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食货四

金朝的制度，专卖的物品有十种，分别是酒、酒曲、茶、醋、香、矾、丹砂、锡、铁，而盐是其中最重要的。贞元初年，蔡松年担任户部尚书，开始恢复钞引法，设置官员和仓库来制造钞和引。钞要与盐司的簿籍相符，引则要统计司县批缴的数量。每七年进行一次改革。当初，辽、金故地靠近海边的地方盛产盐，上京、东北二路食用肇州的盐，速频路食用海盐，临潢以北有大盐泺，乌古里石垒部有盐池，这些都能满足境内百姓的食用，曾经征收过盐税。等到夺得中原地区后，盐场数量加倍，因此设官立法更加详细。然而盐税增减不一，机构废置无常，也只是随时补救弊端而已。益都、滨州原先设置两个盐司，大定十三年四月，合并为山东盐司。二十一年，沧州和山东各盐场增收，有人违禁贩卖私盐，朝廷议论担心时间长了会破坏法令，于是合并为海丰盐使司。十一月，又合并辽东等路的各个盐场，成为两个盐司。大定二十五年，改狗泺盐司为西京盐司。此后只设置山东、沧州、宝坻、莒州、解州、北京、西京七个盐司。

山东、沧州、宝坻的盐每三百斤为一袋，每二十五袋为一大套，钞、引、公据三者齐全才允许出售。小套是十袋，或者五袋、一袋，每套一张钞，引的数量与袋数相同。宝坻的零散盐根据斤数，或者六分之三，或者六分之一，另外发给小钞引，以便出售。解州的盐每二百五十斤为一席，每五席为一套，钞引与陕西转运司一同出售，那些运粮到陕西军营的人，允许用公牒换取钞引。西京等盐场的盐按石计算，大套是五石，小套是三石。北京的大套是四石，小套是一石。辽东的大套是十石，都是一套一张钞，一石一张引。零散盐积累到十石，也是一张钞和十张引。

盐的行销区域，各自根据当地情况而定。山东、沧州的九个盐场，行销山东、河北、大名、河南、南京、归德各府路，以及许、亳、陈、蔡、颍、宿、泗、曹、睢、钧、单、寿各州。莒州的十二个盐场：涛洛场行销莒州，临洪场行销赣榆县，独木场行销海州司候司、朐山县、东海县，板浦场行销涟水县、沭阳县，信阳场行销密州，这五个盐场又与大盐场一同行销沂、邳、徐、宿、泗、滕六州。西由场行销莱州录事司及招远县，衡村场行销即墨县、莱阳县，这两个盐场的钞引以及半袋小钞引，允许本州县出售。宁海州的五个盐场都卖零散盐，不使用引目。黄县场行销黄县，巨风场行销登州司候司、蓬莱县，福山场行销福山县，这三个盐场又通行附近的栖霞县。宁海州场行销司候司、牟平县，文登场行销文登县。宝坻的盐行销中都路，平州副使在马城县设置机构存放钱款。解州的盐行销河东南北路、陕西东路，以及南京河南府、陕、郑、唐、邓、嵩、汝各州。西京、辽东的盐各自行销本地。北京宗州、锦州的末盐，行销本路及临潢府、肇州、泰州境内，与这些地区接壤的地方也参与其中。

世宗大定三年二月，制定了军人私煮盐和盗窃官盐的法律，命令猛安谋克进行巡逻缉捕。三年十一月，下诏将银牌发给益都、滨州、沧州盐使司。十一年正月，采纳西京盐判宋俣的建议，将狗泺盐场改为六品使司，任命宋俣为盐使，顺圣县令白仲通为副使，以当年收入的钱数为定额。四月，因为乌古里石垒部百姓饥荒，免除了该部的盐池税。十二年十月，下诏西北路招讨司猛安所管辖的贫民和富人家的奴婢，都供给食盐。宰臣说：“离盐泺远的人，获取的食盐还不够补偿路途的费用。”于是命令按人口给付钱款，富家奴婢以二十口为限。

