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百零一文苑四

穆修，字伯长，郓州人。幼年酷爱学习，不致力于分析章节句读。真宗东封泰山时，下诏推举齐、鲁一带通晓经术的人士，穆修入选，赐进士出身，调任泰州司理参军。他依仗才能，与众人意见不合，通判忌恨他，派人诬告他的罪过，被贬到池州。途中逃到京城，敲登闻鼓诉冤，没有得到回应。在贬所住了一年多，遇到赦免得以释放，接母亲住在京城，间或外出游历乞讨来供给生活。过了很久，补任颍州文学参军，调任蔡州。明道年间去世。

穆修性格刚直，喜欢议论指责当时的弊病，讥讽权贵，有人想与他结交，往往被他拒绝。张知白任亳州知州时，亳州有豪绅建佛庙完工，张知白派人召穆修写记文，记文写成后，没有写豪绅的名字。豪绅拿五百两白金送给穆修作为贺礼，并请求在记文中记上自己的名字，穆修把白金扔在庭下，整理行装离开州郡。豪绅向他道歉，他始终不接受，并且说：“我宁可糊口做个流浪之人，也终究不会让不正派的人玷污我的文章。”宰相想结识穆修，并打算任用他为学官，穆修始终不去拜见。母亲去世，他亲自背着棺材安葬，每天诵读《孝经》《丧记》，不用僧人做佛事。

从五代文风衰败以来，本朝初年，柳开始写作古文。此后，杨亿、刘筠崇尚声律对偶的文辞，天下的学者都跟风追随。穆修在当时独以古文著称，苏舜钦兄弟多与他交游。穆修虽然穷困而死，但一时士大夫中能写文章的，必定提到穆参军。

庆历年间，祖无择寻访得到他所著的诗、书、序、记、志等数十篇，编为三卷。

石延年，字曼卿，祖先本是幽州人。后晋把幽州割让给契丹，他的祖先率领全族向南逃跑，定居在宋城。石延年为人豪放不羁，讲求气节，读书只通晓大要，写文章刚劲有力，最擅长诗歌，也善于书法。

多次考进士不中，真宗录取多次参加进士考试的人，授予他三班奉职，石延年感到耻辱而不就任。张知白一向认为他奇特，对他说：“母亲年老，你还要选择俸禄吗？”石延年不得已才接受了任命。后来以右班殿直改任太常寺太祝，任金乡县知县，有善于治理的名声。因推荐任乾宁军通判，调任永静军，任大理评事、馆阁校勘，历任光禄寺丞、大理寺丞，上书章献太后，请求把政权归还给天子。太后去世后，范讽想引荐石延年，石延年极力阻止他。后来范讽事败，石延年因与范讽交好而获罪，被免去职务任海州通判。过了很久，任秘阁校理，升任太子中允，同判登闻鼓院。

曾上书说天下人不了解战争已经三十多年，请求做好两方面的防备。没有回复。等到元昊反叛，才想起他的话，召见他，逐渐采用他的主张。命他去河东登记乡兵，共得到十几万人，当时边将想用他们来抵御敌人，石延年笑着说：“这只不过得到我粗浅的方法。不加训练的士兵，勇敢和怯懦的人混杂，如果怯懦的人见到敌人就动摇，那么勇敢的人也会被牵累而溃败。现在既然没时间训练，应当招募其中敢战的人，那么人人都能成为精兵。”又曾请求招募人员出使唃厮啰和回鹘，起兵攻打元昊，皇帝赞许并采纳了。

石延年喜好狂饮，曾与刘潜到王氏酒楼相对饮酒，整天不说一句话。王氏对他们喝得多感到奇怪，认为不是普通人，更加奉上美酒佳肴水果，两人吃喝自如，到晚上没有酒色，互相作揖告别。第二天，京城传说王氏酒楼有两位神仙来饮酒，后来才知道是刘潜和石延年。石延年虽然豪放，似乎不能用世俗事务来干扰他，但与人谈论天下大事，是非对错没有不恰当的。

起初，与天章阁待制吴遵路一同出使河东，到去世时，吴遵路向朝廷说明，朝廷特地给了他一个儿子官职。

刘潜字仲方，曹州定陶人。年轻时卓越超逸有大志，喜好写古文，以进士身份起家，任淄州军事推官。曾任蓬莱县知县，任满还朝，经过郓州，正与石延年饮酒，听说母亲突然生病，急忙回家。母亲去世，刘潜一悲痛就气绝身亡，他的妻子又抚摸着刘潜大哭而死去。当时的人为他们悲伤，说：“儿子死于孝道，妻子死于节义。”

