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五礼中的第二种是凶礼。从天子到平民百姓，身体发肤都受之于父母，这个道理是相同的，情感也是一样的，活着就奉养，去世了就哀悼，所以说三年之丧是天下通行的礼制。汉代的礼制规定，天子驾崩，从生病到去世及安葬，丧礼的制度与夏商周三代有所不同。魏晋以来，大体上与汉代相同。但自从汉文帝改革丧礼制度后，后代都遵循它，不再实行三年之丧的礼仪。到了魏武帝临终时，遗令说：“天下尚未安定，不能遵循古礼。百官应当前来哭灵的，只需哭十五声，安葬完毕就脱去丧服。那些带兵驻扎防守的，不得离开驻地。”魏武在正月庚子日去世，辛丑日就入殓，当月丁卯日下葬，这就是不超过一个月。

到了宣帝、景帝去世时，都遵从权宜之制。文帝去世时，国内服丧三天。武帝也遵循汉魏的典制，安葬后就脱去丧服，但仍然穿深衣戴素冠，撤去坐席和膳食。太宰司马孚、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兼中领军司马望、司空荀顗、车骑将军贾充、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武陔、都护大将军郭建、侍中郭绥、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等上奏说：“我们听说礼典法度，增减随时代而定，虞夏商周都不互相沿袭，是有原因的。大晋继承汉魏，有改革有因循，只求足以振兴教化而已，所以不能都返归原始，与上古同规。陛下既然已经遵循汉魏降低丧礼的典制，以顺应时务，而亲身实践大孝，情感超过哀痛，戴素冠穿深衣，撤去坐席和膳食，即使武丁在殷代这样做，曾参、闵子骞在平民中这样做，也不足以超过。如今荆蛮尚未平定，各种政务尚未治理好，万机事务繁多，动辄劳神费虑，哪里有时间完全顺从圣旨，来满足至深的情感？我们认为陛下应该割舍私情来使时世安宁、风俗淳厚，已经命令御府更换衣服，内省更换座位，太官恢复膳食，所有施行的事情，都按旧制办理。”诏书说：“每次感念幽冥中的先人，而不能在草垫土块上服完丧期，以保存这份悲痛，何况还要吃稻米穿锦绣，这确实使我心中激切悲伤，不是能用来宽慰我的。我本是书生之家，传承礼制已久，怎么忍心一旦就在上天面前改变这种情感！你们顺从我已经很多了，可以试着省察孔子回答宰我的言语，不必再纷纷扰扰。说到悲痛，无可奈何！无可奈何！”司马孚等人再次上奏：“跪读圣诏，因悲怀而感动，想到孔子之所以抑制宰我的疑问，圣思之所以不能自已，非常深刻笃厚。然而如今战事未停，军事未息，万机最为重要，天下最为广大。陛下以万乘之尊，行平民之礼，穿粗服睡草席，喝冷水吃粗食，深忧内积，外貌憔悴。而且亲自处理万机，坐以待旦，降心接下，忙得顾不上吃饭，如此劳苦。因此我们惶恐不安，实在担心神气受损，因而影响大事。已经命令有关部门，改换座位恢复常态，遵循旧典。希望陛下体察我们的愚诚，以安慰皇太后之心。”又下诏说：“再次阅览奏议，更加悲痛，不能自持，无可奈何！无可奈何！三年之丧，自古以来就是通行的礼制，确实是圣人依据情理制定中正之礼，明白宽恕而实行的。神灵日益远去，无处诉告，即使薄于情义，吃美味穿美服，也是不堪忍受的。不宜再反复，加重其伤心，就此断绝，无可奈何！无可奈何！”皇帝于是用这种礼制服完三年之丧。后来居太后之丧也像这样。

泰始二年八月，下诏说：“这月上旬，是先帝弃世的日子，已经周年了。我孤苦伶仃，什么时候才能表达一下人子的情意呢！思念烦闷，想要到陵前瞻仰侍奉，以尽哀痛悲愤之情。主管者准备好出行用具。”太宰安平王司马孚、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武陔等上奏：“陛下至孝纯厚，哀思无穷。丧服虽然已脱，但哀毁食素，有损精神平和。如今虽是秋节，尚有余暑，谒见山陵，悲感摧伤，臣下私下感到惊惧，认为应当降低抑制圣情，以安慰万国。”诏书说：“孤苦忽然之间，日月已经一周，悲痛思念，永远无法追及。想要瞻仰奉侍山陵，以抒发哀痛悲愤，身体气息还好。而且已经凉爽，便当出行，不能按你们所奏的那样。主管者便准备好出行用具。”又下诏说：“汉文帝不让天下尽哀，也是帝王极其谦逊的志向。应当去山陵，怎么忍心没有丧服，还是穿丧服去吧。”司马孚等再次上奏：“我们听说上古丧期没有定数，后世才有了年月的渐进。汉文帝顺应时势之义，制定了短丧之制，传之后代。陛下因社稷宗庙之重，万方亿兆之故，已经顺从权制，脱去丧服，群臣百姓穿吉服，如今去谒陵，以表达哀思，如果加上丧服，进退都不合适。不敢奉诏。”诏书说：“也知道不在于这麻布丧服。然而人子的情思，是想要让哀丧之物在身上，这大概是接近人情的。群臣自然应当按旧制办理。”司马孚等又上奏说：“我们听说圣人制作礼制，必定顺应时宜。所以五帝音乐不同，三王礼仪有别，这是古今所以不同，质朴与文饰所以交替使用的原因。陛下顺应时宜，已经降心克己，屈从权制，既已脱去丧服，而实行心丧之礼，如今又制作丧服，义无所依。如果君穿丧服而臣不穿，也感到不安。参议认为应如前奏。”诏书说：“只担心情感不能企及罢了，衣服何在。各位勤恳至极，岂敢随便违背。”

泰始四年，皇太后去世。有关部门上奏：“前代旧例，倚庐中设置白缣帐、草席、素床，用布巾包裹土块和草，轺辇、版舆、细犊车都设置缣里。”诏书不听，只令用布衣车而已，其余居丧的制度，不改变礼文。有关部门又上奏：“大行皇太后应当在四月二十五日安葬。旧例，虞祭穿丧服，虞祭后脱去。内外官僚都到早晚哭临的位置，御除丧服完毕，各回住处脱去丧服。”诏书说：“三年之丧，是天下通行的礼制。受终身之爱，而没有几年的回报，怎么可以安葬后就改吉服，情感上不忍心。”有关部门又上奏：“世道有险有易，道义有低有高，所遇时代不同，确实有原因，不是忽视礼制。如今战事未息，王事十分繁忙，更需要听讼断案，以成就各种政务。昔日周康王刚登位时，还戴冕临朝。到汉魏，安葬后就脱去丧服，谅闇之礼，从远古就废弃了。希望陛下割舍高宗之制，遵从当时的适宜做法。”诏书说：“三年之丧，是用来尽情致礼的，葬后便脱去，是我不能忍受的。应当表达我的哀怀，说到断绝，无可奈何！无可奈何！”有关部门又坚决请求。诏书说：“不能笃行孝道，不要以毁伤身体为忧。确实知道衣服是小事，然而如今思念居于草土，大概应当用吉物来夺情，这正是加重伤害至心，不是我所顾念的。每代的礼典质朴文饰都不同，为什么要限制于近制，使通达的丧礼缺失呢！”群臣又坚决请求，皇帝流泪很久才答应。文明皇后去世和武元杨后去世时，天下将吏发哀三天就停止。

穆帝去世，哀帝即位。哀帝对于穆帝是堂兄弟，穆帝的舅舅褚歆上表，中书回答表章说朝廷没有这种礼仪，下诏交给群臣商议。尚书仆射江虨等四人都说，闵公与僖公是兄弟，而成为父子关系，那么哀帝应该做穆帝的后嗣。卫军王述等二十五人说：“成帝不偏爱私亲，超越授予天伦之序，康帝受命于显宗。社稷之重，已经转移所授，继承的次序，应当继承康皇。”尚书谢奉等六人说：“继体的正统，应当根据血缘关系，考察人情，应当继承显宗。”下诏听从王述等人的意见，上继显宗。