十三年二月，合并榷永盐司为宝坻使司，取消平州、滦州的盐钱。沧州原先废弃了海阜盐场，三月，沧州人李格请求重新设置，下诏派使者去视察。有关部门说：“这个盐场兴办就会损害沧州的盐税，而且食盐户数不变，盐货年年增加，必然只是多积压而卖不出去。”于是搁置了这个建议。三月，大盐泺设置盐税官。再次免除乌古里石垒部的盐池税。二十一年八月，参知政事梁肃说：“宝坻及附近各县很多人缺粮，可以降低盐价提高粮价，用粮食换盐。”皇上命令宰臣商议，都说：“盐不是多吃的食物，如果降价换粮，恐怕时间长了卖不出去，导致亏空税课。今年粮食有七十多万石运到通州，近来又用恩、献等六州的百余万石粮食相继运到，足够赈济了，不用麻烦换粮。”于是作罢。十二月，取消平州的椿配盐课。二十三年七月，博兴县百姓李孜收集日晒盐，大理寺将私盐法和刮咸土法两种意见上报。宰臣认为这不算私盐，张仲愈独自说：“私盐罪重，但犯的人还很多，不能放纵。”皇上说：“刮咸土不是煎煮，为什么等同于私盐？”张仲愈说：“这样渤海的人就会任意刮咸土食用，将会侵害官府盐税。”极力争论不止，皇上于是将李孜按刮咸土定罪。以后犯法就按私盐法论处。

十一月，张邦基说：“宝坻的盐税，如果每石征收正课一百五十斤，担心有风吹日晒的损耗。”于是命令每石增加耗盐二十二斤半，并且提前一年预支钱款补偿，以优待灶户。

二十四年七月，皇上在上京，对丞相乌古论元忠等人说：“会宁尹蒲察通说，当地的猛安谋克户很困难。过去速频以东地区食用海盐。蒲与、胡里改等路食用肇州的盐，起初定额一万贯，现在增加到二万七千贯。如果取消盐引，增加灶户，或许可以容易获得。”元忠回答说：“已经曾派使者到咸平府以东规划了。”皇上说：“不必等这个，应该赶快做。”蒲察通又说：“可以取消上京的酒务，听任百姓自己酿造并交税。”皇上说：“先前滦州等地也曾让百姓煮盐，后来因为不方便作罢了，现在怎么能让百姓自己卖酒呢？”二十五年十月，皇上从上都回来，对宰臣说：“我听说辽东，凡是百姓家中的食盐，只要没有引目的，就已经按私盐定罪。普通百姓零买食用，怎么会有引目？可以只让他们散办，或者询问百姓，顺从他们的意愿。”于是因此取消北京、辽东盐使司。二十八年，尚书省讨论盐事，皇上说：“盐使司虽然办理官府盐课，但向来扰民。盐官每次出巡，而巡捕的人往往私下携带官盐，所到之处索求贿赂和酒食，稍不如意就用所带的盐诬陷人说是私盐。盐司贪图增加税额，即使知道是诬陷也还要施加刑罚。应该下令另外设置巡捕官，不与盐司有关联，希望能革除弊端。”五月，设立巡捕使，山东、沧州、宝坻各二员，解州、西京各一员。山东设置在濰州、招远县，沧州设置在深州和宁津县，宝坻设置在易州和永济县，解州设置在澄城县，西京设置在兜答馆，官阶从六品，直接隶属于省部，各发给银牌，抽调盐使司的弓手充当巡捕人员，并且禁止不能进入人家搜查，如果食盐一斗以下不得追究治罪，只有盗贩和煮盐的才抓捕，在三百里以内的属于转运司管辖，三百里以外的就由所在路府提点所治罪，盗窃盐课的也如此处理。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月，皇上到隆庆宫，对有关部门说：“近来因为打猎，知道百姓有很多因触犯盐禁而获罪的，百姓怎么受得了？我想让他们按照平州、滦州、太原均摊办理的成例，让百姓自己煎盐，命令百官讨论这件事。”十二月，户部尚书郑俨等人说：“如果让百姓按人口规定税额，百姓既交纳了干办钱，又必须另外买盐来吃，这是加重百姓的财力负担，而白白增加煎盐贩卖者的利益。况且现在的盐价，是过去钱币容易获得的时候定的，现在与过去不同，何况太平日子久了，人口繁衍，食盐的每年税额应该有增加，反而没有增加，为什么呢？因为官府定价高，贫民贪图私盐便宜，导致亏空官府盐课罢了。近来已经降低了宝坻、山东、沧州的盐价，每斤三十八文，请求再减去八文，每年不超过减少一百二十余万贯，官府盐价既已便宜，卖出的必然多，自然有盈余，也不会完全损失所减少的数额。况且现在府库金银约折合钱万万贯有余，假使盐课不足，也足够补充一百多年的经费，如果量入为出，一定没有不足的忧患。请求让平州、滦州的干办盐课也降低价格，各路巡盐弓手不得擅自巡逻缉捕，希望能革除诬告的弊端。”礼部尚书李晏等人说：“所谓干办，既不是好名声，也不是好办法。一定要杜绝私煮和盗贩的弊端，不如每斤减为二十五文，使公私价格相同，那么私盐自然会停止。另外巡盐的兵吏往往挟带私盐来诬陷人，可以命令他们与所属司县约定时间，才允许巡捕，违者由按察司治罪。”刑部尚书郭邦杰等人则认为：“平州、滦州沿海以及太原的盐碱地可以依旧实行干办，其余同意郑俨的建议。”御史中丞移剌仲方则认为：“私煎盗贩的人，都是知道禁令而犯法的人。可以选能干的官吏充当巡捕使，但不能进入人家搜查。”同知大兴府事王翛请求每斤减为二十文，取消巡盐官。左谏议大夫徒单镒则认为干办方便。宰臣上奏：“按每斤官本十文，如果减为二十五文，似乎适中。巡盐弓手可以减少三分之一，盐官出巡必须约定所属一同前往，没有一同捕获的不予追究。可以从明年五月一日开始实行。”皇上于是命令宝坻、山东、沧州的盐每斤减为三十文，已经发出的钞引还没有支取盐的按新价补足，其余同意所请。