同时以文学著称于京东的，有齐州历城人李冠，考进士不中，获得同《三礼》出身，调任乾宁主簿，去世。著有《东皋集》二十卷。

萧贯，字贯之，临江军新喻人。才智出众能写文章，崇尚气概。考中进士甲科，任大理评事，任安州、宿州通判，升任太子中允、直史馆。仁宗即位后，升任太常丞、同判礼院。历任吏部南曹、开封府推官、三司盐铁判官，任京东转运使。

当时提举捉贼刘舜卿善于捕盗，号称“刘铁弹”，仗恃功劳违法乱纪，前后官员畏惧他的凶悍，没有人敢惩治。萧贯到任后，揭发他的罪行，将他废为平民。调任江东，改任洪州知州，多次升迁至尚书刑部员外郎。因先前出使江东时没有察觉部下受贿而获罪，降任饶州知州。

有个抚州司法参军孙齐，起初因明法得官，把妻子杜氏留在乡里，而欺骗娶周氏进入蜀地。后来周氏想到官府告状，孙齐剪断头发发誓要赶走杜氏。过了很久，又收纳娼妓陈氏，带着周氏所生的儿子到抚州。没过一个月，周氏来到，孙齐揪住她放在廊下，拿出假契约说：“你是雇来的婢女，竟敢这样！”于是杀了她的儿子。周氏向州和转运使告状，都不受理。有人告诉她说：“去向饶州知州萧贯告状，事情就能明白了。”周氏用布衣写上姓名，在道上乞讨，奔驰去向萧贯告状。抚州不是萧贯的管辖范围，但萧贯特意为她审理。遇到大赦，孙齐仍被编管到齐州、濠州。升任兵部员外郎，被召回朝廷，将要考试任命为知制诰，恰逢营建献、懿二位皇太后的陵墓，没来得及考试就去世了。

萧贯遇事敢于作为，不随波逐流。当初，患病时，梦见穿绿衣的人召唤他到天帝所在，赋《禁中晓寒歌》，词语清丽，人们把他比作唐代的李贺。

苏舜钦，字子美，参知政事苏易简的孙子。父亲苏耆，有才名，曾任工部郎中、直集贤院。苏舜钦年轻时慷慨有大志，相貌奇特伟岸。在天圣年间，学者写文章多受困于对偶，唯独苏舜钦与河南穆修喜爱写作古文、诗歌，一时豪杰俊才多与他们交游。

起初因父亲恩荫补任太庙斋郎，调任荥阳县尉。玉清昭应宫发生火灾，苏舜钦二十一岁，到登闻鼓院上疏说：

忠烈之士不避斧钺而进谏，圣明之君不忌讳过失而采纳忠言，因此胸怀策略的人必定在君主面前陈述，心怀冤屈的人不至于腹诽。然而进言难不如接受难，接受难不如实行难，有进言必定接受并实行，那就是三代圣王了，希望陛下留心听取。

我观察今年从春到夏，阴雨连绵，未曾稍停，农田受灾的几乎有十分之九。我认为这是用人不当、政令多有过失、赏罚不公所招致的。上天降下灾异，是想使陛下醒悟，而大臣把罪过归咎于刑狱泛滥，陛下听信他们，因此大赦天下作为禳灾补救。这样做就是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抵罪，而想以此来合乎天意。古代判决积压的诉讼来平息水旱灾害，没听说用赦免，所以赦令下达之后，阴雨一直持续到现在。

前代史志说：“积阴生阳，阳生则火灾出现。”趁着夏季之气发泄在玉清宫，雷雨交加，烈焰四起，楼观层层叠叠，几刻钟就烧光了，这不是对防火的疏忽，而是上天显示的警戒。陛下应当身穿素服、减少膳食、避开正殿，责备自己，降下哀痛的诏书，停止非急需的工程，救济失业的百姓，考察辅弼大臣及左右近臣中无益于国家的人予以罢免，窃弄威权的人予以清除；考虑政令刑罚的失误，采纳草野之人的言论，差不多这样才能把灾祸变为福佑。

十天之内，没有听说这样做，反而打算计算工役来图谋修复，京城的人听了惊骇疑惑，聚在一起议论，都说不应该。都说章圣皇帝勤俭十余年，天下富足，国库充盈，才建造这座宫室，等到完工，海内已经空虚枯竭。陛下即位将近十年，多次遭遇水旱，虽然赋税都收缴入库，但百姓困乏。如果大兴土木，那么费用没有止境，财力消耗于内，百姓劳苦于下，内耗下劳，凭什么治理国家！何况天灾已经降下，反而违背天意，这是想与天争胜，没有反省自己的意思。违背天意不吉祥，安逸自身难以胜任，想祈求丰厚的福佑，怎么可能得到呢！现在为陛下考虑，不如寻求贤士，去除奸佞，修养德行来勤勉达到大治，使百姓富足而赋税宽减，这样就可以谢天意而安定民情了。