宁康二年七月，简文帝去世两周年的闰月。博士谢攸、孔粲议论：“鲁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去世，实际是闰月而说十二月，是因为附属于前月。丧事应求远的日期，则应用博士吴商的话，以闰月举行祥祭。”尚书仆射谢安、中领军王劭、散骑常侍郑袭、右卫将军殷康、骁骑将军袁宏、散骑侍郎殷茂、中书郎车胤、左丞刘遵、吏部郎刘耽意见都相同。殷康说：“过了七月而没到八月，怎么能说是逾期。如果一定不能解决，就应当从重。”袁宏说：“假如碰到闰十二月而不取用，这是因为年岁未终，本来就不能取用。《汉书》把闰月作为后九月，表明它们是同体。”郑袭说：“中宗、肃祖都在闰月去世，祥祭除服的变通都用闰月的后一个月。先朝尚且用闰月的后一个月，如今闰月附在七月，取用它有什么可疑，也符合远日申情的说法。而且闰是后七而不是八，哪里有什么逾月的嫌疑！”尚书令王彪之、侍中王混、中丞谯王司马恬、右丞戴谧等意见不同，王彪之说：“吴商是中等才能的小官，不是名贤硕儒、公辅重臣、为当时所效法的人。而且取用闰月没有证据，只是援引远日的意义，超越祥祭忌日，在限外取用，不合卜远的道理。又丞相桓公曾经议论说，《礼》规定二十五个月为大祥。为什么要越过期限取闰月，成为二十六个月呢？”于是启奏说：“有人认为闰月附在七月，应当用闰月除服。有人认为闰月名虽附在七月，而实际以三旬另为一月，所以应当以七月除服。我们与中军将军桓冲参详，一代大礼，应当以经典为准。三年之丧，十三个月而练祭，二十五个月而结束，是《礼》的明文。《阳秋》的义例，闰月在年内，就略去不计。明白闰月在年外，则不应取用而越过期忌之重，因为礼制祥除必定以正期月为根据。”己酉晦日，皇帝脱去缟素换上吉服。徐广议论说：“凡是辨别义理，没有显据明文可以折中改变，那就不是疑义又是什么。礼制有疑义应从重，丧事易简宁可哀戚，顺情通物，本来就有成说。王彪之不能征引正义，有以折服对方，只是以名位压制人，君子虚心接受，心中没有成见，难道能这样吗！执政者顺从而行之，恐怕是过错了。”

魏武帝在正月去世，魏文帝在同年七月设置妓乐百戏，这说明魏国不因丧事废弃音乐。武帝以来，国家有大丧，就废弃音乐整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子丧期未除，到元旦朝会也废弃音乐。穆帝永和年间，因为中原山陵未修复，连年元旦朝会废弃音乐。这时太后临朝，太后父亲褚裒去世，元旦朝会又废弃音乐。孝武帝太元六年，因皇后王氏丧事，也废弃音乐。孝武帝去世，太傅录尚书会稽王司马道子建议：“山陵之后，通婚嫁不得作乐，以一年为限。”

汉代仪制，太皇太后、皇太后去世，由长乐太仆、少府大长秋主持丧事，三公奉行制度，其他都按礼制。魏晋也同天子的仪制。

泰始十年，武元杨皇后去世，等到要迁葬到峻阳陵时，按照旧制，下葬之后，皇帝和群臣除去丧服恢复正常生活。在此之前，尚书祠部上奏采纳博士张靖的意见，皇太子也依照制度一起脱去丧服。博士陈逵议论认为："现在的制度所依据的，是汉朝皇帝的临时措施，因为有事而兴起，并非礼制的正道。皇太子没有国家大事，自然应该服满丧期。"皇帝下诏进一步详细讨论。尚书杜预认为："古代天子诸侯的三年之丧，开始时与齐衰、斩衰相同，下葬后就脱去丧服，在谅闇中居住，内心服丧到满期，不与士人百姓的礼节相同。汉朝继承秦朝，让天下人都为天子服丧三年。汉文帝看到下面的人不能长久执行，却不了解古代制度，另用自己的想法制定了祥禫之礼，脱去丧服就恢复正常。魏朝直接以葬毕为界限，继承的国君都不再在谅闇中服满丧期。学者们批评这种做法很久了，但最终没有推究经典传记，考察历史事实，专门认为君王的三年之丧，应当穿着丧服度过二十五个月。继承的国君如果这样，那么天子和群臣都不能除去丧服。虽然心意在于尽孝，反而逼迫而无法实行。到现在历代君主都遵从汉文帝的轻简制度，这是因为制定制度的人没有制定正确的制度。现在皇太子与君主一体，应当恢复古代礼节，卒哭之后脱去丧服，在谅闇中服满丧期。从道理上说既不应该不除丧服，又不采用汉文帝的做法，这正是为了使丧礼更深厚。"于是尚书仆射卢钦、尚书魏舒问杜预依据什么证据。杜预说："《左传》说三年之丧从天子开始，这是说天子断绝旁系亲属的丧服，只有三年之丧。不是说居丧穿丧服三年，与士人百姓相同。所以皇后、太子的丧事，叔向说'有两次三年之丧'。周公不说商高宗服丧三年，而说谅闇三年，这是脱去丧服后内心服丧的文字。叔向不指责周景王除去丧服，而是指责他安乐享乐太早，说明下葬后应当除服，而违背了谅闇的礼节。《春秋》中，晋侯宴请诸侯，子产辅佐郑伯，当时郑简公还没有下葬，请求免除丧服来听从命令，君子认为这合乎礼节。宰咺来赠送惠公和仲子的助丧财物，《左传》说'吊唁生者没有赶上哀痛之时'。这些都是下葬后脱去丧服而行谅闇的证据，先儒的旧说也常常可见，只是学者们没有思考罢了。《丧服》中，诸侯为天子也服斩衰，难道可以说服满三年吗！往上考察七代，不知道有哪个君王和臣下上下都穿丧服三年的；往下推及将来，恐怕百代君主道理是一样的。不是一定不能做到，而是形势不允许，所以知道圣人不会虚设不能实行的制度。孔子说'礼制可以减损增加，即使百代也能知道'，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于是卢钦、魏舒听从了他，就命杜预起草奏议，上奏说：

侍中尚书令司空鲁公臣贾充、侍中尚书仆射奉车都尉大梁侯臣卢钦、尚书新沓伯臣山涛、尚书奉车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书剧阳子臣魏舒、尚书堂阳子臣石鉴、尚书丰乐亭侯臣杜预叩头进言：礼官参议博士张靖等人议论，认为"汉文帝临时制度三十六天的丧服，以一天代替一月，世道有盛有衰，礼制不能完备，皇太子也应当割舍感情除去丧服"。博士陈逵等人议论，认为"三年之丧，是人子用来尽心的，所以圣人制定礼制，从上到下都通行。因此现在的制度，将帅官吏遇到父母丧事，都准假二十五个月。推崇孝道，是用来教化天下的。皇太子至孝显著于内心，而丧服除去于外表，这不是礼制所说的符合情义的做法。应当不除去丧服"。

臣卢钦、臣魏舒、臣杜预谨慎审察张靖、陈逵等人的议论，各自只看到所学的一个方面，不了解帝王居丧从古到今的通礼。从上到下，尊卑贵贱，事物各有其适宜。所以礼有以多为贵的，有以少为贵的，有以高为贵的，有以低为贵的，只求合适。不然的话，就本末不协调，实行起来不能长久。天子与群臣，虽然哀乐之情相同，但所处的适宜实际上不同，所以礼制不能相同。《周易》说"上古时代丧期没有固定天数"，《虞书》说"三年之内四海之人停止音乐"，之后没有文字记载。到了周公旦，才说"殷朝高宗谅闇三年不说话"。它的传文说"谅，是诚信；闇，是沉默"。向下过了五百多年，子张对此有疑问，用来问孔子。孔子回答说："何必一定是高宗，古人都是这样，国君去世，百官总领自己的职事听命于冢宰三年。"周景王有王后、太子的丧事，下葬后除去丧服而奏乐。晋国的叔向批评他说："三年之丧，即使尊贵也要服满，这是礼制。君王虽然没有服满，但宴乐太早，也是不合礼制的。"这些都是天子丧事在古文中的记载。说高宗不记载服丧三年，而记载谅闇三年，这是脱去丧服后内心服丧的文字。批评景王不批评他除去丧服，而批评他宴乐太早，说明下葬后应当除服，而违背了谅闇的礼节。尧去世，舜谅闇三年，所以称"遏密八音"。由此说来，天子居丧，齐衰、斩衰的制度，草鞋、丧杖、丧带，应当服满这些丧服。下葬后就除去，以谅闇来度过整个丧期，三年内不改变父亲之道，所以百官总领职事听命于冢宰。丧服已经除去，所以称赞不说话的美德，说明不再睡草垫枕土块，以致荒废大政。《礼记》说："三年之丧，从天子开始实行。"又说："父母的丧事，没有贵贱之分是一样的。"又说："丧服和丧车没有等级差别。"这些是通论天子居丧，衣服的礼节与常人相同，内心服丧的礼制持续三年，也没有服丧三年的文字。然而继承的国君，仍然多有荒废安逸的。自从废除了谅闇的制度，到现在高宗独享美名于前代，子张在当时产生疑问，这是贤圣所批评的，不是批评天子不服满丧服。

