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顾荣，字彦先，吴国吴县人，是南方土著大姓。祖父顾雍，是吴国丞相。父亲顾穆，任宜都太守。顾荣天资聪颖，二十岁左右在吴国出仕，任黄门侍郎、太子辅义都尉。吴国平定后，他与陆机兄弟一同来到洛阳，当时人称他们为“三俊”。按惯例被授任为郎中，历任尚书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他常常纵酒畅饮，对朋友张翰说：“只有酒可以忘忧，但无奈会因此致病。”

正值赵王司马伦诛杀淮南王司马允，逮捕司马允的僚属交给廷尉，都想杀掉他们，顾荣公平处置，很多人得以保全宽免。等到司马伦篡位，司马伦的儿子司马虔任大将军，任命顾荣为长史。当初，顾荣与同僚宴饮，看见端烤肉的人相貌不凡，有想吃烤肉的神色，顾荣割下烤肉给他吃。在座的人问他原因，顾荣说：“哪有整天端烤肉却不知道味道的道理！”等到司马伦失败，顾荣被逮捕，将被处死，而那个端烤肉的人成了督率，于是救了他，得以免死。

齐王司马冏召顾荣为大司马主簿。司马冏专权骄横，顾荣担心祸及自身，整天沉醉酒中，不处理府中事务，把情况告诉了朋友长乐人冯熊。冯熊对司马冏的长史葛旟说：“任命顾荣为主簿，是为了选拔才能名望之士，把事务机要交给他，不再考虑南北亲疏，想要安定天下人心。如今府中事务繁多，不是酒徒所能治理的。”葛旟说：“顾荣是江南名士，而且任职时间短，不宜轻易替换他。”冯熊说：“可以调任他为中书侍郎，顾荣不失清要显贵的职位，而府中又能得到真正的人才。”葛旟认为说得对，报告了司马冏，任命顾荣为中书侍郎。顾荣在职后不再饮酒。有人问他：“为什么以前醉而现在醒呢？”顾荣害怕获罪，于是又重新饮酒。他给同乡杨彦明的信中说：“我担任齐王主簿，常常担心祸事临头，看见刀和绳子，总想自杀，只是别人不知道罢了。”等到葛旟被杀，顾荣因讨伐葛旟有功，被封为喜兴伯，转任太子中庶子。

长沙王司马乂任骠骑将军，又任命顾荣为长史。司马乂失败后，转任成都王司马颖的丞相从事中郎。惠帝到临漳，任命顾荣兼侍中，派他去巡视陵园。正值张方占据洛阳，无法前进，便避居陈留。等到惠帝西迁长安，征召顾荣为散骑常侍，他因世乱没有应召，于是返回吴地。东海王司马越在徐州聚集军队，任命顾荣为军谘祭酒。

正值广陵相陈敏反叛，南渡长江，驱逐扬州刺史刘机、丹阳内史王旷，凭借军队占据州郡，分别安排子弟为各郡长官，收罗礼遇豪杰，有像孙氏那样鼎足而立的想法。他假借顾荣的官职为右将军、丹阳内史。顾荣多次处于危亡之际，总是以恭谨谦逊自我勉励。正值陈敏想诛杀各位士人，顾荣劝说他：“中原丧乱，胡夷内侵，看太傅今日不能再振兴华夏，百姓将无法存活。江南虽有石冰之乱，但人才尚全。我常忧虑没有窦氏、孙、刘那样的策略，来保存他们。如今将军怀有神武谋略，有孙吴的才能，功勋已经显著，勇略冠于当世，拥有数万甲兵，战船堆积如山，上游虽有数州之地，也可以传檄而定。如果能信任君子，让他们各尽其心，消除小小的怨恨，堵塞谗言谄媚之口，那么大事可图。”陈敏采纳了他的建议，全部召集各豪族委任他们。陈敏又派甘卓出兵横江，精良的铠甲和锋利的武器，全部交给他。顾荣私下对甘卓说：“如果江东大事可以成功，我们应当共同完成它。但你看事势有没有成功的道理？陈敏是平常之才，本来没有大略，政令反复无常，计策没有定准，而他的子弟已经各自骄横，他的失败是必然的。而我们安然接受他的官禄，事情失败时，让江西各军把我们的头装在盒子里送到洛阳，题上‘逆贼顾荣、甘卓之首’，岂止是我们自身覆灭，还会辱及万世，怎能不图谋！”甘卓听从了他。第二年，周玘与顾荣、甘卓、纪瞻暗中谋划起兵攻打陈敏。顾荣拆毁桥梁，在南岸聚集船只，陈敏率领一万多人出战，无法渡河，顾荣挥动羽扇指挥，他的部众溃散。事情平定后，顾荣返回吴地。永嘉初年，征召顾荣为侍中，走到彭城，看到祸难正要发生，于是乘轻舟返回，此事记载在《纪瞻传》。

元帝镇守江东时，任命顾荣为军司，加散骑常侍，凡有谋划，都向他咨询。顾荣是南方名士，亲自担任要职，朝野上下非常推崇尊敬他。当时元帝宠幸的郑贵嫔有病，因祈祷而荒废了朝政，顾荣上书进谏说：“以前文王父子兄弟共有三圣，可以说是穷尽事理的人。而文王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周公洗一次头三次握住头发，为什么呢？确实是因为日理万机，不可不处理；一句话失误，祸患必定会降临的缘故。当今正值衰败末世，遭遇离乱之运，而天子流离，豺狼当道，您应在野外露营，披星戴月早起，凭轼鼓励勇士，悬胆于庭显示辛苦。贵嫔身体不安，医药确实紧急；祈祷祭祀之事，确实也可以进行；怎能因此就阻塞属官禀报事务，断绝宾客问候？如今强敌临境，流言满国，人心各异，去留纷纭。希望您谦虚纳下，广招贤才，考虑今日要务，杜绝鬼道淫祀，弘扬九合诸侯的勤勉，洗雪天下的耻辱，那么百姓就有依靠，太平就有希望了。”

