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唐等

钱唐，字惟明，是象山人。他学问广博，品行敦厚。洪武元年，被举荐为明经。他回答策问符合皇帝心意，被特别授予刑部尚书。洪武二年，下诏说孔庙春秋祭祀只限于曲阜举行，天下不必普遍祭祀。钱唐跪在宫阙下上奏章说：“孔子垂范教导万世，天下共同尊崇他的教化，所以天下能够普遍祭祀孔子，这报答根本的礼制不能废除。”侍郎程徐也上奏疏说：“从古至今的祭祀典礼，只有社稷、三皇和孔子是普遍祭祀的。天下百姓没有社稷和三皇就无法生存，没有孔子的道就无法立身。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都是圣人。然而阐发三纲五常的道理，记载在经典中，为历代君王树立规范，成为万世的师表，使时代越往后而人伦纲常不坠落，这是孔子的力量。孔子用道来设立教化，天下祭祀他，不是祭祀他这个人，而是祭祀他的教化，祭祀他的道。现在让天下人读他的书，遵循他的教化，实行他的道，却不能举行对他的祭祀，这不是用来维系人心、扶持世教的办法。”皇帝都没有听从。过了很久，才采用了他们的建议。皇帝曾读《孟子》，读到“草芥”“寇仇”这些话，说：“这不是臣子应该说的话。”商议取消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下诏说：“有进谏的以大不敬定罪。”钱唐直言上疏进谏说：“我替孟轲死，死有余荣。”当时朝廷大臣没有不为钱唐感到危险的。皇帝看出他的诚恳，没有怪罪他。孟子的配享也很快恢复了。但最终还是命令儒臣编纂了《孟子节文》。

钱唐为人刚强正直。曾奉诏讲解《虞书》，钱唐站在殿阶上讲解。有人指责他出身民间不懂得君臣礼节，钱唐严肃地说：“把古代圣帝的道理陈述给陛下，不跪下不算傲慢。”又曾进谏说宫中不应该悬挂武则天的画像。触怒了皇帝，他在午门外等待治罪一整天。皇帝怒气消解，赐给他食物，立即命令撤掉画像。不久，被贬到寿州，去世了。

程徐，字仲能，是鄞县人。他是元代著名儒生程端学的儿子。至正年间，因为精通《春秋》而闻名。历任兵部尚书，退休。明朝军队进入元朝都城时，他的妻子金氏抱着两岁的儿子和女儿琼投井而死。洪武二年，和危素等人从北平来到京城。被任命为刑部侍郎，晋升尚书，去世。程徐精明勤勉、通达聪敏，擅长诗文，有文集流传于世。

韩宜可，字伯时，是浙江山阴人。元代至正年间，行御史台征召他为属官，他没有就任。洪武初年，被推荐任命为山阴县教谕，转任楚王府录事。不久提升为监察御史，弹劾不回避权贵。当时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正受皇帝宠爱，曾陪坐，悠闲地闲谈。韩宜可径直上前，拿出怀中的弹劾奏章，弹劾三人阴险恶毒貌似忠诚，奸邪谄媚貌似正直，依仗功劳和宠爱，内心怀有反叛之心，被提拔安置在御史台的重要职位，擅自作威作福，请求斩下他们的首级向天下谢罪。皇帝发怒说：“利嘴御史，竟敢排挤陷害大臣吗！”命令将他关进锦衣卫监狱，不久释放了。

洪武九年，他出任陕西按察司佥事。当时官吏有罪的，笞刑以上全部贬谪到凤阳屯田，达到上万人。韩宜可上疏，争论说：“刑罚是用来禁止邪恶、统一百姓行为规范的，应该根据情节的轻重、事情的公私、罪过的大小来论处。现在全部让他们贬谪屯田，这是小人的幸运，君子危险了。请求加以区分，以符合众人之心。”皇帝同意了。后来，他入朝京城。恰逢赏赐各衙门没收的官员男女，唯独韩宜可不接受。并且极力论述说：“犯罪的人不株连妻儿，是古代的制度。有事连带治罪，是法律的滥用。何况男女，是人的重要伦理关系，婚姻错过时机，还会伤害和气。全家连坐，难道是圣明朝代应该做的吗！”皇帝认为他的话对。后来他因事获罪将要受刑，皇帝亲临谨身殿亲自审讯他，得以免罪。他又上疏，陈述二十多件事，都得到批准。不久，被罢官回乡。后来，又被征召到京。命令他撰写祭祀钟山、长江的祭文，以及告谕日本、征讨乌蛮的诏书，都符合皇帝心意，特别授予山西右布政使。不久因事被安置在云南。惠帝即位，因检讨陈性善推荐，起用为云南参政，入朝授左副都御史，死在任上。那天夜里大星陨落，马槽里的马都受惊嘶鸣，人们说这是韩宜可去世的征兆。

