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笔谈卷二第二十八

卢肇讨论海潮，认为海潮是太阳升起和落下激荡而成的，这是非常没有道理的。如果是因为太阳升起和落下，那么每天应该固定时间出现，怎么还会有早晚变化呢？我曾经考察过海潮的规律，每逢月亮正对着子位和午位时，就会涨潮，观测起来万无一失。这是在海边观测得到的潮汐时间。如果离海较远，就需要根据地理情况增加或减去一些时刻。月亮正午时产生的是潮，那么正子时产生的就是汐；月亮正子时产生的是潮，那么正午时产生的就是汐。

历法在经典中出现的，只有《尧典》提到“用闰月来确定四季，构成一年”。设置闰月的方法，从尧的时候开始有，远古以前，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设置闰月的方法，是古代圣王传下来的，本来不应议论。但事情本来就有古人没有做到而等待后人的，比如岁差之类，是近代才出现的，这本来就没有古今的隔阂。凡是太阳一次出没叫作一天，月亮一次盈亏叫作一月。用日月来记录时间，虽然是固定的名称，但月亮运行二十九日有余，才重新与太阳会合；一年十二次会合还有剩余的日子。积累三十二个月，又多出一次会合，节气与朔日逐渐偏离，中气不在本月，名实不符，增加一个月就叫作“闰”。闰月是不得已而产生的，就像暑天用楔子来支撑房屋一样。从此以后，节气与朔日相互冲突，年份混乱。四季失去正常位置，计算变得繁琐复杂。凡是积累月来构成季，四季组成一年，阴阳消长、万物生死变化的关键，都在于节气。只记月亮的盈亏，完全不关乎年岁气候的好坏。如今却专门用朔日来定十二月，而节气反而不能主导本月的情况。时节已经称为春天了，却还在实行肃杀的政策，这就是朔日在节气前的情况。白白称作乙年春天，实际上是甲年冬天；时节还称为冬天，却已经实行生长的政令，这就是朔日在节气后的情况。白白称作甲年冬天，实际上是乙年春天。这样空名的正月、二月、三月、四月反而成为实际，而生长杀伐的实际反而成为附属，又生出闰月这个赘瘤，这大概是古人没有思考到的地方。如今制定历法，不如用十二节气为一年，不再用十二月。直接以立春那天作为孟春的第一天，惊蛰作为仲春的第一天，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每年都一样，永远没有闰余。十二月通常是大小月相间，即使有两个小月相连，一年不过一次。这样，四季的节气就总是正常，年岁政令不会互相侵占。日月五星，也自然跟随，不需要修改旧法。只是月亮的盈亏，事情虽然有些与它相关，比如海潮、胎育之类，不参与岁时寒暑的节律，把它们附在历法中就可以了。假如以元祐元年为例，应当孟春是小月，第一天壬寅，第三天望日，第十九天朔日；仲春是大月，第一天壬申，第三天望日，第十八天朔日。这样的历日，难道不是简单端正、上合天运，没有补缀的麻烦吗？我原先验证过一天百刻有有余、有不足，人们已经怀疑我的说法。又说我划分的十二次和斗建应当随着岁差迁移，人们更加惊骇。如今这个历法理论，尤其会招来怪怒攻击。但将来一定会有采用我学说的人。

宝元元年，党项人包围延安七天，多次濒临危险。范雍侍郎担任统帅，忧虑之色表现在脸上。有一个老军校站出来，自己说：“我是边地人，多次遭遇围城，形势有接近今天的。敌人不善于攻城，最终不能攻下。今天绝对没有危险，我可以担保。如果有什么意外，我甘愿被斩首。”范雍赞许他的话能鼓舞人心，也因此稍微安心。事情平定后，这个军校大受赏赐提拔，说起兵、善于料敌的人，首先称赞他。有人对他说：“你竟敢放肆说大话，万一话不灵验，就要伏法。”军校笑着说：“你没想明白。如果城真被攻破，哪里有时间杀我？只是暂且安定众人之心罢了。”

种世衡最初经营清涧城时，有个紫山寺的僧人法崧，刚强果断有谋略，以义烈自许。种世衡把他请到门下，任凭他想要什么，供给无数。法崧酗酒，赌博无所不为，种世衡对待他更加优厚。过了一年多，法崧也深深感激种世衡，自信没有被怀疑。一天，种世衡忽然愤怒地对法崧说：“我这样待你，你却暗中与敌人勾结，为什么辜负我？”把他拽下来戴上刑具拷打，极其痛苦。整整一个月，多次濒临死亡。法崧始终不认罪，说：“法崧是大丈夫！您听信奸人的话，想杀我，那就死吧。我终究不会用不义之事来诬陷自己。”毅然无所畏惧。种世衡知道不能使他屈服，就为他解开绳索洗澡，又请他进入卧室，优厚地安抚并道歉说：“你没有过错，只是暂且试探你罢了。想让你做间谍，万一你可以被胁迫，就会泄露我的事。如果敌人用这种方法逼你，你能不辜负我吗？”法崧沉默后说：“试着为您去做。”种世衡厚加馈赠送他走，把几条军机密事交给法崧说：“可以用这些作为凭借，并假装向西羌报告。”临行时，种世衡解开自己所穿的棉袍赠给他说：“胡地严寒，以此作为分别。到那里，必须千方百计求见遇乞，没有这个人就无法得到他们的心腹。”遇乞，是敌人的谋臣。法崧按照教导，艰难地求见遇乞。敌人发觉并怀疑他，把他抓起来交给有关部门。几天后，有人打开袍领，从中得到种世衡给遇乞的信，言辞非常亲密。法崧起初不知道领中的信，敌人用尽酷刑，他始终不说实情。敌人因此怀疑遇乞，放了法崧，把他迁到北方边境。很久以后，遇乞最终因怀疑而死。法崧偶然得以逃回，完全得到了敌人内部情况来报告。朝廷记录他的功劳，补任右侍禁，恢复本姓为王。法崧后来官至诸司使，至今边地人还称他为王和尚。种世衡原本是出卖法崧作为死间，偶然得以生还，也是命运。康定以后，种世衡多次出奇计。我在边地，从边地人那里听得很详细，为他新立了庙像，把他的事迹记录在篇中。