十二月，于是取消西京、解州的巡捕使。当时已经下诏取消干办盐钱，十二月，因为大理司直移剌九胜奴、广宁推官宋扆议论北京、辽东盐司的利弊，于是重新设置北京、辽东盐使司，北京路每年以十万余贯为定额，辽东路以十三万贯为定额。取消西京和解州的巡捕使。

明昌元年七月，上密封奏章的人说河东北路的干办盐钱每年十万贯太重，因此百姓多逃亡迁徙，请求放宽征收督促。皇上命令等农闲时派使者视察。十二月，制定禁止司县擅自科派盐税的制度。二年五月，省臣认为山东盐课不足，是因为盐司官出巡不敢擅自抓捕，必须约定所属一同前往，人们不畏惧的缘故。于是下诏，从今以后如果有盗贩的人，允许盐司官直接抓捕。百姓私自煮盐和藏匿，则约定所属一同搜查。巡尉、弓兵如果不与盐司约定，则不得擅自进入人家。三年六月，孙即康等人和盐司官商议：“军民犯私盐罪，三百里以内的由盐司按罪，远的交给提点所，都从贩造者那里征收捕获的赏钱。猛安谋克部人煎盐贩卖和盗窃的，所管官员论罪赎身，三次犯法则处以杖刑，能捕获的则免罪。另外滨州渤海县永和镇离州城远，恐怕藏匿盗贼和私盐，可以改为永丰镇和曹子山村，各设立巡检，山东、宝坻、沧州盐司判官请求升为从七品，任用进士。”皇上命令猛安谋克杖刑的再议，其余都同意。尚书省上奏：“山东滨州、益都九个盐场的盐行销于山东等六路，涛洛等五个盐场只行销于沂、邳、徐、宿、滕、泗六州，各有定额税收，与九个盐场相比，税收数额不同。如果让它们与九场通同比较增减，那五个盐场的官员依仗那较大的税收数额，恐怕不尽力，反而产生奸弊。”于是下令五个盐场各自进行通比。旧法与盐司使、副使通比，所以到这时才改变。