皇帝设立御史台时，御史中因敢于进言而著名的，除韩宜可外，就数周观政。

周观政也是山阴人。因推荐被任命为九江教授，提升为监察御史。曾监管奉天门。有宦官带领女乐进入，周观政阻止他们。宦官说：“有命令。”周观政坚持不听从。宦官生气地进去，不久出来报告说：“御史暂且休息，女乐已经停止不用了。”周观政又拒绝说：“必须当面接受诏书。”不久皇帝亲自出宫，对他说：“宫中音乐荒废缺失，想使内宫的人练习而已。我已经后悔了，御史的话是对的。”身边的人没有不惊讶的。周观政历任升至江西按察使。

在周观政之前，有欧阳韶，字子韶，是永新人。因推荐被任命为监察御史。有诏书说，每天命令两名御史值班。欧阳韶曾值班，皇帝乘着怒气要杀人。其他御史不敢说话，欧阳韶快步跑到殿廷下跪下，仓促之间不能组织言辞，急忙拱手加额，喊道：“陛下不可以！”皇帝看出欧阳韶朴实诚恳，听从了他。不久，退休，死在家里。

萧岐，字尚仁，是泰和人。五岁成为孤儿，侍奉祖父母以孝顺闻名。官府多次举荐他，他不应召。洪武十七年，下诏征召贤良，强制起用他。他上书十件便利之事，大致说皇帝的刑罚过分，告密风气盛行。请求禁止密封奏章以杜绝诬告；依法判决案件以取信于诏令。共一万多字。皇帝召见，任命为潭王府长史。他极力推辞，触怒皇帝，被贬为云南楚雄训导。萧岐当天就出发，皇帝派人骑马追回。一年多后，改任陕西平凉。又过两年退休。又被召与钱宰等人考定《尚书》的传注。赏赐钱币，提供驿车回乡。他曾编辑《五经要义》；又取《刑统八韵赋》，引用律令为之作解，合为一集。曾说：“天下的道理本来是一致的，离开道就必然进入刑。我合并这两本书，让读者有所省悟。”学者称他为“正固先生”。

在这个时候，太祖治国崇尚刚严，朝廷内外都敬畏，奉公守法补救过失都来不及。而萧岐上书过于急切直率，皇帝并不因此违逆他。此后因进言被破格提拔的，有门克新。

门克新是巩昌人，任泰州教谕。洪武二十六年，任期届满来朝。皇帝召见询问经史和政治得失。门克新直言不讳。被任命为赞善。当时绍兴人王俊华因为擅长文辞，也授予这个职务。皇帝告谕吏部说：“左赞善是克新，右赞善是俊华，这是重视直言。”起初，教官凭凭证到京城，皇帝询问百姓疾苦。岢岚人吴从权、山阴人张桓都说：“臣的职责是训导士人，民事不参与。”皇帝发怒说：“宋朝胡瑗任苏州、湖州教授，他的教育兼有经义和治事；汉朝贾谊、董仲舒都出身乡里，陈述时务；唐朝马周不能亲自见太宗，尚且教武臣言事。现在你们已聚集朝堂，朕亲自询问，都没有回答，立志圣贤之道的人难道是这样的吗！”命令将他们流放到边疆。并且张榜告示天下学校，让他们作为鉴戒。至此门克新因光明正直被重视。没几年，提升为礼部尚书。不久称病，皇帝命令太医供给药物，不停止他的俸禄。到去世时，命令有关部门护送灵柩回乡安葬。

