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三第三十八

一

鲁穆公问子思说：“我听说庞家的儿子不孝顺，他的行为怎么样？”子思回答说：“君子尊重贤人来推崇德行，倡导善行来示范人民。至于那些过错行为，那是小人才会记住的事，我不知道。”子思出去后，子服厉伯进来见鲁穆公，鲁穆公问起庞家儿子的事，子服厉伯回答说：“他有三件过错。”都是鲁穆公从未听说的。从此以后，鲁穆公尊重子思而轻视子服厉伯。

有人说：鲁国的公室，三代被季氏控制，不也是应该的吗？贤明的君主寻求善行而奖赏它，寻求奸邪而惩罚它，这两方面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把善行报告给君主的人，是因为喜好善行与君主相同；把奸邪报告给君主的人，是因为憎恶奸邪与君主相同：这些人都应该得到奖赏和赞誉。不把奸邪报告给君主，这是与君主不同而向下与奸邪之人勾结，这样的人应该受到贬斥和惩罚。现在子思不把过错报告给鲁穆公而鲁穆公却尊重他，子服厉伯把奸邪报告给鲁穆公而鲁穆公却轻视他。人之常情都喜欢被尊重而厌恶被轻视，所以季氏的叛乱酿成而没有人向上报告，这就是鲁国君主被劫持的原因。况且这是亡国的风气，是邹、鲁地区的人民自我美化的方式，而鲁穆公却独自尊重这种方式，不也是颠倒了吗？

二

晋文公逃亡时，晋献公派寺人披到蒲城攻打他，寺人披砍断了他的衣袖，晋文公逃到翟国。晋惠公即位后，又派寺人披到惠窦攻打他，没有抓到。等到晋文公回国即位，寺人披求见。晋文公说：“蒲城那次战斗，国君命令一夜赶到，你马上就来了；惠窦那次灾难，国君命令三夜赶到，你一夜就来了，为什么这么快？”寺人披回答说：“国君的命令不能有二心。除掉国君的敌人，唯恐不能胜任。对于蒲人、翟人，我有什么关系呢？现在您即位了，难道就没有像蒲人、翟人那样的敌人吗？而且齐桓公放下射钩的仇恨而任用管仲为相。”晋文公于是接见了他。

有人说：齐国、晋国绝后，不也是应该的吗？齐桓公能利用管仲的功劳而忘记射钩的仇恨，晋文公能听从寺人的话而放弃斩袖的罪行，齐桓公、晋文公能宽容这两个人。后世的君主，明智比不上这两位；后世的臣子，贤能比不上这两个人。不忠诚的臣子侍奉不明智的君主，君主不知道，就有燕将公孙操、宋子罕、齐田常那样的贼臣；如果知道了，就用管仲、寺人来自我开脱。君主一定不诛杀而自以为有齐桓公、晋文公的德行，这是把臣子当作仇敌而自己的明智不能察觉，反而给臣子许多凭借，自以为贤明而不加戒备，那么即使没有后代，不也是应该的吗？况且寺人的话，纯粹是粉饰国君的命令而说没有二心，那就是对国君忠诚。国君死后他追随新君，臣子不感到惭愧，反而又成为忠诚的人。现在惠公早晨去世而晚上就侍奉文公，寺人的不二心又是什么样呢？

三

有人给齐桓公出了一个谜语说：“一难，二难，三难，是什么？”齐桓公不能回答，把这事告诉管仲。管仲回答说：“一难是亲近倡优而远离贤士。二难是离开国都而多次到海边去。三难是国君年老而很晚才立太子。”齐桓公说：“好。”于是没有选择日子就在宗庙里举行了立太子的礼仪。

