁高，暂且根据已经见定的道理来受用。安卿年轻有精力，日子长，尽可以放开脚步去走。”

李丈问：“前承蒙教诲，只根据见定的道理受用。我日常之间已经看到有些着落，事情来了也应付得过去，不像从前那样走作。”先生说：“日常之间固然是这样，也须随着自家力量成就去看如何。”问：“工夫到了这里，自然就不能间断吗？”先生说：“‘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个工夫要常常这样。从前李初平想读书，濂溪说：‘您老了，来不及了，只等我讲给您听，两年后才能觉悟。’他既然读不得书，濂溪讲给他听，为什么一定要等两年之久才觉悟？两年中说了多少事，想必事事都讲给他听。不会是今天一说，明天就觉悟，顿时变成另外一个人，没有这个道理。您虽然年岁高，更要下涵养工夫。就像一粒菜子，中间含着许多生机，也必须是培土灌溉，才能长成。不能只说有那种子在这里，只等它自然生根生苗。如果只见到道理如此，就要去受用，那么一日只如一日，一年只如一年，不会长进。正如菜子没有粪去培土，没有水去浇灌。必须再把《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中的道理拿来涵养。”

尧卿问：“事情来了，断制不下，淳录作‘置’。应当如何处理？”先生说：“即便断制不得，也着断制，不能掉了。”又问：“莫不是暂且随着力量做去？”先生说：“也只能随着力量做去。”又问：“事有至理，理有至当十分处。如今已经看到七八分，等到穷来穷去，熟后自然解到那分数足处。”先生说：“虽然还不能从容，只是熟后便自然会，只是熟，只是熟。”

傅诚字至叔请教。先生说：“圣贤教人非常分晓，只是人不拿来切己看，所以觉得读所作时文之书与这个不同。总之，只是这个书。今人只见到口头上说得出，笔下写得出，纸上写得出，以为如此便行了。殊不知圣贤教人当初不是这样，而现在所读也自然与自家不相干涉。”

与杨通老说：“学问最怕悠悠。读书不在贪多，未能读从后面去，且温习前面已晓得的。一番看，一番别。”

通老问：“孟子说‘浩然之气’，如何是浩然之气？”先生不答。过了很久，说：“您如果留在这里几天，只消把《孟子》白文去熟读。他逐句自解一句，自家只排句读将去，自见得分明，却好来商量。如果突然问后，等与你说将去，也徒然。康节学于穆伯长，每有扣请，必说：‘愿开其端，勿尽其意。’他要等自思量得。大凡事理，如果是自去寻讨得出来，直是别。”

对通老说：“早来说无事时此理存，有事时此理亡。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把事做等闲。必须在事上穷理，方可。理在事上本无差异，现在见事来，别把做一般看，自然错了。”

周公谨问：“学者理会文字，又却昏了。如果不去看，恐怕又无路可入。”先生说：“便是难。且去看圣贤气象，识他一个规模。如果想尽穷天下之理，也非常难，且随自家规模大小做去。如果是迫切求益，也害事，岂不是私意！”

李公谨问：“读书且看大意，有少窒碍处，且放过，后来旋理会，如何？”先生说：“您当下便立这个规模，便不济事了。才这样立规模，只是要苟简。小处晓不得，也终不见大处。如果说窒碍，到临时十分不得已，只得且放下。如何先如此立心！”

对敬子说：“读书必须是心虚无杂而静，方看得道理出。而现在自家心只是管外事，硬定要如此，要别人也如此做，所以来这里看许多时文字，都不济事，不曾见有长进。是自家心只在门外走，与人相抵拒在这里，不曾入得门中，不知屋里是甚模样。这道理本自然，不消如此。如您所言，说得都是，只是不曾自理会得您身上事，所以全然无益。只是硬桩定方法抵拒将去，全无自然意思，都无那活底水，只是聚得许多死水。”李说：“也须是积将去。”先生说：“也只积得那死水，那源头活水不生了。您只是每日硬用力推这车子，只见费力。如果是有活水来，那车子自转，不用费力。”李说：“恐怕才如此说，不善听者放宽，便不济事。”先生说：“不曾教你放宽。所以学问难，才说得宽，便不着紧；才太紧，又不济事。宽固然是便狼狈，然而紧底下梢头也不济事。”

敬子问：“人患多惧，虽然明知其不当惧，然而不能克。莫若暂且强制此心使不动否？”先生说：“只管强制，也无了期。只是理明了，自是不惧，不须强制。”

胡叔器问：“每常多有恐惧，何由可免？”先生说：“必须是自己下工夫，看此事是当恐惧不当恐惧。《遗书》说：‘治怒难，治惧亦难。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惧。’如果于道理见得了，何惧之有！”

问叔器：“看文字如何？”回答说：“两日方在思量颜子乐处。”先生疾言说：“不用思量！他只说‘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后，见得那天理分明，日用间义理纯熟后，不被那人欲来苦楚，自这样快活。而现在只去博文约礼，便自见得。现在却索之于杳冥无朕之际，去何处讨这乐处？将次思量得成病。而现在一部《论语》，说得这样分明，自不用思量，只要着实去用工。前日所说人心、道心，便只是这两事。只去临时思量哪个是人心，哪个是道心。便颜子也只是使人心听命于道心，不被人心胜了道心。现在便必须是常常拣择教精，使道心常常在里面如个主人，人心只如客样。常常如此无间断，便能‘允执厥中’。”

胡问静坐用工之法。先生说：“静坐只是这样静坐，不要闲勾当，不要闲思量，也无法。”问：“静坐时思一事，则心倚靠在事上；不思量，则心无所倚靠；如何？”先生说：“不须得倚靠。如果这样，又是道家数出入息，目视鼻端白一般。他也是心无所寄寓，故要如此倚靠。如果不能断得思量，又不如且这样，也无害。”

胡叔器患精神短。先生说：“如果精神少，也只是做去。不能说我精神少，便不做。您只是思索义理不精，平日读书只泛泛地过，不曾贴里细密思量。您与安卿的病正相反。安卿思得义理甚精，只是要将那粗底物事都掉了。您又不去义理上思量，事物来，皆奈何不得。只是不曾向里去理会。如入市见铺席上都是好物事，只是自家没钱买得；如书册上都是好说话，只是自家无奈他何。如黄兄前日说忠恕。忠恕只是体用，只是一个物事，犹形影，要除一个除不得。如果未晓，且看过去，那时再拿来玩味，少间自见得。”叔器说：“安之在远方。望先生指一路脉，去归自寻。”先生说：“见行底便是路，哪里有别的路来？道理星散在事物上，却无总在一处底。而现在只得且将《论》《孟》《中庸》《大学》熟看。如《论语》上看不出，少间就《孟子》上看得出。《孟子》上底，只是《论语》上底，不可说《孟子》胜《论语》。只是自家以前看不到，而现在方见得到。”又问：“‘优游涵泳，勇猛精进’字如何？”先生说：“也不须这样立定牌榜，也不须这样起草，只做将去。”又问：“应事当如何？”先生说：“士人在家有甚大事？只是穿衣吃饭，理会眼前事而已。其他天下事，圣贤都说十分尽了。现在无他法，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自家只就他说话上寄搭些工夫，便都是我底。我旧时看文字甚费力。如《论》《孟》，诸家解有一箱，每看一段，必检许多，各就诸说上推寻意脉，各见得落着，然后断其是非。是底都抄出，一两字好亦抄出。虽然未如现在《集注》简尽，然而大纲已定。现在《集注》只是就那上删来，但人不着心，守见成说，只草草看了。现在试将《精义》来参看一两段，所以去取底是如何，便自见得。大抵事要思量，学要讲。如古人一件事，有四五人共做。自家须看那人做得是，那人做得不是。又如眼前一件事，有四五人共议，甲要如此，乙要如彼。自家须见那人说得是，那人说得不是。便待思量得不是，此心曾经思量一过，有时那不是底发我这是底。如十个物事，团九个不着，那一个便着，则九个不着底，也不是枉思量。又如讲义理有未通处，与朋友共讲。十人十样说，自家平心看哪个不是。或他说是底，却发得自家不是底；或十人都说不是，有时因此发得自家是底。所以刚才说，有时是这处理会得，有时是那处理会得，少间便都理会得。只是自家见识到，别无法。学者须是撒开心胸，事事逐件都与理会过。未理会得底，且放下，待无事时复将来理会，少间甚事理会不得！”