冯坚，不知是哪里人，任南丰县典史。洪武二十四年，上书说九件事：第一是保养圣体。请求清心省事，不参与琐细事务，以此作为百姓和国家的福分。第二是选择老成持重的人。各位亲王正值壮年，身边需要辅导。希望选择老成持重的大臣出任王府官员，使他们能够直言正色，以图匡正补救。第三是抵御边远地区。请求致力于农耕和讲习武事，屯田戍守边疆，以防备意外。第四是激励官吏。请求得到廉洁正直有操守的人，任命为方面大员。表扬区别属官，如实上报而加以升降，使人勇于自我治理。第五是褒扬祭祀典礼。请求敕令有关部门采集历代忠烈诸臣，追加封号谥号，使末世风俗有所兴起劝勉。第六是减少宦官。早晚亲近，他们的话容易听信，养成祸患而不自知。请求裁减多余人员，可以杜绝将来衰败的弊病。第七是调动边将。给予兵权，长期在边疆，大多导致放纵。请求按时迁转每年调动，不让他们长久任职。不仅可保全功臣，实际可以防止将领骄傲、士兵懒惰、内轻外重的苗头。第八是访察吏治。廉洁干练的人才，有时被上司忌恨，同僚嫉妒。上级不加考察，不是激励劝勉的方法。请求广泛布置耳目，访察廉洁和贪婪，以明确升降。第九是增加关防。各部门用帖子委派胥吏，让他们督察所管辖的，往往加以鞭打，危害到百姓。请求增加设置勘合发给各部门，听其填写差遣，事情完毕缴回报告，这样有关部门不轻易派出以害民，而各项事务也不至于荒废。奏疏呈上，皇帝嘉奖他，说他了解时务，通达事变。又对侍臣说：“冯坚的话只有调动边将这一点不对。边将频繁更换，那么兵力的勇怯、敌情出没、山川地形，无法全面了解。如果得到赵充国、班超那样的人，又何必多次调动呢！”于是命令吏部提升冯坚为左佥都御史，他在都察院颇能顾全大局。第二年，死在任上。

茹太素，是泽州人。洪武三年，乡试中举，上书符合皇帝心意，被任命为监察御史。洪武六年，提升为四川按察使，以公平著称。洪武七年五月，被召为刑部侍郎，上言说：“自中书省以下内外各衙门，听任御史、按察使检举。而御史台没有固定的考核标准，应该让守院御史一体考察核实。磨勘司官吏数量少，难以检查核实天下钱粮，请求增加设置若干官员，各自分科负责。在外省卫所，凡会议军民事，各不相合，导致拖延。请求派一名按察司官员纠正。”皇帝都听从了。第二年，因事受牵连降为刑部主事。他陈述时务共一万多字，太祖令中书郎王敏诵读给他听。其中说：“有才能的人，数年来幸存的不到百分之一二，现在所任用的都是迂腐儒生和庸俗官吏。”言语多有触犯。皇帝发怒，召茹太素当面质问，在朝廷上杖打了他。第二天晚上，又在宫中令人诵读，得到其中可行的四件事。感慨地说：“做君主难，做臣子也不容易。我之所以征求直言，是想要切合事理。文词太多，就会扰乱听闻。茹太素所陈述的，用五百多字就可以说完了。”于是命令中书省制定奏对的格式，使陈述得失的人不要有繁文缛节。摘录茹太素奏疏中可行的内容下发给有关部门，皇帝亲自作序，颁示朝廷内外。

洪武十年，茹太素与同官曾秉正先后一同出任参政，而茹太素去了浙江。不久因侍奉父母被赐还乡里。洪武十六年，被召为刑部试郎中。过了一个月，升任都察院佥都御史。又降为翰林院检讨。洪武十八年九月，提升为户部尚书。

茹太素刚直不屈，多次濒临获罪，皇帝时常宽宥他。一天，在便殿设宴，赐给他酒说：“金杯同你饮，白刃不相饶。”茹太素叩头，接着韵脚对答说：“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皇帝为此恻然。不久，被贬为御史，又因排挤陷害詹徽获罪，与同官十二人都被脚镣办案。后来终于因犯法被处死。

曾秉正，是南昌人。洪武初年，被推荐任命为海州学正。洪武九年，因天变下诏群臣议论政事。曾秉正上疏数千字，大致说：“古代的圣明君主不以天上没有灾异为喜，只以敬畏上天的谴责为心。陛下圣明神武，统一天下，上天的付与，可说是盛大了。战事二十多年，才得以休息。上天希望太平也已经很久了；百姓渴望治理也很急切了。创业与守成的政策，大抵不同。开创之初，就实行富国强兵之术，任用趋事赴功之人。大统已经建立，邦国形势已经稳固。那么普天之下，水土所生长的、人力所成就的，都是邦国仓库的积蓄；乳哺的儿童、垂白的老翁，都是邦国休养的人口。不担心不富庶，只担心永久保持成业困难罢了。在这个时候，应当彻底革除以前的做法，什么足以顺应天心，什么足以满足民望，感应的道理，其效果很快。”又说上天既然有警告，那么变化不会凭空产生。极力论述《易经》《春秋》的宗旨。皇帝嘉奖他，召为思文监丞。不久，改任刑部主事。洪武十年，提升为陕西参政。恰逢开始设置通政司，就任命曾秉正为通政使。在职期间多次议论政事，皇帝颇为宽容他。不久终于因触怒圣意被罢官。贫困不能回乡，卖掉了自己四岁的女儿。皇帝听说后大怒，对他处以腐刑，不知最终下场如何。