当时南方士人未能尽用其才，顾荣又说：“陆士光贞正清贵，金玉其质；甘季思忠诚恳切，胆略才干极快；殷庆元质朴有谋略，文武均可任用；我族兄顾公让明亮守节，困窘不变操守；会稽杨彦明、谢行言都信奉儒学，足以成为公望；贺生深沉，是青云之士；陶恭兄弟才干虽少，但办事极好。所有这些人都南方才俊。”奏疏呈上后，元帝都采纳了。

永嘉六年，顾荣在任上去世。元帝亲临丧礼极尽哀悼，想上表追赠顾荣，依照齐王功臣的规格。吴郡内史殷祐上书说：

“过去贼臣陈敏凭借宠爱权势，滔天作乱，兄弟姻亲盘踞州郡，威逼士庶成为臣仆，当时无论贤愚都无计可施。已故散骑常侍、安东军司、嘉兴伯顾荣誉道德体大道，谋略深远，忠贞的节操，在困境中更加坚定。在艰难险阻之中，在奸逆逼迫之下，每每想到国家，发愤慷慨。他秘密结交心腹，共同谋划讨伐。信义在众士中显著，名声在东夏第一，德声所震，无不响应，持戈奔来，会合如林。顾荣亲冒矢石，为众人表率，忠义奋发，忘家为国，多年的流寇，一朝土崩瓦解，兵不血刃，荡平六州，功勋超越前代，义声昭著天下。

“我听说论功依照已故大司马齐王的规格，不在帷幄密谋参议之列，却下附州郡征伐野战之比，不能进爵开拓疆土，赐封子弟，远近同叹，江南失望。齐王是皇室近亲，位为方伯，持节握兵，都督近畿，外有五国支援，内有宗室帮助，起兵多时，战事连天下，大功虽建，但损失也多。顾荣部众不足一旅，责任并非藩镇，孤绝于江外，王命不通，临危独断，以身殉国，官府没有花费一文钱，百姓没有终日的劳苦。元凶既灭，他高尚成功，封闭仓库，等待大军，所以国家安定，物产丰富，以义成俗，今日匡扶霸业之举，未必不是因此兴盛。与齐王相比，强弱不同，优劣也异。至于齐王府的参佐，扶助正义，助长强势，并非创谋之主，都赐珪受瑞，或公或侯。顾荣首先建立密谋，为一方盟主，功高于元帅，赏赐却低于佐吏，上有亏于治国纪功的班次，下辜负了忠义效命之士。

“考核官员的幽明，是王教所崇尚的，何况像顾荣这样的人，济难宁国，应天行事，纵观古今，没有立功如此而酬报如此之少的。”

因此追赠顾荣为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号元。等到元帝为晋王，追封顾荣为公，开国，食邑。

顾荣一向喜好弹琴，去世后，家人常把琴放在灵座上。吴郡张翰哭他非常悲痛，之后上床弹奏了几支曲子，抚琴而叹说：“顾彦先还能欣赏这琴声吗？”于是又痛哭，没有吊唁丧主就离去了。儿子顾毗继承爵位，官至散骑侍郎。

纪瞻，字思远，丹阳秣陵人。祖父纪亮，是吴国尚书令。父亲纪陟，是光禄大夫。纪瞻少年时以方正正直闻名。吴国平定后，迁家到历阳郡。被举荐为孝廉，没有应命。

后来被举荐为秀才，尚书郎陆机策问他说：“从前三代明王，开创大业，文质制度不同，而美名一致。然而夏人崇尚忠厚，忠厚的弊端是朴陋，补救朴陋不如用恭敬。殷人变革而修治，恭敬的弊端是迷信，补救迷信不如用文饰。周人矫正而改变，文饰的弊端是浮薄，补救浮薄则又返回到忠厚。那么王道的反复难道没有一定之规吗？还是因为所依据的不同而功业各异呢？自从没有圣王，人心离散很久了。三代的增减，百姓的变迁，其中原故可以听到吗？如今要返古来补救弊端，明确风尚来荡除污秽，三代的制度将遵从哪一种？远古的教化有什么不同的道理？”纪瞻回答说：“我听说有国有家的人，都想推行教化隆盛政治，以使各种事业安康，歌颂流传亿年，永远传于后世。然而风俗变化事务弊端，不得不随时变迁，虽然经过圣哲，也无法改变。所以忠厚的弊端是质朴粗野，恭敬失于繁琐礼节。周朝借鉴夏商二王的弊端，崇尚文饰来分辨等级差别，而流于浮薄的人归向轻薄而无诚意，诚意的缺失，则又返回到忠厚。三代相循，如水救火，这就是所谓的顺应时势的道理，补救弊端的方法。伏羲氏简朴，无为而治；后代圣人继承，所致力的事务或有不同。并非圣贤不同，而是时世变化使他们这样。如今大晋开创，圣功日益上升，承天顺时，天下统一，荒服之君，无不前来归附。然而大道既已远去，人事变化由来已久，我认为当今的政治应当去掉文饰保存质朴，以返归根本，那么万民逐渐教化，太和可致。”

