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四十三洪亮吉等

洪亮吉、管世铭、谷际岐、李仲昭、石承藻。洪亮吉，字稚存，江苏阳湖人。小时候成了孤儿家境贫寒，努力读书，孝顺侍奉守寡的母亲。起初协助安徽学政朱筠校勘文章，后来进入陕西巡抚毕沅的幕府，为他校勘刊印古书。在词章和考据方面闻名一时，尤其精通地理学。乾隆五十五年，考中一甲第二名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当时已经四十五岁。他身材高大面色红润，性情豪迈，喜欢议论当代政事。还没有从庶常馆结业，就担任顺天乡试的同考官。任贵州学政，用古学教导士人，当地偏僻没有书籍，他购买经书、史书、《通典》、《文选》放置在各府书院，贵州的士人从此开始研习经史。他写的诗和古文很有法度。任期届满回到京城，进入上书房当值，教授皇曾孙奕纯读书。嘉庆三年，翰林院詹事府举行大考，考试题目是《征邪教疏》，洪亮吉极力陈述朝廷内外弊政达数千字，被当时的人所忌恨。因为弟弟去世上书请求回乡。

四年，高宗去世，仁宗才开始亲政。大学士朱珪上书起用他，他于是任职，参与修撰《高宗实录》，第一次稿本完成后，他心里不高兴。打算告老还乡，上书给军机处王大臣谈论政事，大致说：“当今天子求治的心情很急迫，天下人盼望治理的心情也很迫切，但局势尚未转变，推究其原因，大概有几点。我洪亮吉认为励精图治，应当完全效法祖宗当初勤政的做法，但还没有完全效法。用人行政，应当彻底改变权臣当国时的局面，但还没有彻底改变。风俗日益卑下，赏罚仍然不严明，言路似乎畅通但实际上未畅通，吏治想要整肃但尚未整肃。为什么说励精图治还没完全效法呢？从三四个月以来，皇帝上朝稍微晚了些，我私下担心退朝之后，那些演戏和亲近的人中，有不少会迷惑圣听。这是亲近大臣未能启沃君王之心的过错。因为犯颜直谏，虽然不完全是亲近大臣的事，但不可让国家没有让人敬畏的人。乾隆初年，纯皇帝日夜勤劳，勤勉追求至治，当时像鄂文端、朱文端、张文和、孙文定等人，都直言不讳，以老成师傅自居。我恭谨地修撰实录，看到一天中皇帝用朱笔细书，折成方寸大小，有时询问张、鄂，有时询问孙、朱，问某人贤能与否，某事恰当与否，一天有时十多次。各位大臣也都随时随事上奏片，直言陈述，这样上下没有隐瞒。纯皇帝固然圣明不可及，也是因为众多正直之臣满朝，前后左右都是令人敬畏的人。现在一是处事太慢，从乾隆五十五年以后，权臣私心蒙蔽，事事不能公平的，不知有多少。千百件中能传到皇帝耳中的不到一二件，即使能传到，也未必能立刻施行。比如江南洋盗一案，参将杨天相有功却被处死，洋盗某人漏网安居，都是因为署总督苏凌阿昏愦糊涂，贪赃枉法，天下人都知道其冤，而洋盗公然上岸无所顾忌，都是由这一件事酿成的。何况苏凌阿是权相的私人，朝廷一定不会顾惜，但他至今还拥有巨额财产，优厚地颐养天年。江南查办此案，开始是有心为承审官开脱，接着又听说以“不冤”上奏。以圣天子的赫然独断，想要平反一件事尚且如此，那么除此之外的沉冤如何得以昭雪呢？一是集思广益的办法还不完备。尧、舜这样的君主，也必定要询问四岳、询问群牧。大概担心一个人的聪明有限，必须广泛收集采纳，才不至于误事。请求从今以后，凡是召见大小臣工，一定要询问人才，询问利弊。所说的话可以采纳，就存档记录。如果所举荐的人不适当，所说的话不真实，就治他失言之罪。但是把耳目寄托在左右亲近之人，不可以；询问人的功过于其同党，也不可以。因为人才到了今天，几乎消耗磨灭殆尽。把模棱两可当作懂事，把软弱当作好计策，把钻营当作晋升的阶梯，把苟且当作为官的办法。走这条路的人，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衣钵相传，牢固地结合在一起而不可解开。这些模棱、软弱、钻营、苟且的人，国家无事时，让他们列居朝班还可以；一旦有紧急情况，而希望他们奋身为国，不顾利害，不计险夷，不徇情面，不顾惜身家性命，是不可能的。至于不讲利弊，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在京城部院的各位大臣，事情本不多，却常常像匆匆忙忙没有空闲，汲汲顾影，都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外地的总督巡抚各位大臣，其中贤能的人斤斤自守，不贤的人急急忙忙营私。国计民生，不是他们所考虑的，只是救眼前罢了；官方吏治，不是他们所急的，只是保住自己的职位罢了。考虑长远的人，被认为过分忧虑；兴办变革的人，被认为生事。这又难道是国家求治的本意吗？二是进用贤能、退除不肖似乎还游移不定。邪教的兴起，是由于激变。原任达州知州戴如煌，罪不可赦。幸好有一个众口称赞的刘清，百姓信服他，教匪也信服他。这时正应当用这种有明显成效的人。听说刘清还只是州牧，仅跟随司道之后办事，似乎不足以发挥他的长处。我以为四川省多事，经略即使极为严明，剿贼匪要用他，安抚难民要用他，整饬官方办理地方之事也要用他，这是不能分身的事。不如选择此地方贤能的官吏如刘清这样的人，提高他的官爵，给他事权，让他一心招抚安抚，以分总督巡抚之权，以完成国家之事。明朝中叶以来，郧阳多事，就另外设置郧阳巡抚；偏沅多事，就另外设置偏沅巡抚。事情结束就撤销，这是不可拘泥于成例的。设官是为了等待贤能之人，人如果确实贤能，似乎不必过分遵循资格。像刘清这样的人，进用了却还没有真正进用。戴如煌虽然因别的案子解任，但还安然居住在四川。听说教匪甘心要吃他的肉，知道他在哪里，就极力焚烧抢劫。因此他几个月一定要迁移一个地方，教匪也一定跟随并追踪他。最近在川东与一个道员联姻，仗此而无恐。这样救一个有罪的人，反而杀害千百个无罪的人，这个道理难道可以宽恕吗？