五年正月，八个较小盐场的盐官左荜等人，因为税额不能达到定额，缴还了告敕。于是派使者视察十三个盐场重新核定，除了涛洛等五个盐场设管勾，可以马上恢复办理，便将左荜所上报的八个盐场，按照大定二十六年的制度，从现有管课，依照新例永远进行比磨。户部郎中李敬义等人说：“八个小盐场现在新定的税额有的减少了一半，如果让他们都按照新税额，而旧税额已经征收入官，恐怕所减的钱多，因而作弊，而所收的钱数不再全部如实登记入账交纳官府。”于是按照明昌元年所制定的酒税院务制度，命令即日起征收办理。

十一月，按照旧制，猛安谋克若犯私盐、私酒曲罪，由转运司定罪，于是重新规定军民犯私盐的都归盐司管辖，私酒曲则归转运司管辖，距离三百里以外的交给提点所处理，如果逮捕审问犯人而所属部门吝啬不肯遣送的，判徒刑二年。

十二月，尚书省商议，山东、沧州旧法每斤盐价四十一文，宝坻每斤四十三文，自大定二十九年赦恩并特旨减为三十文，共计减少一百八十五万四千余贯。后来因为国家用度不足，于是上奏定每斤再加三文，为三十三文。到承安三年十二月，尚书省上奏：“盐利极大，如今天下户口繁衍，吃盐的人比从前多一倍，军需储备支出的盐也很多，况且是日用不可缺少之物，岂能因价格高低而有多有少？如果不随时取利，恐怕白白失去利益。”于是重新规定山东、宝坻、沧州三盐司价格每斤加为四十二文。解州旧法每席五贯文，增加为六贯四百文。辽东、北京旧法每石九百文，增加为一贯五百文。西京煎盐旧法每石二贯文，增加为二贯八百文，捞盐旧法每石一贯五百文，增加为二贯文。既增加了价格，又增加了销售的数量。七盐司旧课每年收入六百二十二万六千六百三十六贯五百六十六文，到此时增加为一千零七十七万四千五百一十二贯一百三十七文二分。山东旧课每年收入二百五十四万七千三百三十六贯，增加为四百三十三万四千一百八十四贯四百文。沧州旧课每年收入一百五十三万一千二百贯，增加为二百七十六万六千六百三十六贯。宝坻旧课每年收入八十八万七千五百五十八贯六百文，增加为一百三十四万八千八百三十九贯。解州旧课每年收入八十一万四千六百五十七贯五百文，增加为一百三十二万一千五百二十贯二百五十六文。辽东旧课每年收入十三万一千五百七十二贯八百七十文，增加为三十七万六千九百七十贯二百五十六文。北京旧课每年收入二十一万三千八百九十二贯五百文，增加为三十四万六千一百五十一贯六百一十七文二分。西京旧课每年收入十万零四百一十九贯六百九十六文，增加为二十八万零二百六十四贯六百零八文。

四月，宰臣上奏：“按法律，猛安谋克有告发私盐而不抓捕的，处以杖刑；其部人有犯私盐而失于察觉的，按犯案数量多少论罪。如今却有亲身犯法的，与犯私酒曲、杀牛的，都是世袭权贵之家，不可不禁止。”于是规定徒刑年限、杖刑数目，不准用赎刑抵免，不够徒刑的处以杖刑五十。

