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礼十（吉礼十）

宗庙的礼仪。每年在四孟月以及季冬，总共五次祭祀，朔日、望日则供奉食品、进献新物。每三年举行一次祫祭，在孟冬；每五年举行一次禘祭，在孟夏，只有亲自郊祭、封禅时例外。还有朝享、告谢以及新神主祔庙谒见，都是大祀。两次荐享，则行一献礼。其祔祭，春季祭祀司命和户，夏季祭祀灶神，季夏祭祀中霤，秋季祭祀门和厉鬼，冬季祭祀行神，只有腊享、禘祫时则普遍祭祀。

禘祫的礼仪。真宗咸平二年八月，太常礼院上言：“今年冬季祭祀的日期，定在十月六日荐享太庙。按照《礼》，三年一次祫祭，在孟冬。又《疑义》说：三年丧期结束后，遇到禘祭就举行禘祭，遇到祫祭就举行祫祭。应当改孟冬荐享为祫享。”仁宗天圣元年，礼官上言：“真宗神主祔庙后，已经举行了吉祭，三年之制，又遵循了易月的条文，从天禧二年四月禘享，至今已满五年，应当举行禘礼。”于是以孟夏荐享为禘享。八年九月，太常礼院上言：“从天圣六年夏季举行禘享之礼，到今年十月，请求以孟冬荐享为祫享。”诏令恭敬依从。

嘉祐四年十月，仁宗亲自前往太庙举行祫享礼，任命宰臣富弼为祫享大礼使，韩琦为礼仪使，枢密使宋庠为仪仗使，参知政事曾公亮为桥道顿递使，枢密副使程戡为卤簿使。同判宗正寺赵良规请求确定太祖东向的位置，礼官不敢决定。观文殿学士王举正等商议说：“大祫之礼是用来合昭穆、辨尊卑的，必定以受命之祖居于东向之位。本朝以太祖为受命之君，然而从僖祖以下，四位祖先在上，所以每次遇到大祫，只排列昭穆而空缺东向位置。魏、晋以来，也采用此礼。现在亲自祭祀的盛典，应当如旧制为便。”

礼官张洞、韩维上言：“本朝每次遇到禘祫，奉别庙四位皇后的神主合食于太庙。唐代《郊祀志》记载禘祫祝文，从献祖到肃宗所配都是一位皇后，只有睿宗有两位皇后，大概是昭成皇后是明皇的母亲。《续曲台礼》有别庙皇后合食的条文，大概是因为没有本室，遇到祫享时就祔祭于祖姑之下。所以大顺年间，三位太后配列禘祭，议者议论其不合礼制。臣认为每室既然有固定配享，则其余皇后不应参与列位，按道理应当革除更正。”

学士孙抃等商议：“《春秋传》说：‘大祫是什么？是合祭。未毁庙的神主都升入合祭于太祖。’因此本朝事奉宗庙一百多年，到祫祭之日，别庙的后主都升入合食，并非没有典据。大中祥符年间已经曾定议，礼官著有折中之论，先帝有‘恭依’的诏令。其他年份有关官员代行祭祀，四位皇后都参与。如今刚准备亲自祫祭而四位皇后被废黜，岂不是因为礼仪繁琐而怀疑吗？宗庙之礼，至高至重，如果未能完全体现祖宗之意，则不如遵守旧礼。臣等愚见认为如旧制为便。”

学士欧阳修等说：“古代宗庙的制度，都是一帝一后。后世有因子而尊贵的，开始有并祔的条文，那些不应当祔祭的，则有别庙的祭祀。本朝的禘祫，却将别庙的皇后列于配后之下，不仅于古无据，于今又有四点不妥。淑德是太宗的元配，位列于元德之下；章怀是真宗的元配，位列于章懿之下，这是第一点。升祔之后，统一使用帝乐；别庙之后，则随用本室的乐章，这是第二点。升祔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册也统一于帝；别庙诸后，则从事专享，这是第三点。升祔之后，联席而坐；别庙之后，位次竟然隔绝，这是第四点。章献、章懿在奉慈庙，每次遇到禘祫，在本庙致享，最为得礼。如果四位皇后各自在庙中祭祀，则其尊崇自然申显，这在礼上并无过失。认为行之已久，难以更改，则是失礼之举，无法再纠正。请听从礼官意见。”

