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百零三文苑六

黄庭坚，字鲁直，洪州分宁县人。幼年时聪慧机敏，读书几遍就能背诵。他的舅舅李常到他家，取书架上的书问他，没有不通晓的，李常很惊讶，认为他进步神速。考中进士，调任叶县县尉。熙宁初年，参加四京学官考试，文章被评为最优，担任北京国子监教授，留守文彦博认为他有才能，让他留任。苏轼曾见到他的诗文，认为超然脱俗，独立于万物之上，世上很久没有这样的作品了，从此他的名声开始震动。任太和县知县，以平易近人的方式治理。当时推行盐税政策，各县争相增加税额，唯独太和县不这样做，官吏不高兴，但百姓觉得安定。

哲宗即位，召他任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一年后，升任著作佐郎，加集贤校理。《实录》编成后，升任起居舍人。遭母丧。黄庭坚性情极为孝顺，母亲病了一年，他日夜观察母亲的脸色，衣不解带。母亲去世后，他在墓旁搭建草庐守孝，哀伤过度几乎病危。服丧期满，任秘书丞，提点明道宫兼国史编修官。绍圣初年，出任宣州知州，改任鄂州知州。章惇、蔡卞与其同党认为《实录》多有诬陷之词，让前史官分别住在京城附近等待审问，摘出一千多条展示给他们，说没有证据。不久后院吏考订查阅，全都有依据，剩下的只有三十二条。黄庭坚写道“用铁龙爪治河，如同儿戏”，到这时首先被问及。他回答说：“我那时在北都做官，曾亲眼看见，确实是儿戏。”凡是有问的，他都直言回答，听说的人都认为他很有胆量。被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谏官还认为把他安置在好地方是违法。因为亲属避嫌，于是移往戎州。黄庭坚淡然处之，不把贬谪放在心上。蜀地的士人仰慕他并跟随他游学，他讲学不知疲倦，凡经他指点教授的人，写出的文章都值得一看。

徽宗即位，起用他监管鄂州税，签书宁国军判官，任舒州知州，以吏部员外郎征召，他都推辞不去。请求到地方任职，得以任太平州知州，到任九天后，被免职主管玉隆观。黄庭坚在河北时与赵挺之有微小嫌隙，赵挺之执政后，转运判官陈举迎合他的心意，呈上黄庭坚所作的《荆南承天院记》，指责他是幸灾乐祸，又被除名，羁押在宜州。三年后，移往永州，未接到命令就去世了，享年六十一岁。

黄庭坚的学问文章，是天性所得，陈师道说他的诗得法于杜甫，是学杜甫而又不刻意模仿。他擅长行书、草书，楷书也自成一家。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一起在苏轼门下求学，天下称为“四学士”，而黄庭坚在文章方面尤其擅长诗，蜀地和江西的士人把黄庭坚与苏轼相配，所以称“苏黄”。苏轼任侍从时，曾举荐他代替自己，推荐词中有“瑰丽奇伟的文章，当世绝妙，孝顺友爱的品行，可与古人相比”的话，对他如此看重。当初，他游览灊皖山谷寺、石牛洞，喜欢那里的山林泉水之胜，于是自号山谷道人。

晁补之，字无咎，济州钜野人，是太子少傅晁迥的五世孙，晁宗悫的曾孙。父亲晁端友，擅长作诗。晁补之聪明敏捷，记忆力强，刚懂事就能写文章，王安国一见就认为他奇特。十七岁时跟随父亲在杭州做官，汇集钱塘山川风物的美丽，写成《七述》拜见杭州通判苏轼。苏轼原先想写一篇赋，读后感叹说：“我可以搁笔了！”又称赞他的文章广博雄辩、俊逸雄伟，远远超过常人，必将在世上显达。因此名声大振。