八月，命令山东、宝坻、沧州三盐司，每年春秋两季派遣使者督察按察司及州县巡察私盐。

泰和元年九月，省臣认为沧、滨两司的盐袋，每年买席子一百二十万张，都取自百姓。清州北靖海县新设的沧盐场，本是旧猎场，低湿多芦苇，应该解除禁令，让百姓按时采集编织。

十一月，陕西路转运使高汝砺上言：“旧制，捕捉告发私盐酒曲的，按斤两给赏钱，都向犯人征收。但盐官抓获的则充作正课，巡捕官则不赏。巡捕军则赏钱比常人减半，免役弓手又减半，这是罪行相同而赏赐不同。请求将司县巡捕官不赏的数额，以及巡捕弓手所减的部分，都征收归官，这样罪与赏就公平了。”下诏同意。三年二月，任命解盐司使治所在本州，副使治所在安邑。十一月，规定进士授盐使司官，按榜次及入仕先后拟定注授。

四年六月，以七盐使司课额七年一定为制度，每斤增加为四十四文。当时桓州刺史张炜请求用盐换米，下诏令省臣商议。

六月，下诏因为山东、沧州盐司自增加新课之后，每年亏损累积，是由于官家既未经营筹划，而管勾、监同与干办人相互奸弊，以致如此。立即选拔有才干的人代替两司使副，用进士及部令史、译人、书史、译史、律科、经童、各局分出身中廉洁谨慎的人为管勾，而罢免旧官。

十月，西北路有违犯花硷禁令的，想比照盐禁定罪，宰臣认为：“若比照私盐，则有不同。”下诏规定：收硷者杖八十，十斤加一等，罪止徒刑一年，赏赐同私矾例。五年六月，因山东、沧州两盐司侵吞课额，派遣户部员外郎石铉前往视察，回来说让两司分办较为方便。下诏让周昂分河北东西路、大名府、恩州、南京、睢、陈、蔡、许、颍州隶属沧盐司，以山东东西路、开、濮州、归德府、曹、单、亳、寿、泗州隶属山东盐司，各按人口承担课额。十月，签河北东西大名路按察司事张德辉上言：“海边居民容易得到私盐，所以犯法的人多，可以按户口平均分配。”尚书省命令山东按察司商议利弊，回言：“莱、密等州连年歉收，按人口卖盐收取的钱虽然少，百姓仍认为负担重，恐怕导致流亡。况且私煮盐的都是无籍之人，岂能因配买就不干了！”于是规定，命与沧盐司都乘驿马巡察境内。

六年三月，右丞相内族宗浩、参知政事贾铉上言：“国家经费只依赖盐课，如今山东亏欠五十余万贯，是因为私煮盗贩者结成团伙，盐司既不能捕捉，统军司、按察司也不禁止，如果只按犯私盐者的人数，罚俸降职，他们将隐瞒不报，更难控制了！应立法，以各官在职时所增亏的实际数字，让盐司上报省部，作为升降依据。”于是下诏诸统军、招讨司，京府州军官，所管辖部下有犯者，两次则夺半月俸，一年五次则上奏裁决，巡捕官只要犯法则立即判决，令按察司御史监察。

四月，采纳涿州刺史夹谷蒲乃的建议，允许莱州百姓所纳盐钱可以缴纳丝绵、银钞。七年九月，规定西北京、辽东盐使判官及各场管勾的增亏升降标准，凡文资官吏员、各局署承应人，应验资历注授者，增加不满一分者升为本等首，增加一分减一资，二分减两资，迁一官，四分减两资，迁两官，亏损则按此降等。如任满回京验官注授者，增加不满一分升为本等首，增加一分减一资，二分减一资、迁一阶，四分减两资、迁两阶，亏损者也按此降等。

十二月，尚书省根据卢附翼的建议，于是规定灶户盗卖课盐法，若应纳盐课之外有余，则全部申报官府，若留存者减盗一等。若刮硷土煎食，采黄穗草烧灰淋卤，以及用酵粥酿酒者，杖八十。八年七月，宋克俊上言：“盐管勾自改为注授进士诸科人，而监官有失去超升县令的阶次，因此怠惰而亏损课额，请求依旧制为便。”有司因泰和四年改注时，选拔当时到部的人截替，于是拟定以秋季到部的人注授替代。八年七月，下诏沿淮各榷场，允许官民用盐贸易。