纯皇帝去世时，就明发谕旨历数和珅的罪状，并一一指出他的私人，天下人感到快意。但不久又起用了吴省兰，召见的时候，又听说他为吴省钦辨冤。这两个姓吴的是和珅的私人，与他们交往贿赂，人人知道。所以曹锡宝弹劾和珅家人刘全时，因为同乡平素要好，先把奏折给二吴看，二吴就袖着奏折跑到权门，借此作为进身之阶。现在二吴可以昭雪，岂不是和褒赠曹锡宝的明旨相违背吗？吴省钦的阴险，主持文衡，担任京兆尹，无不声名狼藉，革职不足以抵偿其罪。吴省兰先做和珅的教习师，后来反而称和珅为老师，大考得第一，视学典试不断，不是和珅的力量又是谁的力量呢？那么降官也不足以抵偿其罪。这是退除了却还没有退除。为什么说用人行政还没有彻底改变呢？因为那人虽然已伏法，但十多年来，他改变祖宗成例，提拔自己的私人，还没有平心讨论。内阁、六部各衙门，什么是国家的成法，什么是和珅所更改的，谁是国-家自用之人，谁是和珅所引进的，以及随同受贿舞弊的人，皇上即使极为仁慈，即使想宽恕胁从，又因为人数太多，不能全部屏除。但我私下认为，确实有真知灼见的，自然不追究其从前，也应当登记他们的姓名，在升迁调补之时，稍微显示善恶劝惩之法，使人人知道圣天子虽然不为己甚，但是非邪正的辨别，未尝不清楚，未尝不区别。这样，以前是私人的人，还可以改头换面成为国家之人。否则，朝廷如果常像今天这样清明还可以，万一以后又有效法权臣所为的人，而各位大臣又群起而投靠他的门下。为什么说风俗日益卑下呢？士大夫逐渐不顾廉耻，百姓则不顾纲常。但这不应当责备百姓，仍应当责备士大夫。以我洪亮吉所见，十多年来，有尚书、侍郎甘愿向宰相屈膝的；有大学士、七卿之长，而且年长一倍，却求拜门生，求做私人的；有结交宰相的仆隶，并乐于与之抗礼的。太学三馆，是风气所出的地方。现在有在黑夜乞求怜悯，以求署理祭酒的；有在人前长跪，以求讲官的。翰林大考，是国家用来升降词臣的。现在有先走军机章京的门路，求认师生，以探取御制诗韵的；有向门阑侍卫行贿，以求传递代考，藏卷而去，制好再入的。等到人人各得所欲，就居然自以为得计。大考如此，凭什么责备乡会试中的怀挟替代？士大夫的行为如此，凭什么责备小民的欺诈攀附？京城之下如此，凭什么责备四海九州的营私舞弊？纯皇帝因为内阁学士许玉猷为同姓石工护丧，告谕廷臣说：‘各位大臣纵然不自爱，但国体如何？’由此知道国体的尊严，在于各位大臣各自知道廉耻。下面效法上面，就像影子和回声一样。士气必须靠在上者振作，风节必须靠在上者奖励成就。推举一个廉洁朴实的官吏，那么贪婪欺诈的人大概可以自愧了；进用一个淡泊退让的人，那么奔走竞争的人大概可以稍微改变了；提拔一个特立独行、敦品励节的人，那么像脂如韦、依附朋比的风气或许可以逐渐革除了。而我洪亮吉还有所顾虑的，前面所说的，都是不追求名节的士大夫。幸而有卓然自好的人，大多都迷惑于因果，遁入虚无，把蔬食作为家规，把谈禅作为国政。一两个人在前面倡导，千百人在后面附和。甚至有人出去穿着官服，回家穿着僧衣。迷惑智慧，惊动愚昧，骇人观听。我以前在内廷时，执事曾告诉我说：‘某等亲王十人，施斋戒杀的已经十居六七，羊猪鹅鸭都不入门。’等到这次回京城，士大夫持斋戒杀的又十有六七了。深怕西晋崇尚玄虚的习气又在今天出现，那么所关世道人心不小。为什么说赏罚仍然不严明呢？自从征讨苗匪、教匪以来，福康安、和琳、孙士毅在前面蒙蔽欺妄，宜绵、惠龄、福宁在后面丧师失律，又加上景安、秦承恩的因循畏怯，而川、陕、楚、豫的百姓，遭劫的不知几百万人。已死的各位大臣暂且不论，那些现在的人未尝不议罪。但重的不过新疆换班，轻的不过大营转饷；甚至被押解来京的秦承恩，却又还给他家产，有意重新起用；屡次奉到严旨的惠龄，却又起补侍郎。蒙蔽欺妄的杀人，和丧师失律以及因循畏怯的杀人没有区别，而还能得到宽典和特别的恩遇，也是从前所没有的。所以近来经略以下、领队以上，大多都不以贼匪的多少、地方的蹂躏为怀。他们的心里未尝不自己盘算说：‘即使万不可解，但新疆换班，大营转饷，也还有成例可援，退步可守。’国法的宽大，以及各位大臣的不怕国法，没有像今天这样厉害的。纯皇帝用兵金川、缅甸，讷亲坏事，就杀讷亲；额尔登额坏事，就杀额尔登额；将军、提督、总兵之类，伏失律之诛的，不知多少。因此万里之外，得到一份廷寄，都震惊恐惧失色，这是驾驭军队的方法得当。现在从乙卯年到己未年，前后五年，坏事的人多次了。提督、总兵、副都统、偏裨之将，有一个受失律之诛的吗？而想要各位大臣不玩忽寇贼、不祸害百姓，能做到吗？以纯皇帝的圣武，又难道看不到这一点？大概是因为归政在即，想要留待皇上莅政之初，神武独断，使天下耳目一新。倘若荡平还没有日期，而国库日见消耗，万一出现支绌，司农告匮。想到这里，真可寒心，这尤其应当急切留意的。为什么说言路似乎畅通而未畅通呢？九卿台谏之臣，大多都毛举细故，不切政要。否则就揭发别人的阴私，快意自己的恩怨。十件之中，幸而有一两件可行的，发到部里议论，而部臣与建言诸臣，又各自存在意见，无不议驳，并无不通驳，这又难道是国家询问刍荛、询问瞽史的初衷吗？但也许因为他们所说的话琐碎，或轻重失伦，或虚实不审，而一概留中不发，那又不行。办法不如随看随发，当面告谕廷臣，或特颁谕旨，都随其事可行不可行，明白晓示。即使弹劾不避权贵，在各位大臣一心为国，本来不必避嫌怨。以近事来说，钱沣、初彭龄都曾弹劾到大官，没有听说大官敢与他们为仇。如果他们不知国体，不识政要，冒昧发言，或攻发别人阴私，那也不妨使众人共知，以显示其非而惩戒其后。因为各位大臣既然敢挟私而不为国，更可以不必烦劳君上回护了。为什么说吏治想要整肃却尚未整肃？要想吏治整肃，那么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是标准。十多年来，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的贪婪欺罔、害政误国，比比皆是。