李仕鲁，字宗孔，濮州人。年少时聪颖敏捷，专心学习，三年足不出户。听说鄱阳的朱公迁继承了宋代朱熹的学说，便前去跟随他学习，完全掌握了朱氏学说。太祖原本就听说过李仕鲁的名声，洪武年间，下诏寻求能够传承朱氏学说的人，有关部门举荐了李仕鲁。入宫觐见，太祖高兴地说：“我找你很久了，怎么相见这么晚呢！”任命他为黄州同知。太祖说：“我暂且用民政事务来试试你，以后会召你回来的。”一年后，政绩突出。洪武十四年，任命他为大理寺卿。

皇帝自从即位后，非常喜好佛教。下诏征召东南地区有戒行的高僧，多次在蒋山举行法会。应对符合旨意的就赐给金襕袈裟衣，召入宫中，赐坐并与之讲论。吴印、华克勤之流，都被提拔到高官，并时常以他们为耳目。从此这些僧徒非常骄横，进谗言诋毁大臣。满朝没人敢说话，只有李仕鲁和给事中陈汶辉相继谏争。陈汶辉上疏说：“自古帝王以来，没听说过士大夫和僧侣混杂共事可以相辅相成的。如今功臣元老都想着辞官退位，而僧徒奸佞却更加用谗言离间。像刘基、徐达被猜疑，李善长、周德兴被诽谤，比起萧何、韩信，他们的危险猜疑相差多少呢？恳望陛下对于心腹大臣，全部选用有德行文章的优秀人才，那么太平就可以立即实现了。”皇帝不听。那些仗着宠信的僧徒，于是请求为佛教设立官职。于是将先前设置的善世院改为僧录司。设立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觉义等官职，都提高了品级。道教也是如此。剃度的僧尼道士达到数万人以上。李仕鲁上疏说：“陛下正在开创基业，凡是指意所向，就是示范给子孙万世的法度，为什么舍弃圣贤之学而推崇异端呢！”奏章上了几十次，也不听。

李仕鲁性格刚直耿介，从儒学起家，正想推明朱氏学说，以辟佛为己任。等到进言不被采纳，立即在皇帝面前请求说：“陛下深陷佛教之中，难怪我的话听不进去！归还陛下笏板，请求赐还骸骨回老家。”于是把笏板放在地上。皇帝大怒，命令武士把他揪住摔打，立刻死在台阶下。

陈汶辉，字耿光，诏安人。因举荐被授予礼科给事中，累官至大理寺少卿。多次议论朝政得失，都切中要害且直言不讳。最后触犯圣旨，畏惧治罪，投金水桥而死。

李仕鲁和陈汶辉死了几年后，皇帝逐渐知道那些僧徒的所作所为多有不法，下诏清理佛教、道教二教。

叶伯巨，字居升，宁海人。通晓经术。以国子监生身份被授予平遥训导。洪武九年发生星变，下诏征求直言。叶伯巨上书，大略说：

我看当今之事，有太过分的三个方面：分封太奢侈，用刑太频繁，求治太急迫。

先王的制度，大的都城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上下等级，各有一定名分，这是为了加强主干削弱枝叶，遏止祸乱根源而推崇治理根本。现在分封土地，使诸王各有封地，大概是惩戒宋、元孤立，宗室不振的弊端。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等国，无不连接数十个城邑。城郭宫室仅次于天子的都城，配备以众多甲兵卫士。我担心几代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减他们的土地剥夺他们的权力，就必然产生怨恨。严重的会趁机起事，那时防范就来不及了。议论的人说：‘诸王都是天子的骨肉，分地虽然广，立法虽然奢侈，难道会有对抗的道理吗？’我私下认为不对。为什么不看看汉、晋的事情呢？孝景帝是高帝的孙子；七国诸王都是景帝同祖父的兄弟子孙。一旦削减他们的土地，就立即起兵向西。晋的诸王都是武帝的亲子孙，换代之后，相继攻伐，于是酿成刘渊、石勒之祸。由此说来，分封超过制度，祸患立刻产生。援引古事证明现在，清清楚楚。这就是我认为太过分的原因。

从前贾谊劝汉文帝，完全分割各诸侯国的土地，空置起来等待诸王的子孙。假使文帝早听从贾谊的话，就一定没有七国之祸。希望在诸王还没有前往封国之前，节制他们的都邑制度，减少他们的卫兵，限制他们的疆界，也用来等待封给诸王的子孙。这个制度一旦确定，然后诸王中有贤能并且有才干的入朝做辅相，其余世代为藩屏，与国家同休戚。割舍一时的恩情，制定万世的利益，消除天变而安定社稷，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

