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43

○元祐更化

神宗元丰八年三月，皇帝去世。皇太子赵煦即位，当时十岁。太皇太后高氏临朝，一同听政。太后听政后，立即遣散修京城的役夫，停止建造军营和宫廷工技，放出近侍中特别不像话的人，告诫朝廷内外不要苛刻征收，放宽民间保户马。事情由宫中直接下旨，宰相王珪等人没有参与知晓。

司马光听到先帝去世，入朝哭丧。当时司马光被罢官在洛阳住了十五年，农夫、乡老都称他为司马相公，妇女、小孩也知道君实。到这时入朝哭丧，卫士见到司马光，都把手放在额上表示敬意，百姓拦路喊道：“您不要回洛阳，留下来辅佐天子，救活百姓。”所到之处，人们聚集观看。司马光害怕，急忙回去。太后派梁惟简慰劳司马光，问他为政应当先做什么。司马光上疏说：“我听说《周易》，天地交合就是《泰》卦，不交合就是《否》卦。君父，是天。臣民，是地。所以君主放下心來询问，臣子竭诚献上替代方案，那么各种政务就能修治，国家安宁。君主厌恶逆耳的话，臣子谋求自身安宁的计策，那么下情堵塞，众心离散背叛。自从有人类以来，治乱没有不由于这个道理的。道就像岔路，近处差半步，远处差千里。如今陛下新登大宝，太皇太后共同决断万机，初次发号施令，这是治乱的岔路，安危的分界。应当以紧要急切的事为先，以琐碎细事为后。我私下看到近年来，风俗颓废败坏，士大夫以苟且偷合为明智，以危言正论为狂妄，导致下情被遮蔽不能上通，上恩被堵塞不能下达。民间愁苦，痛心疾首，而上面不知道。明主忧勤，天未亮就穿衣，天黑了才吃饭，而下面无处申诉。都是群臣的罪过，而愚民无知，往往把怨恨归到先帝身上。我愚昧地认为今天应当先做的，莫过于明确下诏书，广开言路，不论有官无官的人，凡是知道朝政缺失和民间疾苦的，都允许进呈实封状，尽情极言。并且颁下各路州、军，出榜晓示。在京城的就在鼓院投下，委派主判官按时送入。在外地的就在州、军投下，委派长吏即日附递奏闻。都不得索取副本，强行压制退回。群臣如果有阻止为难的，那人必有奸恶，害怕别人指陈，专门想蒙蔽圣听，这不可不察。”诏令听从了。

夏四月甲戌，下诏说：“先皇帝临御十九年，建立政事以泽被天下。而有关部门奉行失当，几乎烦扰，有的苟且敷衍，不能宣布实惠。现申谕朝廷内外，同心奉令，以符合先帝惠安百姓的意思。”

五月丙申，下诏百官议论朝政缺失，在朝堂张榜。当时大臣有不高兴的，在诏语中设了六件事来禁止遏制说：“如果暗中有所怀藏，侵犯非分的职权，或者煽动机要大事，或者迎合已行的命令，对上观望朝廷的意思以侥幸求进，对下迷惑流俗之情以博取虚誉：像这样的，一定惩罚不赦。”太后又封诏书草稿给司马光看，司马光说：“这不是求谏，是拒谏。人臣只有不说，一说就落入六件事了。”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员外郎王谔都应诏言事，有人想借这两人来惩罚天下言事的人，说他们不是本职而言，罚铜三十斤。司马光详细论述了情况，改诏实行，于是上封事的有一千多人。

丙辰，任命蔡确、韩缜为尚书左、右仆射兼门下、中书侍郎，章惇知枢密院事。下诏起用司马光知陈州，司马光经过宫阙入见，留任门下侍郎。这时，天下百姓伸长脖子擦亮眼睛看新政，而议论的人还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司马光说：“先帝的法，好的即使百世也不可改变。像王安石、吕惠卿所建立的为害天下的，改它应当像救火救溺。况且太皇太后以母亲的身份改儿子的，不是儿子改父亲的。”于是众议稍停。

罗从彦说：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是孝子居丧，志在存有父亲在世时的道，不必主事而言。况且当易危为安、易乱为治的时候，快就能成功，慢就来不及，改它正是所以为孝。天子的孝，在于保天下。司马光不立即从道理上说明，却说：“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遏止众议就错了。其后到绍圣时，排陷忠良，危害治道，难道也是司马光有招来的吗。

