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百九十艺术二

王澍，字若林，号虚舟，江南金坛人。学问精深擅长文章，尤其以书法闻名。康熙五十一年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多次升迁至户科给事中。雍正初年，下诏将六科隶属都察院。王澍认为给事中掌管的职责是封驳，官职低微责任重大，如果隶属御史台，将会废除科参，于是和同僚崔致远、康五端一起上疏直言力争。世宗发怒，立刻召来责问，王澍从容应对，皇上的怒意稍微缓解，于是改任吏部员外郎。过了两年，告老还乡，更加沉溺于书法，名声传遍海内。他摹写古代名帖几乎遍及各种，篆、隶、楷、行、草四体都擅长。对于唐代名家欧阳询、褚遂良两家，下的功夫尤其深，常常在题跋中自己讲述心得体会。后来内阁学士翁方纲持论与他不同，认为他的篆书得古法，行书次之，正书又次之。他所著的题跋以及《淳化阁帖考正》，都流传于世。

从明、清之际，擅长书法的人，河北以王铎、傅山为首，接着江左的王鸿绪、姜宸英、何焯、汪士鋐、张照等人，接踵而起，大多在其他传记中见到。大体渊源出于明代文徵明、董其昌两家，王鸿绪、张照是董氏嫡派，何焯和王澍则与文氏相近。王澍论书法尤其详尽，一时为人们所宗仰。

蒋衡，改名为振生，字湘帆，晚年号拙老人。与王澍同乡。闭门十二年，书写十三经。乾隆年间，进献给皇上，高宗命令刻石于国子监，授予蒋衡国子监学正之职，但他始终没有出任。蒋衡早年喜欢游历，足迹遍布半个中国，在关中观看碑刻，获得晋、唐以来的名迹，临摹三百多种，名为《拙存堂临古帖》。晚年与王澍相约切磋比试，每临一书，相互质证。他的儿子蒋骥，孙子蒋和，都以书法传承家业。

蒋骥尤其精通分书和隶书，著有《汉隶譌体集》、《古帖字体》、《续书法论》各一卷，同时擅长绘画。他说：“汉、魏字体不同，性情各异。书法必须悬臂中锋，而用力以和平为主。作画的提顿逆折，参差映带，道理是一样的。”这些都是阐明他前人的学说。

徐用锡，字坛长，宿迁人，占籍大兴。考中乡举，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师从李光地，用心研究乐律、音韵、历数、书法。五十四年，分校会试，严厉杜绝请托，怨恨他的人反而唆使言官弹劾他把持考场事务，圣祖原谅了他，最终因流言蜚语被罢官回乡。乾隆初年，被起用授予翰林院侍读，年纪已经八十岁。不久告老还乡，在家中去世。徐用锡乡举出自姜宸英门下，与何焯同为李光地的门客，论书法多与这两家相互出入。精于鉴别古人，谈论笔法也有很多心得，著有《字学劄记》二卷，收录在《圭美堂集》中。

王文治，字禹卿，江苏丹徒人。生来有早慧，十二岁就能作诗，并且擅长书法。长大后游历京师，跟随翰林院侍读全魁出使琉球，文字传播到海外。乾隆三十五年，考中一甲三名进士，授予翰林院编修。过了三年，大考第一，提升为侍读。出任云南临安知府，因事被降职，请求因病回乡。后来应当恢复官职，但他厌恶官场事务，于是不出仕，往来于吴、越之间，主持杭州、镇江书院讲席。高宗南巡，到钱塘僧寺，看见王文治书写的碑文，非常欣赏喜爱。宫廷中有人把这事告诉他，招他出来任职，他也不答应。

他喜欢声伎，出行总是带着一个歌伶班子，辨析音律，穷尽精微。客人来了就张乐，从早到晚不知疲倦。海内求他书法的人，多有馈赠，但这些钱财大多花费在声伎上。然而客人散去，他默然禅定，夜间打坐，肋部未曾挨着床席。他持佛戒，自己说我的诗和书都是禅理。去世时，年七十三岁。