考中进士，在开封府试和礼部别院试中都得第一。神宗阅读他的文章说：“这是深通经术的人，可以革除浮薄之风。”调任澶州司户参军，北京国子监教授。元祐初年，任太学正，李清臣推荐他适合在馆阁任职，召试后，任秘书省正字，升校书郎，以秘阁校理的身份任扬州通判，召回朝廷，任著作佐郎。章惇当政时，出任齐州知州，群贼白天在大街小巷抢劫。晁补之暗中打听到他们的姓名、窝藏处所都很详细，一天宴请宾客，召来贼曹，把计谋传授给他，酒席还没结束，就将贼人全部抓获，整个府城因此撤除警戒。因编修《神宗实录》失实获罪，降为应天府通判，又贬为亳州通判，后又贬监管处州、信州酒税。徽宗即位，又以著作郎征召。到京后，任吏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官。党争兴起，被谏官管师仁弹劾，出京任河中府知府，修建河桥方便百姓，百姓画他的像并立祠。调任湖州、密州、果州，于是主管鸿庆宫。回家后，修建归来园，自号归来子，淡忘仕进之心，仰慕陶潜的为人。大观末年，从党籍中除名，起用为达州知州，改任泗州知州，去世，享年五十八岁。

晁补之才气飘逸，好学不知疲倦，文章温润典雅、繁复华丽，其超逸奇丽出于天成。尤其精于《楚辞》，论集屈原、宋玉以来的辞赋作品，编成《变离骚》等三本书。安南用兵时，他写了《罪言》一篇，大意是要选择仁厚勇略的官吏担任五管郡守，以及修整沿海各郡的武备，议论的人认为他通达世务。堂弟晁咏之。

晁咏之，字之道，年少时就有奇才，凭借恩荫入仕。调任扬州司法参军，未上任。当时苏轼任扬州知州，晁补之任州通判，把晁咏之的诗文献给苏轼，苏轼说：“有这样才华的人，难道不让我见一面吗？”于是晁咏之备好参军之礼去拜见，苏轼下堂挽着他上来，回头对在座宾客说：“奇才啊！”又考中进士，又考中宏词科，一时之间他的文章被人传诵。任河中府教授，元符末年，应诏上书议论政事，被罢官。很久以后，任京兆府司录事，任期满后，提点崇福宫，去世，享年五十二岁，有文集五十卷。

秦观，字少游，又字太虚，扬州高邮人。年少时豪爽俊逸，慷慨之气洋溢于文词之间，考进士不中。志向远大，气盛，喜欢宏大而见奇，读兵书与自己的心意相合。在徐州拜见苏轼，作《黄楼赋》，苏轼认为他有屈原、宋玉的才华。又通过苏轼把自己的诗送给王安石，王安石也认为清新像鲍照、谢朓。苏轼勉励他应举以便奉养亲人，他才登第，调任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年，苏轼以贤良方正把他推荐给朝廷，任太学博士，校正秘书省书籍。升任正字，又兼国史院编修官，上任之日有砚墨器币的赏赐。

绍圣初年，因党籍获罪，出京任杭州通判。因御史刘拯弹劾他增减实录，贬监管处州酒税。使者迎合上司意旨，伺察他的过失，后来没有所得，就以他请假写佛经为罪名，削去官秩，流放郴州，接着编管横州，又流放雷州。徽宗即位，恢复宣德郎，放还。行至藤州，出游华光亭，为客人述说梦中作的长短句，要水喝，水送到时，他看着水笑着去世了。他事先自作挽词，词语极其哀伤，读者为之悲伤。享年五十三岁，有文集四十卷。

秦观擅长议论，文辞华丽而思虑深刻。他死后，苏轼听到消息叹息说：“少游不幸死在路上，可悲啊！世上哪里还有这样的人呢！”弟弟秦觌字少章，秦覯字少仪，都能写文章。

张耒，字文潜，楚州淮阴人。幼年聪颖异常，十三岁能写文章，十七岁时作《函关赋》，已传诵人口。在陈地游学，学官苏辙喜爱他，因此得以跟从苏轼游学，苏轼也深深了解他，称赞他的文章浩瀚平实，有一唱三叹的韵味。

