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
卷一百九十五儒林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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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亮、郑樵(林霆附)、李道传
陈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出生时目光就有光芒,为人才能气概超群出众,喜欢谈论军事,议论滔滔不绝,下笔千言立刻写成。曾考察古人用兵成败的事迹,撰写了《酌古论》。郡守周葵得到这篇文章,与他互相辩论,认为他奇特不凡,说:“这是未来的国士啊。”请他为上等宾客。等到周葵担任执政大臣,朝廷官员禀报事情时,一定让他们先向陈亮作揖,因此陈亮得以结交当时的豪杰俊才,充分听取他们的议论。周葵又传授给他《中庸》、《大学》,说:“读这些书可以精通性命之说。”陈亮于是接受并专心研习。
隆兴初年,与金人订立和约,天下人都欣喜庆幸得以休养生息,唯独陈亮认为不行。婺州正以解元身份推荐他,于是他呈上《中兴五论》,奏章送入后,没有得到答复。随后他回到家乡修学,很多学者都归附他,更加努力著书立说达十年之久。
在此之前,陈亮曾环视钱塘,感叹说:“城墙可以被水淹没啊!”因为地势低于西湖。到了这时,正值淳熙五年,孝宗即位已经十七年了。陈亮改名为同,到皇宫上书说:
臣认为中原是天地的正气所在,是上天命意所钟,人心会聚之处,是礼乐文明汇聚之地,是百代帝王相承之地。将中原的礼乐文明寄托在偏安之地,虽然天命人心还有所维系,但怎么能认为这样就可以长久安定而没有变故呢!天地的正气被压抑而长久不能舒展,必将有所发泄,而天命人心,本来就不是偏安之地可以长久维系的。
国家二百年太平的根基,是夏、商、周三代所没有的;两位圣上北狩的痛楚,是汉、唐所没有的。刚南渡的时候,君臣上下痛心疾首,发誓不与金人共存,最终能够凭借奔逃失败的余众,战胜身经百战的敌人。等到秦桧提倡邪说加以阻挠,忠臣义士被斥逐死在南方,而天下的志气就懈怠了。三十多年以来,即使是西北流亡的人都抱着孙子在东南安息,而君父的大仇一切不再关心,除非海陵王在淮南送死,也不知道战争是什么事了。何况指望他们愤恨故国的耻辱,而相继发一箭呢!
丙午、丁未的变故,到现在还认为很远,而海陵王的灾祸,是在陛下即位前的一年。只有陛下奋不顾身,立志消灭敌人,而天下的人安然好像没事的样子。当时正有人口是心非,认为陛下喜爱功名而不顾后患,即使陛下也不能以崇高的地位独自胜过他们,隐忍直到现在,又十七年了。
过去春秋时期,君臣父子互相残杀的祸患,全天下的人都安之若素。而孔子独自认为三纲已经断绝,那么人道就变成了禽兽,他惶惶奔走,道义上不能安坐一天。然而最终没有遇到机会,就在《春秋》一书中抒发他的志向,还是能够使乱臣贼子恐惧。现在全天下的人忘记君父的大仇,这难道是人道所能安心的吗?让学者知道学习孔子的学说,应当引导陛下有所作为,决不阻止陛下苟且偷安。南方的军队不出动,到现在几年了,难道没有一位豪杰能自己奋起吗?那形势必定有发泄的时候。如果国家不能起来承受,必将有承受的人。不能依仗礼乐文明的旧业、祖宗积累的深厚,认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长久维系。“皇天没有私亲,只辅助有德的人。民心没有常主,只怀念仁惠的人。”自三代的圣人都知道这是很可怕的。