又问：“从前哲王效法事物备制器物，明堂用来尊崇上帝，清庙用来安宁祖考，辟雍用来颁行礼教，太学用来讲习艺文，这大概是有国家的盛典，为邦国的大法。秦朝废弃学校，制度荒废缺失。诸儒的议论，增减不同。汉朝遗留的制作，居处成为不同的事物，而蔡邕《月令》说它们是一物。将遵从哪一种？”回答说：“周代制度明堂，用来宗祀其祖先以配享上帝，恭敬明祀，永远发扬孝道。其大致有六种。古代圣帝明王面前听取政事，其六种以明堂为主。又其中正中央，都称为太庙，以顺应天时，施行法令，宗祀养老，训学讲习，朝诸侯而选拔造士，备礼辩物，都是教化的缘由。所以取其中宗祀之类，称为清庙；取其中正室之貌，称为太庙；取其室，称为太室；取其堂，称为明堂；取其四门之学，称为太学；取其周围水圆如璧，称为璧雍。名称不同而事物相同，其实是一物。因此蔡邕说它是一物。”

又问：“‘庶明亮采’，所以唐尧时期天下和睦；‘有命既集’，所以周朝人才众多。因此《尚书》赞美明良之歌，《周易》重视金兰之美。这是长治久安与衰败兴废的原因，也是国家兴盛衰替的根源。成就功业的君主勤于求才，建立名声的士人急于招揽世人，按理说世代不会没有对应，但事情却千年背离。古代兴盛的君王用什么方法做到那样？后世衰败的时代又缺失了什么而如此？”回答：“兴隆的政治关键在于得到贤才，清平教化急于选拔人才，所以八元八恺被任用，百官就井然有序；有乱臣十人，天下就太平。武丁提拔傅说这类人，周文王携带渭水边的姜尚，让他们位居高官，委以国政，所以能像龙一样飞腾在天，功勋垂留百代。先王亲自礼待贫寒之士，搜罗提拔隐逸之人，使山中无遗贤，民间无《伐檀》之讽咏。因此教化深厚万物感应，神灵来应，祥凤飘飞，甘露频降，醴泉涌出，朱草自生，万物茂盛，日月重光，和气充满四方，大道因此而成；序定君臣之义，敦厚父子之亲，明辨夫妇之道，分别长幼之宜，从九州到八荒，海外归心，通过辗转翻译来朝贡，颂声和美，君主南面垂拱而治。如今进献贤才的途径已开，但教学的事业未能推广，所以进取竞争之心总是锐利，而务学之心不修。如果广开四门以延揽人才，宣扬五教以明示美德，考核政绩优劣，审察其好坏，安排百官，设置众司，使事物协调适宜，节宣国典，必定能协和成功，符合往代，明良相应，金兰之道复存。”

又问：“从前唐虞设立五刑之教，周公明确四罪之制，所以世人赞叹清明的政治而歌颂光明。奸宄既多，刑法也随之增多。衰世推崇三辟之文，暴秦增加族诛之律，滥刑牵连，残虐过分。汉魏沿袭，未能改革。这也是因为险恶与太平不同，而救世方法各异，不得已而用之的缘故。在宽严之中，该确立什么原则？族诛之法足以成为永制吗？”回答：“天地分则万民生，万民生则利害生。利害的产生，有其原因。太古之时，推行道德教化，轻视勇力而重视仁义。仁义被重视则强者不欺凌弱者，人多不欺负人少。三皇结绳而天下太平，不只是象征性刑罚就光明和乐而已。况且太古知道法律，是为了远离刑狱。到了末世，不能放过有罪之人，因此刑狱使用更加频繁，而人更加残暴，法令越是繁多，盗贼越多。《尚书》说：‘要谨慎使用五刑，以成就三德。’衰世道德衰败，既已兴起三辟，而文公的弊政，又加上族诛，滥刑牵连，感伤和气，影响后代，不能改变。所以汉高祖指挥而六合响应，魏继承汉末，沿袭未改，是因为习俗改变需要长久，是权宜之计。如今四海一统，人们想返本归真，逐渐崇尚简朴，那么贪夫就不会争利；尊贤弃恶，那么不仁之人就会远离。这样斟酌参夷之刑，废除族诛之律，万物各顺其生，光明和乐与往世相同。”

又问：“五行更替，阴阳相须，天地因此孕育化生，四时因此化育生长。《周易》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的产生，是相须之道。如果阴阳不调，那么大数不得不否塞；一气偏废，则万物不能独成。这是相应相同的至验，不偏的明证。如今有温泉而无寒火，是什么缘故？希望听你辨析，以解释不同的道理。”回答：“听说阴阳升降，山泽通气，初九是纯卦，潜龙勿用，泉源所托，其温是适宜的。至于水润下，火炎上，刚柔燥湿，是自然之性，所以阳动而外，阴静而内。内性柔弱，以含容为质；外动刚直，以外接为用。所以金水之明内照，火日之光外辉，刚施柔受，阳胜阴伏。水之受温，是含容之性。”

又问：“穷神知化，是才能的极致；备物致用，是功用的最高目标。以此施政，则可遵循黄帝伏羲的规矩；以此治乱，则可继承远古淳朴之风。然而唐虞严密了上古之人的宽简纲纪，夏殷繁复了帝王的约法，机巧之心兴起而日益进步，淳厚之德一去不返。难道是因为太古淳朴一旦离散，道理就无法振兴，还是圣人之道稍有降等呢？”回答：“政治因时势而兴起，机巧随事物而动，所以圣王探究穷通之源，审察始终之理，顺应时宜，以期济世。皇代质朴，祸难不发生，结绳为信，人们知道所守。大道既已离散，智巧扰乱事物，夷险不同，否泰异数，所以唐虞严密上古之纲，夏殷繁复帝王之法，都是废兴有原因，轻重有节度，这是穷神之道，知化之术，随时制宜，并非有降等。”

永康初年，州里又举荐寒素之士，大司马征辟为东阁祭酒。同年，授鄢陵公国相，没有赴任。次年，降职为松滋侯相。太安年间，弃官回家，与顾荣等人共同诛杀陈敏，事情记载在顾荣传中。