贤明的君主见到灾变，修养道德消除凶祸，乱世没有征兆，上天不谴责警告。现在幸亏上天显示灾变，这正是陛下修身的时候，怎么可以忽视呢！从前汉元帝三年，茂陵白鹤馆发生火灾，下诏说：“近来火灾降在孝武园馆，我战栗恐惧，不能明察灾变，罪过在我身上。各级官员又不肯极力指出我的过失，以至于此，将如何醒悟呢！”茂陵比不上上都，白鹤馆规模远不及此宫，他们尚且向四方降诏，以求指出自己的过失，由此可见帝王忧虑治世，如此急切。

我又考察《五行志》：贤臣与奸佞分别清楚，官员有秩序，一切遵循旧章，礼待重视功勋，那么火就表现出它的本性。如果信道不坚定，或者炫耀虚伪，谗言盛行，邪气压倒正气，那么火就失去它的本性，从上而降。至于乱火妄起，焚烧宗庙，烧毁宫室，即使兴师动众也不能挽救。鲁成公三年，新宫发生火灾，刘向认为是成公听信三桓子孙的谗言、驱逐父亲大臣的应验。襄公九年春，宋国发生火灾，刘向认为是宋公听信谗言、驱逐大夫华弱使他逃往鲁国的应验。现在宫室火灾难道也有这种情况吗？希望陛下静默内省并追悔改革，停止再造的劳役，遵循前代的方法，这是天下的幸运。

又上书说：

遍观前代神圣的君主，喜欢听正直的言论，因为四海极其遥远，民间有隐情，不能全部照察，所以不论愚贱之人的言论都加以选择采用。这样朝廷才没有遗漏的政事，事物没有隐匿的情况，即使有奸佞之臣，邪谋也不能得逞。

我看到乙亥诏书，告诫不得越职言事，向四方宣告，无不惊疑困惑，往往私下议论，恐怕不是出于陛下的本意。因为陛下即位以来，多次下诏要求群臣尽力直言，让百官轮番应对，设置匦函，设立直言极谏科。现在诏书突然与以前不同，难道不是大臣蒙蔽陛下的聪明，堵塞忠良之口，不但亏损朝政，实际也是自取灭亡之道。采纳善言任用贤人，是宰相的职责，蒙蔽君主独断专行，没有不灭亡的。现在谏官、御史都出自他们门下，只迎合旨意，就能获得美官，众多士人充满朝廷，却闭口不敢说话。陛下沉默不语，凭什么完全了解天下的事情呢？

先前孔道辅、范仲淹刚直不屈，官至台谏，后来虽然改任其他官职，不忘进献谏言。这两位大臣不是不知道缄口几年，就可以稳坐公卿辅臣之位，而是不敢辜负陛下委任的心意。然而都遭受中伤，被流放贬谪而去，使正直之臣丧失勇气，刚直之士不敢说话，目睹时弊而不敢议论。

从前晋侯问叔向：“国家的祸患哪个最大？”叔向回答：“大臣保持俸禄而不尽力进谏，小臣畏惧罪过而不敢说话，下面的情况不能上达，这是最大的祸患。”所以汉文帝被女子的话感动而废除肉刑，汉武帝听取三老的议论而诛灭江充全族。肉刑是古代刑法，江充是近臣，女子三老，是愚昧衰老疏远到极点的人。因为道义所在，低贱的人也不可忽视，两位君主听从他们，后世称颂为圣明。何况国家设置爵位，列陈英才，本来应当要求他们尽忠，怎么可以教他们沉默呢？奖赏他们进谏，尚且担心他们不说话；惩罚敢于进言的人，谁肯进献谏言呢？情况闭塞，君主孤立危险，想到这里，令人惊惧！希望陛下发出德音，收回前诏，勤于采纳，下及草野之人，可以长久保持太平，保全近辅之臣。