春秋末年,齐、晋、秦、楚都衰落了,吴、越从弱小国家兴起,于是称霸诸侯。黄池之会,是孔子非常痛心的,可以说明中原没有人了。这是当今儒生所没有讲过的。现在金源植根已经很久,不能一举就消灭;国家的大势还未扩张,不能一天就大举行动。而人情都便利于通和,劝说陛下积蓄财富、训练军队,以等待时机。臣认为通和,是用来造成上下的苟且偷安,而成为狂妄平庸之人双方得利的地方,应该是人情所非常便利的。自从和好达成十多年来,凡是今天指画方略的人,将来将用他们来坐而筹划;今天打毬射雕的人,将来将用他们来决胜。府库充满,无非是财富;铠甲鲜明,无非是士兵。假使战端一开,那么他们的败迹就暴露了。为什么呢?人才通过使用才能看出能否胜任,安坐而能的人不足以依靠。军队粮食通过使用才能看出充足与否,安坐而充足的人不足以依靠。而朝廷正庆幸一时无事,平庸愚昧猥琐的人都能够遵守规章、执行文书,来奉行陛下的命令,而陛下也庆幸他们容易控制而没有其他心思。只是使法度之外的人被摒弃而不得施展,岁月蹉跎而衰老将至。臣所以说:通和,是用来造成上下的苟且偷安,而成为狂妄平庸之人双方得利的地方。
东晋百年之间,南北不曾通和,所以他们的臣子东西驰骋,多有可用的人才。现在和好一旦不通,朝廷内外的议论常像敌兵在境内,唯恐不能和好,即使陛下也不能不和好。过去金人草居野处,往来无常,能使人不知如何防备,而军队没有一天不可出动。现在他们城郭宫室、政教号令,一切与中原没有不同,点兵聚粮,文书往来,动辄涉及岁月。一方有警,三边骚动,这难道能每年出兵来骚扰我们吗?然而让朝野常像敌兵在境内,这是国家的福气,也是英雄用来争夺天下的时机,执政者为什么急于和好来懈怠人心呢?
晋、楚在邲地作战时,栾书认为:“楚国自从攻克庸国以来,他们的国君没有一天不训导国中人民:'唉!百姓的生计不容易,祸患到来没有定时,警戒畏惧不能懈怠。'在军中,没有一天不训导军士而再三告诫:'唉!胜利不能保证,纣王百战百胜而最终没有后嗣。'”晋、楚在宋国弭兵时,子罕认为:“军队是用来威慑不法行为而昭明文德的,圣人凭借它兴起,乱人凭借它覆灭,废兴存亡昏明的方略,都由于军队。而要求去掉它,是用邪道来欺骗诸侯。”人心不可以懈怠,军威不可以废弃,所以即使成王、康王的太平,还有所谓的四出征伐不服、整顿六军,这是李沆所以深不情愿真宗皇帝与辽和亲的原因。何况南北对峙的时候,而废弃军队来懈怠人心,使人安于忘掉君父的大仇,而将中原置之度外,只是便利于狂妄平庸的人,那么执政者的失策也太厉害了。陛下为什么不明大义而慷慨地与金绝交呢?
降低车驾规格,退居正殿,痛切自责,发誓一定复仇,来激励群臣,来振奋天下之气,来动摇中原之心,即使没有出兵,而人心不敢懈怠了。东西驰骋,而人才出现了。盈亏互补,而军队粮食充足了。狂妄的言辞不攻自息,懦弱平庸的人不赶自退。应当有法度之外的人起来,而惟陛下所想要任用了。这是云集响应的形势,而不是安坐可以招致的。臣请为陛下陈述国家立国的本末,而开启今天大有作为的方略;论述天下形势的消长,而决断今天大有作为的时机,希望陛下垂听。