征召授尚书郎，与顾荣同赴洛阳，在途中共同讨论《周易》中的太极。顾荣说：“太极，大概是指混沌之时蒙昧未分，日月含其光辉，八卦隐其神妙，天地混其形体，圣人藏其自身。然后廓然变化，清浊才呈现，天地著象，阴阳交泰，万物开始萌生，六合开阔。《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这确实是《易》的太极。而王弼说‘太极就是天地’，我认为不太妥当。所谓两仪，以形体而言就是天地；以气而言就是阴阳。现在如果认为太极就是天地，那就是天地自生，没有产生天地的东西。《老子》又说‘天地所以能长久，是因为它不自生，所以能长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资始的冲气作为和。推究元气的根本，寻求天地的根源，恐怕应该以此为准则。”纪瞻说：“从前伏羲画八卦，阴阳的道理已经穷尽。文王、孔子继承其遗业，三位圣人相承，共同一致，称《易》取法天地，没有别的了。天清地平，两仪交泰，四时推移，日月辉映其间，这是自然的规律，虽然经过诸圣，谁知道它的开始。您说‘蒙昧未分’，难道是这样吗！圣人也是人，怎么能进入混沌之初而藏身于未分之内！老子先于天地的言论，这大概是虚诞的说法，不是《易》的本意。我以为您神通体解，不该有疑问。我的意思是，太极只是至极的称呼，是说其理至极，没有外在形态；外在形态既已至极，便生出两仪。王弼的指向可以说接近了。古人举出至极作为验证，说两仪生于此，并非说另有父母。如果一定有父母，除了天地还有谁呢？”顾荣于是停止争论。到了徐州，听说祸乱日益严重，打算不再前行。恰逢刺史裴盾收到东海王司马越的书信，如果顾荣等人观望，就以军礼遣送，于是与顾荣及陆玩等人各自解船弃车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以回到扬州。

元帝任安东将军时，引荐他为军谘祭酒，转任镇东长史。皇帝亲自到纪瞻宅第，与他同车而归。因讨伐周馥、华轶之功，封都乡侯。石勒入侵，加授扬威将军、都督京口以南至芜湖诸军事，以抵御石勒。石勒退兵后，授会稽内史。当时有人伪造大将军府符令逮捕诸暨县令，县令已被拘禁，纪瞻察觉其诈，便打破囚槛放出县令，讯问使者，果然承认伪造。不久迁任丞相军谘祭酒。论讨伐陈敏之功，封临湘县侯。西台授侍中，未就任。

等到长安失守，与王导一同入朝劝进。皇帝不许。纪瞻说：“陛下天性合于天道，尚且劳心于史籍，观察古人成败，如今世事一目了然，不难看清。两位皇帝失位，宗庙空虚废弃，神器离开晋室，至今已有两年，梓宫未殡，人神失主。陛下膺受图录，是上天所授。使天下改面，远方来朝，宗庙既建，神主复安，亿万百姓向往教化，殊俗之人全部来归，如同众星环绕北极，百川归向大海，而陛下还想坚守匹夫之谦，这不是用来显扬七庙、兴隆中兴的办法。只是国贼应当诛杀，应当以此委屈自己向天下谢罪。而想违背天时，违反人事，失去地利，三者一旦失去，即使将来再努力匡救，又怎能挽救祖宗的危急呢！顺应时宜的方式有很多，能够维系大业的，只有理和当。晋朝的国运困厄，理尽于今。抓紧就能得到，可以隆中兴之祚；放松就会失去，反而资助奸寇的权谋：这就是所谓的理。陛下身当厄运，继承帝业，看看宗室，还有谁可让！应当承继大位，这就是所谓的当。四祖开创宇宙，大业如此。如今五都焚毁，宗庙无主，刘载窃取神器于西北，陛下却想高让于东南，这就是所谓揖让而救火。我等区区之心，尚且不许，何况大人与天地合德，日月同明，岂可失机误时！”皇帝仍不许，派殿中将军韩绩撤去御座。纪瞻呵斥韩绩说：“帝座对应星宿，敢有动的斩首！”皇帝为之动容。

等到皇帝即位，授侍中，转任尚书，上疏谏诤，多有匡正补益，皇帝非常赞赏他的忠烈。适逢久病，不能朝请，上疏说：

臣疾病不愈，旷废已久，近来陈述诚心，未蒙哀怜体察。加之尸位素餐，抱罪枕席，忧责之重，不知临终之余当如何处置。臣听说易失的是时机，不再来的是年华，所以古代志士义人负鼎奔走，在市中唱歌，确实是想及时效忠规谏，名传不朽。但失去机会的有亿万，得到的只有一两个。常人之情，贪求荣利。臣以凡庸之才，偶然遭遇，劳无负鼎之功，口不唱商歌之曲，偏逢大运，屡次贪享禄位。虽思慕古人自效之志，终究无丝毫报效之功，而犬马之年衰老，众病废顿，僵卧救命，已百余日，叩棺曳衾，一天比一天衰弱。如果上天再赐余年，蒙陛下行苇之惠，仅可薄存性命，枕息陋巷，也无由再厕身八座之位，升降于台阁之中。臣眼昏齿落，胸腹冰冷，创病不愈，脚又偏跛，为病所困，已经痛苦。七十之年，是礼典所遗，衰老之征，明显可见。臣虽想勤自藏护，又能隐伏何处！

臣的职责是掌管户口租税，这是国家重事。如今天下动荡，百姓未安居，刚刚蒙受大化，百事草创，发兵转运，都需人力。以臣平素强健，加上日夜操劳，尚且不能成事，如今命在旦夕，而长久停滞职务，使国事荒废。若朝廷以此广施恩惠，则忧责日益加重；以此安排官职，则官废事弊；等臣病愈，则臣日益衰退。如今凭天慈，使官旷事滞，臣受偏私之宽宥，于大望也有亏损。如今万国改过自新，贤俊接踵，而空悬好爵，不以此笼络贤才，以臣秽病之余，妨碍官职，实在不合古今进退之道。惟愿陛下割舍不忍之仁，赐以敝帷，臣倒下之时，得以裹尸；及时选拔俊杰，使官修事举，臣免罪戮，死生幸甚！