不久考中进士，改任光禄寺主簿，任长垣县知县，升任大理评事，监在京店宅务。康定年间，河东发生地震，苏舜钦到匦院上疏说：

我听说河东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地面开裂，涌出的水毁坏了房屋和城墙，杀死百姓和牲畜共几十万，连续十几天没有停止。起初听到时感到惶恐惊疑。私下思考，从史书所记载的前代衰微丧乱的时代，也未曾有过这样的大灾变。如今四位圣明君主接连统治，内外安宁和平，戎狄和汉族交好，战争停息，本来与衰微丧乱的时代不同，为什么灾异的发生反而超过他们呢？况且妖异和祥瑞的出现，神灵确实主管着，各按类别昭示，未曾虚妄。天与人的感应，古今的借鉴，非常值得恐惧。难道是君主安于享乐、信任亲近的臣子而不省察政事吗？朝廷之上，有没有没有才能却贪图俸禄、暗中玩弄权势侵害君主事务的人呢？又或者施行的政策有不便利百姓的地方？深宫之中，有没有后妃不守礼法、用媚道进献的人？西北的羌族和夷人有没有背弃盟约、侵犯边境的意图？我从远方来，不知道近来的事情，心中怀疑而口中不敢说。所奇怪的是，朝廷看到这样的大灾异，不修正有缺失的政事，以顺应上天的警戒、安定民心，默默不关心，如同没有事情的时候。谏官、御史也没有听说他们呈上奏章说明灾害的缘由，来开启皇上的心意。然而百姓情绪汹汹，聚在一起议论纷纷，都有忧虑恐惧的神色。

我因为世代承受君主的俸禄，自身属于国家的臣民，蒙受恩泽滋养，长成这个身体，亲眼看到，心中思考，惊恐得流汗，想完全吐露肝胆，恭敬地上呈奏章。又看到范仲淹因为刚正耿直触犯奸臣，言论不被采纳而自身被贬谪，朝廷下诏天下，不许超越职权谈论事情。我不回避权贵，但一定害怕横遭中伤，对国事没有补益，因此自己悲伤叹息，不知怎么办。

后来在孟春之初，雷霆突然发作，我认为国家有缺失，众臣没有敢对陛下说的，只有上天反复告诫陛下。陛下果然能够颁布英明的诏书，允许群臣都能进献言论，我起初听到时欢喜雀跃。十天左右，颇有人议论政事，其中难道没有切中时弊的，但没听说朝廷举用并实行，这也是收取空话而不根植于实际效果。我听说只有诚心可以感应上天，只有实在可以安定百姓，如今感应上天不用诚心，安定百姓不用实际，只是散布空文，增加人的叹息罢了，将用什么来告谢神灵而挽救弊端祸乱呢！难道是大臣蒙蔽堵塞天子的听闻，不替陛下实行？难道是议论政事迂腐空疏无所采纳，不值得实行？我私下看到纲纪败坏，政教缺失，这样的事情很多，不能一一列举，谨条列两件大事禀告：

第一是端正内心。治国如同治家，治家的人先修养自身，修养自身先端正内心，内心端正则精神集中而万事治理。如今民间传说陛下近年稍微亲近俳优低贱之人，宴饮娱乐超过节度，赏赐过度。宴乐过度则放荡，赏赐过度则奢侈。放荡则政事不亲自处理，奢侈则用度不足。我私下观看国史，看到祖宗每天上朝，到日暮才结束，还坐在后苑，有人有事禀报，立刻召见对答，详细询问，小的善言也必定采纳。真宗末年身体不适，才开始隔日处理政事。如今陛下正值壮年，实在是宵衣旰食求治的时候，却隔日上殿，这是政事不亲自处理。又府库空虚枯竭，百姓少有积蓄，征收赋税，几乎没有空闲的日子。计算经费，是祖宗时的二十倍，这是用度不足。政事不亲自处理，用度不足，确实是国家的大忧患。我希望陛下修养自身来驾驭他人，清洗内心来观察事物，勤于听断，舍弃安逸，放弃优伶谐戏亲近的小人，亲近刚正明察耿直的良士。趁此灾变，考虑长远计划，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第二是选择贤才。明主在求贤上劳心，在任用上安逸，但满朝的士人不须全部选择，在于选择一两位辅臣以及御史、谏官罢了。陛下用人尚未谨慎选择。前些时候王随从吏部侍郎升为门下侍郎平章事，超越十级，又成为上相。这是非常的恩宠，必定等待非常的人才，而王随空虚平庸奸邪谄媚，不是辅相的器量，发布任命之后，舆论沸腾。所以疾病缠身，灾祸仍在国家，这也是天意爱惜我朝，陛下要明察啊！况且石中立不久前在朝中，以诙谐自任，士人有时有宴集，必定把他放在席间，听他的语言，作为谈笑之资。如今把他放在近辅位置，没听说他有好的谋略，众望很轻，人情所忽视，使得灾害屡次降临而朝廷不被尊重，大概近臣多是缺乏才能的人。陛下身边尚且如此，天下官吏可想而知。实在恐怕远方之人轻视中国，应当立即罢免，另外选择贤才。又张观为御史中丞，高若讷为司谏，二人都考中高第，颇以文词进用，而温和软弱，没有刚直敢言的气概。这都是执政提拔安置，想要他们谨慎沉默，不敢揭发他们的私事，有时有所言论，则必定暗中相互串通，旁人窥见，很是可笑。所以御史、谏官的职位，我想让陛下亲自选择，不让他们出自执政门下。台谏官既然得到合适的人，那么近臣不敢做错事，这是驾驭臣下的策略。