宣宗贞祐二年十月，户部上言：“阳武、延津、原武、荥泽、河阴各县多硷卤，百姓私自煎盐不能禁止。”于是下诏设场，设判官、管勾各一员，隶属户部。不久，御史台上奏：“各县都被有力者夺去，商贩不能通行。”于是敕令御史分路申明禁止条约。三年十二月，河东南路权宣抚副使乌古论庆寿上言：“绛、解百姓多从事贩盐，经大阳关换取陕、虢的粮食，等到渡河返回，官府强行收购其八，除去旅费还能剩多少？而河南行部又自行运盐到陕换粮，完全剥夺民利。近年河东旱蝗，加上强行收购，物价暴涨，人民流亡，实在可怜。请求取消强行收购，以缓解祸患。”四年七月，庆寿又上言：“河中缺粮，既不能接济，又强行收购来剥夺。盐是官物，有关部门陆运到黄河，再用船运到京兆、凤翔，与商人贸易，难得而辛苦。而陕西行部每石又强行收购二斗，这是官物而自己收购。盐是官物，有关部门陆运到黄河，再用船运到京兆、凤翔，与商人贸易，难得而辛苦。而陕西行部每石又强行收购二斗，这是官物而自己收购。转盐换物，本为接济河中，而陕西又强行夺取，不是抢夺是什么？请求彼此一律听民自便，则公私都得益。”皇上同意。兴定二年六月，因延安行六部员外郎卢进建议：“绥德的嗣武城、义合、克戎寨靠近黄河的地方多产盐，请求设盐场管勾一员，每年获利十三万余斤，可输钱二万贯以助军需。”三年，下诏采纳其言，设官卖盐供给边防。四年，李复享上言：“用河中西岸解盐旧所换的粟麦一万七千石充关东之用。”不久命令解盐不得流通到陕西，因北方有警，黄河禁令正严。元光二年，内族讹可上言，民运解盐有助军粮，下诏修石墙以加固。

酒

金朝的酒专卖继承辽、宋旧制，天会三年开始命榷官以周年为任期。世宗大定三年，下诏宗室私自酿酒的，由转运司审理治罪。三年，省奏中都酒户多逃亡，因此课额更加亏损。皇上说：“这是官府不严禁私酿所致。”命令设军士一百人，隶属兵马司，同酒使副及合千人一起巡察，即使权贵之家也允许搜索。奴婢犯禁，杖其主人一百。并且令大兴少尹招回流亡酒户。八年，重新规定酒使司课额达到五万贯以上，盐场达不到五万贯的，依旧例通注文武官，其余都任用右职有才能、多次差遣不亏损的人。九年，大兴县官因广阳镇务亏损课额，害怕夺其俸禄，于是把酒分给部民，让他们纳税。大理寺认为财物非入己，请求以赎论。皇上说：“虽非私赃，但贫民也受害，若只从赎，何以惩戒后来。”特命解职。二十六年，省奏盐铁酒曲自定课以后，增加各有差别。皇上说：“朕不久前在上京，酒味不佳。朕想如中都曲院取课，或许能使百姓得到美酒。朕的日常膳食也减省，曾有一位公主来，没有多余膳食可给。朕想日用五十羊何难！但考虑费用都出自百姓，不忍心做。监临官只知利己，不知利从何来？若能办理增加盈余者升迁，亏损者降职，仍重新规定并增并亏的课额，不失原额。如横班只亏损者，与其他差事一样降罚，或许有激励。且如功酬应办二万贯，而只得一万七八千，难送两酬者，必只纳一万贯，而辄将余钱归己。今后可令现差使内未送酬的余钱，与后差使内所增的钱通算为酬，或许钱可归官。至于监官食钱，若不先给，何以责其廉洁。今后凡及格限到达者，即用此办法。”又奏罢杓栏人。二十七年，商议以天下院务，依中都例，改收曲课，而听任百姓酿酒。户部派遣官员询问辽东来远军，南京路新息、虞城，西京路西京酒使司、白登县、迭剌部族、天成县七处，除税课外，愿自承课卖酒。皇上说：“自昔监官多私吞官钱，若令百姓承办，或许革除此弊。可试行之。”