于是因病免职。不久授尚书右仆射，多次辞让未获准，于是宣称病重，回到府第，不被允许。

当时郗鉴占据邹山，多次被石勒等人侵犯逼迫。纪瞻认为郗鉴有将相之才，担心朝廷放弃而不加抚恤，上疏请求征召他，说：“我听说皇朝的兴起，必定有得力助手作为捍卫城池的工具，这是帝王的利器。所以虞舜举荐十六位贤相而垂拱南面。我看到前辅国将军郗鉴，少年时树立高尚节操，体态清正，名望崇高，文武谋略，是当世的优秀人才。从前他与戴若思一起被征召，被放逐到荒僻之地，所处孤立无援，部队不足一旅，救援不至。但他能安抚聚集残余部众，凭借险要坚守多年，终于使凶恶的敌人不敢南侵。只是士众单薄，无法建立功勋，既统领名州，又担任常伯。如果让郗鉴在朝廷从容任职，出入传达王命，必定能尽到正直规谏的职责，弥补朝廷的缺失。自先朝以来，各种授官任用，已有先例。戴若思以尚书身份任六州都督、征西将军，又加常侍；刘隗镇守北方，陈𪉃镇守东方。以郗鉴的年龄，则与戴若思相同；以资历，则都属八座之列。何况郗鉴雅望清高，是一代名器。圣朝以最公正的态度治理天下，只求公平，所以我困居陋巷，想尽我所知所见，只愿陛下敞开圣怀，垂问臣王导，希望能有万分之一的效果。”

晋明帝曾独自召见纪瞻于广室，感慨地忧虑天下，说：“社稷之臣，想要没有十个，怎么办？”于是屈指计数说：“你就是其中一个。”纪瞻推辞谦让。明帝说：“正想与你说说好话，又何必如此崇尚谦让呢！”纪瞻文武兼备，朝廷称赞他忠诚正直。不久转任领军将军，当时的人都敬畏他的严厉刚毅。虽然经常生病，但六军都敬畏他。纪瞻因长期生病，请求辞官，不被允许，又加授散骑常侍。到王敦叛乱时，明帝派人对纪瞻说：“你虽然生病，但为朕卧床保护六军，益处很多。”于是赐布千匹。纪瞻没有带回家，而是分赏给将士。叛乱平定后，他又上表请求回家，明帝不许，他坚决辞官不出。下诏说：“纪瞻忠诚正直，识见器局能治理国家，多次因年老久病，迟疑恳切相告。朕深明此节操，难以违背高远之志，现在听从你的请求，任命为骠骑将军，常侍如故。服饰器物制度，全部按照旧典。”派使者到家里任命，在家设立府署。不久去世，时年七十二岁。册命追赠本官、开府仪同三司，谥号穆，派御史持节监护丧事。评议讨伐王含的功劳，追封华容子，降原爵二等，封次子一人为亭侯。

纪瞻性格沉静寡言，很少交游，喜欢读书，有时亲手抄写，所著诗赋笺表共数十篇。又通晓音乐，几乎尽得其妙。生活上优厚自养，在乌衣巷建造宅第，馆宇高大华丽，园中水池竹林树木，足以赏玩。谨慎行事，爱惜士人，年老更加笃诚。尚书闵鸿、太常薛兼、广川太守河南褚沈、给事中宣城章辽、历阳太守沛国武嘏，都与纪瞻素来关系疏远，都凭借他的高义，临终时把后代托付给纪瞻。纪瞻全部照顾保护他们的家庭，为他们建造住宅，如同亲生骨肉。年轻时与陆机兄弟亲密友好，到陆机被诛杀，他周到地赡养抚恤陆机家人，并嫁出陆机的女儿，资助送嫁如同自己的女儿。长子纪景早逝。纪景的儿子纪友继嗣，官至廷尉。纪景的弟弟纪鉴，任太子庶子、大将军从事中郎，先于纪瞻去世。

贺循，字彦先，会稽山阴人。他的祖先庆普，在汉代传授《礼》，是世称的庆氏学。同族高祖庆纯，博学有盛名，汉安帝时任侍中，为避安帝父亲的名讳，改姓贺氏。曾祖贺齐，在吴国任名将。祖父贺景，任灭贼校尉。父亲贺邵，任中书令，被孙皓杀害，家属被迁徙到边郡。贺循幼年遭遇家难，被流放到海边，吴国灭亡后才回到本郡。他操守高尚严厉，自幼与众不同，言行举止，必定遵循礼让，国相丁乂请他任五官掾。刺史嵇喜举荐他为秀才，授阳羡县令，以宽厚仁惠为本，不追求考核最优。后来任武康县令，当地习俗多厚葬，又有拘泥忌讳回避时月，停丧不葬的，贺循都加以禁止。政教大行，邻城都效法他。然而他在朝廷没有援引，长久不能晋升。著作郎陆机上疏推荐贺循说：“我看到武康令贺循德行深厚，才识清朗深远，信奉道义素志，风度节操凝重严峻，历任二县，刑罚政教肃穆。前蒸阳令郭讷风度简淡旷达，器度见识明达杰出，通达机敏，才能足以任事。贺循位居下县，列名平庸；郭讷归居乡里，闲居多年。都出自新邦，朝廷没有知己，身处偏远之地，志向不为自身，时光匆匆，而仕途渺茫，实在是州中贤愚之人所惋惜的。我等私下认为，台郎之所以派往各州，是因为州中有人，并非只是为了平均分配显要职位，惠及外州而已。实在是因为各地士人风气不同，四方习俗各异，闭塞隔绝之害，远方之州更为严重。至于荆州、扬州，每州户口各数十万，如今扬州没有郎官，而荆州江南竟无一人担任京城官职，这确实不是圣朝对待四方的本心。至于才能名望资历品级，贺循可任尚书郎，郭讷可任太子洗马、舍人。这是众望所归，并非只是企求清要之路，暂且充数选任。谨列其资历品级，请求考察。”过了很久，召贺循补任太子舍人。