唐朝自肃宗、代宗以后,皇帝失去权柄,藩镇自相雄长,占据土地人民,使用他们的甲兵财赋,官爵任由他们任命,而人才也各自尽心于他们所侍奉的主子,最终造成君弱臣强、正统多次更迭的祸患。太祖皇帝一兴起,而四方依次平定,藩镇拱手服从约束,让各郡各自能够直达京师。以京官权且管理,三年一换,财赋归于漕司,而军队各归各郡。朝廷以一纸公文下到郡国,如臂使指,没有滞留为难。从仓库管理的小职位,必由朝廷任命,而天下之势统一了。所以京师常驻重兵以为坚固,而郡国也各有禁军,无非是天子用来自己守卫其地。兵都是天子的兵,财都是天子的财,官都是天子的官,民都是天子的民,纲纪总揽,法令明备,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士人按标准录取,官员按资格升迁,不求法度之外的奇才,不慕当世无比的功勋。天子在上面日夜忧虑勤劳,以义理廉耻维系士大夫之心,以仁义公正宽厚养育百姓之生,全天下都处于规矩准绳之中,而二百年太平的根基从此建立。
然而契丹于是得以猖狂恣肆,与中原抗衡,俨然成为南北两朝,而头目手足浑然没有区别。如果没有澶渊一战,那么中原的形势渐渐衰弱,根基虽然深厚却不可建立了。所以庆历年间增加岁币之事,富弼认为这是朝廷的大耻,而终身不敢自己论说功劳。因为契丹征令,是主上的操守;天子供贡,是臣下的礼节。契丹之所以最终战胜中原,其积累有渐。立国之初,其形势必然到此地步。所以我们的祖宗常严于庙堂而尊重大臣,放宽郡县而重视守令。在文法之内,不曾折辱困扰天下的富商大族;在格律之外,有办法容纳奖励天下的英伟奇杰,都是用来辅助立国的形势,而作为不测的防备。
庆历年间各位大臣也曾愤慨中原的形势不振,但其大要,是让群臣争相进献他们的学说,更改法令,而庙堂轻视了;严按察之权,邀功生事,而郡县又轻视了。岂止对于立国的形势无所辅助,又从而削弱它,即使没有章得象、陈执中排挤阻挠其事,又怎能不自阻呢!只有他们破除旧例,以不次用人,而劝勉农桑,务求宽大,有合于因革之宜,但其大要已经不对了。这就是不能洗刷契丹平视中原之耻,而最终引发神宗皇帝的大愤的原因。
王安石以整顿法度的学说,首先符合圣意,而实际上是想将天下的军队都收归朝廷,另外进行教阅以为强;搜括郡县的利益尽归朝廷,另外封桩以为富。青苗之政,唯恐富民不贫困;均输之法,唯恐商贾不破产。罪行无论大小,动辄兴狱,而士大夫缄口畏罪了。西、北两边让内臣经画,而豪杰耻于被役使了。只是使神宗皇帝看到兵财之数既然很多,锐意南北征伐,最终违背圣意,而天下之势实际不曾振兴。他大概不知道朝廷立国的形势,正患文为之太密,事权之太分,郡县太轻于下而琐碎不足依靠,兵财太集中于上而沉重迟缓不易举动。祖宗只用前四者来辅助其势,而王安石竭尽不遗余力,不知道立国的本末,真不足以谋划国事。元祐、绍圣一反一复,而最终成为金人侵侮的凭借,还指望他振兴中原以威服四夷吗?
南渡以来,大抵遵循祖宗的旧制,虽然稍有因革增损,不足以轻重有无。如赵鼎诸臣,固然已不究变通之理,何况秦桧尽取而沮毁之,忍耻事仇,在一隅粉饰太平以为欺骗,其罪可胜诛吗!陛下愤慨王业屈于一隅,励志复仇,不免借天下的军队以为强,搜括郡县的利益以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没有五年的积蓄;不重征税,而大商没有巨万的储藏,国势日益困竭。臣担心簿册上的士兵,府库的财货,不足以支撑一旦之用。陛下早朝晚罢,希望中兴日月之功,而以绳墨取人,以文法临事;圣断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小吏坐行条令,而百司逃避责任,人才日益卑下。臣担心科举之士,资格之官,不足以当法度之外的任用。太祖经画天下的大略,太宗已不能尽用,现在其遗意,难道没有指望于陛下吗!陛下如果能推究其意而实行之,可以开创社稷数百年之基,何况恢复故物呢!不然,维持的手段已穷尽,臣担心祖宗的积累也不足以依靠了。陛下试令臣全部陈述于前,那么今天大有作为的方略必定知道如何处置了。