明昌元年正月，更改制定新的课程，命令即日征收办理。中都的曲使司，大定年间，每年获得钱三十六万一千五百贯，承安元年每年获得四十万五千一百三十三贯。西京的酒使司，大定年间，每年获得钱五万三千四百六十七贯五百八十八文，承安元年每年获得钱十万七千八百九十三贯。七月，规定中都曲使司以大定二十一年到明昌六年为界限，通盘比较平均取一年的数额作为定额。五年四月，尚书省上奏：“以前各处的酒税务，所设置的杓栏人，由曾经在朝廷服役的射粮军担任，大定二十六年废除，那些在朝廷服役的军人，各自给予添支钱粮作为报酬。现在打算将原来收取的杓栏钱，用来代替添支，命令各院务根据所收的数额，从百分中取三，随同课税代为输送，不再纳入比较，每年大约得钱三十余万，以辅助国家费用。”泰和四年九月，尚书省上奏：“在都城的曲使司，自从制定课税以来八年都增加，应该依照旧法，以八年的总课程，平均作为一年的数额，仍然取新增各种物品的一分税钱并入，共同作为课额。以后的课税，每五年固定一次制度。”又命令各处的酒务，在原定额上通取三分作为糟酵钱。六年，规定院务卖酒的数量各有差别，如果超出数量外卖，以及携带超过数量的，治罪。宣宗贞祐三年十二月，御史田迥秀说：“大定年间，酒税每年达到十万贯的，才设置使司，后来二万贯也设置，现在河南的使司也五十多员，白白浪费每月的俸禄，应该依照大定的制度。”元光元年，重新设置曲使司。

醋税

自从大定初年，因为国家费用不足，设置官员专卖醋，以帮助日常开支。到二十三年，因为府库充足，于是废除了。章宗明昌五年，因为有关部门的收入不满足支出，议事的人请求专卖醋的利润，于是命令设置官员专卖醋，其课税定额，等待派遣官员确定。后来废除。承安三年三月，尚书省大臣因为国家费用浩大，于是重新专卖醋。五百贯以上设置都监，千贯以上设置同监一名。

茶

除了宋朝人每年进贡的以外，都在宋界的榷场进行贸易。世宗大定十六年，因为很多人私自贩卖，于是重新制定香茶的罪赏标准。章宗承安三年八月，认为浪费国家费用且资助敌人，于是命令设置官员制造茶。派尚书省令史承德郎刘成前往河南视察官方制造的茶，因为没有亲自品尝味道，只采集民间言论说是温桑，实际上不是茶，回来后立即禀告皇上。皇上认为他不称职，杖打七十，罢免他。四年三月，在淄州、密州、宁海、蔡州各设置一个作坊，制造新茶，依照南方的例子每斤装一袋，价值六百文。因为商旅仓促之间没有贩运，命令山东、河北四路转运司根据各路的户口平均分配袋数，交给各司县售卖。购买茶引的人，缴纳钱或折算物品，各自按方便选择。