秦朝焚烧书籍，任意行事，抬高上面压制下面。汉高祖初建，沿袭而不改革。乃至让天下人都服重丧，早晚哀悼，经历寒暑，禁止嫁娶饮酒吃肉，制度不合情理。所以汉文帝遗诏，入殓完毕就下葬，下葬完毕就举行红禫之礼除服。虽然不合高宗谅闇的意义，但接近古代礼节，所以传给后代。当时预先修建陵庙，所以入殓下葬能在十二天之内完成，因而成为固定制度。到了近期的魏明帝，生前没有修建陵寝，五十天才下葬，哪里在三十六天内？这是当时经学粗疏，不效法前代圣人的弊病。魏朝改革，以葬毕为界限，合乎古代礼节，但不专心于谅闇，被前代同样批评。自从泰始初年，陛下追尊谅闇之礼，慎终追远，居丧笃厚，确实符合古制，超越殷朝高宗，天下歌颂恩德，确实不是张靖等人所能推究根源的。

天子诸侯的礼节，应当完备了。诸侯厌恶这些礼仪对自己不利而删削了典籍，现在保存的只有《士丧》一篇，戴圣的记载混杂在其中，也难以用来取正。天子的地位最尊贵，万机之政最重大，群臣之众最广泛，不同于凡人。所以大行皇帝下葬之后，祔祭于祖庙，就因疏远而除去丧服。自己不除服，群臣就不敢除服，所以委屈自己来除服。而用谅闇来服完丧期，天下的人都说我王仁义。委屈自己来顺从适宜，都说我王孝顺。除去丧服而内心服丧，我王还如此笃厚。凡是臣子，又怎能不自我勉励来崇尚礼制。这是圣明制度移风易俗的根本，高宗之所以能达到太平盛世，难道仅仅是丧服而已吗？

如果像责难的人那样，以临时制度自居，怀疑于委屈伸张、降等压抑，想以职事为裁断，那么父亲在世为母亲服一年，父亲去世服三年，这是因至亲屈从于至尊的原则。被休弃的母亲的丧事，以至亲为归属，但长子不能有服制，是因为体尊的原则，升降都随从，不敢独自决定。《周礼》说：诸子的职责，掌管国子的副职。国家有事就率领国子交给太子，听凭使用。《左传》说："国君出行则留守，有留守则随从，随从叫抚军，留守叫监国"，不是没有事。《丧服》中母亲为长子，妻子为丈夫，妾为主人，都是服三年。内宫的主人，可以说是无事吗？按照汉朝制度，汉文帝的丧事，红禫之礼完毕之后，汉景帝就在未央宫恢复正常，薄后、窦后一定不能在别宫服齐衰、斩衰，这是可以知道的。何况皇太子配副至尊，与国家一体，本来应当远遵古礼，近合当代制度，委屈自己除服来宽待下面，协和一代的成规。

君子对于礼，有直接实行的，有曲折削减的；有经制而平等的，有顺从而去除的，只是保存在内心罢了。礼难道是说玉帛吗？丧难道只是说丧服吗？这既是臣等所说的经制大义，而且就实际情况来说，也有不安之处。现在皇太子至孝蒸蒸，发自天然，哭泣思慕，匍匐在殡宫，大行皇帝祭奠之后，一去不返，必然想象平日的景象，徘徊在寝殿。如果不变更来行谅闇，那么东宫的臣仆，按道理就不能脱去丧服。这样永福宫的官属，应当独自穿着丧服办事，出入殿省，也难以持续。现在将帅官吏虽然蒙受二十五个月的假期，至于大臣，也夺去他们的丧制。从前翟方进自认为自己身为汉朝丞相，居丧三十六天，不敢逾越国典，何况皇太子呢？臣等认为皇太子应当像前面所奏，除去丧服，行谅闇直到丧期结束。

于是太子就采用了压降的建议，服从国家制度脱去丧服，行谅闇直到丧期结束。

当时朝廷内外突然听到杜预的不同意见，很多人感到奇怪。有人甚至说他违背礼制来迎合时俗。当时杜预自己也不作辩解，退朝后让博士段暢广泛采集典籍，为此找出证据，让大义彰明，足以流传后世。段暢秉承杜预的意旨，就撰集书传旧文，逐条列出实事成说，作为确定的证据，来弘扬主旨。那些传记中有与现在议论相同的，也全部列出，广泛举例，阐明其归趋，来证明这件事。文字太多不记载。

武帝杨悼皇后既已作为母亲抚养怀帝，皇后遇难时，怀帝还年幼，等到即位，宫中诏令叙述皇后的恩爱。等到皇后将要出殡时，群官议论皇帝应该为她追服丧服，有人认为庶母慈爱自己，依照礼制服小功五个月，有人认为慈母服如同母亲服齐衰，众人议论不同。闾丘冲议论说："杨皇后以母亲身份抚养圣上，大概是出于特殊情分。现在用恩礼追崇，不配享世祖庙。君王没有为慈母养母服丧的制度，我认为在出殡之日，可以三天穿素服致哀罢了。"于是听从了他。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日，成恭杜皇后周年忌日，有关部门上奏，皇帝满一年应改换服色。诏书说："君亲，是名教的重大之事，临时制度出于近代罢了。"于是仍然穿素服，这本来不是汉魏的典制。

兴宁元年，哀帝章皇太妃去世，皇帝想服重丧。江虨上奏："先王制定礼制，应当服缌麻。"皇帝下诏想降为期服，江虨又上奏："压抑委屈私情，是为了上尊祖考。"于是制定服缌麻三个月。

孝武帝宁康年间，崇德太后褚氏去世。太后是皇帝的堂嫂，有人疑惑服制。博士徐藻议论，认为："事奉父亲和事奉君主，恭敬相同。又，礼制规定，丈夫属于父亲一辈的，他的妻子都属于母亲一辈。那么丈夫属于君主一辈，妻子也属于皇后一辈了。服皇后的丧应按照事奉母亲的原则。鲁国被讥讽逆祀，是为了表明尊敬尊长。现在皇上亲奉康帝、穆帝、哀帝及靖后的祭祀，致敬与对父亲相同。怎么可以以君道来尊敬她，而丧服却废于本亲？应当服齐衰一年。"于是皇帝服期年之丧。

隆安四年，孝武太皇太后李氏去世，疑惑服制。尚书左仆射何澄、右仆射王雅、尚书车胤、孔安国、祠部郎徐广议论：太皇太后的名位正当，体同皇极，理制备尽，情礼更加申明。《春秋》之义，母以子贵，既然称为夫人，礼服从正。所以成风显扬了夫人的名号，文公服三年之丧。儿子对于父亲所生的母亲，体尊义重。而且礼制规定，祖父不压制孙子，本来应当服丧无屈，而依据情理制定制度。如果担心明文不存，那么有疑问就从重，应当认为与为祖母后服齐衰一年相同。永安皇后没有服制，只举行一次哀悼，百官也服一年。"下诏同意。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淑媛陈氏去世，是皇太子的生母。有关部门参详母以子贵，赠淑媛为夫人，设置家令主持丧事。太子前卫率徐邈议论："《丧服传》说与尊者为一体，就不服自己的私亲。又，君父所不服的，儿子也不敢服。所以王公的妾子为生母服练冠麻衣，下葬后就除去，不是五服之常，就叫做无服。"听从了他。

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去世，孝武太后服三年之丧。

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孙司马尚去世。有关部门上奏，皇帝应服齐衰期年。惠帝下诏令广泛讨论。散骑常侍谢衡认为：“诸侯的太子，经过誓封和未经誓封，尊卑体例不同。《丧服》说为嫡子服长殇，是指未经誓封的情况，已经誓封就不算殇了。”中书令卞粹说：“太子刚出生，就已经受人尊重，不必等待誓封。如果按谢衡所说，已誓封就不算殇，那么无服之子应当服斩衰三年；未誓封而殇，即使十九岁也只服大功九个月。誓封与未誓封，其等级差别很小；斩衰与大功，其轻重相差很远。而现在注解说‘诸侯不降低嫡殇的服制’。担心没有服制，以大功作为重嫡之服，那么即使誓封了，也没有再服三年的道理是很明显的。男子能保卫社稷，女子能奉行妇道，以可以成人的年纪而有已成就的事业，所以可以不算殇，这不是指孩童。作为殇者的后嗣，尊敬他如同父亲，尚且没有增加而只服殇服，何况以天子的尊贵，而为无服之殇实行成人的制度呢！凡是那些应该加重服制的殇，士大夫都不加服，而让至尊独自承担重服，这是前所未闻的。”博士蔡克赞同卞粹。秘书监挚虞说：“太子刚出生，就以成人之礼对待他，那么殇的道理就排除了。太孙也是继承君位、传承重器，由地位成就而服丧，完全不是依据年龄。天子没有为殇服丧的道理，是因为断绝了期年之丧的缘故。”于是听从了卞粹等人的意见。

