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十四选举四

制科考试推荐提拔

制科考试，是天子亲自下诏用来选拔特殊人才的。唐代和宋代设置的科目最多，被视为优选途径。清代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士人，成为固定的制度。其中特别下诏举行的，有博学鸿词科、经济特科、孝廉方正科。至于经学，以及皇帝出巡时举行的召试，虽然没有单独设科，也可以附带记载。圣祖（康熙帝）推崇实际学问，康熙甲辰、丁未两科，改考策论。后来朝中大臣认为古代学问不能仓促掌握，请求恢复旧制。

十七年，下诏说：“自古以来一个朝代的兴起，必定有博学鸿儒，以备顾问和著作用。我朝定鼎以来，尊崇儒学、重视道德，培养人才。天下如此广阔，难道没有才华出众、学问渊博、文采华丽、能追随前代哲人的人吗？凡是学问品行都优秀、文词卓越的人，不论是否做官，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及科道官，在外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各自举荐所了解的人，朕亲自考试录用。那些内外官员，如果真有真知灼见，在京的送往吏部，在外的报告总督、巡抚，代为题名推荐。”随后接受推荐的人员到京，下诏户部每月供给粮食。第二年三月，在体仁阁召试。共一百四十三人，赐宴，考赋一篇、诗一首，皇帝亲自审阅试卷，取一等彭孙遹、倪灿、张烈、汪霦、乔莱、王顼龄、李因笃、秦松龄、周清原、陈维崧、徐嘉炎、陆葇、冯勖、钱中谐、汪楫、袁佑、朱彝尊、汤斌、汪琬、邱象随等二十人。二等李来泰、潘耒、沈珩、施闰章、米汉雯、黄与坚、李铠、徐釚、沈筠、周庆曾、尤侗、范必英、崔如岳、张鸿烈、方象瑛、李澄中、吴元龙、庞垲、毛奇龄、钱金甫、吴任臣、陈鸿绩、曹宜溥、毛升芳、曹禾、黎骞、高咏、龙燮、邵吴远、严绳孙等三十人。三、四等都不予录用。命令内阁大臣取前代制科旧例，查议授职。随后议定：“两汉时授官没有固定职务。晋代上等授予尚书郎。唐代制策高等者特别授予尊贵官职，次等给予出身资格，因此有及第、出身的名称。宋代分为五等：一等、二等都不按常规提拔任用；三等为上等，恩遇比照廷试第一名；四等为中等，比照廷试第三名；都赐予制科出身。五等为下等，赐予进士出身。”得到圣旨，都授为翰林官。任命光禄少卿邵吴远为侍读。道员、郎中汤斌等四人为侍讲。进士出身的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内阁典籍，知县以及未任官的进士彭孙遹等十八人为编修。举人、贡生出身的推官、知州、知县，教职，被革职的检讨、知县以及未任官的举人、贡生、荫生、监生、平民倪灿等二十七人为检讨。都进入史馆，纂修《明史》。当时富平李因笃、长洲冯勖、秀水朱彝尊、吴江潘耒、无锡严绳孙，都以平民身份入选，天下以此为荣。那些年老未能参加考试的杜越、傅山、王方穀等人，因文学素来著名，都授予内阁中书，允许回原籍。

雍正十一年，下诏说：“博学鸿词科，是用来对待卓越渊博之士的。康熙十七年，特地下诏推荐举荐，召试授职，得到的人才非常兴盛。几十年来，未曾广泛搜罗。朕招揽人才心情迫切，应该有那些饱读经史、见闻广博、足以称为鸿博之选的人，应当特修旷典，嘉奖并广泛寻求。在京满、汉三品以上官员，在外总督、巡抚、学政，用心体察访求，保送题报到部。朕在殿上亲自考试，优加录用。”诏书刚下，朝廷内外大臣，因为事情关系到旷典，互相观望迟疑。过了一年，只有河东总督举荐一人，直隶总督举荐二人，其他省份没有响应。下诏责备诸臣观望。高宗（乾隆帝）即位，再次下诏督促。限期一年内齐集京城，先到的每月供给粮食。