林恭甫问：“《论语》记门人问答之辞，而《尧曰》一篇乃记尧舜汤武许多事，何也？”先生说：“不消这样理会文字，只消理会那道理。譬如吃饭，碗中盛得饭，自家只去吃，看那滋味如何，莫要问他从何处来。《尧曰》一篇，我也曾见人说，是夫子曾诵述前圣之言，弟子类记于此。先儒也只是如此说。然而道理紧要却不在这里，这只是外面一重，读书须去里面理会。譬如看屋，须看那房屋间架，莫要只去看那外面墙壁粉饰。如吃荔枝，须吃那肉，不吃那皮。您现在却是剥了那肉，却吃那皮核！读书必须是以自家之心体验圣人之心。少间体验得熟，自家之心便是圣人之心。我自二十岁时看道理，便要看那里面。曾看上蔡《论语》，其初将红笔抹出，后又用青笔抹出，又用黄笔抹出，三四番后，又用墨笔抹出，是要寻那精底。看道理，须是渐渐向里寻到那精英处，方是。如射箭：其初方上垛，后来又要中帖；少间又要中第一晕，又要中第二晕，后又要到红心。您现在只在垛之左右，或上或下，却不要中的，这样不济事。须是子细看，看得这一般熟后，事事书都好看。便是七言杂字，也有道理。未看得时，正要去紧要处钻；少间透彻，则无书不可读。而现在人不去理会底，固是不足说；去理会底，又不知寻紧要处，也都讨头不着。”

子升问：“向来读书，病于草草，所以多疑而无益。现在承先生之教，想从《大学》温去。”先生说：“是的。只是着紧把做事。如说持敬，便须入只脚在里面做，不可只作说话看了。”

子升问：“主一工夫兼动静否？”先生说：“如果动时收敛心神在一事上，不胡乱思想，东去西去，便是主一。”又问：“由敬可以至诚否？”先生说：“诚自是真実，敬自是严谨。现在正不要如此看，但见得分晓了，便下工夫做将去。如‘整齐严肃’，‘其心收敛’，‘常惺惺’数条，无不通贯。”

子升问遇事心不存之病。先生说：“只随处警省，收其放心，收放只在自家俄顷瞬息间耳。”或举先生与吕子约书，有“知其所以为放者而收之，则心存矣”。此语最切要。又问曾子谓孟敬子“君子所贵乎道者三”之意。先生说：“曾子之意，且将对下面‘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说。言君子动容貌，要得远暴慢；正颜色，要得近信；出辞气，要得远鄙倍。此其本之所当先者。至于‘笾豆之事则有司存’，盖末而當后者耳，未说到做工夫上。如果说三者工夫，则在平日操存省察耳。”

黎季成问：“向来工夫零碎，现在闻先生之诲，乃见得人之所任甚重，统体通贯。”先生说：“季成只是守旧窠窟，须当进步。”

敬之问：“理既明于心，须又见这样子，方始安稳。”先生说：“学问思辨，也都是学。但学是习此事，思是思量此理者。只说见这样子又不得，须是依样去做。然而只依本画葫芦又不可，须是百方自去寻讨，始得。”

对敬之说：“现在看文字，专要看做里面去。如何里面也更无去处，不看得许多言语？这里只‘主一无适’，‘敬以直内’，涵养去。曾说文字宁是看得浅，不可太深；宁是低看，不可太高。因为浅近虽未能到那切近处，更就上面推寻，却有见时节。如果太深远，更无回头时。恰是人要来建阳，自信州来，行到崇安歇了，却不妨；明日更行，须会到。如果不问来由，一向直走过均亭去，迤逦前去，更无到建阳时节。”

对敬之说：“这道理也只是如此看。必须是自家自奋迅做去，始得。看您大病痛只在个懦弱，必须是便勇猛果决，合做便做。不要安排，不要等待，不要靠别人，不要靠书籍言语，只是自家自检点。您曾看《易》，《易》里说阳刚阴柔，阴柔是极不好。”

对黄敬之说：“必须是打扑精神，莫教这样慢。慢底须是矫、教紧，紧底须是莫放教慢。”

对敬之说：“敬之意气甚弱，看文字都这样迟疑不决，只是不见得道理分明。”贺孙问：“先生向令敬之看《孟子》。如果读此书透，须自变得气质否？”先生说：“只是道理明，自然会变。现在且说读《孟子》，读了只依旧是这个人，便是不会读，便是不会得他里面意思；孟子自是孟子，自家身己自是自家身己。读书看道理，也须着些气力，打扑精神，看教分明透彻，方于身上有功。我近来衰晚，不甚着力看文字。如果旧时看文字，有一段理会未得，须是要理会得，直是辛苦！近日却看得平易。旧时须要勉强说教得，方了，要知道初间也着如此着力。看您如今只这样慢慢，要进又不敢进，要取又不敢取，只如将手这样探摸，只怕物事触了手相似。如果这样看文字，终不见得道理，终不济事，徒然费了时光。须是勇猛向前，匹马单枪做将去看如何，只管怕个什么？‘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他合下也有许多义理，自家合下也有许多义理；他做得，自家也做得。我近看得道理分明，便是有甚利害，有甚祸福，直是不怕。只是见得道理合如此，便做将去。”

黄敬之有书，先生示人杰。人杰说：“其说名义处，或中或否。因为彼未有实功，说得不济事。”先生说：“也须要理会。如果实下功夫，也须先理会名义，都要着落。彼说‘易者心之妙用，太极者性之本体’，其说有毛病。如伊川所说‘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方说得恰当。然而伊川所说‘体’字，与‘实’字相似，乃是该体、用而言。如阴阳动静之类，毕竟是阴为体，阳为用，静而动，动而静，是所以为易之体也。”人杰说：“向见先生说，体是形体，却是着形气说，不如说该体、用者为完备耳。”先生说：“如果作形气说，然而却只说得到一边。只有说作该体、用，乃为全备，却统得下面‘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两句。”

“我平生不会懒，虽然甚病，然而也一心欲向前做事，自是懒不得。现在人所以懒，未必是真个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才见一事，便料其难而不为。因为先有个畏缩之心，所以习成怯弱而不能有所为。”昌父说：“我平生自觉血气弱，日用工夫多只拣易底事做。或尚论人物，也只取其与己力量相近者学之，自觉难处进步不得也。”先生说：“便当这易处而益求其所谓难，因这近处而益求其所谓远，不可只守这个而不求进步。纵使自家力量到那难处不得，然而不可不勉慕而求之。现在人都是未到那做不得处，便先自懒怯了。虽然是怯弱，然而岂可不向前求其难者远者！只要去求，无有不得。如果真个着力求而不得，则无如之何也。”赵说：“我幸闻诸老先生之绪言，粗知谨守，而不敢失坠尔。”先生说：“固然是好，但终究不是活法尔。”