吴、蜀两地是天地间偏颇之气所钟,而钱塘又只是吴地的一角。在唐朝衰亡时,钱镠以平民豪杰的身份在那里称王,自己认为无法独立,经常朝贡中原以借重其势力。等到我朝承受天命,钱镠全家迁入京师,并献出他的领土。所以钱塘在五代时期始终是遭受战祸最少的,而两百年间,人口日益繁盛,最终在东南地区居于首位。到了建炎、绍兴年间,这里成为岳飞驻军的地方,当时的评论者已经怀疑这里不足以扩张形势来从事恢复大业了。秦桧又接着设置各种官署,在其中讲习礼乐,这里的风俗已经变得浮华奢靡,士大夫又随之修建园林台榭,在战火之余享乐人生,上下安于逸乐,钱塘就成了快乐之国。一块狭小的地方,本来不足以容纳天子,而朝廷在此坐镇将近五十年,山川的灵气大概也发泄得干干净净了。所以谷物、桑麻、丝麻的收益,一年比一年耗损;禽兽、鱼鳖、草木的生长,一天比一天减少,而上下都不觉得奇怪。公卿将相,大多是江、浙、闽、蜀地区的人,人才也日益平庸低下,参加科举的士人有十万之多,而文辞稍有独特之处,就已经足以在其中称雄了。陛下占据钱塘已经耗尽的灵气,使用闽、浙日益衰微的人才,想要鼓舞东南安于逸乐、脆弱不堪的民众,向北去争夺中原,我因此知道这是困难的。
荆、襄地区,在春秋时期,楚国用它来虎视齐、晋,而齐、晋不能屈服它。到了战国时期,它独能与秦国争夺帝位。此后三百多年,光武帝从南阳兴起,一同共事的人常常多是南阳的故旧。又过了二百多年,这里成为三国交相占据的地方,诸葛亮由此出山辅佐先主刘备,荆楚的士人跟随他如云,而汉朝依靠这个在蜀地得以延续;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陆抗、邓艾、羊祜都因为这个地方而显扬名声。又过了一百多年,晋朝南渡,荆、雍地区常在东南称雄,而东南往往依靠它变得强大,梁朝最终凭借它取代了齐朝。等到它的灵气发泄殆尽,隋唐以来,就变成了偏僻的下等州郡。五代时期,高氏独自常常臣服于各国。本朝两百年间,它降为荒凉落后的地方,北边连接许、汝,居民稀少,土产微薄,人才中能够在朝廷上通报姓名的,像晨星一样稀少可数。何况到了建炎、绍兴年间,群盗在其中出没,遭遇祸患尤其惨重,直到现在,虽然南北分割互相占据,人们往往又觉得它不足以利用,百姓的粮食无从出产,而军队不能从这里前进。议论的人或许为此担忧,却不知道它的形势足以利用。这个地方虽然偏僻,但从来没有偏僻地区的气五六百年而不发泄的,何况它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达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都足以构成进取的时机。如今真能开垦那里的土地,洗刷那里的民众,以发泄其灵气并加以利用,使它能连接关洛的灵气,就可以与中原争衡了,这也是形势消长的常理。
陛下慷慨决定迁都建业,百官官署都从草创开始,军国礼仪都从简略,又在武昌建造行宫,以表示不敢安居的意思。经常用江、淮的军队防备金人侵扰,并精心挑选一名深沉勇猛有谋略、心胸开阔没有杂念的人,委任以荆、襄的职责,放宽法令条文,听任他自行废置官员,在三几年间安抚整顿,那么国家的形势就形成了。
