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第二

三司使的官阶在翰林学士之上。旧制规定，代理使职与正任相同，因此三司使的官衔署名都列在官职之上。庆历年间，叶道卿担任代理三司使，执政大臣中有意压制道卿，在发布敕令时将“代理三司使”的官衔置于官职之下署名，于是三司使的官阶便排在翰林学士之下，这一做法沿用至今。后来曾有人议论此事，虽然官衔署名依旧，但代理三司使初次授官时，由阁门使请示皇帝旨意，偶尔有按学士次序排列的情况，但并未成为固定的制度。

宗室子弟授予南班官职，世间相传是太尉王文正担任宰相时开始提议的，其实并非如此。旧例，宗室子弟没有升迁官职的规定，只有遇到罕见的大庆典，才普遍升迁一级。景祐年间，初次确定在南郊祭天时以祖宗配享，宗室成员想借大礼的机会请求推恩，便让诸王宫教授刁约起草奏表呈报皇帝。后来刁约见到丞相王沂公，王沂公问：“前几天宗室请求升迁官职的奏表，是谁写的？”刁约揣测不出他的意图，回答说不知道。回去后仔细思考，担心事情败露而获罪，便再次前往相府。王沂公像之前一样问他，刁约更加害怕，不敢再隐瞒，于是如实回答。王沂公说：“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喜爱那篇文章的文辞罢了。”并再三称赞。随后慢慢说道：“已经得到旨意，另有安排。再过几天，应当会有指示。”从此便开始授予宗室南班官职，近支亲属从初次授官为小将军起，共升迁七次便任节度使，于是成为定制。众宗室子弟用一千匹细绢酬谢刁约，刁约推辞不敢接受。我与刁约是旧交，他曾拿出奏表草稿给我看。

大理寺的法官，都亲自处理案卷，不得使用吏员。中书省的检正官不设置吏员，每个办事机构只配一名楷书吏负责抄写誊清而已。这是为了让士人亲自处理本职事务，制约吏员的奸猾，同时也能依次考察人才。太宗下令制作方团球带，赏赐给中书省、枢密院的文臣。后来枢密使兼侍中张耆、王贻永都获得特别赏赐；李用和、曹郡王都因是皇帝的舅舅而受赐；近年宣徽使王君贶因年老资深而特别受赐。这些都出于特殊的恩典，并非惯例。近年来京城士人穿着朝服骑马，用浅黑色的衣服罩在外面，称之为“凉衫”，这也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做法。《仪礼》中“朝服加景”就是指这个。只是不知道古人制度中衣服的样式和颜色如何。

内制和外制官员凡是起草任命官员的制书，从给事中、谏议大夫、待制以上，都有润笔的财物。太宗时，规定了润笔钱的数额，并下诏刻在石碑上立在舍人院。每次授官，就发公文督促支付。在院官员下至吏员、院中仆役，都能分到。元丰年间，改革官制，内制和外制官员都有增加俸禄，于是取消了润笔之物。

唐代制度，官阶未到而用其他官职代理的，称为直官，比如许敬宗担任直记室就是如此。本朝翰林学士、中书舍人都设置直院。熙宁年间，又设置直舍人院、直学士院，但由资历较浅的人担任，其实与正官相同。熙宁六年，中书舍人都升迁或调任，阁中无人，便让章子平代理知制诰，而不任命直院，因为他是暂时代理。古代的兼官，大多是临时代理；有长期兼任的，就与正官相同。我家收藏的《海陵王墓志》是谢朓所撰，其中称“兼中书侍郎”。

三司、开封府、外州长官升堂理事时，有衙吏在前引导并高声喝报。本朝的制度，在宫禁中只有三种官员可以喝报：宰相在中书省喝报，翰林学士在本院喝报，御史在朝堂喝报。都使用穿红衣的吏员，称为“三告官”。他们所经过的地方，守门吏员用棍棒敲击地面警示众人，称为“打仗子”。两府（中书省、枢密院）和亲王，从殿门开始敲打直到本司衙门以及上马的地方；宣徽使在本院敲打；三司使、知开封府在本司敲打。近年来寺监长官也敲打，这不是旧制。前任宰相上朝，也有特旨允许张伞盖、打仗子的，属于临时指挥。手持丝梢鞭入宫，从三司副使以上开始；副使只乘紫丝暖座跟随入宫。队长手持破木棍，从待制以上开始。近年来寺监长官手持藤杖，这不是旧制。百官的礼仪规范，除了敕令规定之外，各家所记载的，还有遗漏。虽然极为琐碎，但也是一个时期的礼仪物品。

都堂以及寺观百官集会时的座位次序，大多临时安排。唐代以前的旧例，都已无法考证，只有颜真卿写给左仆射定襄郡王郭英又的信中说：“宰相、御史大夫、两省五品官、供奉官自成一列，十二卫大将军排在其后，三师、三公、尚书令、仆射、少师、少保、少傅、尚书左右丞、侍郎自成一列，九卿、三监与之相对。自古以来，从未交错。”这也能大致看出当时的旧制，现在记录在这里，以补充缺失的记载。

赏赐“功臣”称号，始于唐德宗奉天之役。此后藩镇将领，下至从军资历深的人，都按例赐予“功臣”称号。本朝只用来赏赐将相。熙宁年间，因给皇帝上尊号，宰相率领同僚当面请求了三四次，皇帝始终不允，说：“徽号正如你们的‘功臣’称号，对名实有何补益？”当时吴正宪担任首相，便请求停止赐予“功臣”称号，皇帝同意了。从此群臣相继请求罢除，于是不再赏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