召程颢为宗正寺丞。当时朝政正在革新，贤德登进，程颢虽然是小官，特别为时望所归，所以有这个召命。恰逢程颢因病不行，不久去世。丁亥，下诏朝廷内外臣庶，允许“直言朝政得失，民间疾苦”。

秋七月戊戌，任命吕公著为尚书左丞。起初，吕公著知扬州，被召侍读。太后派使者迎问他想说什么，吕公著说：“先帝本意以宽省民力为先，而建议的人以变法侵民为务，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一切排斥，所以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诚得中正之士，讲求天下利病，协力而为，应当不难了。”因而上十件事说：畏天、爱民、修身、讲学、任贤、纳谏、薄敛、省刑、去奢、无逸。到了之后，就有这个任命。吕公著既居政府，与司马光同心辅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是想要革除而未暇与革除而未尽的，一一举行。又请求备置谏员以开言路。百姓欢呼鼓舞称便。

下诏罢保甲法。起初，保甲法行于京畿及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凡置会校、都保三千二百六十六，正长、壮丁六十九万一千九百四十五人，每年省旧募兵钱六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三缗，而民间应调，不胜其苦。先是，司马光对太后说：“兵出民间，虽说古法，但古时八百家才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闲民甚多，三时务农，一时讲武，不妨稼穑。自两司马以上，皆选贤士大夫为之，无侵渔之患，故卒乘辑睦，动则有功。如今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以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战阵，是农民半为兵。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场，不问四时，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监司，专切提举，州县不得关预。每一丁教阅，一丁供送，虽说五日，而保、正长以泥堋、除草为名，聚之教场，得赂则纵，否则留之。是三路耕耘收获稼穑之事几乎尽废。”到这时，又力言其公私劳扰，有害无益。于是下诏罢之。

十一月丙戌，罢方田。

任命鲜于侁为京东转运使。熙宁末鲜于侁已曾为这个官，到这时，吴居厚被贬，又用他。司马光对人说：“如今又用子骏为转运使，确实不是所宜。但朝廷想救东土的弊病，非子骏不可。这是一路福星，怎么得到一百个子骏遍布天下呢？”

十二月壬戌，罢市易法。当时言事者交相论说市易之患遍及天下。本钱大约一千二百万缗，大概二分其息，十五年之间，子本应当数倍，如今才仅足本钱。因为买物入官，未转售而先计息取偿，至于物货苦恶，上下相蒙，亏折日多，空有虚名而已。监察御史韩川论市易，认为“虽说平均物值，而其实不免货交取利。就使有获，尚不可为，况所获不如所亡。愿赶快罢其法”。于是下诏罢市易，而削前提举市易光禄卿吕嘉问三秩，贬知淮阳军。

罢保马法。

哲宗元祐元年闰二月庚寅，右司谏王觌上疏说：“国家安危治乱系于大臣。如今执政八人而奸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呢。”因而极论蔡确、章惇、韩缜、张璪朋邪害正，奏章数十上。恰逢右谏议大夫孙觉、侍御史刘挚、右司谏苏辙、御史王岩叟、朱光庭、上官均等连章论蔡确罪，且说：“蔡确在熙、丰时，冤狱苛政，首尾参与其间。及至今日，稍语于人曰：当时蔡确岂敢言此。其意欲固窃名位，反归曲于先帝。”司马光、吕公著进用，蠲除烦苛，蔡确说都是其所建白，于是公论益不容。太后不忍斥之，但罢政，出知陈州。

任命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当时司马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将官之法犹在，西夏未降，司马光叹道“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与吕公著书说：“光以身付医，以家事付子，惟国事未有所托，今以属公。”既而诏免朝参，乘肩舆三日一入省。司马光不敢当说：“不见君，不可视事。”诏令其子司马康扶入对。辽人听到，敕其边吏说：“中国相司马矣，慎无生事开边隙。”

辛亥，章惇罢。言事者论章惇谗贼狠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与蔡确等，章惇不自安。及蔡确罢，论者益力。恰逢与司马光争辩役法于太后帘前，其语甚悖。太后怒，斥知汝州。