乾隆元年，御史吴元安上言：“推荐举博学鸿词，原本期望得到深通经术、推崇实学的儒士，诗赋虽然要求兼长，但经史更是根本。如果只是堆砌骈俪对偶，推敲声律，纵然有文采可观，终究觉得名实不符。”下交吏部商议，定为两场，赋、诗之外增加考试论、策。九月，在保和殿召试一百七十六人，照例赐宴。试题首场赋、诗、论各一篇，二场制策两道。取一等五人，刘纶、潘安礼、诸锦、于振、杭世骏等，授编修。二等十人，陈兆仑、刘藻、夏之蓉、周长发、程恂等，授检讨；杨度汪、沈廷芳、汪士锽、陈士璠、齐召南等，授庶吉士。二年，在体仁阁补试，首场制策两道，二场赋、诗、论各一篇。取一等万松龄，授检讨。二等张汉，授检讨；朱荃、洪世泽，授庶吉士。

自从康熙、乾隆两朝，两次举行博学鸿词科，入选的人中，山林隐逸的人数多于官员，崇尚文治的盛况，前代罕见。当时天下太平多年，国内士大夫多致力于根本之学，天子又提拔被埋没的人才，以示激励，于是有了保荐经学的制度。乾隆十四年，下诏说：“崇尚经术，关系到世道人心。如今海内升平，学士大夫精研本业，终年勤奋，尊崇儒学先贤的，应当不乏其人。大学士、九卿、总督、巡抚，要公正举荐所了解的人，不限进士、举人、生员以及退休、闲废人员，凡是能潜心经学的，慎重选择，不要滥竽充数。”随后朝廷内外上疏推荐的有四十多人。皇帝为防止侥幸进用，下交朝中大臣复核，得到陈祖范、吴鼎、梁锡玙、顾栋高四人。命令呈上著述，派翰林、中书官在武英殿各抄写一部。随后授予吴鼎、梁锡玙国子监司业，在勤政殿召对。陈祖范、顾栋高因年老不能任职，都授予司业衔。后来不再举行。

至于皇帝出巡时，大力奖励士林，康熙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圣祖巡幸江苏、浙江，召试士子，中选者赐予白金，赴京录用各有等差。高宗六次巡幸江浙，三次巡幸山东，四次巡幸天津，凡是士子进献诗赋的，在行在召试。优等给予出身资格，授予内阁中书；次等赐予束帛。仁宗东巡天津、淀池，西巡五台山，召试的典礼，也按照前例。道光以后，科举偏重八股文。沿袭久了，庸滥浮伪，逐渐失去精义。三十年，候补京堂张锡庚请求恢复开博学鸿词科，以储备人才。礼部议政认为不是当务之急，于是停止。

到光绪中叶，外患严重，国内人心惶惶，纷纷主张变法。二十四年，贵州学政严修请求设立经济特科，下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礼部核议。八月，慈禧皇太后临朝训政，认为经济特科容易滋生流弊，废止了。庚子年，京城发生祸乱，皇帝出逃。两宫因时局危险而恐惧，迫切希望破格求才，以辅助治理。

二十七年，皇太后下诏举行经济特科，命令各部、院堂官及各省总督、巡抚、学政保荐，选取那些志向忠诚、气度远大、学问渊博、通晓中外时务的人，尽心招揽。并下交政务大臣拟定考试事宜。御史陈秉崧奏请极力消除攀附关系的积习，下诏告诫诸臣务必至公。随后三品以下京卿纷纷保送，皇帝觉得太滥了，恰好太仆少卿隆恩的推荐奏疏呈上，皇帝竟然搁置不批，并命令撤销太常少卿李擢英之前保荐的众人。二十九年，政务处议定考试制度，如同廷试例，在保和殿由天子亲自策问。共考两天，首场入选的，才允许参加复试，都考论一篇、策一道。选派大臣考核，取一等袁家穀、张一麟、方履中、陶炯照、徐沅、胡玉缙、秦锡镇、俞陛云、袁励准等九人，二等冯善徵、罗良鉴、秦树声、魏家骅、吴锺善、钱鑅、萧应椿、梁焕奎、蔡宝善、张孝谦、端绪、麦鸿钧、许岳锺、张通谟、杨道霖、张祖廉、吴烈、陈曾寿等十八人。等到授官命令下达，京职、外任，仅按原阶略加升迁，举人、贡生用为知县、州佐，与康熙、乾隆时词科的恩遇相比，逐渐不如了。