二十岁考中进士，历任临淮主簿、寿安尉、咸平县丞。入京任太学录，范纯仁以馆阁推荐他参加考试，升任秘书省正字、著作佐郎、秘书丞、著作郎、史馆检讨。在三馆任职八年，坚持道义自守，淡泊自如。升任起居舍人。绍圣初年，请求到地方任职，以直龙图阁身份任润州知州。因党籍获罪，调任宣州知州，贬监管黄州酒税，调任复州知州。徽宗即位，起用为黄州通判，任兖州知州，召为太常少卿，刚几个月，又出京任颍州知州、汝州知州。崇宁初年，又因党籍落职，主管明道宫。当初，张耒在颍州，听到苏轼去世的消息，为他穿丧服守丧，谏官因此弹劾他，于是贬为房州别驾，安置在黄州。五年后，得以自由行动，住在陈州。

张耒仪表非常伟岸，有雄才，笔力极为雄健，尤其擅长骚体词赋。当时二苏及黄庭坚、晁补之等人相继去世，唯独张耒在世，向他求学的人很多，他分日载着酒食招待他们。教导别人写文章以说理为主，曾著论说：“从《六经》以下，直到诸子百家、骚人辩士的论述，大体上都是作为寄托道理的器具。所以学文的开端，急于明白道理，如果只知道文而不致力于理，想要追求文的工巧，世上从来没有过。把水决开于长江、黄河、淮河、大海，顺着河道流淌，浩浩荡荡，日夜不停，冲击砥柱山，越过吕梁山，奔放到江湖而汇入大海，它舒缓时成为涟漪，鼓动时成为波涛，激荡时成为飙风，愤怒时成为雷霆，蛟龙鱼鳖，喷涌出没，这是水的奇变。水最初难道是这样的吗？顺着河道而决开它，因它所遇到的而产生变化。沟渠向东决开则西边枯竭，下面满则上面虚，日夜激荡它，想要看到它的奇变，它所能到达的，不过是青蛙、蚂蟥的把戏罢了。长江、黄河、淮河、大海的水，是道理通达的文章，不追求奇而奇自然到来。激荡沟渠而追求水的奇变，这是没有见到道理，而想用言语词句为奇，反复品味咀嚼，最终也没有，这是文章的陋劣。”学者认为这是至理名言。作诗晚年更加追求平淡，效仿白居易体，而乐府诗效仿张籍。

长期闲居，家境更加贫困，郡守翟汝文想为他买公田，他辞谢不接受。晚年监南岳庙，主管崇福宫，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建炎初年，追赠集英殿修撰。

陈师道，字履常，又字无己，彭城人。年少时好学苦志，十六岁时，拿文章拜见曾巩，曾巩一见就认为他奇特，答应他以文章著称，当时的人还不了解他，便留下他受业。熙宁年间，王氏经学盛行，陈师道内心不赞同其学说，于是断绝了进取的念头。曾巩掌管五朝史事，得以自己选择下属，朝廷因为他是一介平民而感到为难。元祐初年，苏轼、傅尧俞、孙觉推荐他的文章品行，起用为徐州教授，又因梁焘推荐，任太学博士。谏官说他曾在任上越境去南京见苏轼，改任颍州教授。又有人议论他并非科举出身，被罢官回家。调任彭泽县令，不去赴任。家中一向贫穷，有时整天断炊，妻子儿女面带怒色，他也不在意。很久以后，召为秘书省正字，去世，享年四十九岁，友人邹浩买棺材安葬了他。

陈师道高洁耿介有节操，安于贫困，乐于道义。在诸经中尤其精通《诗》《礼》，写文章精深典雅。喜欢作诗，自称学黄庭坚，到了高处，有人说超过黄庭坚，但稍不如意，就烧掉，现在存留的只有十分之一。世人只喜欢诵读他的诗文，至于他深奥的学问和高尚的品行，或许没有人知道。他曾为黄楼作铭，曾巩认为像秦代的石刻。

