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欧阳崇一第八

〔1〕崇一来信说：“先生曾说：‘德性的良知，不是来自见闻，如果说“多选择善者而顺从，多见而记住”，那就是专门追求见闻的细枝末节，已经落在第二等了。’我私下认为，良知虽然不由见闻产生，但学者的认知，未尝不是由见闻引发：拘泥于见闻固然不对，但见闻也是良知的运用；现在说‘落在第二等’，恐怕是针对那些专门把见闻当作学问的人而言的，如果致力于致良知而通过见闻去寻求，似乎也是知行合一的功夫：您认为如何？”良知不由见闻产生，而见闻无不是良知的运用；所以良知不局限于见闻，但也不脱离见闻。孔子说：“我有知识吗？没有知识。”良知之外，再没有别的知识了；所以“致良知”是学问的核心，是圣人教人的第一要义：现在说专门追求见闻的细枝末节，那就是失去了核心，已经落在第二等了。近来同志中，大概没有人不知道“致良知”的说法，但他们的功夫还多有糊涂的地方，正是缺少这一问。大体上，学问功夫只要主意核心得当：如果主意核心专门以“致良知”为事，那么多闻多见，无不是“致良知”的功夫；因为日常之间，见闻应酬，虽然千头万绪，无不是良知的发用流行，除去见闻应酬，也没有良知可致了；所以只是一件事：如果说致其良知而通过见闻去寻求，那么语意之间未免分成两截。这和专门追求见闻细枝末节的人虽然稍有不同，但同样没有把握精一的宗旨，这一点是一样的。“多闻选择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记住它。”既然说选择，又说记住，其真知也未尝不贯穿其中：但用意专门在多闻多见上去选择、记住，就已经失去了核心了。崇一你对这些地方应当已经明白了，今天的提问，正是为了阐明这个学问，对同志中极有益处；但语意不够清晰，那么毫厘之差千里之谬，也不能不仔细体察啊。

〔2〕来信说：“先生曾说：‘《系辞》说“何思何虑”，是说所思所虑只是天理，再没有别的思虑，不是说无思无虑。心的本体就是天理，有什么可思虑的！学者用功，虽然千思万虑，只是要恢复它的本体，不是用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如果安排思索，就是自私用智了。’学者的弊病，大都不是沉空守寂，就是安排思索。我辛壬年间犯了前一种病，近来又犯了后一种病。但思索也是良知的发用，它和私意安排有什么区别？恐怕认贼作子，迷惑而不知啊。”“思叫做睿，睿作圣。”“心的职能是思，思就能得到。”思怎么能少呢？沉空守寂，和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它们丧失良知是一样的。良知是天理的昭明灵觉之处。所以良知就是天理，思是良知的发用。如果是良知发用的思，那么所思无不是天理了。良知发用的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也自然能知道。如果是私意安排的思，自然纷纭劳扰，良知也自然能分辨。因为思的是非邪正，良知没有不自知的。之所以认贼作子，正是因为致知的学问不明，不知道在良知上体认罢了。