昌父辞，请教。先生说：“当从实处作工夫。”

饶干廷老问：“现在学者不是忘，便是助长。”先生说：“这只是见理不明耳。理是自家固有底，从中而出，如何忘得？使他见之之明，如饥而必食，渴而必饮，则何忘之有？如食而至于饱则止，饮而至于满腹则止，又何助长之有？这都是见理不明之病。”

先生对饶廷老说：“观您近日都汨没了这个意思。虽然县事丛冗，自应如此，更宜做工夫。”

二彭初见，问平居做甚工夫。回答说：“为科举所累，自时文外不曾为学。”先生说：“现在学者多如此。然而既然读圣人书，当反身而求可也。”二公颇自言其居家实践等事。先生说：“躬行固然好，也须讲学。不讲学，遇事便有嵲屼不自安处。讲学明，则坦坦地行将去。此道理无出圣人之言，但当熟读深思。且如人看生文字与熟文字，自是两般。既熟时，他人说底便是我底。读其他书，不如读《论语》最要，因为其中无所不有。如果只躬行而不讲学，只是个糊涂底好人。”又说：“《论语》只是个坯璞子，如果子细理会，煞有商量处。”

对泉州赵公说：“学固然不在乎读书，然而不读书，则义理无由明。总之，无事不要理会，无书不要读。如果不读这一件书，便缺了这一件道理；不理会这一事，便缺这一事道理。要他底，须着些精彩方得，然而泛泛做又不得。所以程先生教人以敬为本，然后心定理明。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也是散说要人敬。但敬便是个关聚底道理，不是专是闭目静坐，耳无闻，目无见，不接事物，然后为敬。整齐收敛，这身心不敢放纵，便是敬。曾说‘敬’字似甚字？恰似个‘畏’字相似。”

萧兄问心不能自把捉。先生说：“自是如此。因为心便能把捉自家，自家却如何把捉得他！唯有以义理涵养耳。”又问：“‘持其志’，如何却又要主张？”先生说：“志是心之发，岂可听其自放而不持之？只是不可硬守定耳。”

问曾光祖说：“您读书，有甚大疑处？”回答说：“觉得持敬不甚安。”先生说：“初学如何便得安？除非是孔子方始‘恭而安’。现在人平日这样放肆，身心一下自是不安。初要持敬。也须有些勉强。但须觉得有些子放去，便须收敛提掇起，教在这里，常常相接，久后自熟。”又说：“虽然这个也这样把捉不得，须是先理会得个道理。而现在学问，便只要理会一个道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有一个物，便有一个道理。所以《大学》之道，教人去事物上逐一理会得个道理。如果理会一件未得，直须反复推究研穷，行也思量，坐也思量；早上思量不得，晚间又把出思量；晚间思量不得，明日又思量。如此，岂有不得底道理！如果只略略地思量，思量不得便掉了，如此千年也理会不得，只管责道是自家鲁钝。我常说，此道理无他，只是要熟。只是今日把来这样看过，明日又把来这样看过，看来看去，少间自然看得。或有看不得底，少间遇着别事没巴没鼻，也会自然触发，因为天下只是一个道理。”

光祖说：“《大学》首尾该贯，初间看，便不得如此。要知道理只是这个道理，只因为失了多年，卒急要寻讨不见。待只管理会教熟，却便这个道理，初间略见得些少时也似。”先生说：“生这样，自无安顿去处。到后来理会熟了，便自合当如此。如一件器用掉在所在多年，卒乍要讨，讨不得。待寻来寻去，忽然讨见，即是元初的定底物事。”

光祖说：“治国、平天下，皆本于致知、格物，看来只是敬。”又举伊川说“内直则外无不方”。先生说：“伊川也只是大体如此说。看来世上自有一种人，不解这样内直外便方正；只是了得自身己，遇事应物，都颠颠倒倒没理会。《大学》须是要人穷理。现在一种学问，正坐此病。只说我自理会得了，其余事皆截断，不必理会，自会做得；更不解商量，更不解讲究，到做出都不合义理。所以圣人说‘敬以直内’，又说‘义以方外’，是见得世上有这般人。学者须是要穷理，不论小事大事，都识得通透。直得自本至末，自顶至踵，并无些子夹杂处。如果说自家资质这样好，只消这样做去，更不解理会其他道理，也不消问别人，这倒是夹杂，倒是私意。”

光祖告行，说：“蒙教诲读《大学》，已略知为学之序。平日言语动作，也自常去点检。又恐有发露而不自觉，乞指示箴戒。”先生说：“看您意思迟重，不会到有他过。只是看文字上，更子细加功，更须着些精采。”

曾问：“读《大学》已知纲目次第了，然而大要用工夫，恐怕在‘敬’之一字。前见伊川说‘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处。”先生说：“能‘敬以直内’了，也须‘义以方外’，方能知得是非，始格得物。不以义方外，则是非好恶不能分别，物也不可格。”曾又问：“恐怕敬立则义在其中，伊川所谓‘弸诸中，彪诸外’，是也。”先生说：“虽然敬立而义在，也须认得实，方见得。现在有人虽然胸中知得分明，说出来也是见得千了百当，及到应物之时，颠倒错谬，全是私意。不知圣人所謂敬义处，全是天理，安得有私意？”因此说：“现在释老所以能立个门户这样，也是他从旁窥得近似。他所谓敬时，却也是能敬，更有‘笠影’之喻。”

程次卿自述：“向曾读伊洛书。妄谓人当随事而思，视时便思明，听时便思聪。视听不接时，皆不可有所思，所谓‘思不出其位’。如果无事而思，则是纷纭妄想。”先生说：“如果闲时不思量义理，到临事而思，已无及。如果只块然守自家个躯壳，直到有事方思，闲时都莫思量，这却甚易，只守此一句足矣。圣贤千千万万，在这里何用？如您所说，则六经语孟之书，皆一齐不消存得。以孔子之圣，也只是好学：‘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如果说闲时都莫思，则世上大事小事，都莫理会。如此，却都无难者。事事须先理会，知得了，方做得行得。为什么《中庸》却不先说‘笃行之’，却先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大学》为什么不先说‘正心诚意’？却先说致知是如何如何？孟子却说‘詖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如果如您说，闲时都不消思量。”季通问：“程君之意是如何？”先生说：“他只要理会自家这心在里面，事至方思，外面事都不要思量理会。”蔡说：“如果不理会得世上许多事，自家里面底也怕理会不得。”先生说：“只根据他所见，自守一个小小偏枯底物事，无缘知得大体。”因此顾贺孙说：“您乡间陈叔向正是如此。如他说格物说：‘物是心，须是格住这心。致知如了了的当，常常知觉。’他所见既如彼，便将圣贤说话都入他腔里面；不如此，则他所学无据。这都是不曾平心读圣贤之书，只把自家心下先顿放在这里，却捉圣贤说话压在里面。如说随事而思，无事不消思，圣贤也自有如此说时节，又自就他地头说。只如您说‘思不出其位’，也不如您说，这‘位’字却不是只守得这躯壳。这‘位’字煞大，如果见得这意思，天下什么事不关自家身己！极而至于参天地，赞化育，也只是这个心，都只是自家分内事。”蔡说：“陆子静正是不要理会许多。王道夫乞朝廷以一监书赐象山，此正犯其所忌。”先生说：“固然是。”蔡说：“如果一向是禅时，也终是高。”先生说：“只是许多模样，是甚道理如此？如果实见得自家底分明，看彼许多道理，不待辨而明。现在诸公说道这个也好，我敢百口保其自见不曾分明。如说洛底也是，蜀底也是，我定道他元不曾理会得。如熙丰也不是，元祐也不是，我定保他自元不曾理会得。如说佛氏也好，老氏也好，我定道他元不曾理会得。如果见得自底分明，是底直是是，非底直是非，那得这样含含胡胡，怕触着人，这人也要周旋，那人也要周旋！”