三十四年，御史俾寿请求特开制科，政务处大臣议政认为“孝廉方正、直言极谏两科，都没有实际效果，只有博学鸿词科，康熙、乾隆间两次举行，得到的人才众多。正当文学逐渐衰微之际，保存国粹，实为今天的当务之急。应下文学部筹议”。当时正下诏各省征召年老博学的儒士。湖南举人王闿运被推荐，授予翰林院检讨。两江、安徽相继推荐王耕心、孙葆田、程朝仪、吴传绮、姚永朴、姚永概、冯澂等。部议认为这些人深入钻研经史，符合词科之选，等章程议定后，陈请举行。不久，德宗去世，于是停止。

孝廉方正科，始于康熙六十一年，世宗登基，下诏直省府、州、县、卫各举孝廉方正，赐予六品官服，以备召用。雍正元年，下诏说：“国家鼓励风俗，首重贤良。之前下诏举孝廉方正，至今数月，没有奏疏上报。恐怕有关部门怠于采访，即使有端正方直的人品，也无从上达。各省总督、巡抚迅速遵照前诏，确切访查举奏。”不久浙江、直隶、福建、广西各推荐二人，用为知县；年龄五十五岁以上的，用为知州。此后历朝皇帝即位，都下恩诏推荐举以为常。

乾隆元年，刑部侍郎励宗万上言：“孝廉方正之举，稍有冒滥，就有屈抑。从前选举的官员，很少公正恰当。不是乡里有势力的富豪，就是学校中有名的学霸。等到做官后，平庸的或许因劣迹被罢黜，狡猾的或许因贪污败露。请谨慎选举，以重视名器。”吏部议准府、州、县、卫保举孝廉方正，应由地方绅士乡里共同公举，州、县官采访公众评论，详细核实事实。所举之人如果是生员，会同学官考核，申送上级官员，核实具题，给予六品官服以荣耀其身。如果真有德行才识兼优的，总督、巡抚破格保荐赴部，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共同验看，候旨提拔任用。滥举者治罪。

五年，制定考试条例。除朴实拘谨、没有其他技能、不能应试的人，照例给予顶戴，不送部之外，那些接受推荐赴部的人，验看后，在太和殿门内考试时务策、笺、奏各一道。道光年间，改在保和殿，如同考试御史例。

同治初年，明诏选举，又因知县黎庶昌条陈，下令在京四品以上，在外总督、巡抚、学政，各自举荐所知，不限绅士、平民，以亲身实践为先，不得只取文词华丽的人，滥充盛典。那些年高八九十岁，或者诚朴无华，足以作为乡里榜样，不愿意来京的，州县官每年按时慰问，赐给酒米。光绪六年，规定从恩诏下达日起，限八年内，人事材料送到部里。每年二月、八月，各会验奏考一次，超过期限的只允许给予官服以荣耀其身，不得参加考试。

当初制度授官用知州、知县，后来推荐的人多了，于是推广用途，分别用为知县、直隶州州同、州判、佐杂等官及教职。知县得缺比照拔贡，教职比照大挑二等举人，其余都分省试用按次序补用。历朝以来，有关部门奉行，只是应付故事。徇情冒滥的弊端，台谏多次上报。只有嘉庆朝湖南严如煜以对策第一，召见授知县。咸丰朝湖南罗泽南以书生率领湘勇越境剿贼，都因功绩著称于时。宣统初年，各省所举多至百数十人，少也有数十人，下诏命令严格甄别核实。选举的风气，到这时就滥了。