诏令：“四位皇后祫享依旧，等大礼结束后，另外加以讨论。”又诏令：“祫享前一天，皇帝前往景灵宫，如同南郊礼，卫士不得迎驾高呼万岁。”有关官员上言：“各司奉礼，代理廪牺令省视牺牲，依照《通礼》改正祭祀仪式。散斋四日在别殿，致斋二日在大庆殿，一日在太庙。尚舍在殿下设置，设小次，御座不设黄道褥位。七室各用一头太牢，每坐簠簋各二，〈登瓦〉鉶各三，笾豆在后面，没有黼扆、席几。取出三阁瑞石、篆书玉玺印、青玉环、金山陈列于庭中。别庙四位皇后合食，牲乐奠拜没有不同仪式。旧例，七祀、功臣没有牲，只从庙中牲肉分割，由知庙卿行事。请求依照《续曲台礼》，共用一只羊，而献官三员，功臣单席，如同大中祥符年间加褥。”

十月二日，命枢密副使张昪遥祭昊天上帝、皇地祇。皇帝在大庆殿斋戒。十一日，戴通天冠、穿绛纱袍，执圭、乘舆，到大庆殿门外下舆，乘大辇，到天兴殿，荐享结束后，在太庙斋戒。第二天，皇帝穿常服到大次，改穿衮冕，行礼完毕后，天亮时，乘大辇回宫，更换靴袍，驾临紫宸殿，宰臣、百官祝贺，登宣德门宣布大赦。二十一日，前往各观寺行恭谢礼。二十六日，驾临集英殿举行饮福宴。

治平元年，有关官员“按照定下的日期，孟冬荐享改为祫祭。按《春秋》，闵公丧期未满而举行吉禘，《三传》讥讽此事。真宗在咸平二年六月丧期结束，到十月才举行祫祭。天圣元年皇帝在服丧期间，有关官员误用天禧旧禘之数，在两次服丧期内安排禘祭。按道理推测，这年冬天应当举行祫祭，而误在元年夏季举行禘祭，所以四十九年间九次禘祭八次祫祭，惯例都太快。事情从开始出错，则岁月相乘，无法纠正。如今在大祥之内，按礼不应举行祫祭，明年未到禫祭，也不应举行禘祭，到六月吉礼完成，二月应当举行祫祭，请求依旧按时享祭，以符合典礼。”

二年二月，翰林学士王珪等上议说：“同知太常礼院吕夏卿奏状：古代新君即位三年，先君丧期二十七个月举行禫祭，然后新主祔庙，特行禘祭，称为始禘。这年冬天十月举行祫祭，第二年又举行禘祭，从此以后每五年，再次举行禘祫。丧期结束必有禘祫，这是再次举行大祭的根本。如今正当祫祭，因陛下未满三年之制，采纳有关官员之说，十月依旧时享。然而享庙、祫祭，其礼不同。旧例，郊享之年遇到祫祭未曾权且罢免，只罢免腊祭。这说明孟享与享庙曾同时在季冬举行。其禘祫年数，请求一律依从太常礼院之请，今年十月举行祫祭，明年四月举行禘祭。仍如夏卿所议。”权且罢免今年腊享。

熙宁八年，有关官员上言：“已尊奉僖祖为太庙始祖，孟夏禘祭，应当确定东向之位。”又上言：“太庙禘祭神位，已尊始祖居于东向之位，从顺祖而下，昭、穆各按南北为序。从今以后禘祫，著为定礼。”