我又观察历代开国君主，没有不是在任用仁德上团结民心，在任用刑罚上失去民心的。国祚长短，都由此决定。古代判决死刑，天子撤去音乐、减少膳食，实在是因为上天生育这些人民，设立君主，本意是想让他们共同生存，不是想让他们立刻死去。不幸有不受教化的人陷入其中，于是不得已才用刑罚。议论的人说：宋、元中叶，一味姑息，赏罚没有章法，以致灭亡。主上痛恨这些弊病，所以制定不赦免的刑罚，权变神妙的法律，使人知道畏惧而无法测度其端倪。我又认为不对。开国君主垂范百世，一动一静，必须让子孙有所遵守。何况刑罚是百姓的生死所系，能不慎重吗！笞、杖、徒、流、死，是现在的五刑。使用这五刑，既然没有宽容，完全出于大公至正就可以了。但用刑的时候，大多由圣上心中裁决，于是使治狱的官吏追求迎合旨意。严苛的得功，平反的获罪。想要得到治狱的公平，岂是容易的！近来特旨，各种犯死罪的，免死充军。又删定旧律各条，减刑宽赦有所差别。然而没听说有告诫治狱官吏务必从宽公平的条款。因此法司仍然遵循旧例。虽然听说宽宥的名声，但没看到宽宥的实质。所谓实质，确实在于主上，不在于臣下。所以必须有罪行可疑就从轻处理的意愿，然后好生之德才能深入人心，这不是可以浅显期望的。

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古代的士人，以做官为荣，以罢职为辱。现在的士人，以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污不被录用为幸，把屯田工役看作必然获得的罪名，把鞭笞捶打看作寻常的耻辱。起初，朝廷搜取天下的士人，网罗搜求，务必没有遗漏。有关部门催促上路，如同抓捕重囚。等到了京师，而授官大多凭相貌选择。所学的或许不是所用的，所用的或许不是所学的。等到居官，一旦有差错，如果侥幸免于诛杀，就必然在屯田工役之列。习以为常，毫不顾惜，这难道是陛下所乐意做的吗？实在是想让人畏惧而不敢触犯。我私下看到数年以来，诛杀也可算不少了，但犯法的人接连不断。确实是因为激励表彰不明确，善恶没有区别。议贤议能的制度已经废除，人不自我激励，做好事的人懈怠。假设有一个人，廉洁如伯夷、叔齐，智慧如张良、陈平，稍微触犯法律。皇上将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而任用他呢？还是舍弃其所长、苛责其所短而定他的罪呢？如果取其所长而舍其所短，那么中等才能的人都会争相在廉洁智慧上自勉。倘若苛责其短处而抛弃其长处，那么做好事的人都会说：某人如此廉洁，某人如此智慧，朝廷一点不宽恕，我们这些人何处容身呢！致使朝不保夕，抛弃廉耻，有的从事聚敛，用来准备屯田工役的费用，到处都是这样。这不是用刑太频繁吗？

汉朝曾经迁徙大族到山陵，没听说用罪人充实那里。现在凤阳是皇陵所在，龙兴之地，却用罪人居住，怨恨愁苦之声充满陵园城邑，恐怕不是恭敬承奉宗庙的意思。况且强敌在前，就提振精锐，攻之必克，擒之必获，是可以的。如今贼寇流窜山谷，用计谋搜求，或许可以抓获。却劳烦重兵，他们正惊散，进入不可追踪的地方。追捕数年，既没有方法，就归咎于新归附户籍的小民，而迁徙他们。骚动数千里之地，家庭不得安居，鸡犬不得安宁。何况新归附的民众，先前流移他处，朝廷允许他们复业。现在已入籍，却又迁徙，这是法令不被百姓信任。户口兴盛而后田野开辟，赋税增加。如今责令守令每年增加户口，正是为此。近来已纳税粮的人家，虽承旨分别放还家，但他们心里仍然不安。已起运的户口，虽蒙怜恤，但还留在开封等候。谣言惊动，不知从何而出。况且太原诸郡，外面接界边境，民心如此，很不是安边之计。我希望从今朝廷应保存大体，赦免小过。明确诏告天下，修举‘八议’之法，严禁残酷的官吏。断案公平的越级升迁，残酷聚敛的罢免。凤阳屯田制度，现在居住在屯田的，听任他们耕种起科。已起运户口、现留在开封的，全部放回复业。如此足以隆盛好生之德，树立国祚长久的福运。而万民自然安定，天变自然消除。