清代科举取士之外，或者征召隐逸之士，或者提拔廉能之人，或者举荐文学之士，或者从行伍中选拔，或者征辟幕府任职，推荐提拔这一途径，得到的人才很多，有值得记述的。

太祖在东北地区兴起基业，选拔英雄豪杰来辅助大业，即使是赶车执杖的谋士也都加以任用，有的招入文馆，有的留在身边参与军机。乙卯年十一月，太祖告谕群臣说：“国家事务繁重，必须得到众多贤才，根据能力授予职务。勇敢能打仗的，适合治军；才能擅长治理经济的，适合理政；博学通晓典故的，适合咨询得失；熟悉礼仪仪式的，适合协助典礼。应当到处广泛访求，让他们担任各种职位。”当时平定诸国，设立八旗制度，急需人才。太宗即位后，首先任用儒臣范文程掌管枢密要事。天聪八年，甲喇章京朱继文的儿子朱延庆上书说：“我朝攻城破敌、斩将夺旗的人不少，但守境治民、安内攘外的人不多见。”于是上疏举荐汉人陈极新、刑部启心郎申朝纪，足以担任职务。太宗召见朱延庆等人到御前，温和地告谕并加以褒奖。命令朱延庆、陈极新在文馆录用；申朝纪仍担任部中职务。天聪九年，告谕满、汉、蒙古各官，推荐人才，不限已做官或未做官，将名单报送吏部、礼部，列名上报。直文馆宁完我说：“古代荐举的条例，功罪连坐，是为了杜绝弊端、防止冒滥。请求从今以后所举荐的人，无论是立功还是犯罪，举荐者一同承担。如果此人起初品行端正，后来改变节操，允许举荐者随时检举，免除连坐。”太宗赞许并采纳了。

世祖定鼎中原，顺治初年，派遣官员寻访遗贤，使车络绎不绝。吏部详细考察履历，确凿核实才能品行，催促他们来京。同时命令巡抚、巡按，境内隐逸、贤良之人，逐一启奏推荐，以便征召提拔。顺天巡抚宋权陈述治平三策，首先广罗贤才以辅助皇上治理，并推荐前明蓟辽总督王永吉等人。下诏廷臣各自举荐所知之人。一时间明朝旧臣如谢升、冯铨、党崇雅等人，纷纷被提拔任用。朝廷内外臣工启奏推荐授予官职的人，不可胜数。后来因为廷臣所举荐的大多是明朝旧吏和废员，没有真正的隐逸逃名之士。下诏从此严格责成举荐者，推荐得人者优加进贤之赏，举荐错误者严厉实行连坐之罚。荐章只以履历上报，才能品行所宜，听凭朝廷裁夺。如果以捐纳之人和杂流以及革职的生员、闲散的武弁，妄自冒充隐逸，责任有所归属。如果畏惧连坐，沉默不举，以蔽贤之罪惩治。顺治二年，陕西、江南平定，下诏征召山林隐逸，以及前明文、武进士、举人。山东巡抚李之奇因为保荐滥及捐纳之人，受到诏旨严厉责备。顺治十三年，江南巡抚张中元推荐前明进士陆贻吉、于沚，皇帝亲自考试他们。同年又下诏各省举荐地方人才，给事中梁鋐说：“皇上日夜求才，下诏举荐山林隐逸，应聘之士自然不少。然而采访不确实，有负于盛举。比如江南举荐吕阳，授予监司，不久因贪赃败露；山东举荐王运熙，授予科员，没有建树，因考察而去职。吕阳等人难道真有匡济之才，不过是借作升官阶梯罢了。山林是什么意思？是远离朝廷市朝。隐逸是什么意思？是与争逐名利不同。必须得到那样的人，才能担任那样的职位。请下旨详加采访。”奏疏上报，得到答复知道。

顺治、康熙年间，海内大师宿儒，以名节相高。有的廷臣交相上章论荐，地方疆吏备礼敦促，但坚决卧床不起。如孙奇逢、李颙、黄宗羲等人，天子知道不能招致，为之叹息不止，仅命令督抚抄录他们的著作送到京师。康熙九年，孝康皇后升祔礼成，颁诏天下，命有关部门举荐才品优长、山林隐逸之士。从此历朝推恩之典，虽然照例进行，但实际响应的人很少。

初期制度，督抚升迁离任时，荐举人才一次。后来命令每年荐举一次，部议大省限十人，小省限三四人，后又改为二年荐举一次。自顺治十八年停止派巡按，于是规定各省巡抚应举方面官（道员）、有司（知府知县）、佐贰、教官员额，总漕、总河应荐方面官、有司、佐贰额，也著为例。康熙二年，御史张吉午上奏：“三年考满之法，一、二等称职者，就是荐举，请罢免督抚二年荐举例。”皇帝听从。康熙六年，停止考满。用给事中李宗孔的建议恢复荐举，与卓异并行。在此之前，漕、河荐举例停止。康熙十二年，漕督帅颜保请求恢复旧例，每年得以举劾属吏以示劝惩。部议施行。于是上疏荐举粮道范周、迟日巽、知县吴兴祚。下诏提拔吴兴祚为福建按察使。