石晋失去卢龙一道,造成了开运之祸,那是在丙午、丁未年。第二年,艺祖皇帝开始跟随郭太祖征伐,最终平定了天下。后来契丹在甲辰年于澶渊战败,而丁未、戊申年间,真宗皇帝东封泰山、西祀汾阴,以宣告太平,那是本朝极盛的时候。又过了六十年,神宗皇帝在丁未年即位,国家大事从此发生了一次变化。又过了六十年到丙午、丁未年,就发生了靖康之祸。上天唯独在这一年开启陛下,又开启陛下北向复仇的志向。如今距离丙午、丁未年,近在十年之间。天道六十年一变,陛下不可不有所应对这个变化吧?这确实是今天大有作为的时机,不能苟且偷安浪费岁月啊。
我不才,从小就有奔走四方的志向,曾多次到行都,那里人才如林,但他们的议论都不足以激发人的志气,我因此知道陛下大有作为的志向是孤独的。辛卯、壬辰年间,我开始退而穷究天地造化的本源,考察古今沿革的变化,推求帝王霸道的道理,从而明白了汉、魏、晋、唐长短的原因,天人之间的关系明明白白可以考察知道。才领悟到今天世上的儒士自以为得到正心诚意学问的,都是风痹不知痛痒的人。整个社会安于君父的仇恨,却低头拱手空谈性命,不知道什么叫做性命?陛下接纳他们却不委任他们做事,我因此佩服陛下的仁厚。又领悟到今天世上的才臣自以为得到富国强兵之术的,都是狂妄迷惑放肆叫嚷的人。不在闲暇时谋划研究立国的根本,却扬眉吐气地谈论富强,不知道什么叫做富强?陛下考察他们而不敢完全任用,我因此佩服陛下的英明。陛下励志复仇足以对答天命,笃行仁爱足以凝聚民心,而又仁厚英明足以洞察群臣偏颇的言论,这是百代的英主。如今却委任庸人,笼络小儒,拖延大有作为的岁月,我非常愤慨,所以忘记自己的卑贱而献上愚见。陛下如果让我在面前详尽陈述,不仅是我个人的愿望,天地之神、祖宗之灵,实际也共同听闻。
奏书呈上,孝宗皇帝赫然震动,想要张贴在朝堂上以激励群臣,采用种放旧例,召令上殿,将要提拔任用他。左右大臣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只有曾觌知道,将要见陈亮,陈亮以此为耻,翻墙逃走了。曾觌因为他不到自己这里来,不高兴。大臣们尤其厌恶他直言无忌,一起阻止,于是有了都堂审查的命令。宰相以上旨询问他想要说什么,他坦率直言一点也不贬低自己,又不合意。
待命十天,再次到宫阙上书说:
恭惟皇帝陛下励志复仇,不肯安于一隅,这是对社稷有大功的。然而坐镇钱塘浮华奢靡的一角来图谋中原,则不是合适的地方;用东南安于逸乐脆弱的民众来施行进取,则不是合适的人。财富只限于府库,就不足以流通天下的有无;军队只限于兵籍,就不足以兼收天下的勇怯。所以拖延的计策得以施行,而陛下大有作为的志向就违背了。这是我之所以不胜忠愤,斋戒沐浴裁写书信,献到宫阙之下,希望能见到陛下,陈述国家立国的本末,开启大有作为的方略;论述天下形势的消长,决断大有作为的时机,务必符合艺祖皇帝筹划天下的根本旨意。然而待命八天,没有消息。我担心天下的豪杰会窥测到陛下的意向,而云合响应之势就不能形成了。
又上书说:
我私自认为国家维持的器具,到今天已经穷尽,而艺祖皇帝筹划天下的大旨,还可以依靠它长久维持,如果推究他的本意而变通运用,那么恢复大业就不难了。然而变通的方法有三种:有可以拖延数十年的策略,有可以成为百五六十年计谋的,有可以重新开创数百年基业的。事势明显而效果截然不同,如果不是陛下聪明超越百代,决不能一一听信。我不敢在大臣面前泄露,而大臣拱手奉旨询问,我也姑且取其大体可说的三件事来回答。
第一件:二圣北狩的伤痛,是国家的大耻,也是天下的公愤。五十多年来,虽然天下之气销铄颓堕,不再记得仇耻应当记念,正在于主上与二三位大臣振作士气,以发泄愤恨,使人人如同报私仇一样,这是《春秋》记载卫国杀州吁的意思。
第二件:国家的规模,使天下奉行规矩准绳来行事,群臣补救过失都来不及,哪里有闲暇施展才能以求成就法度之外的功业呢?