当初，在京城待了一年多，从未去过一次权贵之门。傅尧俞想认识他，先向秦观打听，秦观说：“这个人不是那种拿着名帖、看人脸色、在公卿门前等候的人，恐怕很难请到。”傅尧俞说：“这不是我所希望的，我将去见他，但担心他不肯见我，你能替我在陈君面前引荐吗？”知道陈师道贫穷，傅尧俞怀揣金钱想作为馈赠，等到了那里，听了他的议论，更加敬畏，不敢拿出钱来。章惇在枢密院任职时，想向朝廷推荐他，也托秦观延请招致。陈师道回复说：“承蒙来信，告知章公屈尊降贵，以礼相招，不才我怎能得到这样的待遇，难道是秦侯欺骗了您吗？公卿不礼贤下士，已经很久了，如今却特别出现在当今，而且亲身对我，还有比这更幸运的吗？我虽然不足以列入士人之列，也应当跟随秦侯之后，顺承风旨以成就章公的美名。然而先王的制度，士人如果不拿着礼物作为臣属，就不会去拜见王公，这是为了成全礼制，而它的弊端必然会发展到自我出售，所以先王谨慎地对待开端来加以防范，而作为士人世代遵守。我对章公，先前有贵贱的嫌疑，后来又没有旧交，虽然可以拜见，但礼制可以废弃吗？况且章公招纳我，大概是因为我能遵守小小的礼节，如果冒昧触犯法义，听到命令就奔走门下，那就失去了被招纳的原因，章公又有什么可取的呢？尽管如此，还有一点，希望他日章公功成身退，头戴幅巾东归，我会驾着劣马，乘着下泽车，在东门外等候您，也不算晚。”等到章惇做了宰相，又向他致意，他最终也没有前往。在颍州做官时，苏轼任知州，对他以特别的礼遇相待，想让他列入门弟子之间，而陈师道赋诗有“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的句子，他的自守节操如此。

陈师道与赵挺之是连襟，一向厌恶赵挺之的为人。正好赶上郊祀行礼，天气非常寒冷，他没有棉衣，妻子就向赵挺之家去借，他问明衣服从哪里来的，便退回去不肯穿，于是因寒疾病死。

李廌，字方叔，他的祖先从郓州迁到华州。李廌六岁时成了孤儿，能自我奋发自立，稍大一点，以学问在乡里著称。他到黄州拜谒苏轼，呈上文章请求指教。苏轼说他笔墨恣肆奔放，有飞沙走石的气势，拍着他的背说：“你的才能，可以敌过万人，如果再以高尚的节操来砥砺，那就没有人能抵挡了。”李廌再拜接受教诲。他家中一向贫困，三代人都没有安葬，一天晚上，他抚摸着枕头流泪说：“我学习的是忠孝之道，而亲人未能安葬，还学什么呢！”天亮后告别苏轼，打算客游四方，以完成这件事。苏轼脱下衣服相助，又作诗来劝勉有风义的人。于是不到几年，他竭尽全力将累世三十多口灵柩全部运回，安葬在华山下，范镇为他写了墓志铭来赞美他。他更加闭门读书，又过了几年，再次见到苏轼，苏轼阅读他的著作，感叹说：“这是张耒、秦观一类的人啊。”

李廌参加乡试后到礼部考试，苏轼主持贡举，遗漏了他，作诗自责。吕大防感叹说：“有司考试，竟然失去了这样的奇才！”苏轼与范祖禹商量说：“李廌虽然身在山林，但他的文章有锦衣玉食之气，把奇宝丢弃在路旁，是古人所感叹的，我们怎能没有留意呢！”准备一同向朝廷推荐，不久，两人相继离开朝廷，没有办成。苏轼去世后，李廌哭得十分悲痛，说：“我惭愧不能为知己而死，至于侍奉老师的勤勉，我岂敢因生死而隔阂！”于是赶到许州、汝州一带，选好地占卜安葬之处交给苏轼的儿子，作文祭奠说：“皇天后土，鉴察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归还万古英灵之气。”词语奇特雄壮，读者为之震惊。中年以后断绝了进取的念头，认为颍州是人才荟萃之地，才定居长社，县令李佐和同乡人买房安置他。去世时，五十一岁。