程又问：“我不是说道闲时全不去思量，意谓临事而思，如读书时只思量这书。”先生说：“读书时思量：书，叠了策时，都莫思量去。行动时心下思量书都不得。在这里坐，只思量这里事；移过那边去坐，便不可思量这里事。今日只思量今日事，更不可思量明日事。这不成说话！试自去平心看圣贤书，都自说得尽。”

吴伯英初见，问：“书如何读？”先生说：“读书无甚巧妙，只是熟读。字字句句，对注解子细辨认语意。解得一遍是一遍工夫，解得两遍是两遍工夫。工夫熟时，义理自然通贯，不用问人。”先生问：“寻常看甚文字？”回答说：“曾读《大学》。”先生说：“看得如何？”回答说：“不过寻行数墨，解得文义通，自不曾生眼目于言外求意。”先生说：“如何是言外意？”回答说：“且如臣之忠，子之孝，火之热，水之寒，只知为臣当忠，为子当孝，火性本热，水性本寒；不知臣之所以忠，子之所以孝，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先生说：“格物只是就事物上求个当然之理。如果臣之忠，臣自是当忠；子之孝，子自是当孝。为臣试不忠，为子试不孝，看自家心中如何？火热冰寒，水火之性如此。凡事只是寻个当然，不必过求，便生鬼怪。”

吴伯英问：“我当从致知、持敬，如此用工夫？”先生说：“这自是我友身上合做底事，不须商量。”

吴伯英问持敬之义。先生说：“且放下了持敬，更须向前进一步。”问：“如何是进步处？”先生说：“心中若无一事时，便是敬。”

吴伯英讲书。先生因此说：“凡人读书，须虚心入里玩味道理，不可只说得皮肤上。譬如一食物，滋味尽在里面，如果只咬噬其外，而不得其味，无益也。”

问器远所学来历。他说：“从二十岁起跟从陈先生。他教人读书，只是让人事事去理会，比如读《周礼》，便理会三百六十官如何安顿；读《书》，便理会二帝三王所以区处天下之事；读《春秋》，便理会所以对待伯者予夺之义。至于论自身上的工夫，说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便有道，不是两样，须是识礼乐法度皆是道理。’”我说：“礼乐法度，古人不是不理会。只是古人都是现成物事，到合用时就拿来使。如告颜渊‘行夏之时，乘殷之辂’，只是现成物事。如学字一般，从小儿便自晓得，后来只是习教熟。如今礼乐法度都一齐乱散，不可稽考，若著心费力在上面，少间弄得都困了。”

器远说：“少时好读伊洛诸书。后来见陈先生，却说只就事上理会，较著实。若只管去理会道理，少间恐流于空虚。”我说：“向见伯恭也有此意，却以《语》《孟》为虚著。《语》《孟》开陈许多大本原，多少的实可行，反以为恐流于空虚，却把《左传》做实，要人看。殊不知少间自都无主张，只见许多神头鬼面，一场没理会，此乃是大不实也！又只管教人看史书，后来诸生都衰了。如潘叔度临死，却去讨佛书看，且是止不得。缘是他那里都无个捉摸，却来寻讨这个。如人乘船，一齐破散了，无可奈何，将一片板且守得在这里。”又说：“孟子说：‘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若不就自家身心理会教分明，只道有些病痛不妨，待有事来旋作安排；少间也把捉得一事了，只是有些子罅缝，少间便是一个祸端。这利害非轻，假饶你尽力极巧，百方去做，若此心有些病根，只是会不好。”又说：“又有说道，身己自著理会，一种应出底事又自著理会，这分明分做两边去。不知古人说修身而天下平，须说做不是始得。《大学》云‘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今来却截断一项，只便要理会平天下，如何得！”又说：“圣门之中，得其传者惟颜子。颜子之问，夫子之答有二项：一则问为仁，一则问为邦。须知得那个是先，那个是后。也须从‘克己复礼’上做来，方可及为邦之事，这事最分晓可见。”又说：“公适来说君举要理会经世之学。今且理会一件要紧事，如国家养许多归明、归正及还军年老者，费粮食供之，州郡困乏，展转二三十年，都缩手坐视其困。器远且道合如何商量？去之则伤恩，养之则益困。若壮资其力，而老弃其人，是大不可，须有个指实。”器远说：“乡间诸先生尝怀见先生之意，却不得面会剖析，使这意思合。”又说：“某不是要教人步步相循，都来入这圈套。只是要教人分别是非教明白，是底还他是，不是底还他不是，大家各自著力，各自撑柱。君尽其职，臣效其功，各各行到大路头，自有个归一处。是乃不同之同，乃所以为真同也。若乃依阿鹘突，委曲包含，不别是非，要打成一片，定是不可。”

器远问：“初学须省事，方做得工夫。”我说：“未能应得事，终是省好。然又怕要去省，却有不省病痛。某尝看有时做事要省些工夫，到得做出却有不好，却不厌人意。且如出路要减些用度令简便，到要用时没讨处，也心烦，依前是不曾省得。若可无事时，且省尽好。若主家事，及父母在上，当代劳役，终不成掉了，去闲所在坐不管。省事固好，然一向不经历，到得事来，却会被他来倒了。”问：“处乡党固当自尽，不要理会别人。若有事与己相关，不可以不说，当如何？”我说：“若合说，便著说，如所谓‘若要我头也须说’！若是不当自家说，与其人不可说，则只得不说。然自家虽然是不说，也须示之以不然之意。只有个当说与不当说，若要把他不是处做是说，便决是不可！”

曹问：“先生所解‘致知格物’处，某即就这上做去。如未能到贯通处，莫也无害否？”我说：“何谓无害？公只是不曾学，岂有不贯通处？学得熟便通。且如要去所在，须是去到，方得。若行得一日，又说恐未必能到，若如此，怎生到得？天下只有一个道理，紧包在那下，撒破便光明，那怕不通！”

又问：“如孟子言‘勿忘，勿助长’，却简易。而今要从细碎做去，却怕不能贯通。”我说：“‘勿忘，勿助长’，自是言养气，试取孟子说处子细看。大凡为学，最切要处在吾心身，其次便是做事，此是的实紧切处。又那里见得如此？须是圣人之言。今之学者，须是把圣人之言来穷究，见得身心要如此，做事要如此。天下自有一个道理若大路然，圣人之言，便是那引路底。”

江文卿博识群书，因感先生之教，自咎说：“某五十年前，枉费许多工夫，记许多文字。”我说：“也不妨。如今若理会得这要紧处，那许多都有用。如七年十载积叠得柴了，如今方点火烧。”