我认为陛下自身既然勤俭，辅政大臣、台谏官又都得到合适的人，那么天下何忧不治，灾异从何而生？希望陛下稍微留意。

范仲淹举荐他的才能，被召试，任集贤校理，监进奏院。舜钦娶了宰相杜衍的女儿，杜衍当时与范仲淹、富弼在执政，多引用当时知名人士，想要革新各种事务。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人觉得他们的做法不利。适逢进奏院祭祀神灵，舜钦与右班殿直刘巽擅自用卖旧纸的公钱召来歌妓乐工，在夜间会集宾客。王拱辰查得此事，暗示他的下属鱼周询等弹劾上奏，想借此动摇杜衍。事情交给开封府审讯治罪，于是舜钦与刘巽都因监守自盗被削职为民，同时与会的人都是知名之士，因牵连获罪被贬逐到四方的人有十多个。世人认为处罚过轻，而王拱辰等人正暗自高兴说：“我一网打尽了。”

舜钦被放逐后，寄居在吴中，他的友人韩维责备他世代居住在京城却离开都城，隔绝亲朋好友。舜钦回信说：

承蒙听说你责备我兄弟在京城，不按道义相聚，独自羁留外乡数千里，自取愁苦。我难道没有亲戚之情，难道不知道团聚的快乐吗？怎么肯舍弃安逸而甘愿愁苦呢！

先前在京城，不敢违逆他人的脸色，不敢议论时事，随波逐流，心志屈曲不得舒展，本来已经到极点了。不幸正处在嫌疑的地位，不能决然早日自己引退，以致招来不测的灾祸，被拽到下级官吏面前，没有人敢为我说话，朋友仇人如同一波，共同兴起诽谤议论。被废黜之后，喧嚣不止，更想把我置于死地才快意。来的人往往搜求我的言语，想要传播，好意同情我的几乎很少。所以闭门不敢与人相见，如同躲避兵寇。风俗如此苟且，怎么可以长久居住其中！于是超然远走，羁旅漂泊在江湖之上，不只是衣食的拖累，实在是稍微躲避陷阱。

况且亲属很多，收入微薄，持国（韩维字）你看到了。常相团聚，能不缺少衣食吗？不可以。能闭门常不与人接触吗？不可以。与人接触必定要说话，说话必定要往来，如果人人都像持国那样还可以，不如持国的必然会加深恶言，喧传上下，使我不能自己辩明，那么之前的事还不算严重。

即使没有这些事，也整天劳苦，应接不暇，寒暑奔走于尘土泥泞中，不能了结人事，瘦马饿仆，天天忙碌在都城受辱，让人指着脊背讥笑哀怜，又有什么脸面，怎么能不说是愁苦呢！

这虽然与兄弟亲戚相距遥远，但伏腊时节稍微充足，居室稍微宽敞，没有整天应接奔走的劳苦，耳目清静旷达，不设机关待人，心中安闲而身体舒放。傍晚而眠，临近中午而起，在静院明窗之下，罗列图书史籍琴樽来自我愉悦，有兴致就乘小船出盘、阊二门，在江山之间吟啸怀古。洲渚的茶、野酿足以消愁，菁鲈、稻蟹足以可口。又有很多高僧隐士，佛庙极好，家有园林，珍花奇石，曲池高台，鱼鸟留连，不知不觉天色已晚。

从前孔子作《春秋》而把吴国看作夷狄，又说：“我想居住在九夷。”看现在的风俗，乐善好施，知道我守道好学，都欣然愿意来交往，不把我当作罪人对待，即使孔子复生，也必定想居住在这里。拿彼此来比较，哪个合理呢！人生内心有自得，外有所适从，本来也是快乐了，何必高位厚禄，役使他人来供养自己，然后才算是快乐呢？如今虽然侨居此地，也如同在南北做官，怎么能与亲戚常相守呢！我窘迫，情势不能如持国所愿，一定让我尸骨填沟壑，肉喂豺虎，然后才认为安于义，多么残忍啊！《诗经》说：“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是说兄弟以恩情，急难时必定互相拯救。后面一章说：“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友生。”是说朋友崇尚道义，安宁的时候，以礼义相互琢磨。我与持国，是表兄弟。急难不相救，又在未安宁的时候，想以道义来雕刻我，即使是古人也不能接受，我想不回复，又怕浅薄了持国的情谊。