魏氏旧例，国家有大丧，群臣穿丧服，用帛做绶囊，用布做剑衣。新礼认为，根据《左传》所说“除去丧服后无所不佩”，表明在丧期则没有佩饰，重新规定服齐衰斩衰之丧时不佩剑和绶带。挚虞认为：“《周礼》中的武贲氏，是士大夫的职责，都手持兵器守卫王宫，国家有丧事，就穿丧服、持戈盾守门，下葬时则跟随灵车哭泣。另外，周成王驾崩，太保命令大夫们用干戈内外警戒设置。这表明在丧事期间，重视宿卫的防备。‘去丧无所不佩’是指服饰的事情，不是指防御的用具。应该确定新礼中布衣剑按旧制，其余按新制。”惠帝下诏听从了。

汉魏旧例，将要下葬时，设置吉凶仪仗队，都配备鼓吹乐。新礼认为礼经没有吉驾车驾导从的记载，臣子不应该脱去丧服而穿黑色黄色的衣服，所以废除吉驾车驾仪仗。另外，凶事没有音乐，停止一切乐声，废除丧服中的鼓吹乐。挚虞认为：“葬礼中有祥车空着左边位置，就是现在的容车。下葬后，中午返回举行虞祭，迎神而回。《春秋传》记载，郑国大夫公孙虿去世，天子追赐大路车，让他使用。《士丧礼》记载，葬礼有稿车和乘车，用来装载生前的衣服。这些都不只是载灵柩，同时有吉驾车驾的明文规定。既然设置了吉驾车驾，就应该有导从，以模拟生前的仪容，表明不把他们当作死人的意义。臣子穿丧服不能为自己而脱去，但为了君父则没有不可以。《顾命》篇足以说明。应该确定新礼设置吉服导从如旧制，其中的凶服鼓吹应该废除。”惠帝下诏听从了。

汉魏旧例，大丧及大臣之丧，执绋的人唱挽歌。新礼认为挽歌起源于汉武帝役夫的劳歌，声音哀切，于是作为送终之礼。虽然音曲凄怆，但不是经典所规定的，违背了设衔枚的含义。正在号哭追慕之时，不宜以歌为名。废除，不唱挽歌。挚虞认为：“挽歌因一唱一和而发出凄怆之声，衔枚是为了保全哀伤，这也是用来感动众人。虽然不是经典所记载，但是历代旧例。《诗经》说‘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为名，也没有什么嫌疑。应该确定新礼如旧制。”惠帝下诏听从了。

咸宁二年，安平穆王去世，没有继承人，让同母弟司马敦上继献王之后，移送太常询问应服什么丧服。博士张靖回答，应该依照鲁僖公为鲁闵公服丧三年的例子。尚书发文书诘问张靖：“穆王不以司马敦为臣，司马敦不继承穆王，与鲁闵公、鲁僖公的情况不同。”孙毓、宋昌议论，认为穆王没有前往封国，司马敦没有在诸侯国任职，不应服三年。按情理处理，司马敦应服本服，服期一年而除服，主持穆王的丧祭三年完毕后，再举行吉祭祭祀献王。孙毓说：“《礼》，国君的子孙所以要臣服各位兄长，是因为君临国家的缘故。《礼》又规定与诸侯为兄弟而服斩衰的，是说邻国的臣子对于邻国的国君，有如同国君的道义。现在穆王既然没有前往封国，不以兄弟为臣，司马敦没有在诸侯国任职，没有邻国臣子的道义，与鲁闵公、鲁僖公的情况不同，正如尚书的旨意。但是丧事没有主人，司马敦既然奉诏继承国家，承担重任主持丧事，掌管祭祀。‘大功者主人之丧，有三年者则必为之再祭’。郑玄注说，‘是指死者的从父兄弟来作丧主’。‘有三年者’，是指妻子或子女年幼的。‘再祭’，是指小祥和大祥。穆王妃及封国臣子按礼都应服三年，这是有服三年的人，司马敦应当为他们主持大小两祥的祭祀。而且哀乐不能混杂，吉凶不能相干。丧服在宫中，哭泣未绝。司马敦骤然主持穆王的丧事，而封国的丧制尚未解除，就不能以自己的本亲服制除服而吉祭献王。”

咸宁四年，陈留国上奏，燕公是陈留王的本生父，陈留王出继奉祀明帝，现在对于陈留王是堂叔父，有关部门上奏应服期年，不因亲疏尊卑而降等。晋武帝下诏说：“陈留王奉祀魏氏，所承继的很重要，不得为自己的私人亲属服丧。”穆帝时，东海国上言，哀王去世超过一年，嗣王才来继承，不再追服，群臣都已返回吉服，国妃也应当同样除服。晋穆帝下诏说：“朝廷所以采用权宜之制，是因为王事所夺，并不是改变礼制。妇人传承重器，意义重大，如果依从权宜之制，道义将寄托在哪里！”于是国妃服完了三年之丧。孙盛认为：“废除三年的礼制，开启了偷情薄义的源头，是汉魏时期大的过失。现在如果因为大夫应当被王事所夺，妇人可以服完本服，这是吉凶的礼仪混杂陈设在宫寝，彩色和素色的制度内外乖异，岂不是情礼都违背，哀乐失当吗！”

太元十七年，太常车胤上奏：“谨按《丧服礼经》，庶子为庶母服缌麻三月。《传》说：‘为什么服缌麻？因为与尊者为一体，不敢为自己的私人亲属服丧。’这是经传的明文，圣贤的格言。但是近来开国公侯，至于卿士，庶子作为后嗣，各自放纵私情，为庶母服丧，等同于嫡母。这是末俗的弊端，溺于私情伤害礼教，纵容而不改革，就会流荡忘返。况且尊尊亲亲，虽然是礼的大本，但是以尊压亲，由来已久。《礼记》说，‘作为父亲的后嗣，被休弃的母亲没有服丧，是因为不祭祀的缘故’。又，礼制，天子父母的丧事，未下葬时，可以越过丧事去祭祀天地社稷。这些都是崇尚庄严至极的敬意，不敢因私废尊。现在自身承受祖宗的重任，却因为庶母的私情，废除了烝尝祭祀。五庙缺祀，由于一个妾的丧终，从情理上寻求，过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整个社会都这样，没有人加以裁抑贬斥。即使内心不同意，但行事不敢不同。所以正礼于是颓废，而习非成俗。这就是《国风》所以思念古代，《小雅》所以悲叹的原因。当今天下渐渐安宁，王道教化更新，确实应当崇尚显明礼训，以统一风俗。请台省考订修明经典，以表明王法。”没有答复。

太元十八年，车胤又上奏：“去年上奏，说近来开国公侯，至于卿士，庶子作为后嗣的，为庶母服丧，等同于嫡母，违背礼制，应该加以裁抑。事情上奏已经一年，没有被告知回复，不知道朝廷议论以什么为疑。如果认为所陈述的有错谬，那么经书有明文；如果认为古今不同，那么晋朝有现成的典制。升平四年，已故太宰武陵王的生母去世，上表请求服齐衰三年，诏令听从依照过去乐安王的旧例，服大功九个月。兴宁三年，已故梁王司马逢的生母去世，也请求服三年。《庚子诏书》依太宰旧例，同样服大功。如果谨按周礼，则是缌麻三个月；如果奉行晋制，则是大功九个月。古礼今制，都没有居丧三年的条文，而近年来，各自伸张私情，互相模仿沿袭，逐渐成为风俗。纵容而不禁止，那么圣典就灭亡了。尊尊亲亲，是立人的根本，王道教化的由来，只有这两端而已。所以先王设立教化，务求弘扬其极致，尊崇郊社的敬意，制定越绋的礼制，严格宗庙的祭祀，压低庶子的服制，是用来经纬人文，教化天下。委屈家事服从王道，压抑私恩尊重祖宗，难道不是上行下效，父亲施行于儿子吗！如果尊尊之心有时而废替，应该压抑之情遇事而伸张，祖宗的敬意微弱，而君臣的礼制就亏损了。诚意恭敬在祖宗那里微弱，致敬在事上那里亏损，而想要风俗安定、教化兴隆，不也是很难吗！我深深惋惜的，确实在于此。这是我的职责所在，不敢不说。请台省参议详察。”尚书上奏：“依照奏辞，就下达主管者详细寻究。依礼，庶子与尊者为一体，不敢为自己的私亲服丧，这是尊祖敬宗的大义。近来礼教衰微，此礼于是废弃。封国的国君废除了五庙的重任，士庶百姓缺失了烝尝的礼仪，习以为常成为颓坏的风俗，应该予以革正。于是内外参议，认为应该听从车胤所上奏，可以依照乐安王的大功之例为正。请写成告书如左，颁布内外，以确定永久的制度，普遍令其遵照执行，此事可以奉行。”晋孝武帝下诏同意。