有人说：管仲猜谜语，没有猜对。贤士的作用不在于亲近或疏远，而倡优侏儒本来就是国君用来一起宴乐的人，那么亲近倡优而远离贤士却以此治理国家，这并不是难事。处在君位而不能任用他拥有的贤士，反而困惑于不离开国都，这是用一个人的力量来禁止整个国家。用一个人的力量来禁止整个国家的人，很少能取胜。明智能够洞察远处的奸邪而发现隐蔽细微的坏事，坚决执行法令，即使远离国都到海边，国内一定没有变故。那么离开国都到海边而不被劫持杀害，这不是难事。楚成王立商臣为太子，又想立公子职，商臣发动祸难，于是杀死了楚成王。公子宰是周朝的太子，公子根受到宠爱，于是在东州反叛，分裂成为两个国家。这些都不是晚立太子的祸患。如果权力不分散，庶子地位卑微，受宠而没有凭借，即使有地位高的大臣，晚立太子也是可以的。那么晚立太子，庶子不作乱，又不是难事。事物中所说的难事，一定是借助别人形成权势而不侵害自己，这可以称为一难；尊贵的妾不让她成为第二个王后，这是二难；宠爱庶子不让他危害正妻所生的嫡子，专听一个臣子而不敢让他蒙蔽国君，这才可以称为三难。

四

叶公子高向孔子问政事，孔子说：“政事在于使近处的人高兴而使远方的人来归附。”鲁哀公向孔子问政事，孔子说：“政事在于选拔贤人。”齐景公向孔子问政事，孔子说：“政事在于节省财物。”三位公卿出去后，子贡问道：“三位公卿问夫子政事是一样的。夫子的回答却不同，为什么？”孔子说：“叶都大而国家小，百姓有背离之心，所以说‘政事在于使近处的人高兴而使远方的人来归附’。鲁哀公有三个大臣，对外阻挡诸侯四邻的士人，对内相互勾结来愚弄他们的国君，使宗庙得不到清扫，社稷得不到祭祀的，一定是这三个臣子，所以说‘政事在于选拔贤人’。齐景公修筑雍门，建造路寝，一个早上就三次赐给三百乘的采邑，所以说‘政事在于节省财物’。”

有人说：孔子的回答，是亡国的话。恐怕百姓有背离之心，而真诚地用“使近处的人高兴而使远方的人来归附”来说服他们，这是教百姓怀念恩惠。用恩惠来施政，无功的人受到赏赐，而有罪的人得以免罚，这是法治败坏的原因。法治败坏而政事混乱，用混乱的政治来治理败坏的百姓，未见得可行。况且百姓有背离之心，是因为君主的明智有所不及。不发扬叶公的明智，而让他去使近处的人高兴而使远方的人来归附，这是放弃自己的权势所能禁止的事，而让他与不行恩惠的人争夺百姓，这不是能保持权势的人。尧的贤明，是六王中最突出的。舜一顺从就包容了天下，而尧就失去了天下。有人没有方法禁止下属，依靠像舜那样的人而不失去他的百姓，不也是没有方法吗？贤明的君主在隐微中看到小的奸邪，所以百姓没有大的图谋；在细微中施行小的惩罚，所以百姓没有大的祸乱。这就是所说的“在容易的地方图谋困难的事，在细小的地方做大事”。现在有功的人一定赏赐，受赏赐的人不感激君主，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力量所致；有罪的人一定惩罚，受惩罚的人不怨恨君主，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罪行所产生。百姓知道惩罚都起源于自身，所以急于在自己的事业上求取功名利禄，而不接受君主的恩赐。“最好的时代，百姓只知道有君主存在。”这是说最好的时代里百姓没有什么喜悦，哪里会有怀念恩惠的百姓？上等君主的百姓没有利害关系，用“使近处的人高兴而使远方的人来归附”来说服他们，也是可以放弃的。

鲁哀公有臣子对外阻挡、对内勾结来愚弄他们的国君，而孔子用“选拔贤人”来说服他，这不是从功绩来论说的话，而是选拔他心里认为贤的人。假使鲁哀公知道三个臣子对外阻挡、对内勾结，那么三个臣子一天也站不住脚。鲁哀公不知道选拔贤人，选拔他心里认为贤的人，所以三个臣子得以掌权。燕王哙认为子之贤能而不是孙卿，所以自己身死而被杀；夫差认为太宰嚭明智而认为伍子胥愚昧，所以被越国灭亡。鲁君不一定知道贤人，而用“选拔贤人”来说服他，这是使鲁哀公有夫差、燕王哙那样的祸患。贤明的君主不自己推举臣子，而是臣子互相推荐；不自己认为贤能，而是功劳自己显现。根据任职来评论，根据事务来考验，根据功绩来考核，所以群臣公正而没有私心，不隐藏贤人，不推荐不贤的人。那么君主何必劳神去选拔贤人呢？