〔3〕来信又说：“先生说：‘为学终身只是一件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这一件。如果说宁可完不成事，也不可不加修养，那就是分成两件事了。’我私下认为，感到精力衰弱，不足以完成事情，是良知。宁可完不成事，先加修养，是致知。为什么是两件事呢？如果事变来临，有形势不容不完成，而精力虽然衰弱，稍微鼓舞也能支持，那么持志以帅气就可以了。但言语行动终究没有气力，事情做完就困惫不堪，岂不是近乎暴气了吗？这其中的轻重缓急，良知固然未尝不知道，但有时迫于形势，怎么能顾到精力？有时困于精力，怎么能顾到形势？如何才行？”“宁可完不成事，也不可不加修养”的意思，暂且对初学者这样说也不无益处。但把它看作两件事，就有毛病。孟子说“必有事焉”，那么君子的学问终身只是“集义”一件事。义，就是适宜，心得其宜叫做义。能致良知，那么心得其宜了，所以“集义”也只是致良知。君子应酬万变，当行就行，当止就止，当生就生，当死就死，斟酌调停，无不是致其良知，以求自足罢了。所以“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是谋划力量所不及的事，勉强智慧所不能的事，都不算是致其良知，而凡是“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的事，都是用来致其良知的。如果说宁可完不成事，也不可不加修养，那也是先有功利之心，计较成败得失而爱憎取舍其中，因此把事情本身当作一件事，修养又当作另一件事，这就有重视内、轻视外的心思，便是自私用智，便是“义外”，便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毛病，就不是致其良知以求自足的功夫了。你所说的“鼓舞支持，完事就困惫不堪”，又说“迫于形势，困于精力”，都是把这两件事分开了，所以才有这种说法。凡是学问的功夫，专一就真诚，分裂就虚伪。这些都是致其良知的意思，只是欠缺诚一真切的缘故。《大学》说“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可曾见过厌恶恶臭、喜好美色，需要鼓舞支持的吗？可曾见过做完事就困惫不堪的吗？可曾有过迫于形势、困于精力的吗？由此可以知道病根从何而来了。

〔4〕来信又说：“人情机诈百出，用不怀疑的态度对待，往往被欺骗，察觉之后又陷入逆料和猜臆。逆料欺诈，本身就是欺诈；猜臆不诚信，本身就是不诚信；被人欺骗，又不是察觉；不逆料、不猜臆而能常常先觉，大概只有良知莹彻才能做到吧？然而出入于毫忽之间，违背觉知而迎合欺诈的人很多啊。”不逆料、不猜臆而能先觉，这是孔子因为当时的人专门以逆料欺诈、猜臆不诚信为心，而自己陷入欺诈和不诚信，又有不逆料、不猜臆的人，但不知道致良知的功夫，而往往又被别人欺诈，所以有这样的话：不是教人以此存心，专门想要先觉别人的欺诈和不诚信。以此存心，就是后世猜忌险薄的人所做的事：而只这一念，就已经不能进入尧、舜之道了。不逆料、不猜臆而被别人欺骗的人，尚不失为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觉的人更为贤明罢了。崇一你说“大概只有良知莹彻”，已经得到其中的旨要了。然而也是颖悟所及，恐怕未必实际。因为良知在人心，横贯万古、充塞宇宙而没有不同；不用思虑就知道，常平易而知险阻；不用学习就能，常简约而知阻碍：“先天而天不违，天尚且不违，何况人呢？何况鬼神呢？”所谓违背觉知而迎合欺诈的人，是虽然不逆料别人，但或许未能无自欺；虽然不猜臆别人，但或许未能真自信；是或许常有先觉之心，但未能常自觉。常有求先觉之心，就已经流于逆料和猜臆，而足以自己遮蔽其良知了，这就是违背觉知而迎合欺诈不能避免的原因。君子学习是为了自己：不曾忧虑别人欺骗自己，只是常常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所以不欺，良知就没有虚伪而真诚，真诚就清明；自信，良知就没有迷惑而清明，清明就真诚。清明和真诚相互生发，所以良知常常觉知、常常照临：常常觉知、常常照临，就像明镜高悬，事物来了自然不能隐藏其美丑。为什么呢？不欺而真诚，就没有什么能容得下欺骗，如果有欺骗就能察觉；自信而清明，就没有什么能容得下不诚信，如果有不诚信就能察觉。这就是所谓平易而知险阻，简约而知阻碍，子思所谓“至诚如神，可以前知”的意思，但子思说“如神”，说“可以前知”，还是分成两样来说，这是推述思诚者的功效，还是为不能先觉的人说的：如果就至诚而言，至诚的妙用，就是叫做“神”，不必说“如神”，至诚就“无知而无不知”，不必说“可以前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