所著诗集之外有《快雨堂题跋》，大致可见他论书的宗旨。王文治的书法名声当时与刘墉相等，人们称他们为“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他与姚鼐交情最深，论书最契合，当时书法的名声，姚鼐不及王文治传播远；后来包世臣极力推崇姚鼐的书法，与刘墉并列上品，名声反而超出王文治之上。

梁巘，字闻山，安徽亳州人。乾隆二十七年举人，官至四川巴县知县。晚年辞官，主持寿春书院讲席，以擅长李北海书法闻名于世。起初担任咸安宫教习，到京师，听说钦天监正何国宗曾因事被关押在刑部，当时尚书张照也因其他事被关押，得到了他的笔法，于是到何家求教。何国宗已经八十多岁，有病不能接待客人，派一个孙子传话。梁巘拿自己听到的来质询，何国宗回答说：“你已经得到了。”并把所临写的米芾、黄庭坚二帖赠给他。

后来梁巘对金坛段玉裁说：“执笔的方法，是指用来运臂，臂用来运身。凡是提笔，用大指尖与食指尖相对，笔正直在两指尖之间，两指尖相接如环，两指根部以上平，可以安放酒杯。平肘，手腕不靠桌几，肘圆而两指与笔正对胸前，使全身的力量，运行到臂而凑集到两指尖。两指尖不圆如环，或者如环而不平，那么提笔不紧，臂的力量尚且不能发出，更何况全身？紧则全身的力量全部凑集到指尖，臂又有什么作用？古人知道手指不能运臂，所以使指顶相接以固定笔，笔管可以折断，手指疼痛难忍，然后字中有力。其中用大指与食指的，叫做单勾；用大指与食指、中指的，叫做双勾；中指是用来辅助食指力量的，总称为‘拨镫法’。王献之七八岁时学书法，右军从旁边抽他的笔抽不动，就是指这种方法。舍弃这种方法，都是旁门外道。二王以后，到唐、宋、元、明各大家，口口相传如此，董宗伯传给王司农鸿绪，司农传给张文敏，我听说后知道了。本朝只有一位张文敏罢了，其他都不算好。王虚舟用笔只得一半，蒋湘帆知道握笔但缺少作字的乐趣。世人只说没有火气，不知道火气用尽，然后才可以说无火气。这样提笔，笔心就不偏，中心透纸，纸上飒飒有声。直画粗的浓墨两分，中间如有丝界，笔心是主宰。这样提笔，则必须用坚纸作字，软薄纸容易破。其横、直、撇、捺都与今人不同，笔锋所指，方向迥异，笔心总在每笔之中，没有一丝偏斜。古人所说的屋漏痕、折钗股、锥画沙、印印泥，从这里可以领悟。”梁巘少有著作，所传的绪论仅此。当时与梁同书并称，梁巘叫“北梁”，梁同书叫“南梁”。

梁同书，字元颖，晚年号山舟，浙江钱塘人，大学士梁诗正的儿子。乾隆十七年，会试未中，高宗特赐他参加殿试，进入翰林院，大考后提升为侍讲。淡泊名利，未到年老，便因病不出仕。晚年重赴鹿鸣宴，加侍讲学士衔。去世时，年九十三岁。喜好书法出于天性，十二岁就能写大字。起初学习颜真卿、柳公权，中年用米芾笔法，七十岁后变化。名满天下，求他书法的人每天纸张有数捆，日本、琉球都珍重他的作品。