三月，司马光请求全部罢免役钱，恢复差役法，诸色役人都如旧制，其现在役钱，拨充州县常平本钱。于是诏修定役书，凡役钱惟元定额及额外宽剩二分以下，许着为准，余并除之。若宽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旧则。寻诏耆户长、壮丁仍旧募人供役，保正、甲头、承帖人并罢。

侍御史刘挚乞并用祖宗差法。监察御史王岩叟请立诸役相助法。中书舍人苏轼请行熙宁给田募役法，因列其五利。王岩叟说：“五利难信，而有十弊。”苏轼议遂格。

司马光又说：“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户旧充役，固有陪备而得番休，今出钱比旧费特多，年年无休息。下户旧不充役，今例使出钱。旧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为奸欺。又农民出钱难于出力，凶年则卖庄田、牛具，以钱纳官。又提举司惟务多敛役钱，积宽剩以为功。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敕命，委县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愿身自供役，许择可任者雇代。惟衙前一役最号重难，今仍行差法，陪备既少，当不至破家。若犹矜其力难独任，即乞如旧于官户、寺观、单丁、女户有屋产、庄田者，随贫富以差出助役钱。尚虑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齐同，乞许监司、守令审其可否。可则亟行，如未究尽，县五日具措画上之州，州一月上转运司以闻。朝廷委执政审定，随一路、一州，各为之敕，务要曲尽。”起初，章惇取司马光所奏疏略未尽者驳奏之，吕公著说：“章惇专欲求胜，不顾命令大体，望选差近臣详定。”于是诏以资政殿大学士韩维及范纯仁、吕大防、孙永等详定以闻。

苏轼对司马光说：“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敛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吏胥缘以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司马光说：“于君何如。”苏轼说：“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是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比，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司马光不以为然。起初，差役行于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编户充役，不习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产，而狭乡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免役使民以户高下出，钱而无执役之苦。但行法者不循上意，于雇役实费之外，取钱过多，民遂以病。若量入为出，毋多取于民，则善矣。司马光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苏轼独以实告而司马光不察。苏轼又陈于政事堂，司马光色忿然。苏轼说：“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苏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苏轼尽言耶？”司马光谢之。自是役人悉用见数为额，惟衙前用坊场、河渡钱雇募，余悉定差，仍罢官户、寺观、单丁、女户。寻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为招募。

范纯仁对司马光说：“治道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不然，滋为民病。愿公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役议或难回，则可先行之一路，以观其究竟。”司马光不从，持之益坚。范纯仁说：“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为容悦，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贵哉。”又说“熙宁按问自首之法，既已改之，有司立文太深，四方死者视旧数倍，殆非先王宁失不经之意。”范纯仁素与司马光同志，及临事规正类如此。

起初，差役之复，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开封府蔡京独如约悉改畿县雇役，无一违者。诣政事堂白司马光，司马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司马光居政府，凡王安石、吕惠卿所建新法刬革略尽。或谓司马光曰：“熙、丰旧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义间上，则祸作矣。”司马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于是天下释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卫尉丞毕仲游与司马光书曰：“昔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财者无不用。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敛变置之法，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废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号为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不可废罢蠲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虽致石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罢蠲去者皆可复行矣。可不预治哉。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然后所论新法者，始可永罢而不可复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侍从、职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起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数，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市易虽罢且复置，况未罢乎。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子、兄弟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以其病之犹在也。”司马光得书竦然，亦竟不为之虑。

任命刘挚为御史中丞。刘挚上疏说：“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综核，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务在宽大，下必有苟简之事。习俗怀利，迎意趋和，所为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政本殊，而观望之俗固在。昨差役初行，监司已有迎合争先，不校利害，一概定差，一路为之骚动者。以是观之，大约类比。向來黜责数人者，皆以非法掊克，市进害民，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昧者不达，矫枉过正，顾可不为之禁哉。”

壬寅，任命吕公著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诏起文彦博平章军国重事，班宰相上。

五月丁巳，任命韩维为门下侍郎。神宗去世，韩维自提举嵩山崇福宫入临，太后手诏劳问，韩维回答说：“人情贫则思富，苦则思乐，困则思息，郁则思通，诚能常以利民为本则民富，常以忧民为心则民乐。赋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则劳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则郁塞通。推此而广之，尽诚而行之，则子孙观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几，起知陈州，召为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及详定役法，四方多言差役便民，韩维说：“是小人希意迎合者也，不可尽信。”司马光不能从。