第三件:艺祖皇帝任用天下的士人,来替换武臣办事的,所以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的振兴,独优于前代。如今天下的士人熟烂萎靡,实在令人厌恶,正在于主上与二三位大臣反其道来教导他们,振作他们的士气而培养他们,使遇到事情时不至于缺乏人才,随才使用都足以有用,那么立国的规模不至于违背艺祖的本旨,而东西驰骋以平定祸乱,不必专靠武臣。
我之所以为大臣论述的,大略如此。
奏书呈上后,皇帝想要给他官职,陈亮笑着说:“我想为社稷开创数百年的基业,难道用来博取一个官位吗!”急忙渡江回乡。后来落魄醉酒,与同县的狂士饮酒,醉中开玩笑说大话,言语涉及冒犯皇上。一个士人想要中伤陈亮,拿这件事向刑部首告。侍郎何澹曾经担任考试官,罢黜了陈亮,陈亮不平,言语多次冒犯何澹,何澹听说后怀恨在心,就收缴状子上报。事情下到大理寺,拷打陈亮体无完肤,他被迫承认图谋不轨。事情上报,孝宗知道是陈亮,曾暗中派左右查访此事,等到奏报进来取旨,皇帝说:“秀才醉后胡说,有什么罪!”把案牍扔在地上,陈亮于是得以免罪。
过了不久,陈亮的家僮在境内杀人,恰好被杀的人曾经侮辱过陈亮的父亲陈次尹,那家人怀疑事情由陈亮主使。告到官府,鞭打家僮,几次死而复生,家僮不承认。又把陈亮的父亲囚禁在州狱。而嘱咐台官论处陈亮情节严重,下到大理寺。当时丞相王淮知道皇帝想留陈亮一命,而辛弃疾、罗点一向推崇陈亮的才能,援救得尤其尽力,陈亮又得以不死。
陈亮自认为豪侠却多次遭遇大狱,回家后更加励志读书,所学更加广博。他的学问在孟子之后只推崇王通,曾说:“研究义理的精微,辨析古今的同异,在极细微处推究本心,在分寸间比较礼节,以积累为功夫,以涵养为正道,面容润泽背脊丰满,那么对于各位儒者确实有愧。至于堂堂的阵势,正正的旗帜,风雨云雷交加并至,龙蛇虎豹变幻出没,推倒一世的智勇,开拓万古的心胸,自认为还算有一日之长。”陈亮的意思大概是指朱熹、吕祖谦等人。
高宗驾崩,金国派使者来吊唁,简慢无礼。而光宗从潜邸判临安府,陈亮感激孝宗的知遇,到金陵观察形势,又上疏说:
有非常之人,然后才可以建立非常之功。要求非常之功,而用平常的人才、出平常的计策、做平常的事来应对的,不用等智者就知道不能成功。秦桧用和议误国二十多年,而天下之气索然无余了。陛下慷慨有削平天下的志向,又二十多年,天下的士人才知道方向,这对宗庙社稷的功劳,不是我所能称说万分之一。高宗皇帝年事已高,陛下不想大举进攻惊动圣颜,压抑心志低头顺从,以尽色养之孝,圣孝之盛,史册所没有。如今高宗已经祔庙,天下的英雄豪杰都抬头观看陛下的举动,陛下怎能忍心让二十年间用来振作天下之气,一下子又索然无余呢?
天下不可以坐取,军队不可以常胜,奔走运动又不是年高德尊者所宜做的。太子在宫中叫监国,出行叫抚军,陛下为什么不在这时命太子为抚军大将军,每年巡视建业,让他兼统各司,全面护持诸将,设置长史、司马以专任其劳,而陛下在守丧之余,运用人才,调匀天下,以应对无穷的变化?这是唐肃宗任命广平王的旧事。
高宗与金国有父兄之仇,活着不能报,死后必定寄望于子孙,怎么能忍心把升遐的哀痛告诉仇敌呢!遗留、报谢,三次派遣使者接连出发,金帛宝货,上千两连续发送。而金人仅派一个使者,如同对待小邦,哀祭的言辞寂寥简慢,义士仁人痛彻心骨,难道以陛下的圣明智勇能忍受吗?