幸好皇上亲政以来，李奉翰已经死去，郑元鹴已被纠劾，富纲已遭丧事，江兰已调任京官。此外，担任大省巡抚、镇守一方的人还是老样子，出巡就有站规、门包，平时有节礼、生日礼，每年还有帮费。升迁调补时私下馈赠感谢的，还不算在内。以上各项，没有不从州县拿来的，州县则没有不从百姓身上搜刮的。钱粮漕米，前几年不过加倍，近来则加倍不止。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以及所属的道员、知府，没有不明白知道却故意纵容的，否则门包、站规、节礼、生日礼、帮费就没处出了。州县公开对人说：‘我之所以加倍甚至加几倍，实在是因为层层衙门的开销，一天比一天多，一年比一年厉害。’说到底，州县也是倚仗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的威势向百姓索取，上司得一半，州县自己也得一半。刚开始做还有所顾忌，过了一两年就成了惯例，牢不可破。向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告状，都不理会。千万百姓中，或许有不甘冤屈，到京师控告的，不过发下由总督巡抚审问追究而已，或者派钦差去审讯。试想百姓告官的案子，千百件中有一两件能伸冤的吗？即使钦差或上司稍有良心，也不过设一个调停的办法，使双方都不大受损失罢了。如果钦差一出，就必然摊派到全省，摊派到百姓，一定要让他满载而归才能安心，才可以没有后患。所以州县也熟知百姓的伎俩不过如此，百姓也熟悉向上告状一定不能自己伸冤，因此往往导致激变。湖北的当阳，四川的达州，就是明显的例证。我认为如今皇上应当效法宪皇帝的严明，使吏治整肃而百姓乐于生活；然后效法仁皇帝的宽仁，以转移风俗，这就是文武一张一弛的道理。”