六月甲辰，贬吕惠卿为建宁军节度副使，建州安置。中书舍人苏轼草其制曰：“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贪功，好兵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害民，率皆攘臂称首。先皇帝求贤如不及，从善若转圜，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尚宽两观之诛，薄示三苗之窜。”天下传诵称快焉。时惠卿、章惇、吕嘉问、邓绾、李定、蒲宗孟、范子渊等皆已斥外，言者论之不已。范纯仁言于太后曰：“录人之过，不宜太深。”后然之，乃诏前朝希合附会之人一无所问，言者勿复弹劾。惠卿党稍安。或谓吕公著曰：“今除恶不尽，将贻后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网漏吞舟。且人材实难，宜使自新，岂宜使自弃耶？”

八月辛卯，诏复常平旧法，罢青苗钱。司马光以疾在告，范纯仁以国用不足，请再立常平钱谷给敛出息之法，限正月以散及一半为额，民间丝麦丰熟，随夏税先纳所输之半，愿半纳者，止出息一分。台谏刘挚、上官均、王觌、苏辙交章论其非，司马光谓“先朝散青苗，本为利民，并取情愿。后提举官速要见功，务求多散。今禁抑配，则无害也。”中书舍人苏轼录黄，奏曰：“熙宁之法未尝不禁抑配，而其害至此。民家量入为出，虽贫亦足。若令分外得钱，则费用自广。今若许人情愿，则未免设法罔民，使快一时非理之用，而不虑后日催纳之患，非良法也。”恰逢台谏王岩叟、朱光庭、王觌等交章乞罢青苗，司马光大悟，力疾请对。太后从之，诏“常平钱谷止令州县依旧法趁时籴粜，青苗钱更不支俵，除旧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钱，验见欠多少，分科次随二税输纳。”

九月丙辰朔，司马光去世。当时，两宫虚己以听司马光为政，司马光也自见言行计从，欲以身殉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举诸葛亮食少事烦以为戒，司马光说：“死生命也。”为之益力。病革，谆谆如梦中语，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其家得遗表八纸，上之，皆当世要务。太后为之恸，与帝临其丧。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十一月，任命吕大防为中书侍郎，刘挚为尚书右丞。二年夏四月己丑，文彦博乞致仕，诏十日一至都堂议事。

三年夏四月辛巳，吕公著以老恳辞位，乃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诏建第于东府之南，启北扉以便执政会议，凡三省、枢密院之职皆得总理，间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时，盖异礼也。

当时，熙、丰用事之臣虽去，其党分佈中外，起私说以摇时政。鸿胪丞常安民贻公著书曰：“善观天下之势，犹良医之视疾，方安宁无事之时，语人曰：其后必将有大忧。则众必骇笑，惟识微见几之士然后能逆知其渐。故不忧于可忧，而忧之于无足忧者，至忧也。今日天下之势可为大忧，虽登进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内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胜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高枕而卧也。故去小人为不难，而胜小人为难。陈蕃、窦武协心同力，选用名贤，天下想望太平，卒死曹节之手，遂成党锢之祸。张柬之、五王中兴唐室，以为庆流万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于窜移沦没。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祸也。今用贤如倚孤栋，拔士如转巨石，虽有奇特环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叹也。猛虎负嵎，莫之敢撄，而卒为人所胜者，人众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则人胜。以一人而制十虎，则虎胜。奈何以数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忿已积，一发其害必大，可不为大忧乎？”公著得书，默然。

任命吕大防、范纯仁为尚书左、右仆射兼门下、中书侍郎。吕大防朴厚戆直，不植党与。范纯仁务以博大开上意，忠厚革士风。二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太后亦倾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