庆历二年，任湖州长史，去世。舜钦多次上书议论朝廷事务，在苏州买水石建沧浪亭，更加读书，时常在歌诗中抒发愤懑，其诗风豪放，往往使人惊叹。善于草书，每次酣酒后落笔，争相被人传抄。及至被贬而死，世人尤其惋惜。妻子杜氏，有贤德。

兄长舜元，字才翁，为人精明强悍，崇尚气节，作诗歌也豪健，尤其善于草书，舜钦比不上。官至尚书度支员外郎、三司度支判官。

尹源，字子渐，年少时博学强记，与弟弟尹洙都以文学知名，尹洙议论明辨，果敢有为。尹源自守退让，不矜持掩饰，有所发论就超过常人。起初因祖父恩荫补为三班借职，逐渐升为殿直。考中进士，任奉礼郎，累迁太常博士，历任知芮城、河阳、新郑三县，通判泾州。当时知沧州刘涣因擅自斩杀部卒获罪，降为知密州。尹源上书说：“刘涣为主将，部卒有罪不服，用鞭子抽打就呼喊万岁，刘涣斩杀他并不为过。因此贬谪刘涣，我恐怕边兵更加骄横，轻视主将，关系不小。”刘涣于是得以免罪。

曾作《唐说》及《叙兵》十篇上呈。其《唐说》说：

世人说唐朝灭亡是因为诸侯强大，这并不十分在理。削弱唐朝的，是诸侯。唐朝既然衰弱，而长久不灭亡，是因为诸侯维持它。燕、赵、魏首先扰乱唐朝制度，专据土地而治理，如同古代的封国，这是诸侯中的强者，然而他们都依靠唐朝来定轻重。为什么呢？假借王命来相互牵制就容易而顺利，唐朝虽然受害，也不能把他们排斥在外。所以河北顺从听命，则天下作乱的人不能实现其作乱；河北不顺从而变乱，则奸雄或许依附而起。德宗时，朱泚、李希烈终于实现僭越而最终败亡，田悦在前叛变，王武俊在后顺从。宪宗讨伐蜀地、平定夏州、诛杀蔡州、平定郓州，兵连四方而变乱不生，最终成就中兴之功，是因为田氏听命、王承宗归顺。武宗将要讨伐刘稹的叛乱，先正定三镇，断绝他们连横的计谋，而王命得以完成。如此二百年，奸臣逆子专国命的有，夷灭将相的有，而不敢窥伺帝位，不是力量不足，是畏惧诸侯的势力。

到广明之后，关东不再为唐朝所有，方镇互相侵伐的，还以王室为名义。到梁太祖占据河南，刘仁恭轻率作战而失败，罗氏归附，王镕请求结盟，这时河北的形势已经失去。梁人一举而取代唐朝拥有国家，诸侯不能与他相争，其形势就是这样。假使以僖宗、昭宗的衰弱，乘着黄巢、蔡州的祸乱，而田承嗣据守魏州，王武俊、朱滔据有燕、赵，强势力均，地域相连，其形势应无人敢先动手，何况并非正义之举？这样即使梁太祖暴虐，不过取霸于一方罢了，怎么能强行禅代天下？所以唐朝衰弱，是因为河北的强大；唐朝灭亡，是因为河北的衰弱。

有人说：“诸侯强大就会分割天子的权势，您为什么这样指责呢？”回答说：“秦朝、隋朝没有诸侯分割权势，但灭亡比唐朝还快，这又怎么说呢？”又问：“唐朝的灭亡难道不是因为君主失德吗？”回答说：“君主并非失德，而是才能不足罢了。它的灭亡，实际上是臣子导致的。请允许我详细说明：唐太宗从艰难中取得天下，他任用臣子时，听取他们的言论并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所以君臣互相亲近而达到天下太平。到了后世，君主看到太宗因此兴起，虽然他们的圣明比不上太宗，但任用臣子、纳谏的心思是一样的。君主有太宗的心思，臣子却不是太宗的臣子。君主听从臣下的意见，有时不能辨别他们的奸邪；臣下迷惑君主，无所不用其极，这就是失败的原因。为什么呢？君主只有一个而臣子众多，大圣的君主不会接连出现，而大奸的臣子却世代都有。大圣在上位，奸邪就无处容身，臣下没有不贤能的。如果君主的才能不能胜过臣子的奸邪，那么即使有贤能的人也不能进用了。这样，虽然还没有失德，实际上已经等同于失德了。唐明皇不是不想让天下像贞观之治那样，但他驾驭臣子的才能不能胜过李林甫的奸邪，于是有安禄山之祸。唐德宗不是不想平定暴乱、安定四方，但他君临天下的手段不能胜过卢杞的邪僻，于是有朱泚之变。到了唐僖宗、唐昭宗，他们的心思都想除去祸乱而趋于太平，但才能不及唐明皇、唐德宗，辅佐大臣的奸邪有时超过李林甫、卢杞，想要国家不灭亡，怎么可能呢！然而考察他们的事迹，君主难道有失德吗？当时天下并非没有贤才，而是君主不能主持听取意见。所以至贤的君主和失德的君主，他们的兴起和灭亡，都是自己导致的，这取决于君主。中等才能的君主，如果臣子中正直胜过奸邪，国家就治理安定；如果奸邪胜过正直，国家就祸乱灭亡，这取决于臣子。既然这样，那么唐朝的灭亡不是君主的作为，而是臣子的作为。”