这封信送到成亲王那里，呈报皇上，皇上怒其言语戆直，革去官职交付廷臣会审，当面下令不许用刑，亮吉感动流泪认罪，拟判死刑，免死发配伊犁充军。第二年，京师干旱，皇上祈祷降雨没有应验，下令清理监狱囚犯，释放长期戍边的人。还没到时间，下诏说：“处罚亮吉之后，进言的人一天比一天少。即使有，也只是议论官吏的平常事务，对于君主德行、百姓疾苦休戚相关的实际内容，完全没有进言的人。难道不是因为亮吉获罪，闭口不敢再说话？朕听不到自己的过失，下层情况又被阻塞，为害很大。亮吉所论，确实能启发朕心，所以铭刻在座右，时常观看，勤政远佞，警醒朕自身。现在特此宣示亮吉的原信，使内外诸臣知道朕不是拒绝谏诤、掩饰过错的人，实在是可以与之进言的君主。诸臣遇到可以进言的君主却不进言，辜负了朕求治的苦心。”立即传谕伊犁将军，释放亮吉回乡。诏书一下雨就下了，御制诗记此事，注解说：“本日亲笔书写谕旨，夜里子时甘霖大降。上天感应迅速，更加令人敬畏。”亮吉到戍地刚满百日就被赦免回来，自号更生居士。此后十年，在家中去世。所著的书多有流传于世。