齐景公以百乘的采邑赏赐，而孔子用“节省财物”来说服他，这是使齐景公没有办法使他明智地变得富足奢侈，而独自在上位节俭，最终还是免不了贫穷。有君主用千里的收入来供养自己的口腹，那么即使桀、纣也不算奢侈。齐国有方圆三千里，而齐桓公用其中的一半供养自己，这比桀、纣还奢侈；然而他能够成为五霸之首，是因为他知道奢侈和节俭的适度。作为君主不能禁止下属而自己禁止自己，这叫做被劫持；不能整顿下属而自己整顿自己，这叫做混乱；不能节制下属而自己节制自己，这叫做贫穷。贤明的君主使人没有私心，用欺诈手段谋生的人予以禁止；尽力做事、把利益归于君主的人一定被知道，知道了就一定赏赐；污秽自私的人一定被察觉，察觉了就一定惩罚。这样，所以忠臣对公家尽忠，百姓在家尽力，百官在上位精诚克制，即使奢侈比齐景公加倍，也不是国家的祸患。那么用“节省财物”来说服他，并不是当务之急。

对三位公卿说一句话而三位公卿可以没有祸患，这叫做了解臣下。了解臣下明白，就能在隐微中禁止；能在隐微中禁止，奸邪就不会积聚；奸邪不积聚，就没有互相勾结；没有互相勾结，公私就分明；公私分明，朋党就解散；朋党解散，就没有对外阻挡、对内勾结的祸患。了解臣下明白，就能观察精微；观察精微，惩罚赏赐就分明；惩罚赏赐分明，国家就不贫穷。所以说：一次回答而三位公卿没有祸患，这就是了解臣下。

五

郑国子产早晨出去，经过东匠的里巷，听到妇人的哭声，按住他车夫的手听了一会儿。过了一会儿，派官吏抓住那妇人审问，原来是她亲手勒死了自己的丈夫。后来，他的车夫问道：“您怎么知道的？”子产说：“她的哭声恐惧。大凡人对自己的亲人，刚开始生病时担忧，临死时恐惧，已经死了悲哀。现在哭已经死了的人，不悲哀而恐惧，因此知道她有奸情。”

有人说：子产治理国家，不是太多事了吗？奸邪一定要靠耳朵眼睛所听到看到才能知道，那么郑国能发现的奸邪就太少了。不任用主管狱讼的官吏，不采用参错比较的政事方法，不明确法度标准，全靠用尽自己的聪明才智来知道奸邪，不也是没有方法吗？况且事物多而智慧少，少不能胜多，智慧不足以普遍了解事物，所以要依靠事物来治理事物。下属多而上级少，少不能胜多，是说君主不足以普遍了解臣子，所以要依靠人来了解人。因此身体不劳累而事情得到治理，智慧不用而奸邪被发现。所以宋人有句话说：“一只麻雀飞过羿的眼前，羿一定能射中它，那么羿就被诬蔑了。把天下当作罗网，那么麻雀就一只也不会丢失。”知道奸邪也有大罗网，不失掉一个而已。不整顿法治，而用自己的胸臆作为弓箭，那么子产就被诬蔑了。老子说：“用智慧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祸害。”大概说的就是子产吧。