《礼》规定，天子为三公六卿服锡衰，为大夫士服疑衰，头上戴弁绖。天子诸侯都为贵臣贵妾服丧三个月。汉朝为大臣服丧的规制没有听闻。汉明帝时，东海恭王去世，明帝出行到达津门亭举行哀悼。

到晋武帝咸宁二年十一月，下诏说：“诸王公大臣去世，应该举行三朝哀悼的，过一个月不奏乐；举行一朝哀悼的，三天不奏乐。”

晋元帝的姨母广昌乡君去世，尚未下葬，中丞熊远上表说：“按《礼》‘国君对于卿大夫，到下葬前不吃肉，到卒哭前不奏乐’，这是恻隐之心不忍心行吉事的缘故。接到尚书符，冬至后两天举行小会。我认为广昌乡君丧事殡殓之日，圣恩垂哀悼念。礼，大夫去世，废除一个季度的祭祀。祭祀尚且可以废除，何况其他事。冬至只可以群臣奉贺而已，不宜举行小会。”晋元帝下诏将熊远的表章拿给贺循看，又说：“咸宁二年武皇帝的旧例说‘王公大臣去世，举行三朝哀悼的，过一个月不奏乐；举行一朝哀悼的，三天不奏乐’，这是旧事的明文。”贺循回答说：“按《礼记·杂记》，‘国君对于卿大夫的丧事，到下葬前不吃肉，到卒哭前不奏乐’。古代君臣情义很重，虽然以至尊的身份，降级而不服丧，三个月之内，仍然穿锡衰居住，不接触吉事。所以春秋时晋国大夫智悼子尚未下葬，晋平公奏乐，被屠蒯讥讽。如熊远所回答的，符合古义。咸宁诏书虽然不合经典，但是根据时宜制定，作为定制，实在不是群臣所能议论的。”升平元年，皇帝的姑姑庐陵公主尚未下葬，尚书符问太常，冬至小会应该奏乐吗？博士胡讷议论说：“国君对于卿大夫，到卒哭前不奏乐。公主有骨肉之亲，应该停止奏乐。”太常王彪之说：“按武帝诏书，三朝举哀，三十天后才奏乐；一朝举哀的，三天后就奏乐。泰始十年春，长乐长公主去世，太康七年秋，扶风王司马骏去世，武帝都只举哀三天而已。中兴之后，经过参议讨论没有改变这个制度。现在小会应该奏乐。”两个议论最终不知道采纳了哪个。

《丧服记》说，诸侯为寄寓的居所服齐衰三个月。新礼认为现在没有这种事，删除这一章。挚虞认为：“《周礼》作于刑法搁置不用的时候，而记载了荒政十二条。礼完备地制定制度以对待事物，不因为时世衰微而废除盛大的典礼，也不因为时世兴盛而缺失衰亡的教义。以前王司徒失去职守流亡，自称寄公。当时天下又有很多类似情况，都是礼所涉及的。应该确定新礼如同旧经。”晋武帝下诏听从了。

汉魏旧例没有五等诸侯的制度，公卿朝士服丧，亲疏各按自己的亲属关系。新礼规定王公五等诸侯建立国家设置卿的，以及朝廷公孤的爵位，都断绝旁系亲属的期年之服，而旁系亲属为他们服斩衰，卿校职位相当于大夫的都断绝缌麻之服。挚虞认为：“古时候诸侯君临其国，以诸父兄为臣，现在的诸侯与古代不同。与古代不同，那么他们的尊贵就不完全，不宜便实行断绝期服的制度，而让旁系亲属服斩衰的重服。诸侯既然这样，那么公孤的爵位也应该如旧。从前魏武帝建安年间已经曾上表，汉朝依照古代的制度，事情与古代不同，都没有施行，所施行的记载在魏朝律令中。大晋采用来著为法令，应该确定新礼一切如旧。”晋武帝下诏听从了。

《丧服》中没有弟子为老师服丧的规定，新礼规定弟子为老师服齐衰三个月。挚虞认为："自古以来就没有为老师服丧的规定，所以孔子去世时，门人对于该穿什么丧服感到疑惑。子贡说：‘从前夫子在颜回去世时，像丧子一样但不穿丧服，请让我们像丧父一样为夫子服丧但不穿丧服。’于是内心守丧三年。这是怀着三年的哀思，而没有齐衰的礼制。大家群居时，进门就系麻带，出门就不系，这就是所谓的吊服加麻。先圣制定礼制，一定要容易遵从并且可以流传。师徒之间的情谊确实很重，但丧服制度并未明确规定，历代相承，不认为这是缺失。况且寻访老师的人以师道越高越有收获，所以屡次更换老师而不觉得不妥；修习学业的人以每天创新为益处，所以舍弃旧业而不怀疑。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子贡说‘哪有什么固定的老师’。对于学问浅薄的老师、临时学习的老师，不能都为他们服丧。情义有轻有重，丧服有废有兴，那么好坏由此产生，是非因此争论，爱恶相互攻击，悔恨就会发生。应当确定新礼如同旧礼一样不设丧服。"皇帝下诏听从了他的意见。

古代天子和诸侯的葬礼大体具备，汉代又多有变革，魏晋以下各代都有改变，大体与汉代制度相同。而魏武帝认为送终的礼制、袭敛的数目繁琐无益，世俗又超过礼制，于是预先制作了送终的衣服四箱，在上面标明春夏秋冬，一旦去世，随时入殓。金珥珠玉铜铁等物品一律不得随葬。文帝遵奉此制，没有增加任何东西。到受禅时，刻了金玺，追加尊号，不敢打开墓道，于是建造石室，将金玺藏在墓道入口处，以显示陵墓中没有金银等物品。汉礼中明器很多，从此都省去了。魏文帝黄初三年，又亲自制定终制说："礼制规定，国君即位后就要制作棺椁，这是生存不忘死亡。寿陵利用山势作为形体，不堆土封树，不建寝殿，不造园邑，不修神道。所谓葬就是隐藏，想让人看不见。礼制规定不在墓地祭祀，是想让生者和死者都不受亵渎。皇后及贵人以下不随王前往封国的，去世后都葬在涧西，先前已经标记了地点。"这道诏书藏在宗庙，副本存于尚书、秘书、三府。明帝也遵奉此制。明帝虽然崇尚奢侈，但并未立即营建陵墓制度。

宣帝预先在首阳山为自己建造土葬墓穴，不填土也不种树，作了《顾命终制》，入殓时穿平时衣服，不设明器。景帝、文帝都谨慎遵奉遗命，没有增加任何东西。景帝去世时，丧事制度又依照宣帝旧例。武帝泰始四年，文明王皇后去世，将要合葬，打开崇阳陵，派太尉司马望奉祭，将皇帝密玺绶带放入便房神座。魏氏的金玺，这又算节俭了。江东初年，元帝、明帝崇尚节俭，而且各项制度草创，山陵丧葬奉送，简约完备。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去世。下诏说外官每五天进宫一次哭临，内官每天早晨一次就行，过了葬期虞祭礼毕就停止。有司上奏，大行皇后的陵墓要建造凶门柏历门，称为显阳端门。下诏说："门按所处位置建造。凶门柏历，过于烦费，停止。"按蔡谟的说法，用两个瓦器装上死者初死时的祭品，系在木头上，用苇席包裹，放在庭院中靠近南边的地方，称为重，现在的凶门就是它的象征。礼制规定，虞祭之后才制作神主，现在还未下葬，没有神主，所以用重来代替。礼制称为主道，就是这个意思。范坚又说："凶门不合礼制，礼制有悬重，形状像凶门。后人将它放在门外以表示丧事，习俗于是沿袭下来。薄帐，就是古代的吊幕之类。"这时，又下诏说："厚土之下，岂宜崇尚装饰无用的东西，陵墓中只需清洁打扫即可。"有司又上奏，依照旧例选拔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作为挽郎，下诏又停止了。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去世。下诏说："丧事只求节俭迅速。"又下诏："远近各地不得派遣山陵使。"有司上奏选拔挽郎二十四人，下诏停止。

古代没有墓祭的礼仪。汉代继承秦制，都有园寝。正月上丁日，南郊祭祀结束后，依次祭祀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称为五供。