元丰四年，详定郊庙礼文所言：“禘祫的意义，存在于《周礼》、《春秋》，而不明确其名称。举行礼的年份，经文都没有记载，只有《公羊传》说：‘五年而两次盛祭。’《礼纬》说：‘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又分为二说：郑氏则说：‘前三后二’，是说禘后四十二个月而祫，祫后十八个月而禘。徐邈则说：‘前二后三’，是说两祭相隔各三十个月。以二说考察，只有郑氏说：‘鲁礼，三年丧毕，祫于太庙，明年禘于群庙，其后五年而两次盛祭，一祫一禘。’确实有依据。本朝庆历初年采用徐邈之说，每三十个月一祭。熙宁八年，既禘又祫，这是有关官员的失误。请求如今十八个月而禘，禘后四十二个月而祫，这样举行礼仪不烦琐，事神不亵渎。”太常礼院上言：“本朝自庆历以来，都是三十个月而一祭。到熙宁五年后，开始不连贯计算，于是导致八年禘祫同在一岁。去年元丰三年四月已举行禘礼，今年如果依旧例，十月举行祫享，则连年频繁祫祭，又重蹈前失。请求依照庆历以来的制度，连贯计算年数，都是三十个月而祭。”诏令按现行典礼执行。

详定所又上言：“古代祼献、馈食，禴祠、烝、尝，都是先王的享祭，未曾废除一个时节的祭祀。所以孔氏《正义》认为：‘天子夏季为大祭之禘，不废除时祭之礿；秋季为大祭之祫，不废除时祭之尝。’那么王礼三年一祫与禘享，交替作为时祭。本朝沿袭旧常，久未厘正，请求每次禘祫之月虽然已行大祭，仍行时享，以严明天子备礼，此所以推崇祖宗之义。其郊礼、亲祠照此执行。”

又上言：“《礼》：不是天子不行禘祭。虞、夏、商、周四代所行的禘，都是因帝拥有天下，其世系所出清楚，所以追祭所及很远。太祖受命，祭祀四亲庙，推究僖祖以上所自出的祖先，谱系失传，有关官员因袭旧说，禘祫都合祭群庙的神主，缀食于始祖，失礼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如今国家世系与四代不同，既然寻求其祖所自出而不得，则禘礼应当空缺，必须推见祖系才可以举行。”神宗对辅臣说：“禘，本是为了审禘祖先所自出，所以礼说，不是天子不行禘祭。秦、汉以后，谱牒不明，无人知道其祖所自出，因此禘礼可以废除。”

随后详定所上言：“古代天子祭祀宗庙，有堂事，有室事。按《礼》，祝迎尸进入奥，灌酒后出来迎接牺牲，迎接尸主从室中出来，坐在堂上，始祖南面，昭在东，穆在西，然后举行朝践之礼，这是堂事。在堂上设馔，再迎主入室，始祖东面，昭南穆北，将常上的馔移入室中，然后举行馈食之礼，这是室事。请求每次举行大祫，堂上设南面之位，室中设东面之位。”礼部上言：“合食之礼，始祖东面、昭南穆北，本是室中的位置。如今设位在户外，祖宗的昭、穆另设幄次，恐怕不是合食之义。请求从今以后祫享，在前楹通设帐幕，以对应室中的位置。”

大观四年，议礼局请求：“每次大祫，堂上设南面之位，室中设东南之位，始祖南面则昭穆东西相向，始祖东面则昭穆南北相向，以对应古义。”又请求：“陈列瑞物及代国之宝与贡物可出而陈列的，都令有关官员依照嘉祐、元丰诏旨，凡是亲自祭祀太庙照此执行。”听从了。

南渡之后，有祫祭而无禘祭。高宗建炎二年，在洪州举行祫享。绍兴二年，在温州举行祫享。当时礼仪文制草创，奉迁祖宗及祧庙神主、别庙神主，各设幄合食于太庙。始祖东向，昭、穆按次序南北相向。