对江文卿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公今却无择善一著。圣人择善，便是事不遗乎理。公今知得，便拽转前许多工夫自不妨。要转便转，更无难者。觉公意思尚放许多不下，说几句又渐渐走上来，如车水相似，又滚将去。”又说：“东坡说话固多不是，就他一套中间又自有精处。如说《易》，说甚性命，全然恶模样。如说《书》，却有好处理。如说帝王之兴，受命之祥，如河图、洛书、玄鸟、生民之诗，固有是理，然非以是为先。恨学者推之过详，流入谶纬；后人举从而废之，亦过矣。这是他说得好处，公却不记得这般所在，亦是自家本领不明。若理会得原头正，到得看那许多，方有辨别。如程先生与禅子读碑，云：‘公所看都是字，某所看都是理。’似公如今所说亦都是字，自家看见都是理。”

周兄良问：“某平时所为，把捉这心教定。一念忽生，则这心返被他引去。”我说：“这个亦只是认教熟，熟了便不如此。今日一念才生，有以制之；明日一念生，又有以制之，久后便无此理。只是这边较少，那边较多，便被他胜了。如一车之火，以少水胜之，水扑处才灭，而火又发矣。又如弱人与强人相牵一般，强人在门外，弱人在门里，弱底不能胜，便被他强底拖去了。要得胜他，亦只是将养教力壮后，自然可以敌得他去。非别有个道理，也只在自家心有以处之耳。孟子所谓舍则亡，操则常存在此。《大学》所谓忿懥、好乐等事，亦是除了此心，则心自然正，不是把一个心来正一个心。”又说：“心只是敬。程子所谓‘主一无适’，主一只是专一。如在这里读书，又思量做文字，又思量别事去，皆是不专。”又说：“见得彻处，彻上彻下，只是一个道理，须是见得实方是。见得铁定，如是便为善，不如是便为恶，此方是见得实。”

诸生说书毕，先生说：“诸公看道理，寻得一线路脉著了。说时也只是恁地，但于持守处更须加工夫。须是著实于行己上做得两三分始得，只恁说过不济事。”周贵卿说：“非不欲常常持守，但志不能帅气，后临事又变迁了。”我说：“只是乱道！岂是由他自去？正要待他去时拨转来。‘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止，吾止也；往，吾往也。’”

李周翰请教，屡叹年岁之高，未免时文之累。我说：“这须是自见得，从小儿也须读《孝经》《论语》来，中间何故不教人如此？曾读书，也须疑著。某所编《小学》，公且子细去看，也有古人说话，也有今人说话，且看是如何。古人都自少涵养好了。”后因说“至善”，又问作时文，先生说：“读书才说要做文字使，此心便错了。若剩看得了，到合说处便说，当不说处不说也得，本来不是要人说得便了。如时文，也只不出圣贤不多说话翻誊出来。且如到说忠信处，他也会说做好，只是与自身全不相干。”因举“在漳州日，词讼讫，有一士人立庭下。待询问，乃是要来从学。居泉州，父母遣学举业，乃厌彼，要从学。某以其非父母命，令且归去，得请再来，始无所碍。然其有所见如此，自别”。

吴楶直翁问：“学亦颇知自立，而病痛犹多，奈何？”我说：“未论病痛。人必全体是，而后可以言病痛。譬如纯是白物事了，而中有黑点，始可言病痛。公今全体都未是，何病痛之可言！设虽有善，亦只是黑上出白点，特其义理之不能已与气质之或美耳。大抵人须先要趋向是。若趋向正底人，虽有病痛，也是白地上出黑花。此特其气禀之偏，未能尽胜耳，要之白地多也。趋向不正底人，虽有善，亦只是黑地上出白花，却成差异事。如孔门弟子，亦岂能纯善乎？然终是白地多，可爱也。人须先拽转了自己趋向始得。孔子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既志于义理，自是无恶；虽有未善处，只是过耳，非恶也。以此推之，不志于仁，则无善矣。盖志在于利欲，假有善事，亦偶然耳，盖其心志念念只在利欲上。世之志利欲与志理义之人，自是不干事。志利欲者，便如趋夷狄禽兽之径；志理义者，便是趋正路。乡里如江德功吴公济诸人，多少是激恼人，然其志终在于善。世也有一种不激恼人底，又见人说道理，他也从而美之；见人非佛老，他亦从而非之。但只是胡乱顺人情说，而心实不然，不肯真个去做，此最不济事。”

“某人来说书，大概只是捏合来说，都不详密活熟。此病乃是心上病，盖心不专静纯一，故思虑不精明。要须养得此心令虚明专静，使道理从里面流出，便好。”铢说：“豫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正谓此。”我说：“然。”张仁叟问：“何以能如此？莫只在静坐否？”我说：“自去检点。且一日间试看这几个时在内？几个时在外？小说中载赵公以黑白豆记善恶念之起，此是古人做工夫处。如此检点，则自见矣。”又说：“读书须将心帖在书册上，逐字看得各有著落，方好商量。须是收拾此心，令专静纯一，日用动静间都在，不驰走散乱，方看得文字精审。如此，方是有本领。”

先生对陈公直说：“读书，且逐些子理会，莫要搅动他别底。今人读书，多是从头一向看到尾，都搅浑了。”

先生曾对刘学古说：“康节诗云：‘闲居谨莫说无妨！’盖道无妨，便是有妨。要做好人，则上面煞有等级；做不好人，则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间尔。”

彦忠问：“居常苦私意纷搅，虽即觉悟而痛抑之，然竟不能得洁静不起。”先生笑说：“此正子静‘有头’之说，却是使得。惟其此心无主宰，故为私意所胜。若常加省察，使良心常在，见破了这私意只是从外面入。纵饶有所发动，只是以主待客，以逸待劳，自家这里亦容他不得。此事须是平日著工夫，若待他起后方省察，殊不济事。”

林士谦初见，问仁智自得处。我说：“仁者得其为仁，智者得其为智，岂仁智之外更有自得？公此问不成问。且去将《论语》从‘学而时习’读起，《孟子》将‘梁惠王’读起，《大学》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读起，《中庸》从‘天命之谓性’读起。某之法是如此，不可只摘中间一两句来理会，意脉不相贯。”

苏宜久辞，问归欲观《易》。我说：“而今若教公读《易》，只看古注，并近世数家注，又非某之本心。若必欲教公依某之《易》看，某底又只说得分三分，自有六七分晓不得，亦非所以为教。看来《易》是个难理会底物事，卒急看未得，不若且未要理会。圣人云：‘《诗》、《书》、执礼，皆雅言也。’看来圣人教人，不过此数者。公既理会《诗》了，只得且理会《书》；理会《书》了，便当理会《礼》。《礼》之为书，浩瀚难理会，卒急如何看得许多？且如个《仪礼》，也是几多头项。某因为思得一策：不若且买一本温公《书仪》，归去子细看。看得这个，不惟人家冠、昏、丧、祭之礼，便得他用；兼以之看其他礼书，如《礼记》《仪礼》《周礼》之属，少间自然易，不过只是许多路径节目。温公《书仪》固有是有非，然他那个大概是。”

廖晋卿请读何书。我说：“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未定，无非走作之时。可且收敛精神，方好商量读书。”接着对他说：“《王藻》九容处，且去子细体认。待有意思，却好读书。”

厚之临别请教，因说：“看文字生。”我说：“日子足，便熟。”

陈希周请问读书修学之门。我说：“所谓读书者，只是要理会这个道理。治家有治家道理，居官有居官道理，虽然头面不同，然又只是一个道理。如水相似，遇圆处圆，方处方，小处小，大处大，然亦只是一个水耳。”

先生对郑光弼子直说：“书虽是古人书，今日读之，所以蓄自家之德。却不是欲这边读得些子，便搬出做那边用。《易》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公今却是读得一本书，便做得许多文字，驰骋跳踯，心都不在里面。如此读书，终不干自家事。”又说：“义利之辨，正学者所当深知。”