五月，因为山东人户制造和贩卖私茶，侵犯专卖利益，于是规定比照煎私矾的条例，判处徒刑二年。

泰和四年，皇上对宰相说：“我尝了新茶，味道虽然不好，难道就不能喝吗？近来命令近侍察看，才知道山东、河北四路全部强制配售给百姓。既然说是强迫百姓，应该治罪。这个举动不知道是转运司还是县官做的，所属的按察司也应当定罪。请查明上报。从今以后命令每袋价格减少三百文，到明年四月卖不出去，即使腐败了也无妨。”五年春天，废除制造茶的作坊。三月，皇上告诉尚书省大臣说：“现在虽然不造茶，但不要砍伐那些茶树，土地则任凭百姓耕种和砍柴。”六年，河南茶树枯死的，命令补种。十一月，尚书省上奏：“茶，是饮食之外的东西，不是必需之物。近年来上下都争着喝，农民尤其严重，市井茶肆相连。商旅多用丝绢换取茶，每年花费不下百万，这是用有用之物换取无用之物。如果不禁止，恐怕耗财更严重。”于是命令七品以上官员，其家中才允许喝茶，仍然不得卖和馈赠。不应该留存的，按斤两定罪赏。七年，重新制定喝茶的规定。八年七月，议事的人认为茶是宋地的草芽，而换取中国的丝锦锦绢有益之物，不可行。国家的盐货出自卤水，每年取用不完，可以命令用茶交换。尚书省大臣认为交换的范围不广，于是上奏命令兼用杂物交换。宣宗元光二年三月，大臣因为国家窘迫财用枯竭，上奏说：“金银钱粮，世间不可一日缺少。茶本来出自宋地，不是饮食的急需，而从前商人用金帛交换，这是白白消耗。泰和年间，曾经禁止，后来因为宋人求和，于是废除。战争兴起以来，又重新执行，但犯法的人不少减少，而边境百姓又窥探利益，越境私自交换，恐怕因此泄露军情，或者盗贼入境。现在河南、陕西共五十多郡，郡每日吃茶大概二十袋，每袋值银二两，这是一年之中浪费百姓银两三十多万。怎能用我们有用的财货资助敌人呢？”于是规定亲王、公主及现任五品以上官员，平时蓄存的保留，禁止不得卖、馈赠，其余人全部禁止。犯者判徒刑五年，告发者赏宝泉一万贯。

各种征收商税

海陵贞元元年五月，把都城的空地赐给随朝大小官员及护驾军，七月，各自征收钱各有不同。大定二年，制定院务创亏及功酬标准。八月，废除各路关税，只命令稽查。三年，尚书省上奏：“山东西路转运司说，坊场河渡多有拖欠。”下诏按照监督管理的制度，根据年岁远近区别，减免。又根据尚书工部令史刘行义的建议，制定城市出租房屋的税制。五年，因为此前河湖废除设官，重新招募百姓认购，两界之后，仍旧设置官员。二十年正月，制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各种物品百分取三。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户部说天下河泊已经允许与民同利，那些七处设官可以废除，委托所属禁止豪强不得擅自取利。

明昌元年正月，敕令尚书省，制定院务课程商税数额，各路使司院务一千六百一十六处，比旧减少九十四万一千余贯，于是废除坊场，免除租赁房屋税。十月，尚书省上奏：“现在天下使司务，既然减少课额，而监官增亏已经有升迁追夺的制度，应该废除提点所给赏罚俸的制度，只委托提刑司，察访提点官侵犯场务的，则按制度论处。”下诏听从。二年，下诏减少南京出租官房及地基钱。三年，告诉提刑司，禁止有权势的人家不得独占山川湖泽的利益。又司竹监每年采集入破竹五十万竿，春秋两次送到都水监，准备河防，剩余边刀笋皮等卖钱三千贯，苇钱二千贯，作为定额。明昌五年，上书言事的人请求恢复旧设的坊场，皇上不允许，只允许增置院务，下诏尚书省参酌制定制度，于是拟定辽东、北京依旧允许别人分办，中都等十一路派官按察视察，酌情添设院务于二十三处，从今年九月一日开始界限，下诏批准。大定年间，中都税使司每年获得十六万四千四百四十余贯，承安元年，每年获得二十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九贯。泰和六年五月，制定院务课税亏损，命令转运司派官监管专卖。

金银之税

大定三年，规定金银坑冶允许百姓开采，二十分取一作为税。泰和四年，上书言事的人认为金银百分取一，各种物品取三分，现在物价比以前高，除金银外定额不能全部包括，其余金银可以同时增加一分。下诏听从。七年三月，户部尚书高汝砺说：“旧制，小商贸易各种物品收钱四分，而金银是贵重的细物，多出自富有之家，反而只取三分，这是不伦不类，也请求一律征收。”尚书省大臣商议认为这样恐怕多隐匿。于是只听从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