五年，吏部员外郎董分廾上奏说：“我听说军事和祭祀是国家的大事，而宗庙的祭祀又是祭祀中最重要的。大祀中，禘祭和祫祭最重要，祫祭大于禘祭，因此祫祭是最大的。现在军事正繁忙，祭祀的礼仪没有时间全面举行，但有些事情违背经典和古制，上不符合天地神祇的意愿，下不合亿万百姓的心意，只是一时大臣好胜的主观臆断，而实行了六十年没有人知道它是错的。尽管现在正处于治兵御戎的时候，纠正这些错误，也不应拖延。太祖皇帝承受天命，统一天下，基于他功德的起源，应该享受祭祀以确立他东向的尊位。到了仁宗皇帝，亲自举行祫祭，曾讨论让太祖东向，以昭示正统的脉络。当时在朝的大臣都认为自古以来必须由受命的始祖才居于东向的位置，本朝太祖是受命的君主，如果论七庙的次序，有僖祖以下的四庙在上面，当时大祫祭，只排列昭穆而空着东向的位置，终究是因为不敢让不是受命的始祖占据它。到了熙宁初年，僖祖因世代次序应当迁出，礼官韩维等人依据经典提出请求，恰好王安石当权，发挥他的主观臆断，就让章衡建议，尊崇僖祖为始祖，开始占据东向的位置。冯京上奏说士大夫因太祖不能东向而遗憾，王安石放肆言辞驳斥他。随后又想废除太祖的郊祀配祭，神宗认为太祖开基受命，不同意，王安石始终不以为然。元祐初年，翼祖迁出，正好符合典礼。到了崇宁年间，宣祖应当迁出，恰好蔡京当权，完全遵循王安石的做法，就建议请求建立九庙，自创先例，已经迁出的翼祖、宣祖一并依旧保留。沿袭至今，太祖还住在第四室，遇到大祫祭处于昭穆的行列。现在如果纠正太祖东向的尊位，确实符合《礼经》。”

太常寺丞王普又说：“董分廾的奏议深得礼意，但他的话还有未尽之处。我认为古代庙制不同宫室，太祖居中，而其他庙列在左右；后世庙制在同一殿堂，太祖居右，而其他室都列在左。古代祫祭，在堂上行朝践礼时，太祖南向，而昭穆位在东西；在室中行馈食礼时，太祖东向，而昭穆位在南北。后世祫祭都在堂上，而采用室中的位置，所以只以东向为太祖的尊位。至于各庙依次迁毁，而太祖不迁，这个礼制已经很古老了。因此我知道太祖就是庙中的始祖，这是庙号，不是谥号。我朝太宗继位之初，太祖的庙号已经确定，虽然经历几朝，世代次序还近，每次祫祭，必定空出东向的位置，因为不是太祖绝对不能居此。到了熙宁年间，又尊崇僖祖为庙中的始祖，百世不迁，祫祭时东向，而太祖常居穆位，这就名实不符了。如果认为熙宁的礼制是对的，僖祖应当称太祖，而太祖应当改庙号。这样太祖的名号就不正，前日的失误很大。现在应该奉太祖的神主放在第一室，永远作为庙的始祖。每年五次享祭、告朔、荐新，只限于七庙。三年一次祫祭，就让太祖正东向之位。太宗、仁宗、神宗南向为昭，真宗、英宗、哲宗北向为穆。五年一次禘祭，就迎宣祖的神主在太庙享祭，而以太祖配祀。这样，宗庙的事情就完全符合《礼经》，不再有前日的失误了。”皇上说：“太祖皇帝开基创业，开始承受天命，祫祭时应当居于东向之位。”宰相赵鼎等上奏说：“三昭三穆，加上太祖的庙共七庙，记载在《礼经》中，没有可疑的。”