子合纯笃，肤仲疏敏。

先生对正甫说“精神专一”。

钟唐杰问“穷理、持敬”。我说：“此事不用商量。若商量持敬，便不成持敬；若商量穷理，便不成穷理。须令实理在题目之后。”

闾丘次孟说：“尝读《曲礼》、遗书、康节诗，觉得心意快活。”我说：“他本平铺地说在里，公却帖了个飞扬底意思在上面，可知是恁地。康节诗云：‘真乐攻心不奈何。’某谓此非真乐也，真乐便不攻心。如颜子之乐，何尝恁地！”说：“次孟何敢望康节，直涂之人尔。”我说：“涂人却无许多病。公正是肚里有许多见识道理，搅得恁地叫唤来。”又举《曲礼》成诵。先生说：“但《曲礼》无许多叫唤。”说：“次孟气不足。”我说：“非气不足，乃气有余也。”

对元昭说：“且要虚心，勿要周遮。”元昭以十诗献，诗各以二字命题，如“实理”之类，节节推之。先生指立命诗两句：“‘几度风霜猛摧折，依前春草满池塘。’既说道佛老之非，又却流于佛老，此意如何？”元昭说：“言其无止息。”我说：“观此诗与贤说话又异。此只是要斗胜。知道，安用许多言！颜子当时不曾如此，此只是要人知，安排饾饤出来，便不是。末篇极致尤不是。如何便到此，直要撞破天门！前日说话如彼，今日又如此，只是说话。”

元昭告归。先生说：“归以何为工夫？”说：“子细观来，平生只是不实，当于实处用工夫。”我说：“只是粗。除去粗，便是实。”说：“每尝观书，多只理会大意，元不曾子细讲究。”我说：“大意固合理会，文义亦不可不讲究，最忌流于一偏。明道说：‘与贤说话，却似扶醉汉，救得一边，倒了一边。’今之学者大抵皆然。如今人读史成诵，亦是玩物丧志。学者若理会不得，闻这说话，又一齐弃了。只是停埋摊布，使表里相通方可。然亦须量力。若自家力不及，多读无限书，少间埋没于其间，不惟无益，反为所害。近日学者又有一病，多求于理而不求于事，求于心而不求于身。如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既能克己，则事事皆仁，天下皆归仁于我，此皆有实迹。而必说‘天下皆归吾仁之中’，只是无形无影。自龟山以来皆如此说。徐承叟亦云，见龟山说如此。”

先生问元昭：“近来颇觉得如何？”说：“自觉此心不实。”我说：“但不要穷高极远，只于言行上点检，便自实。今人论道，只论理，不论事；只说心，不说身。其说至高，而荡然无守，流于空虚异端之说。且如‘天下归仁’，只是天下与其仁，程子说‘事事皆仁’是也。今人须要说天下皆归吾仁之中，其说非不好，但无形无影，全无下手脚处。夫子对颜子‘克己复礼’之目，亦只是就视听言动上理会。凡思虑之类，皆动字上包了，不曾更出非礼勿思一条。盖人能制其外，则可以养其内。固是内是本，外是末；但偏说存于中，不说制于外，则无下手脚处，此心便不实。外面尽有过言、过行更不管，却说吾正其心，有此理否？浙中王蘋信伯亲见伊川来，后来设教作怪。舒州有语录之类，专教人以‘天下归仁’。才见人，便说‘天下归仁’，更不说‘克己复礼’！”

杨丞问心思扰扰。我说：“程先生说：‘严威整肃，则心便一。一则自无非僻之干。’只才整顿起处，便是天理，无别天理。但常常整顿起，思虑自一。”

黄达才说思不能精之病。我说：“硬思也不得。只要常常提撕，莫放下，将久自解有得。”

立之问：“某常于事物未来，思虑未萌时，觉见有惺惺底意思；故其应变接物，虽动，却有不动的意思存。未知是否？”我说：“应变接物，只要得是。如‘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此可以尽天下之事。若须要不不动，则当好作事处，又蹉过了。”

李伯诚说：“打坐时意味也好。”我说：“坐时固是好，但放下脚，放开眼，便不恁地了。须是临事接物时，长如坐时方可。如挽一物样，待他要去时，硬挽将转来，方得。”

张以道请教诲。我说：“但长长照管得那心便了。人若能提掇得此心在时，煞争事。”

刘炳韬仲以书问格物未尽，处义未精。我说：“此学者之通患。然受病不在此，这前面别有受病处。”余正叔说：“岂其自然乎？”我说：“都不干别事，本不立耳。”

郑昭先景绍请教。我说：“今人却是倒置。古人学而后仕，今人却反仕而后学。其未仕也，非不读书，但心有所溺，圣贤意思都不能见。科举也是夺志。今既免此，亦须汲汲于学。为学之道，圣经贤传所以告人者，已竭尽而无余，不过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今人驰骛纷扰，一个心都不在躯壳里。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又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学者须要识此。”

丘玉甫作别，请益。我说：“此道理尽说只如此。工夫全在人，人却听得顽去声。了，不曾真个做。须知此理在己，不在人；得之于心而行之于身，方有得力，不可只做册子工夫。如某文字说话，朋友想都曾见之。想只是看过，所以既看过，依旧只如旧时。只是将身挂在理义边头，不曾真个与之为一。须是决然见得未尝离，不可相舍处，便自然著做不能已也。”又说：“学者肯做工夫，想是自有时。然所谓时者，不可等候，只自肯做时便是也。今学者自不以为饥，如何强他使食！自不以为渴，如何强他使饮！”

江元益问入德。我说：“德者己之所自有。入德，只是进得底。且如仁义礼智，自家不得，便不是自家底。”

江元益问门人勇者是谁。我说：“未见勇者。”

林叔和别去，请教。我说：“根本上欠工夫，无归宿处。如读书应事接物，固当用功；不读书，不应事接物时如何？”林好主叶正则之说。我说：“病在先立论，圣贤言语，却只将来证他说。凡读书须虚心，且似未识字底。将本文熟读平看，今日看不出，明日又看。看来看去，道理自出。”

周元卿问：“读书，有时半板前心在书上，半板后忽然思虑他事，口虽读，心自在别处，如何得心只在书上？”我说：“此最不可。‘不诚无物’，虽读，犹不读也。‘诚者物之终始’。如半板已前心在书上，则只在半板有始有终；半板以后心不在焉，则无物矣。”

对诸友说：“郑仲履之学，只管从小小处看，不知经旨初不如此，观书当从大节目处看。程子有言：‘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可见矣。’”

方叔弟问：“平居时习，而习中每觉有愧，何也？”我说：“如此，只是工夫不接续。要习，须常令工夫接续则得。”又问寻求古人意思。我说：“某常谓，学者须是信，又须不信，久之，却自寻得个可信底道理，则是真信也。”

先生以林一之问卷示诸生，说：“一之恁地沉沦，不能得超脱。他说生物之心，我与那物同，便会相感。这生物之心，只是我底，触物便自然感；非是因那物有此心，我方有此心。且赤子不入井，牛不觳觫时，此心何之？须常妆个赤子入井，牛觳觫在面前，方有此恻隐之心；无那物时，便无此心乎？又说义利作甚？此心才有不存，便错了。未说到那义利处。”