祥符年间，宫中发生火灾。当时丁晋公主管修复宫室，担心取土太远，他就下令挖开大路取土，不久就变成了巨大的沟渠。于是决开汴水引入沟渠，引导各路竹木排筏和船运来的各种材料，都从沟渠中进入宫门。事情完成后，却用废弃的瓦砾灰土填进沟渠，又重新成为街道。一举而三件事都办成了，估算节省的费用数以亿万计。

建国初年，两浙进献龙船，长二十多丈，上面建造宫室层楼，设置御榻，以备皇帝巡游。年久船底朽坏，想要修理，但在水中无法施工。熙宁年间，宦官黄怀信献计，在金明池北面开挖一个大澳，可以容纳龙船，下面放置柱子，用大木梁支撑。修补完成后，又用水浮起船，撤去梁柱。用大屋覆盖，就成为藏船的船室，永远没有暴露的忧患。

学士李世衡喜欢收藏书画。有一件晋人的墨迹，在他儿子李绪那里。长安的从事石某人曾经从李君那里借去，私下摹写了一本，献给文潞公，认为是真迹。一天文潞公会客，拿出书画，而李世衡在座，一见到这幅帖，惊讶地说：“这帖是我家的东西，怎么忽然到了这里？”急忙让人回家取来验证，才知道文潞公收藏的是摹本。李世衡才知道是石某所传，详细告诉了文潞公。但在座的客人都围上来，都说文潞公收藏的是真迹，而认为李世衡收藏的是摹本。李世衡于是感叹道：“他们人多我人少，哪里还能说清？今天才知道自己孤寒。”

如今世俗所说的隶书，只是古人的“八分书”，指的是最初从篆文演变为隶书时，还有二分篆法的成分，所以称为八分书。后来才完全变为隶书，就是现在的正书、章草、行书、草书都是。后人却误把古八分书称为隶书，把现在的书体称为正书，殊不知所谓的正书，只是隶书中端正的罢了。其余行书、草书，都是隶书。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说：“陈仓石鼓文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苦县，指的是《老子朱龟碑》。《书评》说：“汉、魏牌榜碑文和《华山碑》，都是现在所谓的隶书。杜甫诗也只称它们为八分。”又说《书评》说：“汉、魏牌榜碑文，不是篆书就是八分，不曾用过隶书。”可知汉、魏碑文都是八分，不是隶书。

江南府库中，书画非常多。它们的印记有“建业文房之印”、“内合同印”。“集贤殿书院印”，用墨色印盖，称为金图书，意思是只有这个印是用黄金做的。各种书画中，时常有李后主的题跋，但从来没有题写书画人的姓名；只有钟隐的画，都是后主亲笔题写“钟隐笔”三个字。后主擅长绘画，尤其精于翎毛。有人说：“凡是说‘钟隐笔’的，都是后主自己画的。后主曾经自号钟山隐士，所以隐晦其名，称为钟隐。不是姓钟的人。如今世上流传的钟画，只要没有后主亲笔题签的，都不是真迹。”

古鼎中有三只脚都是空的，中间可以容纳东西的，就是所谓鬲。煎煮调和的方法，常常希望汁液在下面，固体在上面，就容易煮熟而不会偏烂。等到从鼎中取出时，浑浊的渣滓都归于脚中。《鼎卦》初六说：“鼎颠趾，利出否。”意思是浑浊污秽在下，需要先倒掉而清空它；九二是阳爻，才是鼎中的实物。如今京城的大屠户善于煮猪的，用钩子悬挂着煮，不让猪肉接触锅底，也是古人的遗意。另外，古铜香炉，大多在底部镂空，先放入火在炉中，然后用灰覆盖在上面，火势旺盛就难以熄灭而持久。为了防止炉子太热灼伤席子，就用盘子盛水，来冷却炉脚，并承接掉落的灰烬。其他古器，大都含有深意，而形状花纹大体相同。大概是有师承传授，各自遵守师法，后人不敢擅自改动。如今的各种学问，人人都出自己意，怪异浅陋，抛弃古法自以为是，不止器械方面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