从前周朝从文王、武王到成王、康王，而教化大行；汉朝从高帝到文帝、景帝，才开始称富庶。大概天下的治乱，气化转移，人心趋向，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如今国家纪元，已经九年，停战息民，天下大定。纪纲大正，法令修明，可以说是治理了。但陛下深切忧虑民俗浅薄，人不知道畏惧，法令出来而奸邪产生，命令下达而欺诈兴起。所以有的早上信任而晚上猜疑；昨天进用的，今天被杀戮的也有。乃至命令下达不久又更改，已经赦免又收捕。天下臣民无所适从。我愚昧地认为天下走向治理，如同坚冰融化。冰的融化，不是太阳所能骤然达成的。阳气发生，土脉微动，然后才能融解。圣人治理天下，也是这样。用刑罚威慑，用礼教导，用仁逐渐感化，用义逐渐磨炼，然后教化兴盛。孔子说：‘如有王者，一定经过三十年才能实现仁政。’这不是空话。

求治之道，没有比端正风俗更优先的；端正风俗之道，没有比守令知道所务更优先的；使守令知道所务，没有比风宪知道所重更优先的；使风宪知道所重，没有比朝廷知道所崇尚更优先的。古代郡守、县令，用正身率领下属，用善道引导民众，使教化成功风俗淳美。征收赋税、定期会集、诉讼案件、簿册文书，本来就是末节。如今的守令把户口、钱粮、狱讼作为急务；至于农桑、学校，王政的根本，却视为虚文而置之不理，将用什么来教养百姓呢？以农桑来说：正当春天州县下一道空白帖子，里甲回报一份文状而已，守令不曾亲自视察种艺的次序、旱涝防备的方法。以学校来说：廪膳诸生，是国家用来获取人才的地方。如今四方师生，缺员很多。即使人员齐备，守令也少有以礼让的实际行动来造就成材的。朝廷急切关注社学，屡次查取师生姓名、所习课业。但如今社镇城郭，有的只是设置一个门牌，远村偏僻之处则又徒存其名，守令不过准备文案、备查照刷而已。上官分部巡视，也只是遵循旧例，依据纸面照刷，不曾巡行点视。兴废的实际，上下视为虚文。小民不知道孝悌忠信是什么东西，而礼义廉耻扫地了。风纪之司，是用来代替朝廷宣导德化，访察善恶的。听讼审判，只是其中一件事。如今专门以狱讼为要务。忠臣、孝子、义夫、节妇，视为末节而无暇推举，所谓宣导风化在哪里呢？起初只知以除去一个赃吏、判决一个讼案为治理，而不知劝勉民众成就风俗，使民众迁善远罪，才是治理的大者。这是守令风宪不审轻重的过失。

《王制》论述乡里的优秀士人升到司徒那里称为‘选士’，司徒评论其中的优秀士人升到太学称为‘俊士’，大乐正又评论造士中的优秀者升到司马那里称为‘进士’，司马辨别论定官材，论定之后，然后授予官职；任官之后，然后授予爵位。其考核如此详细，所以成周人才众多。如今让天下诸生在礼部考试，升到太学，历练各种职务，委任他们事情，可以洗刷历代选举的弊端，上法成周。但是升到太学的人，有的没过几个月，就很快选入做官，间或委以民政。我担心这些人不了解时务，不熟悉朝廷礼法，不能宣导德化，上则违背国政，下则困苦黎民。开国以来，选举秀才不算不多，所任名位不算不重，从现在数起，在位的还有几个？我恐怕后人看现在，也像现在看从前。往年所举荐的人，岂不深深痛惜吗！这些都是我所认为求治太急的过失。

从前宋朝拥有天下大约三百多年。开始的时候，用礼义来教化百姓，在它兴盛的时候，民间街巷都有忠厚淳朴的风气，甚至以谈论别人的过失为耻。到了末年，忠臣义士视死如归，妇女也羞于被污辱，这都是教化的效果。元朝拥有天下，它的根基没有建立，冒犯礼义的区分，破坏廉耻的防线。不到几十年，弃城投降敌人的数不胜数，即使是年老的大儒和重要大臣也甘心受屈受辱。这是礼义廉耻不振作的弊病。这种遗留的风气和习俗至今没有改变，非常令人奇怪。我认为：不如推崇仁义，重视廉耻。地方官就责令他们把农业、桑蚕、学校作为当务之急，风纪监察官就责令他们先进行教化、审查法律，把公正断案、减轻刑罚作为急务。像这样，那么恩德就会向下流传，寻求治理的办法大概就能得到了。郡县的学生升入太学的，必须让他们在学校学习，有的三年，有的五年，精通一部经书，兼通一种技艺，然后才能入选。有的担任侍卫，有的处理事务，以此来观察公卿大夫的能力，然后才让他们处理政务，那么他们的学识和能力都很优异，大概就不会有失败的事情。并且让他们知道俸禄和官位都是上天赐予的，这样可以堵塞非分贪求的心思。治理之道已经得到，陛下端庄肃穆地坐在朝廷上，等待时间推移，那么阴阳调和、风调雨顺，各种福祥没有不全部到来的。还有什么天变不能消除呢？