林一之问：“先生说动静义，只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底道理？”我说：“固是如此。然何须将来引证？某僻性最不喜人引证。动中静，静中动，古人已说了。今更引来，要如何引证得是？但与此文义不差耳，有甚深长？今自家理会这处，便要将来得使。恁地泛泛引证，作何用！明道言介甫说塔，不是上塔，今人正是说塔。须是要直上那顶上去，始得，说得济甚事？如要去取咸阳，一直去取，便好，何必要问咸阳是如何广狭？城池在那处？宫殿在那处？亦何必说是雍州之地？但取得其地便是。今恁地引证，恰似要说咸阳，元不曾要取他地。”

郭叔云问：“为学之初，在乎格物。物物有理，从何处下手？”我说：“人个个有知，不成都无知，但不能推而致之耳。格物，是格物理至彻底处。”又说：“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

先生教郭说：“为学切须收敛端严，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

与冯德贞说为己、为人。我说：“若不为己，看做甚事都只是为别人。虽做得好，亦不关己。自家去从师，也不是要理会身己；自家去取友，也不是要理会身己。只是漫恁地，只是要人说道也曾如此，要人说道好。自家又识得甚么人，自家又有几个朋友，这都是徒然。说道，看道理，不曾著自家身己，如何会晓得？世上如此为学者多。只看为己底是如何，他直是苦切。事事都是自家合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有人苦学者，他因甚恁地苦？只为见这物事是自家合做底事。如人吃饭，是自家肚饥，定是要吃。又如人做家主，要钱使，在外面百方做计，壹钱也要将归。这是为甚如此？只为自家身上事。若如此为学，如何会无所得！”

余国秀问治心、修身之要。以为虽知事理之当为，而念虑之间多与日间所讲论相违。我说：“且旋恁地做去，只是如今且说个‘熟’字。这‘熟’字如何便得到这地位？到得熟地位，自有忽然不可知处。不是被你硬要得，直是不知不觉得如此。”

国秀问：“向曾问身心性情之德，蒙批诲。宋杰窃于自己省验，见得此心未发时，其仁义礼智之体浑然未有区别。于此敬而无失，则发而为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之情，自有条理而不乱。如此体认，不知是否？”我说：“未须说那‘敬而无失’，与未有区别，及自有条理而不乱在，且要识认得这身心性情之德是甚底模样。说未有区别，亦如何得？虽是未发时无所分别，然亦不可不有所分别。盖仁自有一个仁底模样物事在内，义自有个义底模样物事在内，礼智皆然。今要就发处认得在里面物事是甚模样。故发而为恻隐，必要认得恻隐之根在里面是甚底物事；发而为羞恶，必要认得羞恶之根在里面是甚底物事。礼智亦如之。譬如木有四枝，虽只有一个大根，然必有四根，一枝必有一根也。”又问：“宋杰寻常觉得资质昏愚，但持敬则此心虚静，觉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则里面固是昏杂，而发于外亦鹘突，所以专于‘敬而无失’上用功。”我说：“这里未消说敬与不敬在。盖敬是第二节事，而今便把来夹杂说，则鹘突了，愈难理会。且只要识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虚静，也要识得这物事；不虚静，也要识得这物事。如未识得这物事时，则所谓虚静，亦是个黑底虚静，不是个白底虚静。而今须是要打破那黑底虚静，换做这个白底虚静，则八窗玲珑，无不融通。不然，则守定那里底虚静，终身黑淬淬地，莫之通晓也。”

问：“先生答余国秀云：‘须理会得其性情之德。’”我说：“须知那个是仁义礼智之性，那个是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情，始得。”问：“且如与人相揖，便要知得礼数合当如此。不然，则‘行矣而不著，习矣而不察’。”我说：“常常恁地觉得，则所行也不会大段差舛。”

用之举似：“先生向日曾答蔡丈书，承喻‘以礼为先’之说。又：‘“似识造化”之云，不免倚于一物，未知亲切工夫耳。大抵濂溪说得得当，《通书》中数数拈出“几”字。要当如此瞥地，即自然有个省力处，无规矩中却有规矩，未造化时已有造化。’此意如何？”我说：“几固要得。且于日用处省察，善便存放这里，恶便去而不为，便是自家切己处。古人礼仪，都是自少理会了，只如今人低躬唱喏，自然习惯。今既不可考，而今人去理会，合下便别将做一个大项。又不道且理会切身处，直是要理会古人因革一副当，将许多精神都枉耗了，元未切自家身己在。”又说：“只有《大学》教人致知、格物底，便是就这里理会；到意诚、心正处展开去，自然大。若便要去理会甚造化，先将这心弄得大了，少间都没物事说得满。”

林仲参问下学的要点和受用处。回答说：“泼底的桌椅放在屋下坐，便是受用。如果贪慕外面的高山曲水，便不是受用的。”举诗说：“贫家净扫地，贫女好梳头。下士晚闻道，聊以拙自修。”“前人只这样说了。”

刘淮求教。回答说：“我别无他法，只是将圣贤的书虚心下气来读。且看这是对，那是不对。等到一回推出一回新意，便是进步处。不然，只是外面的事，只管做出去，不见里面滋味，如何责得他！”

赵恭父再次求见。问：“别后读书如何？”回答说：“近来觉得意思却不很迫切。”说：“如果只这样根据所见固定做功夫，却又有苟且的毛病去。”说：“怎敢苟且？”说：“既然不迫切，便相将向这边来，又不可不察。”又问：“切己功夫，如何愈见得己私难胜？”说：“这个也不须苦苦与他为敌。但只要觉得此心随这物事去，便与他唤回来，便都没事。”

对南城熊说：“圣贤语言，只似常俗人说话。如今须是把得圣贤言语，凑得成常俗言语，才是，不要引东引西。如果说这句未通，又引那句，终久两下都理会不得。如果这句已通，次第到那句自解通。”

看文字，不可过于疏，也不可过于密。如陈德本有过于疏的毛病，杨志仁有过于密的毛病。因为太谨密，则少间看道理从那穷处去，更插不入。不如且放下，放开阔看。

器之看文字见得快。叔蒙也看得好，与前不同。

许敬之侍教，屡次与他说，不合。说：“学未晓理，也无害；说经未得其意，也无害。且须静听说话，寻其语脉是如何。一向强辩，全不听所说，胸中殊无主宰，少间只成个狂妄人去。”

淳叟问：“方读书时，觉得无静的功夫。须有读书之时，有虚静之时。”说：“我旧见李先生，尝教令静坐。后来看得不然，只是一个‘敬’字好。方无事时，敬于自持；及应事时，敬于应事；读书时，敬于读书；便自然该贯动静，心无时不存。”

先生见刘淳叟闭目坐，说：“淳叟待要遗物，物本不可遗。”

坐间有及刘淳叟事。说：“不意其变常至此！我向往奏事时来相见，极口说陆子静之学大谬。我因诘之云：‘若子静学术自当付之公论，公如何得如此说他？’此亦见他质薄处。然其初间深信之，毕竟自家唤做不知人。”

辨奸论谓‘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每常嫌此句过当，今见得亦有此样人。我向年过江西与子寿对语，而刘淳叟尧夫独去后面角头坐，都不管，学道家打坐。被某骂云：‘便是某与陆丈言不足听，亦有数年之长，何故恁地作怪！’

因论刘淳叟事，云：“添差倅亦可以为。”论治三吏事，云：“漕自来为之亦好。不然，委别了事人。淳叟自为太掀揭，故生事。”因论今赵帅可语，盐弊何不一言？云：“我如何敢与？大率以沉审为是，出位为戒。”