陛下倘若认为大义应当端正,抚军的建议可行,就应当先经营建业然后让太子前往。即使今年没有北进的谋划,而做经营建康的打算,以震动天下并与金绝交,陛下的初衷也差不多可以稍加伸张了!陛下试着听我一言,运用喜怒哀乐的权力鼓动天下。
大意是想激励孝宗恢复,而这时孝宗将要内禅,没有答复。从此在朝的人共同愤怒,认为他狂妄怪诞。
在此之前,乡里人聚会宴饮,末了将胡椒特意放在肉羹中,这是乡间敬待客人的特殊礼节。同坐的人回家后突然死亡,怀疑是吃了有毒的奇异食物,案件已移交大理寺。恰逢吕兴、何念四殴打吕天济至濒死,吕天济恨恨地说:"陈上舍指使我杀他。"县令王恬查实了这件事,御史台官员指示监司选派酷吏审讯,没有结果,就把案件移交大理寺,众人都认为陈亮必死。少卿郑汝谐审阅案卷,大为惊异说:"这是天下的奇才。国家如果无罪而杀士人,对上冒犯天和,对下损伤国脉。"他向光宗极力进言,陈亮于是得以免罪。
不久,光宗策试进士,询问礼乐刑政的要旨,陈亮用君道、师道来回答,并且说:"我私下感叹陛下对寿皇(孝宗)在位二十八年之间,难道有一政一事不在圣上心中?而在问安视寝之余,用来察言观色,由此及彼的端绪很多,也已经掌握了其中的关键并付诸实施了。难道仅仅是一个月四次朝会就作为京城的壮观吗?"当时光宗不去重华宫朝见,群臣轮番进谏,都不听从,看到陈亮的策论后,非常高兴,认为他善于处理父子之间的关系。奏名第三,御笔提拔为第一。知道是陈亮后,大为高兴说:"我提拔果然不错。"孝宗在南内,宁宗在东宫,听说后都高兴,所以赐第的告词说:"你早以文艺领先贤能之书,不久以论奏感动皇帝的听闻。我亲自阅读大对,嘉许你学问渊深,提拔为举首,大概是上天留给你来辅佐我。"授官佥书建康府判官厅公事。还没到任,一晚,去世了。
陈亮考中后回家,弟弟陈充在境上迎接,相对感泣。陈亮说:"假如他日我显贵,恩泽首先及于你,死的时候,各自以命服见先人于地下就足够了。"听到的人为他的话感到悲伤。然而他志在经世济民,重视承诺,人人都能见到他的肺腑。与人说话,必定以君臣父子之义为根本,虽然是平民,推荐士人唯恐不及。家中仅有中等产业,对孤寡贫寒之人供给衣食,长久不衰。去世之后,吏部侍郎叶适向朝廷请求,命令补一个儿子为官,这不是旧例。端平初年,谥号文毅,又给一个儿子官做。
郑樵,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人。喜欢著书,不作文章,自负不在刘向、杨雄之下。住在夹漈山,谢绝人事往来。过了一段时间,就游历名山大川,搜寻奇景访求古迹,遇到藏书家,必定借留读完才离去。赵鼎、张浚以下的人都器重他。最初研究经旨,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书之学,都有论辨,绍兴十九年进献朝廷,诏令收藏在秘府。郑樵回去后,更加努力治学,跟从的有二百多人。
因侍讲王纶、贺允中的推荐,得以被召见对策,于是论说班固以来历代修史的错误。皇帝说:"听说你的名声很久了,陈述古学,自成一家,为什么相见这么晚呢?"授官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因御史叶义问弹劾,改任监潭州南岳庙,发给纸笔回家抄写所著《通志》。书成后,入朝任枢密院编修官,不久兼摄检详诸房文学。请求修撰金朝正隆官制,比照中国秩序,于是请求进入秘书省翻阅书籍。不久,又因言官议论而停止。金人侵犯边境时,郑樵说岁星分野在宋,金主将自毙,后来果然如此。高宗巡幸建康,命他进献《通志》,恰逢生病去世,享年五十九岁,学者称他为夹漈先生。
郑樵喜欢做考证伦类的学问,成书虽然多,大抵是博学而缺少要点。平生甘于枯淡,乐于施与,唯独急切于仕进,有识之士因此轻视他。
同郡林霆,字时隐,考中政和年间进士,博学深通象数,与郑樵是金石之交。林光朝曾以师礼事奉他。收集数千卷书,都亲自校雠,对子孙说:"我给你们获得了良产。"绍兴年间,任敕令所删定官,极力诋毁秦桧和议的错误,立即辞官离去,当时的人认为他高尚。