魏武帝葬于高陵，有司依照汉制在陵上建造祭殿。到文帝黄初三年，于是下诏说："先帝亲身履行节俭，遗诏要求简约。儿子以遵循父志为孝，臣子以继承国事为忠。古代不在墓地祭祀，都在庙中设祭。高陵上的祭殿都拆毁，车马归还马厩，衣服收藏于府库，以遵从先帝节俭之德。"文帝亲自制定终制，又说"寿陵不建寝殿，不造园邑"，从此园邑寝殿就断绝了。齐王在位九年，才去拜谒了一次高平陵，之后曹爽被杀，此后就废止了，直至魏朝结束。

到宣帝时，遗诏说"子弟和群臣都不得拜谒陵墓"。于是景帝、文帝遵旨。到武帝时，还曾两次拜谒崇阳陵，一次拜谒峻平陵，但终究不敢拜谒高原陵，到惠帝时又停止了。

到了江东，元帝去世后，诸公才开始有拜谒陵墓辞别告祭的事情。大概是由于眷恋如同朋友，随情而行，并非洛阳旧制。成帝时，中宫也年年拜陵，议论者认为不合礼制，于是停止，成为永久制度。到穆帝时，褚太后临朝，又拜陵，这是因为皇帝年幼的缘故。到孝武帝去世，骠骑将军司马道子说："如今虽然暂时制度释服，但到了朔望各节，自然应当到陵墓表达情意，以一周为限。"于是到陵墓，改穿单衣，烦乱亵渎没有准则，不合礼意。到安帝元兴元年，尚书左仆射桓谦上奏："百官拜陵，起于中兴时期，不是晋朝旧典，积习成常，于是成为近法。查考武皇帝诏书，竟然不让君主诸王拜陵，何况百官！认为应当遵奉。"于是施行。到义熙初年，又恢复了江东旧制。

太康七年，大鸿胪郑默的母亲去世，安葬后，应当依照旧例代理职务，他坚决陈述不出任，于是开始制定大臣得以服满三年丧期的制度。但元康年间，陈准、傅威等人，还是因权宜夺情，不能服满丧礼，从此以后，成为惯例。

太康元年，东平王司马楙上奏，相王昌的父亲王毖，原本居住在长沙，有妻子儿女，汉末出使到中原，正值吴国叛乱，在魏国任职为黄门郎，与前妻儿女生死隔绝，又娶了王昌的母亲。如今江南统一，王昌听说前母早已去世，上奏称病请求评议这件事。

守博士谢衡议论说：“即使有两个妻子，大概是有缘故才这样的，并不损害道义，议论认为应该互相服丧。”守博士许猛认为“地域隔绝，又没有前母的制度，正是因为前妻如果没有去世就是断绝关系的缘故。前母即使还在，也不应该服丧。”段暢、秦秀、驺冲赞同许猛。散骑常侍刘智安议论：“礼是为寻常事情制定的，不是为特殊变故设立的。父母死亡而不知他们生死的情况，礼中没有记载。平生不相见，除去加重的丧服，以一年为限。”都令史虞溥议论说：“臣认为礼不立两个嫡妻，是为了尊重正统，并非像前面议论者所说只是为了防止妒忌而已。所以说‘一旦与她成为夫妻，终身不改’，没有遭遇变故就变成两个嫡妻的道理。如果不立两个嫡妻，那么王昌的父亲再娶的时候，就是与前妻恩义断绝的日子。假使王昌的父亲还在世，两个妻子都在，必定不会让两个嫡妻同处一室，两个妇人共同主持祭祀，同样作为正妻。”秦秀议论：“两个妾的儿子，父亲命令他们互相慈爱抚养，便有了三年的恩情，就如同亲生。王昌的父亲有什么道理不命令两个嫡妻依照这个礼呢！父亲的朋友有如同对待自己儿子的礼，何况是事奉兄长的母亲呢！”许猛又议论：“丈夫年轻妻子年幼，就不能允许他改娶或让她改嫁。现在妻子还在却允许另娶，丈夫在世而妻子能够改嫁，这不是断绝关系又是什么。”侍中领博士张恽议论：“从前舜没有禀告父母就娶妻，婚礼大概有缺失，所以《尧典》把降嫁两个女儿作为记载，不区分嫡妻和陪嫁。传记用妃、夫人称呼她们，表明不立正后。以圣人的弘大，帝王的嫡子，尚且权衡事态而变通，来确定典礼。黄昌告诉新妻让她避开正室，当时的舆论赞许他。推究姬氏（赵姬）的谦让，拿定黄昌的决断，应该让各自为自己的母亲服丧。”黄门侍郎崔谅、荀悝、中书监荀勖、领中书令和峤、侍郎夏侯湛都赞同虞溥的议论。侍郎山雄、兼侍郎著作陈寿认为：“虞溥驳斥‘一旦与她成为夫妻’的说法，不是大夫的礼制，礼没有两个嫡妻，不可以并列。如果王昌的父亲和两位母亲现在都还活着，那么前母不被废弃，已有明确证据。假使王昌的父亲带着前母的儿子来到中原还在世，应当遵从出母的丧服。如果王昌的父亲没有抛弃前妻的命令，王昌的兄长有服丧母亲的道理，那么王昌无疑不应该不服丧。”贼曹属卞粹议论：“王昌的父亲在不明情况时娶了后妻，那么前妻就如同死亡而恩义并未断绝。如果活着相遇而后妻不离开，那么前妻在以前志书中就被列为妾了。如果死后相遇，那么一同合葬，没有并立嫡妻的事实。一定要让子孙在去世之后，追究计算两位母亲隔绝的时候，认为并立嫡妻，那就违背了死去的父亲，追弃了出走的母亲。议论的人认为礼没有前母的丧服，可以说是以文害意。愚以为母亲不亲近却服三年丧，并非与前一母亲没有区别。”仓曹属卫恆议论：“有人说，嫡妻不能有两个，前妻应该断绝。这是夺去旧的给予新的，违背母亲顺从儿子，礼法所不允许，人情所不安。有人说，断绝与死亡相同，不忌讳两个嫡妻，根据他们相遇，想让他们有丧服。这是论嫡妻则死亡，论服丧则生存，自相矛盾，道理又不通。愚以为地域隔绝和死亡断绝，确实没有区别，应该一切如同前母，不再追服。”主薄刘卞议论：“王毖在南方是邦族，在北方是羁旅，用这个名分来说，前妻是元妃，后妇是继室。何至于王道通达之后，反而应当驱逐他的现任妻子，废黜他的嫡子！不记载姜氏，断绝而不作为亲属，是因为她犯了极恶之罪。赵姬虽然尊贵，必定推让叔隗；原同虽然受宠，必定以宣孟为嫡。如果违背礼法而苟且谦让，那么《春秋》又怎么会称赞呢！议论者认为地域隔绝，其情终究不能往来。现在地域既然相通，为什么故意要追认而断绝她呢！黄昌被称赞，又是近世的明显比照。”司空齐王攸议论：“《礼记》说‘生不及祖父母、诸父昆弟，而父税丧，己则否’，诸位儒者都认为父亲因为其他缘故儿子生在异域，来不及在这位亲人活着时回去相见，父亲虽然追服，儿子不随从追服，不责求不合时宜的恩情。只是不相见，尚且不服那位先去世的亲人，何况前母不是自己所生，恩义不超过祖父母，没有往来，恩情断绝、隔绝殊远，却让他追服，恐怕不是称合情意、设立礼文的本意。认为王昌不应该追服。”司徒李胤议论：“王毖为黄门侍郎时，江南已经叛乱。石厚参与其中，大义灭亲，何况对于王毖的道义，能够把她当作妻子吗！”大司马骞不议论，太尉充、抚军大将军妆南王亮都赞同主事者。虞溥又驳斥卞粹说：“丧事以哀戚为重，是说丧事崇尚哀痛而已，不是让人服丧于不是自己亲人的人。死者是终结，终结之事已经完毕所以没有断绝的道理。分居两地都活着，那么离异与否由人决定。夫妇以判合为义，现在土地隔绝人各一方，那么配偶之理断绝。他已经另娶代替自己，怎么能自同于死去的妻子呢！伯夷辞让孤竹国君位，不能作为后代帝王的法则。而且既然已经作为嫡妻的后代服丧，又说是妾，活着时则有的贬低有的离弃，死后则同棺合葬，妻子专一以事奉丈夫，丈夫怀有二心以对待自己，开启虚伪淡薄的风气，伤害贞信之教化，以此纯化风俗、敦厚民俗，不也难吗！现在王昌的两位母亲虽然地域隔绝，但根据同时并存的事实，怎么能说是前母后母呢！假使王昌的母亲先亡故，以嫡妻合葬，而前母未断绝，远方传来丧问，又应当互相制定什么丧服呢！如果制度不合于礼，行动就越发失误。孝子不把亲人置于不义之地，贞妇不昧心进取而苟且求容。现在把前嫡妻等同于死去的妻子，让后妻处于正位而有人被废黜，对于两个儿子的心，难道不惭愧吗！而说诬蔑父亲、抛弃母亲，恐怕这是文辞强加的说法，难以用来判定是非。礼，离开诸侯去往天子，不服旧君，那么王昌的父亲断绝了前妻，另娶后室，废弃了旧妻，又有什么可取之处说应当诛杀或安抚呢！而且妇人有恶疾，是慈夫所怜悯的，却列在七出之条，确实是因为在人情道理上应该断绝的缘故。现在夫妇分隔异地，与没有妻子相同，比起恶疾，道理上没有区别。根据已经另娶的事实，有断绝前妻的证据。而说应该服丧，于义何据！”尚书八座认为“假设有一个人在这里，父亲是敦煌太守，而儿子后来任职于洛阳，如果父亲娶妻，不只是不见，甚至可以不知道，等到她死亡，不得不服丧。只是抚养自己的人情哀，而不相见的名分制度，虽然哀念之心不同，但为之服丧是一样的。又，两个后妻并立为嫡，自认为违礼，不认为是非常之事而用常礼来处理。从前子思在庙里哭出母，他的门人说：‘庶氏的女儿死了，为什么在孔氏之庙哭！’子思害怕，改到别的房间哭。如果王昌不制定丧服，不得不告诉他的父亲祖父，挖出他前母的尸体，移到别处。如果不移，王昌就是罪人。为什么呢？因为异族之女不能附葬于先姑之墓，藏于墓旁的缘故。而且妇人依从丈夫，还有所尊崇，赵姬的举动，礼法上权宜变通，所以前史详细记载，不讥刺这件事。现在王昌的两位母亲，各已终亡，还没有并立主位轻重的问题。王昌的前母，应该以叔隗为比照。如果亡故在王昌出生之前，那么王昌不应该再服丧。如果活着且母亲还在，自然应按照礼以名分服丧三年。就正式制定为文，下文给太常回报王楙奉行。”