六

秦昭王问左右的人说：“现在的韩、魏与当初相比哪个强大？”左右的人回答说：“比当初弱。”秦昭王说：“现在的如耳、魏齐与从前的孟尝君、芒卯相比怎么样？”回答说：“比不上。”秦昭王说：“孟尝君、芒卯率领强大的韩、魏，尚且不能把我怎么样。”左右的人回答说：“确实是这样。”中期推开琴回答说：“大王对天下的估计错了。在六卿分晋的时候，知氏最强，灭掉范氏、中行氏，又率领韩、魏的军队攻打赵氏，用晋水灌城，城墙没有被淹没的只有三板高。知伯出来，魏宣子驾车，韩康子做骖乘。知伯说：‘当初我不知道水可以灭掉别人的国家，我现在才知道。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魏宣子用胳膊肘碰韩康子，韩康子踩魏宣子的脚，在车上用肘和脚示意，而知氏就在晋阳城下被瓜分了。现在大王虽然强大，但不如知氏；韩、魏虽然弱小，还不至于像他们在晋阳城下那样。这正是天下在用肘和脚的时候，希望大王不要轻视他们。”

有人说：秦昭王的问话有失误，左右和中期的回答也有过错。凡是贤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依靠他的权势。权势不可侵害，那么即使强大的天下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何况孟尝君、芒卯、韩、魏能把我怎么样？如果权势可以被侵害，那么即使不贤的如耳、魏齐以及韩、魏也能加害他。那么侵害与不侵害，在于依靠自己罢了，何必问呢？依靠自己的不可侵害，强与弱何必选择呢？过失在于不依靠自己，而问他们能把我怎么样，他不被侵害是侥幸的。申子说：“失去方法而求助于信任，就会疑惑。”大概说的就是秦昭王吧。知伯没有限度，率领韩康子、魏宣子而图谋用水灌灭他们的国家，这就是知伯国亡身死、头骨被做成饮杯的原因。现在秦昭王却问与当初相比谁强，他害怕有像用水灌城的祸患吗？虽然有左右的人，但不是韩、魏的两个人，哪里会有肘和脚的事？而中期说“不要轻视”，这是空话。况且中期所掌管的是琴瑟。弦不调，曲不明，这是中期的职责，这是中期用来侍奉秦昭王的。中期善于承担他的职责，还没有满足秦昭王，却去说他所不知道的事，难道不是虚妄吗？左右的人回答说“比当初弱”和“比不上”就可以了，他们说“确实是这样”就是阿谀奉承。申子说：“治理政事不越过自己的官职，即使知道也不说。”现在中期不知道的事尚且说了。所以说：秦昭王的问话有失误，左右和中期的回答都有过错。

七

管子说：“看到它可行，高兴要有实际证明；看到它不可行，厌恶要有具体表现。赏罚对于所见的事是可信的，那么即使没有看到的事，他们敢去做吗？看到它可行，高兴没有实际证明；看到它不可行，厌恶没有具体表现。赏罚对于所见的事都不可信，而要求他们没有看到的事也能守信，是不可能的。”

有人说：在广大的朝堂和庄严的居所，是众人所肃然起敬的地方；在私室独自相处，即使是曾参、史䲡也会有所懈怠。观察人们所肃然起敬时的表现，并不是其真实情况的反映。况且君主，是臣下所伪饰的对象。好恶只表现在所见到的方面，臣下就会伪饰奸邪之物来愚弄他们的君主，这是必然的。明智不能洞察远处的奸邪，发现隐微的坏事，而依靠观察伪饰的行为来确定赏罚，不也是有害的吗？

八

管子说：“在室内说话，声音充满整个室内；在堂上说话，声音充满整个堂上：这样就可称为天下的君王。”

有人说：管仲所说的“在室内说话充满室内，在堂上说话充满堂上”，并非特指游戏饮食之类的话，一定是指重大事务。君主重大的事务，不是法就是术。法，是编写在图书中，设置在官府里，而向百姓公布的东西。术，是藏在胸中，用来应对各种情况而暗中驾驭群臣的东西。所以法没有比公开更好的，而术则不想被看见。因此英明的君主谈论法，那么国内地位卑贱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不仅仅充满堂上；运用术，那么亲近宠幸的近臣也没有能听到的，不能充满室内。而管仲仍然说“在室内说话，充满室内；在堂上说话，充满堂上”，这不是谈论法术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