赵王司马伦篡位，贺循转任侍御史，以生病为由辞职。后来授南中郎长史，没有就任，适逢逆贼李辰在江夏起兵，征镇之军不能讨伐，都望风而逃。李辰的别帅石冰攻占扬州，驱逐会稽相张景，让前宁远护军程超取而代之，用程超的长史宰与兼任山阴令。前南平内史王矩、吴兴内史顾秘、前秀才周𫖮等倡议起兵，传檄州郡讨伐石冰，贺循也集合部众响应。石冰的大将抗宠有部众数千人，驻扎在郡中讲堂。贺循向抗宠发布檄文，陈述逆顺之理，抗宠于是逃走，程超、宰与都投降，一郡全部平定。贺循迎接张景回郡，随即遣散兵士，闭门不出，论功行赏，一概不参与。

到陈敏叛乱时，陈敏假称诏书，任命贺循为丹阳内史。贺循以脚病为由推辞，手不能握笔，又服用寒食散，披发赤身，表示不可任用，陈敏终究不敢逼迫。当时州内豪杰都被束缚，有的年老有病，也被加封官爵，只有贺循与吴郡朱诞不参与其事。到陈敏被击败，征东将军周馥上表请求任命贺循领会稽相，不久授吴国内史，公车征召贤良，贺循都不就任。

元帝任安东将军时，又上表任命贺循为吴国内史，与贺循谈及吴国时事，于是问道：“孙皓曾烧锯截下一个贺姓人的头，那是谁？”贺循还没来得及说，元帝醒悟道：“是贺邵。”贺循流泪说：“先父遭遇无道之君，我创伤巨大，悲痛深重，无法报答。”元帝非常惭愧，三天没有出门。东海王司马越任命贺循为参军，征召授博士，贺循都不赴任。

等到元帝迁任镇东大将军，因为军司顾荣去世，就召贺循接替。贺循自称病重，上奏十余次。元帝写信给他说：

“各种品行不同，所以出仕隐居之道有别，顺应本性而用，各任其真罢了。当天下清平安泰，伦理有序，随顺时运所遇，动静在于自己。有的人隐居山林，高蹈绝俗，逍遥养和，恬淡自足，这大概是道德兴隆而人闲逸，时势使之如此。至于时运艰难困顿，主上危险国家危急，义士拯救时局，奔波拯救世道，烛之武用绳索吊下城去秦国，绮里季等四人弹冠而匡扶汉室，难道不是大雅君子屈伸合道吗！我虚浮浅薄寡德，愧居近亲，谬承宠位，受任方镇，仰慕玄风，景仰高节，常愿舍弃车马显贵，策杖柴车登门拜访，空有这种情怀，却没有跟从贤者的实际行动，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寇贼侵扰，中原分崩离析，皇室失御，百姓涂炭，因此日夜忧心，慷慨发愤，志在尽节罢了。先前顾荣临朝，深赖高谋。贤臣既已登用，巢父、许由得以隐逸。至于今日，正是所谓道义消亡，国家困顿，众望所归，实在在于君侯。如果义之所在，岂能推让劳苦而居安逸！想必通达之人也会一以贯之。希望禀承宏图，以光大远大的规划。如今上尚书，委屈高德任军司，谨派参军沈祯奉命授职，希望一定屈尊前来，以满足期望。

贺循仍然不起任。

等到元帝秉承朝制，又任命贺循为军谘祭酒。贺循称病，敦促逼迫不得已，才抱病乘车前来。元帝亲自到他的船上，因而咨询政道。贺循瘦弱有病不能拜谒，于是就地加赐朝服，赐给住宅一区，以及车马床帐衣褥等物。贺循推辞，一概不接受。

廷尉张闿住在小市，想要夺取左右近宅来扩大自己的居所，于是私自建造都门，早闭晚开，人们都以此为患，向州府申诉，都不被受理。恰逢贺循外出，到破冈时，众人联名到贺循处质问。贺循说：“见到张廷尉，会为你们提及此事。”张闿听说后急忙毁掉自己的门，到贺循处致谢。贺循就是这样被世人敬服。

当时江东刚刚创立，盗贼很多，元帝思考如何防备，以此询问贺循。贺循回答说：“长江万里，通涉五州，是朝贡和商旅往来之地。如今议论的人想要派出宣城兵镇守江边，或者让各县统领军队。我认为县令长权威弱小，而兼备之才难以齐备，征发畏惧劳役的人，统领不严，恐怕未必有用。据我所知，江中险要之地只有阖庐一处，地势险要幽深，是逃亡者聚集之所。特别应当用重兵驻守防备，根据形势讨伐清除，断绝其根源。沿江各县各有分界，分界之内，由官长负责，自然可以度量土地分配兵力，多设亭校，常派巡逻，严格纲纪，严明刑罚赏赐，使之超出常规，勤勉就有特殊荣誉的奖赏，懈怠就有一身之罪，我认为在治理上不得不严肃。所派之人按时轮换，劳役不至于困乏，交替有期。按汉制十里一亭，也是因为防禁严密。如今纵使不能如此，也应筹划，使力量足以相互支持。如果盗寇劫掠强盛众多，不能独自制服，可以指明其踪迹，说明所在都督不久将进行讨伐。如今不明确划分，让所在百姓与军家混杂防备，两者都懈怠，无人承担职责，所以徒有防备之名而不能带来益处。”元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到愍帝即位，征召贺循为宗正，元帝在藩镇时，又上表任命贺循为侍中，因道路险阻未能成行。因讨伐华轶之功，将要封贺循为乡侯，贺循自称卧病在家，坚决推辞不接受。建武初年，任中书令，加散骑常侍，又因年老有病坚决推辞。元帝下令说：“我以寡德之身，辱居大位，如涉大川，不知依靠什么。贺循言行合礼，是当世的期望，民风的表率。实在依赖他的谋略，来安定万机。他疾病长久，仍希望他卧床辅佐，却固守谦让，自陈恳切，这是贤者履行信义思顺，以谦让为高。现在听从他的请求。”于是改授太常，常侍如故。贺循认为九卿旧例不加官衔，如今又有疾病，不宜兼任此职，只拜授太常而已。