他的《叙兵》中说：

唐朝杜牧在会昌年间河朔用兵时，曾写了几篇文章，向上论述历代军事的利害，接着谈论本朝治兵、任将的得失，向下参考当时的形势机宜。杜牧是儒生，地位不显赫，他的方略未曾实践过，但有见识的人认为杜牧懂得军事，即使是古代名将也不能超过他。现在看杜牧的著述，大致是深入探究当世的事务，不专门拘泥于古法，让当时的君主能够实行且容易取得成效，这是它的优点。

如今军队的利钝和唐代不同的原因，在于唐代从中世以来，诸侯都自行招募士兵进行训练，出攻入守，上下同心，所以讨伐淮西、青州、冀州、沧德、泽潞的叛乱，以至四面征讨夷狄，大致是借助外地军队来成就事情，朝廷派出的神策禁军，不过作为声援罢了，所以所到之处多有战功。

现在却不是这样，国家担忧前代藩镇的强大，将天下所招募的骁勇之士，全部集中到京师。虽然边塞各郡，大的地方登记士兵不超过几千人，每年防秋时，就用禁兵戍守，将帅权力轻而势力分散，军事行动往往由朝廷从中指挥。我认为这可以施用于太平无事之时，镇守中原，折服豪杰之心；但如果戎夷入侵，未必能取胜。为什么呢？军队主要在外部就勇敢，主要在内部就骄纵；勇敢产生于勤劳，骄纵产生于安逸。外兵所习惯的都是疆场战斗劳苦之事，生死之命由将帅控制，所以勇敢；勇敢而使用他们作战就多有利。内兵居住在京师，每天享受安逸，加上赏赐，不曾穿戴甲胄、手持戈戟，不知道将帅号令的严厉，所以骄纵；骄纵而让他们劳苦就会怨恨，用他们作战就多不顺利。

至于唐朝的过失，过失在于诸侯不受控制，不在于外兵强大，所以有骄横的将帅，很少听说有骄纵的士兵。现在的过失，过失在于将帅权力太轻，而外兵不足以应对敌人，内兵很少能发挥作用，所以有骄纵的士兵，没听说有骄横的将帅。而且唐朝所失的是形势，现在所失的是制度。形势是不得已的，制度是可以做而没有做的。

那么为当今谋划应当怎么办？我说：“稍微改革旧制，大量招募豪杰勇士，增加外兵的军籍，使他们足以作战御敌。以内兵作为声援，加重边将的职责，使他们专管一军的事务，而不得兼管州郡的权势，这样可以得到近利而免除后患。”

其余的的文章大多不录。

赵元昊侵犯定川堡，葛怀敏征发泾原兵救援他。张源这时任庆州通判，写信给葛怀敏说：“贼人倾国而来，他们的利益不在于城堡，兵法上有不能救援的情况，应该驻兵瓦亭，选择有利时机而后行动。”葛怀敏不听，因而战败。范仲淹、韩琦推荐他的才能，召他到学士院考试。张源一向不喜欢写赋，请求用论代替赋，主试者正以赋为进身之阶，不喜欢他的话，将他的文章评为下等，任命他为怀州知州，去世。

黄亢，字清臣，建州浦城人。他母亲梦见星陨落在怀中，捧起吞下，于是怀孕。黄亢小时候就特别聪颖过人，十五岁时，带着文章拜谒翰林学士章得象，章得象认为他很奇异。游览钱塘，赠诗给处士林逋，林逋尤其赞赏。当时王随任杭州知州，上奏将西湖禁为放生池，黄亢写了几百字的诗来讽谏，士人争相传诵。黄亢身材矮小，不修饰小节，对人粗野直率，好像不善于言辞。但好学强记，文章词语奇特宏伟。去世后，乡里人编辑他的文章为十二卷，号称《东溪集》。