他曾与张燕昌论书法，大致说：“古人说‘笔力直透纸背’，应当与天马行空参照理解。今人误解透纸，便像药山所说‘看穿牛皮’，终究不对。所谓透纸，是形容其精气结撰、墨光浮溢罢了，那些用笔如游丝的人，何尝不透纸背？用腕力使极软的笔自然显现，比如人拿一支硬笔，让它直，就无处用力；拿一支软笔，想不让它倒，就全腕的力量，自然集中到两指尖。其实写字的人只知道指运，而不知道有腕力。藏锋的说法，不是指笔像钝锥那样，从来书家没有不出锋的，只是处处留得住笔，不使直走。笔要软，软则遒劲；笔要长，长则灵活；笔要饱，饱则丰腴；落笔要快，快则意出。书家的燥锋叫渴笔，画家也有枯笔，这两个词截然不同。渴则不润，枯则死了。今人喜欢用硬笔所以枯。帖是教人看，不教人摹。今人只是刻舟求剑，将古人的书法摹画得像小孩写仿本，即使形状相似，哪里还有自我？字要有气，气必须从熟练得来。有气就有势，大小、长短、高下、欹正，随笔所至，自然贯注，成为一个整体，却容不得丝毫摆布，熟练后自然知道。中锋的方法，笔提得起，自然就中，也未曾没有兼用侧锋的地方，总是为我的一缕笔尖所驱使，即使不中也是中。乱头粗服不是字，求逸则野，求旧则拙，这里不能有半点名利心。”梁同书平生的书法宗旨，与梁巘的异同，都体现在这里。

邓石如，起初因避仁宗讳，于是以字行世，改字顽伯，安徽怀宁人。住在皖公山下，又号完白山人。少年时生长在偏僻乡村，见识少，唯独喜欢刻石，仿照汉人印篆非常工整。二十岁左右孤苦贫穷，游历寿州，梁巘见到他的篆书，惊叹笔势浑厚雄健，但未能完全得古法。经人介绍拜见江宁梅镠，他是都御史梅瑴成的儿子。家中收藏很多金石善本，全部拿出来给他看，并为他提供衣食笔墨纸张，让他专心学习。

他喜好石鼓文，李斯的峄山碑、泰山刻石，汉代的开母石阙、敦煌太守碑，吴国的苏建国山碑，皇象的天发神谶碑，唐代李阳冰的城隍庙碑、三坟记，每种临摹各一百本。又苦于篆体不备，书写《说文解字》二十本。广泛搜集三代钟鼎，秦、汉瓦当、碑额。五年后，篆书学成。于是学习汉分书，临写史晨前、后碑，华山碑，白石神君碑，张迁碑，潘校官碑，孔羡碑，受禅碑，大飨碑等，各五十本。三年后，分书学成。邓石如的篆法以李斯、李阳冰为宗，纵横开阖，得自史籀，略微参入隶意，杀锋以取劲折，字体微方，与秦、汉瓦当接近。分书结体严重，约取峄山、国山的方法而为之。自称：“我的篆书不及李阳冰，而分书不逊于梁鹄。”

在梅家做客八年，学成后，遍游名山大川，以书法刻印自给。游黄山，到歙县，在商铺卖篆字。编修张惠言本来深究秦篆，当时住在修撰金榜家，偶然见到邓石如的书法，对金榜说：“今天得以见到上蔡真迹。”于是冒雨一同在荒寺中拜访，金榜备礼请他到家中做客。把他推荐给尚书曹文埴，一同到京师，大学士刘墉、副都御史陆锡熊都惊异地说：“千数百年没有这样的作品了！”当时京师论篆书、分书的人，多宗奉内阁学士翁方纲，翁方纲因为邓石如不到他门下，极力诋毁他。邓石如于是离开，客居两湖总督毕沅幕府，毕沅本来就喜欢结交朋友，吴中名士多聚集在节署，穿着华丽，唯独邓石如布衣徒步。住了三年，辞别回乡，毕沅为他购置田宅，让他终老。临行时，设宴饯行，说：“山人，你是我的幕府一服清凉散！”邓石如四十六岁才娶妻，常往来于江、淮之间，去世时，年六十三岁。