当时宗庙刚建立，旧有礼仪多缺失，有人认为惠帝、怀帝应各为一代，那么颍川世系超过七代，应该按照次序毁庙。事情下交太常讨论。贺循议论认为：

按照礼制，兄弟之间不能互为后代，不能把继承当作世代延续。殷代的盘庚不把阳甲列入世系，汉朝的光武帝不继承成帝，另外建立庙寝，让臣下祭祀他们，这是前代的明确典制，也是继承的显著原则。惠帝没有后代，怀帝继承帝位，弟弟不把兄长作为后代，那么怀帝是从上继承世祖，不继承惠帝，应当等同于殷代的阳甲、汉朝的成帝。议论的人认为圣德深远，不便更改旧制。诸如此类的礼制，通常都没有论及。因此惠帝还在太庙中，而怀帝又进入，数量就达到了八位。达到八位的道理，是因为惠帝没有迁出，而不是因为上祖应当迁走。后代升入，上一代才迁出，迁出和毁庙是相对应的，不能互相混淆，没有下一世升入而上一世毁掉两世的情况。惠帝和怀帝都继承世祖，兄弟属于旁系亲属，同属一世，而上面毁掉了二世合为一世。现在因为惠帝去世已经毁了豫章庙，怀帝进入又毁了颍川庙，这样一来同一世再次迁动，祖先之位横遭分离。考察古代礼义，没有这样的先例。惠帝应当迁出，尚且不能轻易讨论，何况可以轻易毁掉一位祖先而没有义理依据呢？颍川既然没有应该毁掉的道理，那么现有神灵的数量自然就是八位，这完全是有原因而这样的，并非是说数量是常规。既然有八位神灵，就不得不在七室之外暂时安置一位。皇上对于惠帝和怀帝都是兄弟，从上面继承世祖，不继承这两位皇帝，那么这两位皇帝的神灵按理应当另外迁出，不会使庙中常有八室。另外，武帝最初建成太庙时，正神只有七位，而杨元后的神位也暂时立了一室。永熙元年，在太庙八室中告祭世祖的谥号，这是暂且有了八位神灵，不拘泥于七室的旧例。

又有议论的人认为景帝已经在庙中，那么惠帝和怀帝就是同一类情况。景帝有盛大的德行和开国元勋的功劳，是王业的根本，道义彰显于祖宗，百世不毁，所以特意留在本庙，而且世代还较近，数量上能够相容，只是为了安定神灵，没有逼迫上祖，就像王氏昭穆已满，终究应当另外立庙。用现在的情况来比较，既轻重意义不同，又七庙是七世亲属；昭穆，是父子的位置。如果遇到兄弟旁系已满，就毁掉上祖，那么祖位空悬，世代数量不足，哪里要取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然后才成七庙呢！现在七庙的含义，出自王氏之说。从父庙以上直到高祖，亲庙四世，高祖以上又有五世、六世无服之祖，所以是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共七庙。所以世祖在郊祀时制定庙礼，京兆、颍川是曾祖、高祖之亲，豫章是五世，征西是六世，以符合此义。如今皇上继承大统，也应有五世、六世的祖先，豫章是六世，颍川是五世，都不应当毁庙。现在既然说豫章先已毁掉，又应当再毁颍川，这样庙中的亲属只从高祖以下，不再有高祖以上两世的祖先，对于王氏之说，三昭三穆缺失了两个，这就不是宗庙根本所应依据的，又违背了世祖祭祀征西、豫章的本意，对于一代王者的定礼缺失不少。

当时尚书仆射刁协与贺循意见不同，贺循的答对义理详尽完备，言辞很多不记载，最终听从了贺循的建议。朝廷有疑难不决的事情都向贺循咨询，贺循总是依据经典礼制回答，成为当世的儒家宗师。

后来元帝因为贺循清贫，下令说：“贺循冰清玉洁，行为是世俗的表率，身居上卿之位，而自身的服饰用品仅仅够遮体而已，房屋仅仅能遮蔽风雨。我近来造访他的住所，深为感慨。赐给他六尺床、荐席、褥子以及钱二十万，以表彰他的至高德行，表达我的心意。”贺循又推让，不被允许，不得已留下，但最初并不使用。等到元帝登基，有关部门上奏说琅邪恭王应当称为皇考，贺循又议论说：“根据礼制，儿子不敢用自己的爵位加于父亲。”元帝采纳了。不久任命贺循代理太子太傅，太常之职依旧。