奏疏呈上，皇帝大怒说：“这小子离间我们骨肉，赶快抓来，我要亲手射死他！”叶伯巨被抓到后，丞相趁着皇帝高兴的时候奏报，把他下到刑部监狱。他死在狱中。

在此之前，叶伯巨将要上书，对他的朋友说：“如今天下只有三件事令人担忧，其中两件事容易看见但祸患来得慢，一件事难以看见但祸患来得快。即使没有明确的诏令，我还是要说，何况是征求直言呢。”他的意思大概指的是分封的事。然而当时各诸侯王只是建置了藩号，并没有分封土地，不完全像叶伯巨所说的那样。到了洪武末年，燕王多次奉命出塞，势力才开始强大。后来因为削夺封地而举兵，于是夺取了天下，人们才认为叶伯巨有先见之明。

郑士利，字好义，宁海人。哥哥郑士元，刚直有才学，由进士历任湖广按察使佥事。荆、襄的士兵趁乱掠夺妇女，官吏不敢过问，郑士元立即向将领说明，归还了所掠夺的妇女。安陆有冤案，御史台已经审理上报，郑士元上奏说这是冤案，得以平反。恰逢考核钱粮册书，空印的事被发觉。凡是主管印章的都被判死罪，副职以下杖打一百，流放远方。郑士元也因此被牵连关进监狱。当时皇帝正大怒，认为这是欺瞒，丞相和御史没有人敢劝谏。郑士利叹息说：“皇上不知道，把空印当作大罪。如果真的有人进言，皇上圣明，怎么会不醒悟呢？”恰逢星象变化征求直言。郑士利说：“可以了。”不久读到诏书：“有假借公事说私事的，治罪。”郑士利说：“我想说的，是为天子杀无罪的人罢了。我哥哥不是主管印章的人，本来应该释放。等我哥哥杖刑释放后我再进言，即使死了也不遗憾。”

郑士元被释放后，郑士利就写了数千字的奏疏，说了几件事，而对空印的事说得尤其详细。说：“陛下要重惩空印的人，是担心奸吏会拿着空印纸，用来制作公文以虐待百姓罢了。公文必须完整盖章才行。如今考核书册，是合两处缝隙盖印，不像一印一纸那样。即使得到了空印纸，也不能使用，何况得不到呢？钱粮的数目，府必须与省核对，省必须与部核对，数目难以事先确定，到部里才能定下来。省府离部远的六七千里，近的也有三四千里，册子完成后再用印，往返非一年不可。因此先盖印后填写。这是权宜之计，由来已久，有什么值得重惩的呢？况且国家立法，必须先明确告知天下，然后才对犯法的人定罪，因为他们是故意犯法。自从立国至今，从来没有空印的法律。有关部门相沿成习，不知道这是犯罪。如今一旦杀了他们，凭什么让被杀的人无话可说？朝廷寻求贤士，安排在各个职位，得到他们很不容易。官做到郡守，都是几十年成就的。通达廉洁明智的士人，不像草一样可以割了又长。陛下为什么用不足以定罪的罪，而毁掉足够任用的人才呢？我私下为陛下感到惋惜。”奏书写成，在旅馆里闭门哭了几天。他哥哥的儿子问：“叔叔为什么这样痛苦？”郑士利说：“我有奏疏想上呈，触犯天子之怒，一定会遭祸。但杀了我，能救活几百人，我有什么遗憾！”于是入朝上奏。皇帝看了奏疏，大怒，交给丞相御史会审，追究指使的人。郑士利笑着说：“只看我的奏疏是否管用罢了。我本为国家进言，自己知道必死，谁会为我谋划？”案件审问完毕，和郑士元都被罚到江浦做苦工，而空印的人最终大多未能免死。