李道传字贯之,隆州井研人。父亲李舜臣,曾任宗正寺主簿。李道传年少时庄重,稍长大后,读河南程氏的书,玩味探索义理,以至于废寝忘食,即使在暗室中,也整襟危坐,庄严肃穆。考中庆元二年进士,调任利州司户参军,改任蓬州教授。
开禧年间用兵,金人急攻散关,李道传因诸司檄文办事,途中听说吴曦反叛,痛愤表现在形色上。派他的门客从小道送信给安抚使杨辅,论述吴曦必败,说:"他向来不是雄才,犯顺首乱,人心离怨,顺应人心而利用他,可以坐而缚之。如果果断进行此举,不但内变可定,也使金人知道中国有人,稍微停止窥觊。即使不胜,也无愧于千古了。"吴曦党羽用吴曦之意威胁李道传,李道传以义理折服他们,最终弃官回家。吴曦之乱平定后,诏令因李道传抗节不挠,升官二等。
嘉定初年,召为太学博士,升任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学教授。恰逢沂王府有丧事,遗表官吏照例进秩,李道传说:"有办理丧事之劳的人,推恩可以,我们这些人有什么参与?"于是都辞谢不受。升任秘书郎、著作佐郎,见到皇帝,首先说:"忧危之言不在朝廷听闻,不是治世之象。现在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财用未丰,储蓄未丰,边备未修,将帅未择,风俗未能知义而不苟且,人才未能汇进而不断。而这八者之中,又以人才为要。至于人才盛衰,关系到学术的明晦,现在学禁虽然解除,但未曾明确向天下宣布解除的意思。希望陛下颁下明诏,崇尚正学,取朱熹《论语》、《孟子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四书,颁行太学,并请以周惇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五人从祀孔子庙。"当时执政中有不乐道学的人,用言语冒犯李道传,李道传不为所动。兼权考功郎官,升任著作郎。
当时薛拯、胡榘等人都以新进掌权,贿赂成风,李道传言:"现在名义上优待儒臣,实际上选用能吏,刻剥残忍、欺诈倾危的人进用了。"于是请求补任郡职,因此出任真州知州。城墙坍塌未修,李道传用砖砌筑,筑两座石坝以保护沿江居民,又加深两条壕沟,还在陈公塘筑堤,有警报,就决堤以作阻隔,人心才安定。授任提举江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刚到任,就巡行部属弹劾贪纵的官吏十余人,为害百姓的胥吏,重罚轻逐百余人,释放狱中滥押的二百余人,免除欠钱十余万缗。夏天大旱,李道传应诏上言纸币的兑换,官民如仇;钞法的施行,商贾疑怨;赋敛增加,军将盘剥,都切中时弊。于是逐条上奏荒政,朝廷大多听从。与漕臣真德秀赈济饥荒,李道传分管池、宣、徽三州,严冬行走在风雪中,即使深山穷谷也必定到达,赖以存活的人很多。代理宣州知州,施行朱熹社仓法,上饶、新安、南康诸郡一致响应,人们蒙受其利。
广德守臣魏岘弹劾教官林庠放弃堂试而从事荒政,挟持漕臣以欺凌郡守,并且说真德秀轻视朝廷,自专掠美,请求把他远放。李道传上疏极力辩白,魏岘因此被罢免。恰逢胡榘任吏部侍郎,推荐李道传代替自己。李道传称病请求离职,不被允许。召令奏事,再次推辞,又不允许,于是入朝对答。上自宫掖,次及朝廷,以至侍从、台谏的过失,尽言无所隐讳,皇帝不以为忤逆。授任兵部郎官,辞谢未就职。监察御史李楠窥探当权者的意旨,请求授李道传节镇蜀地,于是出任果州知州。到九江,得病去世,享年四十八岁,诏令特转一官退休,谥号文节。
李道传从蜀地来到东南,虽然未能登朱熹之门,但访求曾经跟从朱熹学习的人与他们讲习,尽得朱熹遗书来读。笃于践行,气节卓然。对于经史没有论著,说:"学问未到,不敢。"对于诗文未曾苟且写作,说:"学问未到,没有时间。"一天因病告假,真德秀去拜访他,卧榻屏风间,大书"唤起截断"四字,知道他慎独用功如此。居官以惠利为本,赈荒遗爱江东,人们长久思念他。
三子:李达可、李当可、李献可。李献可为李心传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