圣祖亲政，锐意整饬吏治，多次下诏群臣荐举天下廉能之官。康熙十八年，左都御史魏象枢上疏荐举清廉，原任侍郎高珩、达哈塔、雷虎、班迪，大理卿瑚密色，侍读萧维豫，郎中宋文运，布政使毕振姬，知县张沐、陆陇其等十人。得旨分别录用。并告谕陆陇其是廉能之员，宜任繁剧之职，如直隶清苑、江苏无锡等县，庶可表现其才。康熙十九年，福建巡抚吴兴祚荐举按察使于成龙为天下廉能第一，升迁布政使，不久提拔为直隶巡抚。康熙二十年入京朝觐，皇帝温谕褒美。问属吏中也有清廉者吗？于成龙以知县谢锡衮、同知何如玉、罗京回答。不久，调于成龙为两江总督。临行时，上疏荐举直隶守道董秉忠、通州知州于成龙、南路通判陈大栋、柏乡知县邵嗣尧、阜城知县王燮、高阳知县孙宏业、霸州州判卫济贤，都堪当大用。恰逢江宁知府空缺，下诏即以通州知州于成龙提拔补任。不数年，提拔为直隶巡抚。同时有两个于成龙，先后被汲引，都因清廉操守特别受到皇帝眷顾，时论称赞。康熙二十三年，告谕部臣保举应补关差，部臣都以“有才及谨慎的人不少，但操守实在难知”回答。皇帝说：“清操如何能废？如郝浴居官很好，还侵蚀钱粮，魏象枢曾荐郝浴，这种事怎能预知！朕相信部院堂官清操而委任他们，堂官也相信司官而委任他们。只将有操守的人举出，被举者自能效力。”这年九卿、詹事、科、道遵旨上疏举荐清廉：直隶巡抚格尔古德，吏部郎中苏赫、范承勋，江南学道赵仑，扬州知府崔华，兖州知府张鹏翮，灵寿知县陆陇其等。康熙二十六年，皇帝嘉奖直隶巡抚于成龙清廉，命九卿各举廉吏如于成龙者。大学士等荐云贵总督范承勋、山西巡抚马齐、四川巡抚姚缔虞。皇帝说范承勋等人居官都好，但尚有勉强之意。于成龙则出自诚心，毫无瞻顾。命加于成龙太子少保衔，以劝勉廉能。康熙四十年，敕令总督郭琇、张鹏翮、桑额、华显，巡抚彭鹏、李光地、徐潮荐举道府以下、知县以上，清廉爱民者，不计挂误降罚，不拘本省邻属，具名上报。当时天子大力倡导风节，群士仰慕效仿，吏治大变。循吏被推荐受到显赫提拔的，先后接连不断。

在此之前，廷臣会推广西按察使缺，吏部侍郎胡简敬，淮安人，因推举淮扬道高成美违例获罪，至此申禁九卿不得保举同乡及本省官，又限制每人每年举荐不得超过十人。康熙五十三年，尚书赵申乔举荐潮州知府张应诏能耐清贫，可为两淮运使。皇帝说：“清官不系贫富，张伯行家道很富裕，任所日用都取自家中，认为他不清廉可以吗？一心为国就是好官，有的人操守虽清，但不能办事，对国家有什么益处？”

康熙六十一年，世宗即位。告谕说：“知人则哲，自古为难。朕临御之初，选拔任用人才，或品行端方，或操守清廉，或才具敏练，各位大臣秘密上奏所知。不要避嫌徇私，沽名市恩，有负咨询。”又因道、府、州、县是亲民要职，敕令总督举三员，巡抚举二员，布政使、按察使各举一员，将军、提督也得举一员，密封奏闻。雍正四年，因各省所举未能符合旨意，下诏严厉责备。命令各自明举一人，不得雷同。当时荐贤诏屡次下达，皇帝综合考核名实，赏罚必定施行。雍正七年，以督、抚、布、按为全省表率。命令京官学士、侍郎以上，外官藩司、臬司以上，各密保一人，不拘满、汉，不限资格，即使府、县中有相信其可任封疆大僚的，也允许列名举荐。