陈寅仲问刘淳叟。说：“刘淳叟，方其做功夫时，也过于陈正己；及其狼狈，也甚于陈正己。陈正己轻薄，向到那里，觉得他意思大段轻薄，每事只说道他底是。他资质本自捞攘，后来又去合那陈同父。兼是伯恭教他时，只是教他权数了。伯恭教人，不知是怎生地至此。”笑云：“向前见他们人有个祭文云，其有能底，则教他立功名作文章；其无能底，便语他‘正心、诚意’！”

先生说：“陈正己，薛象先喜之者何事？”贺孙云：“想是喜其有才。”汪长孺谓：“并无其才，全做事不成。”说：“叔权谓长孺：‘他日观气质之变，以验进退之浅深。’此说最好。大凡人须是子细沉静，大学谓‘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如一件物事，自家知得未曾到这里，所见未曾定；以无定之见，遂要决断此事，如何断得尽！一件物事，有长有短。自家须实见得他那处是长，那处是短。如今便一定把著他短处，便一齐没他长处。若只如此，少间一齐不通。礼记云：‘疑事毋质，直而勿有。’看古人都是恁地不敢草草。周先生所以有‘主静’之说，如蒙艮二卦，皆有静止之体。洪范五事‘听曰聪；聪作谋’。谋属金，金有静密意思；人之为谋，亦欲静密。‘貌曰恭；恭作肃。’肃属水，水有细润意思；人之举动，亦欲细润。圣人所以为圣人，只是‘动静不失其时，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圣人这般所在，直是则得好。自家先恁地浮躁，如何要发得中节！做事便事事做不成，说人则不曾说得著实。”又说：“老子之术，自有退后一著。事也不搀前去做，说也不曾说将出，但任你做得狼狈了，自家徐出以应之。如人当纷争之际，自去僻静处坐，任其如何。彼之利害长短，一一都冷看破了，从旁下一著，定是的当。此固是不好底术数，然较之今者浮躁胡说乱道底人，彼又较胜。”因举老子语：“‘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若客，涣若冰将释。’子房深于老子之学。曹参学之，有体而无用。”

问：“姜叔权自言终日无思虑，有‘寂然不动’之意。德辅疑其已至。”说：“且问他还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否？须是穷理。若只如此，则不须说格物、致知。”问：“如此，则叔权之静未是至？”说：“固是。”

戴明伯请教。说：“且将一件书读。圣人之言，即圣人之心；圣人之心，即天下之理。且逐段看令分晓，一段分晓，又看一段。如此至一二十段，亦未解便见个道理，但如此心平气定，不东驰西骛，则道理自逐旋分明。去得自家心上一病，便是一个道理明也。道理固是自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须逐旋揩磨呼唤得归。然无一唤便见之理。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底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却如何？不若且虚心读书。读书，切不可自谓理会得了。便理会得，且只做理会不得。我见说不会底，便有长进；不长进者，多是自谓已理会得了底。如此，则非特终身不长进；便假如释氏三生十六劫，也终理会不得！”又云：“此心先错用向东去，及至唤回西边，又也只是那向东底心；但只列转些顿放，元不曾改换。有一学者先佞佛，日逐念金刚大悲咒不停口。后来虽不念佛，来诵大学论孟，却依旧赶遍数，荒荒忙忙诵过，此亦只是将念大悲咒时意思移来念儒书尔。”

括苍徐元明郑子上同见。先生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今江西诸人之学，只是要约，更不务博；本来虽有些好处，临事尽是凿空杜撰。至于吕子约，又一向务博，而不能反约。读得书多，左牵右撰，横说直说，皆是此理；只是不洁净，不切要，有牵合无谓处。沈叔晦不读书，不教人，只是所守者浅狭；只有些子道理，便守定了，亦不博之弊。”

陆深甫问为学次序。说：“公家庭尊长平日所以教公者如何？”陆云：“删定叔祖所以见教者，谓此心本无亏欠，人须见得此心，方可为学。”说：“此心固是无亏欠，然须是事事做得是，方无亏欠。若只说道本无亏欠，只见得这个便了，岂有是理！”因说：“江西学者自以为得陆删定之学，便高谈大论，略无忌惮。忽一日自以为悟道，明日与人饮酒，如法骂人。我谓贾谊云，秦二世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今江西学者乃今日悟道而明日骂人，不知所修者果何道哉！”

包详道书来言“自壬子九月一省之后”。先生对显道说：“人心存亡之决，只在出入息之间。岂有截自今日今时便鬼乱，已后便悄悄之理？圣贤之学，是掯掯定定做，不知不觉，自然做得彻。若如所言，则是圣贤修为讲学都不须得，只等得一旦恍然悟去，如此者起人侥幸之心。”

“看孙吉甫书，见得是要做文字底气习。且如两汉晋宋隋唐风俗，何尝有个要如此变来？只是其风俗之变，滚来滚去，自然如此。汉末名节之极，便变作清虚底道理。到得陈隋以后，都不理会名节，也不理会清虚，只是相与做一般纤艳底文字。君臣之间，把这文字做一件大事理会。如进士举是隋炀帝做出来，至唐三百年以至国初，皆是崇尚文辞。”郑子上问：“风俗滚来滚去，如何到本朝程先生出来，便理会发明得圣贤道理？”说：“周子二程说得道理如此，亦是上面诸公挪趱将来。当杨刘时，只是理会文字。到范文正孙明复石守道李太伯常夷甫诸人，渐渐刊落枝叶，务去理会政事，思学问见于用处。及胡安定出，又教人作‘治道斋’，理会政事，渐渐挪得近里，所以周程发明道理出来，非一人之力也。”

先生对杜叔高说：“学贵适用。”

先生对鲁可几说：“事不要察取尽。”

或问徐子颜。说：“其人有守，但未知所见如何。”

今学者有两样，意思钝底，又不能得他理会得；到得意思快捷底，虽能当下晓得，然又恐其不牢固。如龚郯伯理会也快，但恐其不牢固。

先生问郭廷硕：“今如何？”说：“也只如旧为学。”说：“贤江西人，乐善者多，知学者少。”又说：“杨诚斋廉介清洁，直是少。谢尚书和易宽厚，也煞朴直。昔过湘中时，曾到谢公之家，颓然在败屋之下，全无一点富贵气，也难得。”又说：“闻彭子寿造居甚大，何必如此？”又及一二人，说：“以此观谢尚书，直是朴实。”

先生问：“湘乡旧有从南轩游者，为谁？”佐对以周奭允升、佐外舅舒谊周臣。外舅没已数岁，南轩答其论知言疑义一书，载文集中。允升藏修之所正枕江上，南轩题曰‘涟溪书室’。乡曲后学讲习其间，但允升今病不能出矣。”先生说：“南轩向在静江曾得书，甚称说允升，所见必别，安得其一來！次第送少药物与之。”

直卿告先生以赵友裕复有相招之意。先生说：“看今世务已自没可柰何。只得随处与人说，得识道理人多，亦是幸事。”

吕德远辞，云将娶，拟某日归。及期，其兄云：“与舍弟商量了，且更承教一月，却归。”说：“公将娶了，如何又恁地说？此大事，不可恁地。宅中想都安排了，须在等待，不可如此了。”即日归。

季绎劝蔡季通酒，止其泉南之行。蔡决于先生，先生笑而不答。良久，云：“身劳而心安者为之，利少而义多者为之。”

先生看糊窗，说：“有些子不齐整，便不是他道理。”朱季绎说：“要好看，却从外糊。”直卿说：“此自欺之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