他的儿子邓传密，初名廷玺，字守之。师从李兆洛，晚年客居曾国藩幕府。能够以篆书传承家业。

在乾隆、嘉庆年间，嘉定钱坫、阳湖钱伯坰，都以书法闻名。钱坫自负他的篆书直接继承李阳冰，曾游焦山，看到墙壁上篆书《心经》，赞叹为李阳冰之亚。后来知道是邓石如所作，便挑剔其中不合六书的地方来诋毁。钱伯坰本来佩服邓石如的篆书、分书为绝业，等见到他的行书、草书，感叹说：“这是杨少师的神境！”后又与邓石如论笔法不合，于是帮助钱坫更加用力诋毁。钱坫见《儒林传》。

钱伯坰，字鲁斯，自号仆射山人，是尚书钱维城的侄子。少年丧父，努力学习，擅长诗文嗜好饮酒，广交朋友，以国子监生终老。书法学习颜平原、李北海，曾说：“古人用兔毫，所以书法有中线，今人用羊毫，其精良的才成双钩。我沉溺于此五十年，才得到十分之三四。”评论者认为自刘墉去世后，正书、行书以钱伯坰为第一。他的执笔方法，虚小指，用三指包在笔管外，与大指相对，侧毫入纸，助长怒张之势。指腕都不动，用肘来去，排斥古今相承的拨镫之说。邓石如作书，则悬腕双钩，笔管随着手指转动，两家方法大不相同。

吴育，字山子，江苏吴江人。他与包世臣、李兆洛交往，擅长文章，书法精妙。他说：“下笔时一定要让笔毫平铺在纸上，这样才能四面圆足，这是李阳冰的篆书笔法，是书家真正的秘诀。”包世臣采纳了他的观点。吴育尤其擅长篆书，笔法与邓石如相近。

杨沂孙，字咏春，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十三年考中举人，官至安徽凤阳知府。因父亲去世辞官回乡，从此不再出仕，自号濠叟。年轻时师从李兆洛，研究周、秦诸子学说。他沉迷书法，尤其致力于篆书和籀文，著有《文字解说问譌》，想弥补段玉裁、王筠未完备之处。又考证上古至史籀、李斯的文字，以许慎为折中，作《在昔篇》。他的篆书和隶书以邓石如为宗，但多有独到之处。他曾说：“我写的篆书、籀文，可与邓石如抗衡，得意之处或许超过他；但分书和隶书则比不上。”光绪七年去世，享年六十九岁。与杨沂孙同时擅长篆书、籀文的，还有吴大澂，他有单独的传记。

吴熙载，原名廷飏，以字行世，后又字让之，江苏仪徵人。祖先世居江宁，父亲吴明煌，最初在扬州游历，擅长相术。吴熙载是秀才，博学多才，跟随包世臣学习书法。包世臣开创了北朝书派，追溯源流，形成一家之学。他的笔法兼采同时代黄乙生、王良士、吴育、朱昂之、邓石如等人的学说。执笔时，食指高钩，大拇指加在食指和中指之间，中指内钩，小指贴无名指外拒，笔管向左倾斜，然后稍向后仰，如同指向鼻准。运锋时，使笔毫平铺纸上，每一笔断开后再起笔。结字时考虑计白当黑，使左右相互配合，自认为合乎古人八法、九宫的意旨。吴熙载恪守师法，包世臣的真书、行书、草书无不精妙，但爱好篆书、分书而未致力，而吴熙载在篆书、分书上的功力尤其深厚。他又纵笔作画，也有文人气。咸丰年间去世。

与吴熙载一同受包世臣笔法的，有江都梅植之（字蕴生）、甘泉杨亮（字季子）、高凉黄洵（字修存）、余姚毛长龄（字仰苏）、旌德姚配中（字仲虞）、松桃杨承汪（字挹之）。姚配中详见《儒林传》。