高宗重视亲民之官，乾隆二年，告谕仿雍正时例，督、抚、布、按各密举一、二人。次年，又命大学士、九卿举荐堪任道、府的人员，公开上奏。乾隆八年，下诏大学士举荐编修、检讨中能任知府者。乾隆十四年，命侍郎以上举荐能任三品京堂者，尚书以上举荐能任侍郎者。当时公开表扬和秘密保举并行不废。科道官行取制度，自康熙七年恢复旧制。下诏督抚举荐亲民之官中贤能夙著者，亲自加以选用。乾隆二十九年，下诏九卿各举所知。尚书王骘举荐清苑知县邵嗣尧，李天馥举荐三河知县彭鹏、灵寿知县陆陇其，徐元文举荐麻城知县赵苍璧。及至廷推时，皇帝又问左都御史陈廷敬，廉吏是谁？陈廷敬也以陆陇其、邵嗣尧为天下清官回答。当时同举十二人，都用于科道官。得人最多。乾隆四年，吏部奏请行取，高宗命尚书、都御史、侍郎在部属、州县内，秉公保举，如康熙二十九年例。次年，告谕“圣祖时如汤斌、陆陇其学问纯正，言行相符，陈瑸、彭鹏操守清廉，治行卓越。天下之大，人材之众，难道没有与这数人抗衡的？大学士、九卿应公举以备采择”。

乾隆七年，皇帝思念骨鲠质朴之士，如古代马周、阳城起于布衣而为御史者，下诏大学士、九卿及督抚，不论资格，列名举奏。后来诸臣奏到，下吏部定期考试。次年二月，考选御史，试以时务策，皇帝亲自取中书胡宝瑔为第一。引见，胡宝瑔、涂逢震等十人用为御史，沈澜发往江南补用。随后从御史李清芳奏，选用御史，令吏部将合例人员奏请考试。于是保荐御史例废止。清代未设直言极谏之科，而选择言官最为慎重，裨益政治，不是浅少的。

自康、乾两朝，崇尚实学，一时名儒硕彦，受荐举提拔的，尤其难以尽数。康熙十七年，圣祖问阁臣，朝廷中博学能诗文者谁最出色？李霨、冯溥、陈廷敬、张英交口推荐户部郎中王士祯，召对懋勤殿，赋诗称旨，授翰林院侍讲。部曹改任词臣，从王士祯开始。康熙三十三年，下诏大学士举荐长于文学者，王熙、张玉书上疏荐举在籍尚书徐乾学、左都御史王鸿绪、少詹事高士奇。召来京修书。徐乾学未得命而卒，下诏进呈遗书，并召其弟徐秉义来京。康熙四十五年，大学士李光地荐举直隶生员王兰生入直内廷，不久赐举人、进士，授编修，逐渐升任卿贰。历经康、雍、乾三朝，凡天禄秘书，无不参与校勘之役。同时江南何焯，也以寒儒赐举人、进士，直南书房，授编修。被弹劾解官，仍直书局。也是李光地所荐。雍正年间，侍郎兼祭酒孙嘉淦荐举人雷鋐学行，为国子监学正。乾隆初年，尚书管监事杨名时荐进士庄亨阳、举人潘永季、蔡德峻、秦蕙田、吴鼐，贡生官献瑶、王文震，监生夏宗澜等，潜心经学，并为国子监属官。乾隆三十八年，下诏开四库馆。延请儒臣，因翰林官纂辑不够，大学士刘统勋荐进士邵晋涵、周永年，尚书裘曰修荐进士余集、举人戴震，尚书王际华荐举人杨昌霖，共同典校秘籍。后来都改入翰林，时称“五征君”。这是其中显著的。

嘉庆初年，和珅倒台，仁宗下诏求取贤才。命令满、汉大臣秘密推举操守端正廉洁、才略能干、居官事迹有据可查的人，降旨表彰提拔廉吏刘清，以此激励天下。嘉庆十九年，御史卓秉恬请求严禁滥行保举，皇帝认为正确。宣宗即位后，尚书刘镮之推荐起用名儒唐鉴，授予广西知府。四川总督蒋攸銛推荐川东道陶澍政绩第一，升任按察使。陶澍喜好品评人物，在安徽开藩时，入朝觐见奏事，直言不讳地多有举荐和弹劾。宣宗对此产生怀疑，秘密下谕给巡抚孙尔准考察他的为人，孙尔准逐条列举他的善政，秘密上疏保荐。于是陶澍得到重用，升任两江总督。临终前上遗疏推荐粤督林则徐接替自己。陶澍因知人善任著称，咸丰、同治年间中兴的各位名臣，大多被他识别提拔。