四年二月甲辰，吕公著去世。太皇太后见辅臣，泣曰：“邦国不幸，司马相公既亡，吕司空复逝。”痛悯久之。帝亦悲感，即诣其家临奠。赠太师、申国公，谥正献。

六月甲辰，范纯仁罢。

冬十月癸丑，帝御迩英殿，讲官进讲《三朝宝训》。时吕大防见帝年益壮，日以进学为急，请敕讲读官，取仁宗《迩英御书》解释上之，置于座右。又摭干兴以来四十一事足为劝戒者，分上下篇，标曰《仁宗圣学》。至是，帝御迩英阁，召宰执、讲读官讲《三朝宝训》。至汉武帝籍南山提封为上林苑，仁宗曰：“山泽之利，当与众共之，何用此也。”丁度进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于忧勤，此盖祖宗家法耳。”大防因推祖宗家法以进曰：“自三代以后，惟本朝百二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请举其略。”因数其事亲、事长、治内、待外戚、尚俭、勤身、尚礼、宽仁八法以进，且曰：“虚己纳谏，不好畋猎，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贵异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不须远法前代，但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帝深然之。

五年春正月庚戌，文彦博罢。

五月壬申，诏“差役法有未备者，令具利害以闻。”起初，苏轼说：“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雇役，中户岁出几何。今日差役，中户岁费几何。更以几年一役较之，约见其数，则利害灼然。而况农民在官，吏百端蚕食，比之雇人，苦乐十倍。”李常也说：“差法废久，版籍不明，重轻无准，乡宽户多者仅得更休，乡狭户窄者频年在役。望诏一二练事臣僚，使与赋臣取差、雇二法便者行之。”于是论差役未便者甚众。遂诏“差役法有未备者，令中书舍人王岩叟、枢密都承旨韩川、谏议大夫刘安世同看详，具利害以闻。”

任命苏辙为御史中丞。当时熙、丰旧臣争起邪说以撼在位，吕大防、刘挚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宿怨，谓之“调停”。太后疑不决，苏辙面斥其非，又上疏说：“亲君子，远小人，则主尊国安。疏君子，任小人，则主忧国殆，此理之必然。夫以小人在外，忧其不悦，而引于内，以自遗患也。且君子、小人，势同冰炭，同处必争，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何者。小人贪利忍耻，击之则难去。君子洁身重义，沮之则引退。先帝聪明圣智，疾颓靡之俗，以纲纪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将顺，造作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圣因民所愿，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则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虽不加斥逐，其势亦不能复留矣。尚赖二圣慈仁，宥之于外，盖已厚矣。而议者惑于众说，乃欲招而纳之，与之共事，谓之调停。此辈若返，岂肯但已哉。必将戕害正人，渐复旧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祸，盖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断自圣心，勿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进，后有噬脐之悔，则天下幸甚。”疏入，太后曰：“辙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极有理。”诸臣从而和之，“调停”之说遂已。

六年二月，任命刘挚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王岩叟签书枢密院事。王岩叟居言职五年，正谏无隐，及拜签枢密，谢，因进曰：“太后听政以来，纳谏从善，务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静，愿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又进言于帝曰：“陛下今日圣学，当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则朝廷安，邪人一进，便有不安之象。非谓一人能然，盖其类应之者众，上下蔽蒙，不觉养成祸胎尔。”又说：“或闻有以君子、小人参用之说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误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无参用之理。圣人但云：内君子而外小人则《泰》，内小人而外君子则《否》。小人既进，君子必引类而去。若君子与小人竞进，则危亡之基也，不可不察。”

十一月乙酉，刘挚罢。七年夏四月丙午，王岩叟罢。

六月辛酉，任命吕大防为右光禄大夫，苏颂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辙为门下侍郎，范百禄为中书侍郎，梁焘、郑雍为尚书左、右丞，韩忠彦知枢密院事，刘奉世签书枢密院事。

八年秋七月丙子，召范纯仁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范纯仁入谢，太后对他说：“或谓卿必引用王觌、彭汝砺，卿宜与吕大防一心。”回答说：“此二人实有士望，臣终不敢保位蔽贤，望陛下加察。”范纯仁之将召也，殿中侍御史杨畏附苏辙，欲相之，因与来之邵上疏论范纯仁暗猥，不可复相，不报。范纯仁既视事，吕大防欲引杨畏为谏议大夫以自助，范纯仁说：“谏官当用正人，杨畏不可用。”吕大防说：“岂以杨畏尝言相公耶？”苏辙即从旁诵其弹文，然范纯仁初不知也。已而竟迁杨畏礼部侍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