绍熙五年九月，太常少卿曾三复也说：“请求迁出宣祖，纠正太祖东向之位，言辞非常恳切。”随后吏部尚书郑侨等也请求借大行皇帝祔庙的机会，确定宗庙万世的礼制，慰藉太祖在天之灵，破除熙宁年间不合经典的议论。现在让太祖为始祖，那么太宗为昭，真宗为穆，从这往下到孝宗，四昭四穆加上太祖的庙共九庙。上合古礼，又不废除崇宁九庙的体制，在道理上是妥当的。又说：“治平四年，僖祖迁出，藏在西夹室。到熙宁五年，王安石凭私意让章衡等人议论，又祔祭僖祖作为始祖，并要推尊他以配天，想废除太祖的郊祀配祭。韩维、司马光等人极力反对，而王安石坚持他的主张更加坚定。孙固担心他废除太祖配天，建议让僖祖暂且居于东向之位。既然说暂且居位，那么应当纠正就很明显了。”皇上下诏听从。

闰十月，权礼部侍郎许及之说：“僖、顺、翼、宣四祖，是太祖的祖辈和父辈，所迁出的神主，恐怕不能藏在子孙的庙中。现在顺、翼二祖藏在西夹室，实际位于太庙太祖的右边。遇到祫祭，就在夹室前面设置席位，按昭穆排列。”于是下诏让有关部门集中讨论，吏部尚书兼侍读郑侨等人说：“僖祖应当采用唐代兴圣宫的规制，另外建立别庙，顺祖、翼祖、宣祖的神主都祔藏在那里。这样，僖祖自然居于别庙的尊位，三祖不祔藏在子孙的庙中。自汉、魏以来，太祖以上的毁庙之主都不合祭，现在遇到祫祭，就在其庙中享祭，在礼制上尤其合适。”诸儒如楼钥、陈傅良都认为可行，皇上下诏听从。

当时朱熹在讲筵，独自呈上议论状，分条陈述其不可行的四点，大略说：“依据尚书吏部文书，集中议论四祖祧主应当有所归属。现在详看群议虽然很多，但都有可疑之处。如果说藏在夹室，那是将祖宗的神主下藏在子孙的夹室。至于祫祭，在夹室前设幄，也不能称为祫祭。想另外建一庙，但丧事要远，有毁无立。想藏在天兴殿，但宗庙和原庙不可混杂。议论者都知道不安，只是因为他们心里想尊奉太祖在三年一次祫祭时暂时东向，实际对太祖的尊崇并无益处，而白白让僖祖、太祖两朝的威灵在冥冥中较量强弱。现在只要以太祖当日追尊帝号的命令默默推想，就知道今天太祖在天之灵一定有所不忍而不敢接受。况且僖祖的祧主在治平年间迁出，不过几年，神宗又奉他为始祖，已经是符合礼制正义而合乎人心，所谓‘已经举行了的，没有人敢废除’。”又说：“应当以僖祖为始祖，如同周朝的后稷，太祖如同周朝的文王，太宗如同周朝的武王，加上仁宗的庙，都是万世不迁；按昭穆次序，直到高宗的庙也是万世不迁。”又说：“元祐年间的大儒程颐认为王安石说‘僖祖不应当迁出’，重新立庙是得礼的。我详细考察程颐的议论与王安石不同，但论到这件事却深表佩服，足以看出义理人心的相同，确实有不约而同的。只是因司马光、韩维等人都是大贤，人们尊敬信任，他们的议论偶然不涉及此，而王安石因变乱穿凿得罪于公议，所以想坚守二贤之说，连同王安石应当采纳的部分也全部废除。现在用程颐的说法来考察，是非就可以判断了。”