文宗继位后，下诏征求直言。侍郎曾国藩上疏陈述：“根本大计，尤其在于用人。人才有转变的方法，培养的方式，考察的办法。”皇帝赞许采纳。下诏让中外大臣推荐人才。大学士穆彰阿奏保宗室文彩、聂沄。特旨任用为京堂。大学士潘世恩上疏推荐前总督林则徐、按察使姚莹、员外郎邵懿辰、中允冯桂芬。尚书杜受田首先推荐林则徐和前漕督周天爵。下诏起用林则徐督师，周天爵巡抚广西。侍郎曾国藩推荐太常少卿李棠阶、郎中吴廷栋、通政副使王庆云、江苏淮扬道严正基、浙江知县江忠源。尚书周祖培也推荐李棠阶、吴廷栋及郎中易棠等人，大多得到提拔任用。云贵总督吴文镕、贵州巡抚乔用迁推荐知府胡林翼，升任道员。

咸丰五年，因各省用兵，下诏访求才能兼通文武、胆识出众之士。御史宗稷辰上疏推荐湖南左宗棠，浙江姚承舆，江苏周腾虎、管晏，广西唐启华。命令各总督、巡抚访察，送京引见。此时海内多事，粤寇横行。文庆以大学士身份在军机处当值，多次秘密请求破除满汉界限，用人不拘泥于资格出身。认为汉人来自田间，了解民间疾苦，熟悉情况真假，对付贼寇应当重用汉人。曾国藩组建乡兵攻击贼寇，作战失利，谤议纷起。只有文庆认为曾国藩忠诚且负有时望，终将建立非常功业，应当专门委任他讨贼。又曾赏识胡林翼的才略，胡林翼以贵州道员身份留在湖北带领勇丁剿贼，曾国藩推荐他的才能可以大用，胜过自己十倍。一年内升任湖北巡抚，文庆实际上在其中主持。袁甲三督师淮上，骆秉章巡抚湖南，文庆推荐他们的才能，请求不要调任他处，以观成效。当时舆论称赞他。咸丰七年，胡林翼奏报兴国处士万斛泉及其弟子宋鼎、邹金粟，砥砺节操，不求仕进，请求给予奖励。下诏赏赐万斛泉等七品冠服各有差别。当时军事正急，多次饬令疆吏及各路统兵大臣奏举将才。胡林翼举荐左宗棠，给予四品京堂，协助办理曾国藩军务。沈葆桢、刘蓉、张运兰，命令曾国藩、胡林翼调遣。其他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彭玉麟、杨岳斌等人，都以低级军官或生员身份，从行伍中被提拔，名声功绩显赫。曾国藩、胡林翼知人善任，推荐贤才满天下，最终成就了中兴之功。

穆宗即位后，因军兴之后吏治废弛，特别提拔天津知府石赞清为顺天府尹，下令各省访察循良官吏，有隐居山林、德行纯厚、学问渊博之士，由总督、巡抚、学政据实上奏。不久曾国藩上疏称常州士民崇尚节义，城陷时与贼相持。其士子多读书考古。如候选同知刘翰清，监生赵烈文、方骏谟、华蘅芳，从九品徐寿等，如果让他们经历行伍，开阔见闻，有益于军谋。下诏谭廷襄、严树森、左宗棠、薛焕访求，遣送曾国藩军营录用。

同治元年，下谕廷臣说：“上年屡次降旨令保举人才，各总督、巡抚已将政绩卓著人员登入荐牍。在京如大学士周祖培，大学士衔祁寯藻、翁心存，协办大学士倭仁，侍郎宋晋、王茂荫，科道高延祜、薛春藜、郭祥瑞等，各有荐举。人臣以人才事奉君主，不必等待有明诏，才可以陈述。各自列举事实，秉公保奏。”又多次谕令曾国藩保荐督抚大员。曾国藩说：“封疆将帅，惟由天子举措。四方多事，疆臣既有征伐之权，不应当再分黜陟之柄，宜防止外重内轻的苗头，兼杜绝植私树党的端绪。”皇帝下优诏褒奖答复。