贺循自称卧病疲顿，不能尽臣子的节操，皇上隆崇降尊的礼仪，不废止交往叙旧的敬意，惧怕这不是垂范典制的教化，多次上表坚决推让。元帝因为贺循体察德行、率身作则，有不用言语的益处，敦促勉励备至，希望他不推辞，命令皇太子亲自前往拜见。贺循患有瘦弱之病，但恭敬地接待应对；诏令断绝宾客，他受到的崇敬待遇如此。病情渐渐加重，上表请求退休，上交印绶，改授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元帝亲临殿前，派遣使者持节，加授印绶。贺循虽然口不能言，指挥左右，推去官服。皇帝车驾亲自驾临，握着他的手流泪。太子亲自探视了三次，往返都行拜礼，儒者认为这是荣耀。太兴二年去世，时年六十岁。元帝穿素服举哀，哭得很悲痛。追赠司空，谥号为穆。将要下葬时，元帝又出来到他的灵柩前，哭得尽情哀伤，派遣兼侍御史持节监护。皇太子追送到近途，望着船流泪。

贺循年少时研习书籍，善于写文章，博览群书，尤其精通礼经传注。平素有知人之明，提拔同郡的杨方于卑贱困陋之中，杨方最终成名于世。儿子贺隰，康帝时官至临海太守。

杨方，字公回。年少时好学，有奇异的才能。起初担任郡中的铃下威仪，公事之余，就阅读《五经》，乡邑的人不了解他。内史诸葛恢见到他觉得奇异，以门人之礼对待他，从此得以周旋于贵人之间。当时虞喜兄弟以儒学立名，非常喜爱杨方，为他传播声誉。诸葛恢曾派杨方撰写文章，推荐为郡功曹主簿。虞预称赞他，送文章给贺循看。贺循回信说：“此人开拔有志，我原以为只是不同于凡俗之辈而已，没想到竟是如此伟才。他的文章很有奇特的风格，如果是出于胸臆之作，乃是一国所推重，岂只是牧童中的超群者！听说他居于旧党之中，喜好谦逊之行，这也是立身的一个方面。然而世道衰微，人才凋敝，每当听说一个小人物有向道之志，就期待他、希望他。像杨方这样的人，乃是荒草中的特出之苗，盐碱地中的良秀，资质已经良好，但沾染不足；移植到肥沃的土地，必定成为嘉美的禾稼。足下之才为当世英杰，位为朝廷重臣，道隆化立，然后为贵。从前许子将在商贾之中提拔樊仲昭，郭林宗在田间成就魏德公。足下志在兴隆此业，二位贤人的功业不难企及。”贺循于是在京师称扬杨方。司徒王导征辟他为掾属，转任东安太守，迁任司徒参军事。杨方在都邑，缙绅之士都厚待他，他自认为出身寒微，不愿久留京城，请求补任边远郡守，想闲居著述。王导听从了他，上表补任高梁太守。在郡多年，著《五经钩沉》，又撰《吴越春秋》，以及杂文笔，都流行于世。因为年老，弃郡回乡。王导想提拔他到台阁，他坚决推辞回归乡里，在家中去世。

薛兼，字令长，丹阳人。祖父薛综，在吴国任职为尚书仆射。父亲薛莹，在吴朝有名声。吴国平定后，任散骑常侍。薛兼清正朴素有器量，年少时与同郡的纪瞻、广陵的闵鸿、吴郡的顾荣、会稽的贺循齐名，号称“五俊”。起初进入洛阳，司空张华见到他们觉得奇异，说：“都是南方的人才。”考察河南孝谦，征辟公府，授任比阳相，到任有能干的名声。历任太子洗马、散骑常侍、怀令。司空、东海王越引荐为参军，转任祭酒，赐爵安阳亭侯。元帝任安东将军时，以他为军谘祭酒，逐渐升迁为丞相长史。非常勤于王事，因为上佐俸禄优厚，常常自行减损，取足够而已。进爵安阳乡侯，授任丹阳太守。中兴建立后，转任京尹，加秩中二千石，升任尚书，兼太子少傅。从薛综到薛兼，三代为太子师傅，谈论者赞美他们。

永昌初年，王敦上表推荐薛兼为太常。明帝即位，加授散骑常侍。明帝因为他是东宫时的师傅，仍应尽敬，于是下诏说：“我以无德，早年遭遇忧患。猥以渺小之身，托于王公之上。哀伤孤苦，无所咨询仰赖，忧怀惴惴，如临深渊。孔子有言：‘所以即使天子，也一定有尊敬的人。’我将恭敬地奉行先师的礼节，来咨询有德之人。太宰西阳王秩尊望重，身处高贵而思谦降。丞相武昌公、司空即丘子体道高远，功勋德行兼备，是先帝的挚友，我的师傅。太常安阳乡侯薛兼训导保护我，忠诚肃敬笃实。崇尚亲属、尊重贤人，是先帝所重视的，我见这四位以及书信礼仪的体式，一律依照东宫旧例。”当年，薛兼去世。诏书说：“太常、安阳乡侯薛兼履行德操冲和朴素，尽忠尽职。正依赖其德训，弘济政道，不幸逝世，痛在我心。今派遣持节侍御史追赠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魂魄如果有灵，嘉许此荣宠。”等到下葬，正值王敦作乱，朝廷多事，未能议定谥号，直接派遣使者用太牢祭祀。儿子薛颙，先于薛兼去世，没有后代。

史臣曰：元帝在淮海地区建立基业，百事初创，梦想得到众多人才，共同成就各种事业。顾荣、纪瞻、贺循、薛兼等人都是南金东箭，世代贵胄高门，投身于霸朝，参与国家政事；典章制度依赖他们刊定编辑，军国谋略等待他们出谋划策；在士大夫中声望很高，担任的职务都是元凯之任，官成名立，光耀国家、荣耀家族。这不仅是时机感会所致，也是他们才能达到的。而贺循位登太傅，朝廷声望特别隆盛，以至于皇帝车驾降临，在承明殿行下拜之礼。即使是西汉对张禹的恩崇，东汉对桓荣的礼重，也不能超过。

赞曰：顾荣通达识见，纪瞻方正耿直。薛兼既清廉贞洁，贺循又学问深厚。遇到时机和明主，如乘风展翅高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