管世铭，字缄若，与亮吉同乡。乾隆四十三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多次升迁任郎中，充任军机章京。深通法令，凡是审案文书多由世铭主笔上奏。多次跟从大臣到浙江、湖北、吉林、山东查案，大学士阿桂尤其看重他，倚为左右手。当时和珅当权，世铭忧愤，与同僚议论前代辅臣的贤与不贤，言语讥讽毫不避讳。恰逢升任御史，则大喜，夜里起身徘徊，起草奏疏准备弹劾他，诏令仍留军机处。旧例，御史留值军机处的，礼仪仍按郎官看待，不能直接上奏密封奏章。世铭自称愧对御史之职，阿桂安慰他说：“报效朝廷有日子，何必急着靠进言来表现自己。”原来留值军机处是阿桂请求的，暗中保全他，让他等待时机。嘉庆三年，去世。

谷际岐，字西阿，云南赵州人。乾隆四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参与校对《四库全书》。充任会试同考官，所选拔的多是知名之士。请求回家奉养父母，主讲五华书院，教导士人有法度。连续遭遇父母丧事，服丧期满，起复原官。

嘉庆三年，升任御史。当时教匪侵扰数省，出兵很久没有成效，际岐遍访来京的人士，详细了解了情况。四年春天，上疏，大致说：“我见三年来，先帝出兵征讨邪教，四川、陕西责成总督宜绵，巡抚惠龄、秦承恩；湖北北部责成总督毕沅、巡抚汪新。诸位大臣先酿成祸端，后藏身自保，只用重兵保卫自己，偏裨将领奋勇的，没有人调度接应，因此士兵没有斗志。四川、湖北流传话说：‘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兵才出现。’又说：‘贼去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前年总督勒保到四川，大张告示，痛责前任的过失，这是明证。毕沅、汪新相继去世，景安继任总督。如今宜绵、惠龄、秦承恩在左边纵容怠慢，景安在右边怯懦玩忽，勒保纵然能实力剿捕，陕西、湖北贼多，起灭无常，那么勒保终究会受掣肘。钦惟先帝昔日征讨缅甸，见杨应琚挑拨掩饰的罪过，立即将其拿问。如今宜绵等旷废玩忽三年之久，侥幸得蒙宽典，反而更加怀安，听任贼人越入河南卢氏、鲁山等县。景安虽然没有吞饷的名声，但昏昧自甘，近来也有贼人焚掠襄阳、光化等境，都是法所不容。何况如今军营副封私札，商同军机大臣改压军报。供据已经破露，虽然由内臣声势，但他们掩盖败事，情况更加显然。请旨惩处追究，另选能臣，与勒保会同各自肃清本境，那么军令风行，贼人必被斩首。近年发饷至数千万，军中子女玉帛奇宝错杂陈列，而兵食反倒有亏。载赃而归，风传道路，嘲笑的人有‘与其请饷，不如书会票’的话。先帝严查军需局，查出四川汉州知州与德楞泰互争报销，及湖北道员胡齐仑侵饷数十万，一个追赔，一个拿究。其他属此类的一定很多，尤其应当赶紧换新手清理。那么侵盗的痕迹，必能破露，不但兵饷与善后事宜都得充裕，销算也不敢牵混了。”