同治二年，河南学政景其濬奏报副贡生苏源生等学问品行，授予本省训导。命令各学臣访举经明行修之士，酌情保举数人，不作为常制。同治九年，浙江学政徐树铭，因采访儒修，上疏推荐已革编修俞樾，请求赏还原衔，送部引见；秀水教谕谭廷献、举人赵铭、江西拔贡杨希闵等，比照召试博学鸿词例，给予廷试。皇帝认为徐树铭私心自用，下部严议，降四级。这是因荐举获罪，是其变例。光绪七年，两广总督张树声、巡抚裕宽，推荐在籍绅士山西襄陵知县南海进士朱次琦，国子监典籍衔番禺举人陈澧笃行。下诏给予五品卿衔，以激励绩学。

光绪十年，因外衅迭起，时事日益艰难。下谕大学士、六部、九卿、直省将军、总督、巡抚：“无论文武两途，有体用兼备、谋勇俱优，或熟悉吏治兵事、熟悉中外交涉，或善于制造船械、精通算术，或富于机智、骁勇善战，或熟悉水师及沿海情形者，广为访求，据实陈奏。”光绪二十一年，访求奇才异能，精通天文、地理、算法、格致、制造等学问的人。光绪二十四年，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疏推荐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江苏知府谭嗣同、广东举人梁启超，特予召见。征召黄遵宪、谭嗣同到京，赏梁启超六品衔，任译书局事。当时德宗亲政，受外势刺激，急图自强。下诏求通达时务人才，中外纷纷荐举。而草野新进之臣，刻励求新，直言变法了。不久党祸起，慈禧皇太后训政，康有为流亡海外，其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被处死，徐致靖以党附下狱禁锢，又追论原保诸臣之罪。御史宋伯鲁、湖南巡抚陈宝箴，开缺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翁同龢，都被削官永不叙用。礼部尚书李端棻谪戍边疆，内阁学士张百熙下部议处。其他谈论新政者，几乎全部被斥逐。

等到庚子年京师遭乱，过了一年和议达成，两宫西幸回銮，时事日益艰难。光绪三十三年，下诏中外大臣访求人才，不拘官阶大小、有无官职，确知才堪大用及有专长者，切实荐举。派王大臣察验询问，出具考语，召见。当时被荐人员，分起赴京，除官录用者，至宣统年间仍未停止。然而自光绪末年，改订官制，增衙署，置官缺，破格录用人员动辄以千计，荐举提拔也太滥了。宣统元年，御史谢远涵说：“变法至今，长官只举故旧，士大夫不讳钻营。请严定章程，以贪劣闻者，反坐荐主，加以惩处。”疏下所司而已。

荐举不拘泥于流品。清代才臣，以佐杂小官逐渐升任开府者，如雍正年间的李卫、田文镜，乾隆年间的杨景素、李世杰，政绩最著。此后捐纳日广，起家杂流，受显擢者无数，这些人大多富有才干气局，与科目循资迁转、凭资格坐致高位者，大不相同。荐举中特别突出的，康熙初年，陕西提督王进宝，推荐其子王用予材武可胜任副将，后因功升任总兵，父子同建节钺。雍正年间，云南总兵赵坤升任贵州提督，请求以其子赵秉铎为贵州提标参将，皇帝允准。孙嘉淦为祭酒，举荐其弟孙扬淦为国子监学正，湖南衡永郴桂道汪榯，且推荐其父原任刑部司官汪沄学问优裕、政事练达，授四川知府。这是举不避亲，其破除成例又如此。

征辟幕僚，雍正元年下诏吏部，此后督抚所延请的幕宾，将姓名具奏，称职者题部议叙，授予职位，以示鼓励。乾隆元年，侍郎吴应棻以鼓励贤才，请求设立劝惩之法。到道光年间，幕友滥邀甄别叙用，台谏屡次进言，下诏总督、巡抚、盐政，一切议叙，不许保列幕友，并严禁本省属员滥充，违者吏部查参议处。然而康熙时，布衣陈潢辅佐靳辅治河，特赐佥事道衔。雍正时，方观承为定边大将军平郡王记室，以布衣召见，赐中书衔。乾隆、嘉庆年间，名臣如王杰、严如熤、林则徐辈，都先佐幕而后通籍。等到咸丰、同治年间军兴，左宗棠、李鸿章、刘蓉等，多以幕僚佐助军功，成就中兴之业。曾国藩总制军务，幕府号称多才，宾客随从极一时人选，尤其卓著可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