方徵，字可久，莆田人。由乡举被授予给事中。曾经陪同皇帝游览后苑，与皇帝联句。太祖知道他有母亲在世，赐给他白银，让他乘驿马回家探望。回来后改任监察御史，出任怀庆知府。方徵志向气节非常伟大，遇事敢于直言。在郡中任职时，因为星象变化征求直言，上疏说：“风纪监察官以激浊扬清为职责。如今没听说表彰廉洁提拔贤能，专门致力于罗织罪名，多征收罚款，这是大祸患。朝廷赏罚明确诚信，才能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去年各行省官吏因为用空印犯了重罪，而河南参政安然、山东参政朱芾都有空印，反而升为布政使，这怎么显示劝善惩恶呢？”皇帝问罗织罪名和多征收罚款的是谁，方徵指着河南佥事彭京回答。被贬为沁阳驿丞。十三年，因事被逮捕到京城，去世。

周敬心，山东人，是太学生。洪武二十五年，下诏寻求通晓历数的人，周敬心上疏极力劝谏，并且涉及当时政事几件。大致说：

我听说国运的长短，在于德行的厚薄，不在于历数。三代以前久远，三代以后，最久的没有比得上汉、唐、宋，最短的没有比得上秦、隋、五代。它们长久是因为有道，短暂是因为无道。陛下承受上天的眷顾和命令，拯救乱世诛杀暴虐。但是神武威断有余，宽大忠厚不足。陛下如果效法两汉的宽大，唐、宋的忠厚，讲求三代之所以有道而长久的原因，那么帝王的国运可以传到万世，何必去问那些小道之人呢？

我又听说陛下连年远征，向北出兵沙漠，是因为以得不到传国玉玺为耻。从前楚平王时，雕琢卞和之玉，到秦朝才开始称为“玺”，历代传承，一直到后唐。治乱兴废，都不在于此。石敬瑭作乱，潞王带着玉玺自焚，那么秦朝的玉玺本来已经毁掉了。石敬瑭进入洛阳，另外用玉制造。晋朝灭亡后进入辽朝，辽朝灭亡后遗弃在桑乾河。元世祖时，札剌尔打渔时得到了它。如今元人所携带的，不过是石氏的玉玺罢了。从前三代不知道有玉玺，以仁为玺，所以说“圣人的大宝是位，用什么守住位呢，是仁”。陛下为什么忽视天下的大玺，而去追求汉、唐、宋的小玺呢？

如今劳役过于烦重，赋税过于丰厚。教化广布而百姓不高兴；法度严格而百姓不服从。从前汲黯对武帝说：“陛下内心多欲望而外面施行仁义，怎么能效法唐、虞的治理呢？”如今国家希望富足，军队希望强大，城池希望高深，宫室希望壮丽，土地希望广阔，人口希望众多。于是多征军队，广泛登记资财，征伐不停，营造没有限度，这样怎么能够治理呢？我又见洪武四年登记天下官吏，十三年连坐胡党，十九年逮捕长期为害百姓的官吏，二十三年惩处妄言的人。大肆杀戮官民，不分好坏。其中难道没有忠臣、烈士、善人、君子吗？从这里可以看出陛下德行浅薄而滥用刑罚了。水旱连年，难道没有原因吗！

言辞都激切直率。皇帝答复知道了。

王朴，同州人。洪武十八年进士。本名王权，皇帝为他改名。任命为吏科给事中，因直言劝谏违逆圣旨被免官。不久起用为御史。陈述时事一千多字。性格刚直，多次与皇帝辩论是非，不肯屈服。一天，遇到事情极力争辩。皇帝发怒，命令杀他。到了市集，又召回来，对他说：“你肯改吗？”王朴回答说：“陛下不认为我不贤，提拔我当御史，为什么摧残侮辱我到这种地步！假使我没有罪，怎么能杀我？有罪，又何必让我活着？我今天愿求速死。”皇帝大怒，催促下令行刑。经过史馆时，王朴大喊：“学士刘三吾记住了：某年某月某日，皇帝杀无罪御史王朴！”最终被杀死。皇帝撰写《大诰》，说王朴诽谤，仍然列上他的名字。

有个叫张衡的人，万安人，是王朴同榜进士。被授予礼科给事中。奏疏恳切。提升为礼部侍郎。因清廉谨慎受到表彰，记载在《大诰》中。后来也因言事被处死。

赞说：太祖英明威武果断，朝廷大臣奏对时，往往言语失当。而钱唐、韩宜可、李仕鲁这些人，怀着朴实诚恳，在朝廷上尽力诤谏，可以说是古代遗留下来的直臣了。叶伯巨、周敬心以布衣诸生身份，谈论天下最重要的计策，虽然违背了“信而后谏”的原则，但推究他们的本心，是由于忠君爱国。和末代那些沽名钓誉、卖弄正直的人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