皇帝下制说：“凡事有非常情况，应当依据旧典，为之立断。现在议论此事，称引赵姬、叔隗大致是对的。然而后来狄人与晋国和好，所以姬氏得以迎接叔隗而居于下位。吴寇阻隔，王毖与前妻，始终永远隔绝。如果义理上没有两个嫡妻，那么赵衰可以专断地处置叔隗。王昌作为人子，怎能擅自替换他的母亲。而且王毖的两个妻子都已绝亡，他的儿子也不过是后母的儿子罢了，王昌因此不应该制定丧服。”

太兴初年，著作郎干宝议论说：“礼有常规有变通有权宜，王毖的事，是有所为而为之的。不能以始终之义来要求，不能用寻常礼文来寻求，为什么群臣的议论如此纷乱错杂！同母所生没有嫡庶之别，而先生者为兄；诸侯同爵位没有等级之差，而先受封者为长。现在两个妻子的迎娶，没有贵贱之礼，就应该以先后为次序，这是顺序之义。现在活着同室而居的少，死后同庙祭祀的多，到了他们的神位，本来就有上下之分。所以《春秋》认为赵姬贤能，遭逢礼之变而得礼之情。而且吉凶哀乐，是动于情的，五礼的制度，是用来叙述情意而从事的。现在两位母亲，本来是他人，以名分来亲近，而恩情在当时的条件下有或无，尊敬不及生前，爱戴不及丧时，有什么追服之道呢！张恽、刘卞，得到了先后的礼节，齐王、卫恆，通晓了服丧与断绝的制度，可以决断了。朝廷在这方面，应该用赵姬的事例来引导，用诏命来齐一，让先妻恢弘含容之德，后妻崇尚卑让之道，家中之人明白长幼之序，百姓看到变礼之中的中正。如此，可以处理生者之事，何况死者之事呢！古代的王者，有用师友之礼对待其臣下的，而臣下不敢自尊。现在让先妻以一体对待后妻，而后妻不敢对抗，到了他们的子孙互相为服，是礼中好的做法。那么王昌兄弟和睦之日，大概应该合祭两位母亲，同等礼仪祭品，排列先后次序，配以左右位置，兄弟肃敬和谐，交相酬酢进献，上以宽恕先父之志，中以尊崇二母之德，下以和协兄弟之好，使义风弘扬于王教，慈让布施于急难，不也是得到礼的根本吗！”

当时，沛国刘仲武先娶毌丘氏，生下儿子正舒、正则二人。毌丘俭反叛失败，仲武休弃了他的妻子，娶王氏，生下陶，仲武为毌丘氏另设住所而不宣告断绝。等到毌丘氏去世，正舒请求合葬，而陶不允许。舒不脱去丧服，向上向下诉讼，泣血露骨，丧服缀络，几十年不能如愿，直到死亡。

当时吴国朱某娶妻陈氏，生下儿子东伯。进入晋朝，晋朝赐给他妻子某氏，生下儿子绥伯。太康年间，朱某已去世，绥伯带着母亲回归邦族，兄弟互相有爱敬之道，两位母亲笃行先后之序，和睦融洽无人离间。等到她们去世，两个儿子互相为服丧，君子认为他们贤能。

安丰太守程谅先已有妻，后来又娶，于是并立两个嫡妻。前妻去世，后妻的儿子程勋怀疑所应服的丧服。中书令张华制作甲乙之问说：“甲娶乙为妻，后来又娶丙，隐瞒不说有乙，居家如同两个嫡妻，没有贵贱之别。乙去世，丙的儿子应当服什么丧？原本实为并列，嫡庶没有分别，虽然两个嫡妻不合正礼，这个过失在先人，人子怎能擅自分割他的亲人呢。如果为庶母服丧，又不成为庶母。进退不知所从。”太傅郑冲议论说：“甲在家中失礼，两个嫡妻并存，确实不是人子所能纠正的。那么乙和丙的儿子都应当服三年丧，礼制有疑问时从重。”车骑贾充、侍中少传任恺的议论大致与郑冲相同。太尉荀顗议论说：“《春秋》说并后匹嫡，是古代明确的典则。现在不可以违犯礼法并立两个妻子，不分别尊卑而延续他的过失。所以应当以礼来决断，先到的为嫡妻，后到的为庶妻。丙的儿子应该以嫡母之礼服丧乙，乙的儿子应该以庶母之礼事奉丙。从前屈建去掉菱角，古人认为他违礼而得礼。丙的儿子并非压抑他的母亲，这自然是奉行礼法、先后贵贱顺叙之义。”中书监荀勖议论说：“从前乡里郑子群娶陈司空堂妹，后来被吕布之乱阻隔，不再相知生死，另娶乡里蔡氏女。徐州平定后，陈氏得以回来，于是两个妃子并存。蔡氏的儿子字元衅，为陈氏服嫡母之丧，以从舅之礼事奉陈公。族兄宗伯曾责备元衅，说他压抑自己的母亲，乡里先达认为元衅的做法合宜。不清楚这件事大致相似否。”

建武元年，任命温峤为散骑侍郎，温峤因为母亲去世时正值战乱，未能亲自料理殡葬，想要重新改葬，坚决推辞不接受任命。元帝下诏说：“温峤不接受任命，是因为未能重新选择墓地安葬送终，朝廷的议论又颇有不同意见。确实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天下有阻隔不通之处，行礼制、办事务的人应当让道理能够通达。古人制定的三年之丧，并非情感所能尽述，不过是生存与死亡有界限，不以死者伤害生者罢了。系着丧服而从事兵役的人，难道是谋求官职吗？不过是随着王事的缓急而定。如今凶恶叛逆尚未枭首，平阳的道路断绝，奉迎诸军还不能直接前进，温峤独自一人，如何能解决他个人的艰难，而因礼制上的疑难自我限制，不服从王命呢！命令三司八座、门下三省、内外群臣，详细共同议定像温峤这样的事例，我将亲自裁决。”于是太宰、西阳王司马羕，司徒、临颍公荀组，骠骑将军、即丘子王导，侍中纪瞻，尚书周顗，散骑常侍荀邃等人议论，认为“从前伍员带着弓箭离开楚国，担任吴国的行人员以谋划对付楚国，确实志在报仇，并非苟且求死。温峤遭遇危难，从前在河朔地区，天天从事战争，立志洗雪仇耻，不远万里投身归附朝廷，想要趁时机尽力，依靠王室的威势，以施展他的情怀，这是温峤的志向。没有理由因为道路不通、军队未能前进，就中途推辞王事，把心意留在家乡。认为确实应该如明确的诏书所说。”于是有关部门上奏说：“按照众人的议论，查建武元年九月下辛未日的令书，根据礼文，父亲丧事未安葬，只有丧主不脱丧服。因其他缘故未安葬，作为人子的情感，不可停留灵柩而脱丧服，所以期限为到安葬为止，没有远近的区分。如果死亡遭遇贼寇之难，灵柩无处寻找，寻求之理断绝，本来应当三年后脱丧服，不能故意遵从未安葬的条例。如果骨肉被贼寇杀害，死亡遍布中原，而接着残余贼寇未消灭，死者没有收葬的实际，生者又缺少奔赴的礼节，而人子的情感哀痛没有尽头，就依据未安葬的义理，长久不脱丧服，如果顺从其情，那么人们将有无尽的丧期，这不是有礼而无时不得的含义。诸如此类，都依照东关的旧例，限定实行三年丧礼完毕脱丧服。只有父母生离，吉凶未分，服丧则凶事无依据，从吉则怀疑于不存在，心中忧虑居丧朴素，出自人情，有像这样的，不是官府制度所能裁断。如今温峤因未能改卜墓地奔赴，多次设置疾病推辞。查辛未日的制度，已有成文规定，都不能再顺从其私情，不服从王命，以致损害法令。参议可按照先前诏书让温峤接受任命，再告知中丞、司徒，凡是像温峤这样的事例，依照东关旧例和辛未日令书的制度。”温峤不得已，于是接受任命。