不久又上疏说：“教匪滋扰，开始于湖北宜都聂杰人，实在是武昌府同知常丹葵苛虐逼迫而起。当年教匪齐麟等在襄阳被正法，匪徒各自收敛。常丹葵一向以虐待百姓、喜欢生事为能，乾隆六十年，委派查办宜都县境，讹诈富家无数，赤贫的按名取结，交钱释放。稍得供据，立即施以惨刑，甚至用铁钉钉人壁上，或用铁锤排击多人。情节介于疑似之间的，则解送省城，每船载一二百人，饥寒而死，浮尸于江。死在狱中的，也没有棺殓。聂杰人号称首富，屡次勒索不满足，村党结连拒捕。宜昌镇总兵突入遇害，由此宜都、枝江两县一同生变。襄阳的齐王氏、姚之富，长阳的覃加耀、张正谟等，闻风并起，于是蔓延到河南、陕西。这是我所听说的官逼民反中最先最严重的。我认为教匪在今日，自应全部斩尽杀绝。但其开始还是百数十年安居乐业的人民，有什么需求什么遗憾，甘心抛弃身家、捐弃性命，铤而走险呢？我听说贼人当流窜时，还哭念皇帝天恩，绝无一言怨恨朝廷。假使地方官体仰皇仁，在平日就察教，在临时就抚弭，何至于此？我为此奏，固然是为官吏指事声罪，也想使万代子孙知道我朝没有叛民，而后见恩德深入人心，天道人心，协应长久，昭昭不爽。常丹葵逞虐一时，上累圣仁，下殃良善，罪岂容诛？应请饬令经略勒保严察奏办。又现奉恩旨，凡受抚来归的，令勒保传唤同知刘清，同四川省素有清名的州县，妥议安插。湖北地方曾经被滋扰的，也应安集。我听说被扰州县，逃散各户的田庐妇女，多归官吏压卖分肥。是当初不顾他们反叛，最终也不顾他们回归。不知百姓有什么亏欠官府，而效尤靦颜忍心到如此极点？若能惩一儆众，自然可以群知洗濯。宣奉德意，关系国家长治久安之计不小。”两疏上去，仁宗一并嘉纳施行。不久升任给事中，稽察南新仓，巡视中城。

云南盐法，官运官销，日久因缘为奸，按人口比销，百姓不堪承受；又威远调取民夫，按名折银，折后又征实夫，迤西道所属数十州县，同时哗变，解散后不据实上报，官吏枉法如故。际岐上疏痛陈其害，交云南督抚察治。总督富纲请求改盐法以便民，巡抚江兰正被内召，想阻止此事，际岐又上疏争辩。初彭龄继任巡抚，是际岐的门生，熟闻其事，才上疏请求盐由灶煎灶卖，民运民销，一除积弊，百姓大为便利。语详盐法志。

蔡永清，是总督陈辉祖的家奴，拥有厚资居住在京师，因助赈叙五品职衔，出入车马，与公卿交往。际岐上疏弹劾，从大学士庆桂、朱珪以下，多所指斥，交刑部鞫讯，褫夺永清职衔，际岐因论奏未尽属实，降授刑部主事。多次升迁任郎中。因年老请求退休，贫穷不能回乡，主讲扬州孝廉堂近十年，去世。