黄鉴，字唐卿，与黄亢同乡，年少时聪慧过人。考中进士，补任桂阳监判官，任国子监直讲。同郡的杨亿特别赏识他的文词，邀请他到自己门下，从此知名。多次升迁至太常博士，任国史院编修官。曾下诏让馆阁官员到后苑赏花，而黄鉴特别被召参与。国史编成后，升任直集贤院。因母亲年老，出任苏州通判，去世。

杨蟠，字公济，章安人。考中进士，任密州、和州推官。欧阳修称赞他的诗。苏轼任杭州知州时，杨蟠任州通判，与苏轼唱和很多。平生写诗几千篇，后来任寿州知州，去世。

颜太初，字醇之，徐州彭城人，是颜回四十七世孙。年少时博学，有俊才，慷慨好义。喜欢写诗，多讥讽时事。天圣年间，亳州卫真县令黎德润被吏员诬告陷害，死在狱中，颜太初写诗为他申冤，读诗的人都认为他豪壮。文宣公孔圣祐去世，没有儿子，爵位袭封停止将近十年。当时有医生许希用针刺治好了宋仁宗的病，拜受赏赐后，向西拜扁鹊说：“不敢忘记老师！”皇帝封扁鹊为神应侯，在城西立祠。颜太初作《许希诗》，引用孔圣祐的事来讽谏在位者，又写信给参知政事蔡齐，蔡齐为他向皇上进言，于是让孔圣祐的弟弟袭封。山东人范讽、石延年、刘潜等人喜好豪放痛饮，不遵守礼法，后生多羡慕他们，颜太初作《东州逸党诗》，孔道辅很器重他。颜太初中进士后，任莒县尉，因事触犯转运使，投递弹劾文书后离职。很久以后，补任阆中主簿。当时范讽因罪被贬，同党都受牵连斥退，蔡齐和孔道辅推荐颜太初，进呈他曾经写的诗，召他到中书省考试，进言的人认为这些诗是嘲讽讥刺之辞，于是批复改任临晋主簿。

在此之前，有太常博士宋武任同州通判，与知州争执事务，愤怒而死，知州怨恨他，搜罗其子的罪状，其子发狂也死了，父子尸骨寄放在僧舍。当时知州正显贵，没有人敢伸冤，颜太初因事到同州，安葬了宋武父子，苏舜钦在墓左表记这件事。后来调任应天府户曹参军、南京国子监说书，去世。著有《洙南子》，他居住的地方在凫山、绎山之间，自称凫绎处士。有文集十卷，《淳曜联英》二十卷。

儿子颜复，嘉祐年间，本郡敦促遣送他到京师，召试舍人院，任奉议郎。

郭忠恕，字恕先，河南洛阳人。七岁就能诵读诗书、写文章，考中童子科及第，尤其擅长篆书和籀书。二十岁时，汉湘阴公征召他，郭忠恕拂衣急忙辞去。后周广顺年间，召为宗正丞兼国子书学博士，改任《周易》博士。

建隆初年，因酒醉在朝堂上与监察御史符昭文争执，御史弹劾他，郭忠恕呵斥御史台的吏员夺过奏章，撕毁它，因此被贬为乾州司户参军。又乘醉殴打从事范涤，擅自离开贬所，被削除名籍发配隶属灵武。此后，流落不再求仕进，多游历于岐、雍、京、洛之间，纵酒放荡，遇到人不论贵贱都呼为“苗”。有好的山水就停留，十天半月不能离开。有时一个多月不吃饭。盛夏烈日中暴晒，身体不沾汗；严冬凿开河水洗澡，旁边的冰凌融化解体，人们都认为他奇异。

尤其擅长绘画，所画的屋室重叠之状，极其精妙。多游历于王侯公卿之家，有人用美酒招待他，预先张挂绢素靠在墙壁上，乘兴就作画；如果心里不愿意而对方坚决请求，必定发怒离去，得到画的人都藏为珍宝。宋太宗即位后，听说他的名声，召他入朝，授任国子监主簿，赐给袭衣、银带、钱五万，安置在太学，命他刊定历代字书。

郭忠恕性情没有约束，放纵败坏法度，皇帝怜惜他的才能，常常优容他。他更加酗酒，肆意诽谤，时常擅自变卖官府物品取得钱款，下诏免死，判决杖刑后流放登州。当时是太平兴国二年。已经走到齐州临邑，对押送的吏员说：“我现在要死了！”于是用手挖地挖出一个坑，估量可以容纳自己的脸，俯身窥视坑中而死去，草草葬在路边。过了几个月，朋友取他的尸体准备改葬，他的身体很轻，空空的就像蝉蜕一样。他所订正的《古今尚书》和《释文》一并流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