议论呈上后，被召见应对，命他详细陈述自己的说法。朱熹先把所论画成图本，贴说详尽，到这时拿出向皇上奏陈很长时间。皇上再三称好，并说：“僖祖自不应当迁出，高宗即位时不曾迁，寿皇即位、太上即位也不曾迁，今天岂可轻易？可以在御榻前写几句话，直接批出。”朱熹正惩治内批的弊端，因而请求降出札子，再令臣僚集中议论，皇上也同意了。朱熹退下后，就进上拟好的诏书大意，以皇上之意告谕庙堂，却听说已经拆毁四祖庙而迁出了。

当时宰相赵汝愚既认为王安石的说法不对，持异议者怕他排挤自己，借以争胜，事情终究没有实行。朱熹当时因得罪，写信给赵汝愚说：“相公以宗子的身份入朝辅佐王室，却无故轻易接纳妄议，拆毁祖宗的庙宇来满足私心，希望神灵降下歆享，赐福延长，使国祚永无止境，怎么可能呢？”当时太庙殿已改为十二室，所以孝宗升祔后，东室还空着。朱熹认为这不是祝延寿康的意思，深不以为然，因而自己弹劾不配担任言语侍从之选，请求追夺待制，不被允许。到光宗祔庙，于是恢复为九世十二室。自从昌陵祔庙，过了二百年才纠正太祖的位置。庆元二年四月，礼部太常寺说：“已经在太庙西边，另外建立僖祖庙，并告迁僖、顺、翼、宣帝后神主到僖祖庙奉安。所有今年孟冬祫祭，先到四祖庙室行礼，然后到太庙，逐幄次行礼。”

理宗绍定四年九月丙戌，京师发生大火，蔓延到太庙。太常少卿度正说：“我见近世大儒侍讲朱熹详细考证古礼，论述宗庙制度，画成图，说法很完备。但他的制度，尽力效法古代而颇改本朝制度，所以学士大夫都有不同意见，于是不能实行。现在天降灾异，大火从民家发起，蔓延到宗庙，趁机实行，没有比这时更合适的了。我以前详细听过他的说法，现在备员礼寺，正逢此变，如果隐瞒沉默，就是有负职责，谨提出两种说法进献。其一，纯用朱熹之说，认为本朝庙制不合古礼，因而画图，说僖祖如同周朝后稷，应当作为本朝始祖。尊崇僖祖为始祖，是顺应太祖皇帝的孝心。始祖的庙居于中间，左昭右穆各为一庙，门都向南，位都向东。祧庙的神主藏在始祖庙的夹室，昭常为昭，穆常为穆，自然不相混乱。三年一次合祭，就一起迁出祧庙的神主，合祭在始祖庙中。始祖东向，群昭的神主都位北向南，群穆的神主都位南向北。昭穆既分，尊卑已定。这种说法合于古而宜于今，尽美尽善。实行它，祖宗在天之灵必定歆享于此，而垂福无穷。其二，是沿用本朝制度，而参用朱熹之说。本朝庙制，神宗曾命礼官陆佃讨论，想恢复古制，未来得及施行。渡江以来，考究古礼文事，多未闲暇。现在想骤然更革，恐怕不足以成事，而白白纷扰。或者暂且仍遵本朝制度，从西到东，并为一列。只在每室之后，适量展宽一间，以藏祧庙的神主。每室之前，适量展宽二间，遇到三年祫祭，就用帷幄遮盖，通为一室，全部迁出各庙神主及祧庙神主并为一列，合祭在上面。此前庙宇为一室，凡遇祫祭，合祭在室中，名为祫祭，而实际未曾合祭。现在适量展宽这三间，后有藏祧主的地方，前有祖宗合祭的场所，对本朝制度，没有大段更革，而已经得到三年大祫的含义。如今朝廷如果能实行朱熹的前议，固然是最好；如果不能，姑且听从后说，也还算允当，不失礼意。然而宗庙之礼，如果没有变故，怎敢妄议？现在由于大火之后，如果加以增减，也正是时候，请求赐予详细议论。”有旨，令侍从、礼部、太常集中讨论，后来终究没有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