自乾隆末，云南在朝中以直言著称的官员，有尹壮图、钱沣，当时以际岐与他们并称。

李仲昭，字次卿，广东嘉应人。嘉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升任御史。长芦盐商伪造加重法马，每引多出百斤，损耗课税，滞销货物。商人查有圻家巨富，交结朝贵。自从给事中花杰弹劾芦盐加价，连及大学士戴衢亨，不得直，并被贬斥，于是无人敢言。仲昭上疏弹劾他，户部还袒护商人，有人散布流言，说仲昭索贿不成。仁宗正在热河，命留京王大臣一同审讯，查得舞弊情形，有圻按律定罪，相关官员降革有差，众人侧目。仲昭又弹劾吏部京察不公，也审实。不久赴户部点卯，杖责书吏，户部搜集其事上奏弹劾，交吏部议处。众人想借此倾陷仲昭，侍郎初彭龄号称刚正，因妻丧告假，对人说：“诸人想报怨，加给他莫须有的罪。李御史有言胆，台中怎么可以没有此人？”部员听了初彭龄的话，急忙议降四级，刚两天奏疏上去，仲昭竟被罢黜。

石承藻，字黼庭，湖南湘潭人。嘉庆十三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升任御史、给事中，敢于直言有名声。王树勋，江都人，乾隆末入京应试不中，于是在广慧寺为僧，法名明心。开堂说法，借扶乩卜筮，探刺士大夫隐私，扬言于外，人们更加崇信。达官显宦，常有皈依受戒做弟子的。朱珪是正人负重望，也与他交往。当时和珅为步军统领，访捕治罪，因行贿得从轻发落，勒令还俗，于是游荡江湖。正值川、楚匪乱，投效松筠军中，以谈禅投其所好，让他改换便装入贼寨说降，奖给七品官衔，逐渐升任襄阳知府。数年，入京觐见，不改旧态。刑部尚书金光悌请他为儿子治病，他以祸福恐吓，光悌长跪请命，被当时人耻笑。嘉庆二十年，承藻上疏请求澄清流品，弹劾树勋，交刑部审实，褫职，枷号两月，发黑龙江充当苦差。仁宗称赞承藻说：“真御史也！”下诏斥责被惑诸臣，有玷官箴。其中已故的免议，侍郎蒋予蒲、宋镕以下，黜降有差。

二十四年，湘潭有土、客械斗的案件，侍郎周系英与巡抚吴邦庆互相弹劾。承藻正好在籍，系英的儿子汝桢写信给承藻询问此事，被邦庆揭发，承藻牵连降秩。很久没有迁升，最后任光禄寺署正。

评论说：仁宗皇帝下诏征求直言，下至低级官吏和平民百姓，都能通过密封奏章上达天听，谏言之路大为敞开。科道官中竭诚进谏献言的，比如卫谋弹劾福康安贪婪，不应该配享太庙。马履泰弹劾景安畏缩偷安，耗费军饷贻误战机，并指出教匪应当清除，难民应当安抚；又弹劾百龄举荐弹劾失当。张鹏展弹劾金光悌专擅刑部，贪恋职位不肯离职。周栻弹劾地方大员参劾下属时不列举劣迹，恐怕那些忠诚朴实的人因不合上司心意而被弹劾；又弹劾朱珪乘坐肩舆擅自进入禁门，虽然没有不敬君主的心，却有不敬君主的形迹。沈琨弹劾宜兴庇护下属，以致兴起牵连拘禁诸生的大案；又谏阻皇帝东巡。萧芝论端正风俗，应当崇尚淳朴。王宁炜论用人应当熟悉其平素表现，不可因保举就立即升用；又论总督巡抚蒙蔽圣听的习气，以及士民捐输的负担，州县折收钱粮的祸患。游光绎论大臣未能同心协力，武备未能完全整顿，愿意效仿魏徵的《十思疏》来裨益治理教化。这些人所说的话，虽然有的被采用有的未被采用，但当时都推许为正直敢言。又有龚钅堂在松筠因谏阻东巡获罪时，秘密上疏再次陈述，先备办好自己的后事然后才上奏，最终得以蒙受宽恕。他们的奏章多不传世，考察史册记载，旁见于其他纪载，正直敢言之臣充满朝廷，堪称盛事。洪亮吉等人虽然自身遭到贬黜，但所言多被采纳，可以没有遗憾。有人还认为当时政治清明，把效仿贾谊痛哭流涕的洪亮吉看作多事，这就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