梅植之，道光十九年举人。通晓经学，以诗闻名，包世臣尤其称赞他的书法。认为他的字跌宕遒丽，在旧拓本上锻炼，血脉精气都奔赴腕下，吴熙载也不敢自认超过他。他又从吴思伯的女弟子颜夫人那里学得琴法，独具神解。他纠正了吴思伯传谱中的错误，对于古琴曲的创作缘由，往往能知晓。他自题居所为“嵇庵”。姚配中也有相同爱好，著有《琴学》二卷。梅植之五十岁去世，琴法没有传承下来。

杨亮，世代为将门，承袭骑都尉世职。他潜心学问，敦厚行事，江淮一带的士大夫多称赞他。书法仅次于吴熙载。

合肥沈用熙最后出现，到光绪末年才去世，年近八十。他一生恪守师法，是包门最年长的弟子。

包世臣排列清代书法家为五品，分九等：“平和简静，遒丽天成，称为神品；酝酿无迹，横直相安，称为妙品；逐迹寻源，思力交至，称为能品；楚调自歌，不谬风雅，称为逸品；墨守迹象，雅有门庭，称为佳品。神品一人：邓石如的隶书及篆书。妙品上一人：邓石如的分书及真书；妙品下二人：刘墉的小真书，姚鼐的行草书。能品上七人：释邱山的真书及行书，宋珏的分书和榜书，傅山的草书，姜宸英的行书，邓石如的草书，刘墉的榜书，黄乙生的行书和榜书；能品下二十三人：王铎的草书，周亮工的草书，笪重光的行书，吴大来的草书，赵润的草书和榜书，张照的行书，刘绍庭的草书和榜书，吴襄的行书，翟赐履的草书，王澍的行书，周于礼的行书，梁巘的真书及行书，翁方纲的行书，于令淓的行书，巴慰祖的分书，顾光旭的行书，张惠言的篆书，王文治的方寸真书，刘墉的行书，汪庭桂的分书，钱伯坰的行书及榜书，陈希祖的行书，黄乙生的小真行书。逸品上十五人：顾炎武的正书，萧云从的行书，释雪浪的行书，郑簠的分书及行书，高其佩的行书，陈洪绶的行书，程邃的行书，纪映钟的行书，金农的分书，张鹏翀的行书，袁枚的行书，朱筠的草书，朱珪的真书，邓石如的行书，宋镕的行书；逸品下十六人：王时敏的行书及分书，朱彝尊的分书及行书，程京萼的行书，释道济的行书，赵青藜的真书及行书，钱载的行书，程瑶田的小真书，巴慰祖的行书，汪中的行书，毕涵的行书，陈淮的行书，姚鼐的小真书，程世淳的行书，李天澂的行书，伊秉绶的行书，张桂岩的行书。佳品上二十二人：沈荃的真书，王鸿绪的行书，先著的行书，查士标的行书，汪士鋐的真书，何焯的小真书，陈奕禧的行书，陈鹏年的行书，徐良的行书，蒋衡的真书，于振的行书，赵知希的草书，孔继涑的行书，稽璜的真书，钱澧的行书，桂馥的分书，翁方纲的小真书，张燕昌的小真书，康基田的行书，钱坫的篆书，谷际岐的行书，洪梧的小真书；佳品下十人：郑来的行书，林佶的小真书，方观承的行书，董邦达的行书，华嵒的行书，秦大士的行书，高方的小真书，金榜的真书，吴俊的行书，陈崇本的小真书。”九品共计九十七人，重复出现的有六人，实际九十一人。又增能品上一人：张琦的真书、行书及分书；能品下三人：于书佃的行书，段玉立的小真书及草书，吴德旋的行书。佳品上六人：吴育的篆书及行书，方履籛的分书，梅植之的行书，朱昂之的行书，李兆洛的行书，徐准宜的真书。

此后包世臣的学说盛行，咸丰、同治以来，以书法闻名的人中，何绍基、张裕钊、翁同龢三家最为著名，他们都另有传记。何绍基师法颜真卿，晚年又兼学汉隶；张裕钊的书法源出包世臣；翁同龢的书法规模宏大而富于变化，不为诸家所局限，堪称一代书坛的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