这时中原丧乱，家庭离散，朝廷议论父母陷没于贼寇之难，是否应当服丧。太常贺循说：“父母生离，吉凶未分，服丧则凶事无依据，从吉则怀疑于不存在，心中忧虑居丧朴素，实在合乎人情。”元帝令认为贺循的意见正确。太兴二年，司徒荀组说：“父母陷没于贼寇之难，万分之一希望都没有的，应让他们依照王法，按常规行丧礼。”庾蔚之说：“父母被戎狄所攻破，存亡未可知的，应尽寻求之理。寻求之理断绝，三年之外，就可以结婚做官，因为后代不可断绝，王政不可废弃。仍应以哀伤朴素自居，不参与吉庆之事，等到中寿之年再服丧。如果境内贼乱清平，大赦之后，寻求仍无踪迹的，就应服丧。”

咸康二年，零陵李繁的姐姐原先嫁给南平陈诜为妻，生下四个孩子后遭遇贼寇。姐姐投身于贼寇，请求保全婆婆性命，贼寇将她掠走。陈诜又娶严氏，生下三个孩子。李繁后来得到姐姐的消息，去迎接她回到陈诜那里，陈诜的户籍上注明领有两个妻子。等到李氏去世，陈诜怀疑服丧问题，将此事报告征西大将军庾亮府评议，当时议论也往往有不同意见。司马王愆期议论说：“按照礼制没有两个正妻，所以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去世，继室以声子。诸侯尚且如此，何况平民呢！《士丧礼》说，继母本是继室，所以称为继母，事奉她如同正妻，所以说如同母亲。陈诜不能长远考虑躲避祸难，以致失去他的妻子，并非犯七出被陈诜休弃。开始未被休弃，最终又被迎回，在堂上供养婆婆，孩子作为首嫡，名字列于黄籍，那么她就是陈诜的妻子。是陈诜的妻子，就是陈晖的母亲，陈晖为她服丧没有疑问了。礼制为继母服丧而不为前母服丧，像李氏这样的情形，旷世稀有。前母已死，才有继母，后子不及前母，所以没有服丧的条文。然而四时祭祀，没有不以前母为母亲的，死后尚且把她当作母亲，何况她还在世呢！陈诜有老母，不可以不供养，妻子没有归期，纳妾是可以的。李氏虽陷没贼中，尚有活着的希望，陈诜寻求之理未尽，就娶妻，确实是陈诜的短处。然而田间农夫，不通达礼义，考察传记不能胜。有施孝叔的妻子失身于郤犨而不被抛弃，因为不是她的罪过。陈诜有两个妻子，并非故意犯法。李氏是鄙陋乡野之人，却能临危请求保全婆婆性命，险境中不忘孝顺，可说是孝妇了。议论者想要让她在被掠略之中，必须保全苦节，宁死不二，这是期望凡人都成为宋伯姬。陈诜虽不应娶妻，但既然以严氏为妻，妻子就是继室，本非正嫡。虽说非嫡，义在始终，岂能因为陈诜不应有两个妻子而自己涉及两个庭堂呢！如果能使她居于下位，则是赵姬之义。如果说不能，官府应当有规定。先嫡后继，自有由来。众人议论贬责太严厉，所以略述不同见解。”庾亮听从王愆期的议论而定。

《五经通义》认为有德就谥善，无德就谥恶，所以即使君臣也可以相同。魏朝初年谥宣帝为文侯，景王为武侯，文王上表说不应与二祖相同，于是改谥为宣文、忠武。到文王接受晋王的称号，魏帝又追命宣文为宣王，忠武为景王。太康八年十月，太常上谥故太常平陵男郭奕为景侯。有关部门上奏说：“晋朝承受天命以来，祖宗号谥群臣没有相同的，所以郭奕谥景，与景皇相同，不可听从，应谥为穆。”王济、羊璞等人都说：“无穷的国祚，名谥不一，如果都相互避讳，于制度难以周全。如果全不避讳，又非推崇尊奉的礼制。应依照避讳名字之义，只及七庙祖宗而已，不及迁毁之庙。”成粲、武茂、刘讷都认为：“同谥并非嫌忌。号谥，是国家的大典，用以激励时人、施行教化，是经天纬地的深远旨意。固然即使君父，义理也有不隆盛之处，至于臣子，有的因行为显扬。所以能使上下勉力修德，没有懈怠荒废。臣希望圣世符合尧舜，实行周朝同谥的礼制，舍弃汉魏近世相避的议论。”又引用周公父子同谥为文。武帝下诏说：“不是说君臣不可同，正因为郭奕谥景不相当罢了，应谥为简。”到太元四年，侍中王欣之上表说君臣同谥有嫌忌，尚书上奏认为王欣之的话正确。诏书同意。

骠骑将军温峤的前妻李氏，在温峤微贱时就去世了。又娶王氏、何氏，都在温峤之前去世。到温峤去世，朝廷以此询问陈舒：“三人是否都得为夫人？”陈舒说：“《礼记》说‘其妻为夫人而卒，而后其夫不为大夫，而祔于其妻，则不易牲。妻卒而后夫为大夫，而祔于其妻，则以大夫牲’。如此，则丈夫显荣于朝廷，妻子尊贵于家中，即使先于丈夫去世，荣辱也常随丈夫。《礼记》说‘妻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则祔其亲者’。按照礼制，三人都是夫人。自秦汉以来，废除一娶九女之制，近世没有继室之礼，先妻去世就再娶。如果生时加礼，则死后不应贬低。”庾蔚之说：“微贱时的妻子不得并为夫人，如果有追赠之命则不论。”《温峤传》，赠予王氏、何氏二人夫人印绶，不及李氏。

永和十一年，彭城国为李太妃请求谥号。博士曹耽之议论：“夫妇行为不必相同，不得以丈夫的谥号谥妻子。《春秋》妇人有谥号很多，经文没有讥刺之文，可知礼制允许有谥号。”胡讷说：“礼制，妇人活着以丈夫爵位为称，死后以丈夫谥号为谥。《春秋》夫人有谥号，不再依照礼制罢了。安平献王李妃、琅邪武王诸葛妃、太傅东海王裴妃都没有谥号，如今应遵循旧典。”王彪之说：“妇人有谥号，是礼制败坏的结果。声子为谥，服虔等儒者认为不对。杜预也说‘礼制，妇人无谥’。《春秋》没有讥刺之文，所谓不待贬绝而自明。近世只有皇后才有谥号罢了。”

太尉荀顗上谥法说：“如果赐谥而道路遥远来不及下葬的，都封策交下属，派所承长吏奉策到墓前祭赐谥号。”

太元十三年，征召孔安国为侍中。孔安国上表认为黄门郎王愉的名字触犯自己的家讳，不能联名签署，请求解职。有关部门议论说：“名字最终要避讳，这是人心所同，听到名字心中惊惧，也明确见于前代诰命。而《礼》又说‘君所无私讳，大夫之所有公讳’，无私讳。又说‘诗书不讳，临文不讳’。难道不是公义压倒私情，王制屈从家礼吗！尚书安众男臣先表中兵曹郎王祐名字触犯父亲名讳，请求解职，明诏发出，允许换曹，这是恩典出于制度之外罢了。而近来互相效法，源头已开，不知止境。皇朝礼制重大，百官各司其职，编列官署，动辄相互牵涉。如果因私讳，人人顺遂其心，那么移官易职，迁流不已，既违背典法，又有损政体。请求一概禁止。”帝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