李廌喜欢议论古今治乱，条理清晰曲折，善辩而合乎事理。在喧嚣混乱仓促之间，好像不经意，但斜视起身，落笔如飞驰。元祐年间朝廷征求直言，他上《忠谏书》、《忠厚论》并献《兵鉴》二万言论及西部边事。朝廷擒获羌人首领鬼章，准备处以死刑，李廌深入论述利害，认为杀了他没有益处，希望加以宽大，当时认为他的话是对的。

刘恕，字道原，筠州人。父亲刘涣，字凝之，任颍上县令，因刚直不能侍奉上司，弃官离去。在庐山南面安家，当时五十岁。欧阳修与刘涣是同年进士，敬重他的节操，作《庐山高》诗来赞美他。刘涣在庐山住了三十多年，居室简陋，只有粥饭充饥，但心灵游于尘世之外，超然没有忧愁之意，得以寿终。

刘恕从小聪慧，读书过目成诵。八岁时，座中有客人说孔子没有兄弟，刘恕应声说：“以其兄之子妻之。”满座都很惊异。十三岁时，想应考制科，从别人那里借来《汉书》、《唐书》，一个月就都归还了。拜见丞相晏殊，向他请教问题，反复诘难，晏殊回答不上。刘恕在钜鹿时，晏殊召他到府中，以厚礼相待，让他讲《春秋》，晏殊亲自率领官属前去听讲。未满二十岁，考中进士，当时有诏令，能讲经义的人另外奏名，应诏的只有几十人，刘恕用《春秋》、《礼记》应对，先列出注疏，其次引用先儒的异说，最后以自己的见解作论断，一共二十个问题，回答都是这样，主考官感到惊异，提拔他为第一名。其他文章也列入高等，但廷试没有中格，又下放到国子监考试讲经，再次获得第一，于是赐予进士出身。调任钜鹿主簿、和川令，揭发奸邪，当时能干的官吏自认为比不上。刘恕为人重义气，信守诺言。郡守得罪被弹劾，下属官吏都牵连下狱，唯独刘恕抚恤他的妻子儿女，如同自己的骨肉，又当面指责转运使深文周纳、严词诋毁。

刘恕非常喜好史学，从太史公所记载的，下到周显德末年，纪传之外以至私人记载、杂说，无所不读，上下几千年间，大小事情，了如指掌。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英宗命他自行选择馆阁英才一起编修。司马光回答说：“馆阁中文学之士固然很多，至于专门精通史学的，我所知道的，只有刘恕而已。”立即召为书局同僚，遇到史事纷繁错杂难以处理的，就委托给刘恕。刘恕对魏、晋以后的事，考证差错谬误，最为精详。

王安石与刘恕有旧交，想提拔他到三司条例司。刘恕以不熟悉钱谷为借口推辞，并说天子正把大政托付给公，应该弘扬尧、舜之道来辅佐明主，不应当以利为先。又逐条陈述所更改的法令不合人心之处，劝他恢复旧制，甚至当面指责他的过失，王安石发怒，脸色变得像铁一样，刘恕毫不屈服。有时在大庭广众之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的过失无所回避，于是与他断绝往来。当王安石掌权时，呼吸之间就能决定祸福，那些高谈阔论的人，起初与他不同而最终依附他，当面赞誉而背后诋毁他，口头上顺从而心里反对的，到处都是。刘恕激奋刚烈无所顾忌，直接指出事情，得失毫不隐瞒。

司马光出任永兴军知军，刘恕也因父母年老，请求担任南康军酒税监官以便就近奉养，允许他在任上修书。司马光判西京御史台，刘恕请求去见司马光，留了几个月才回来。路上得了风挛病，右手右脚残废，但苦学如旧，稍有空闲，就修书，病重才停止。官至秘书丞，去世，时年四十七岁。

刘恕做学问，从历法、地理、官职、姓氏到前代公府的案牍，都拿来审察考证。寻访书籍不远数百里，亲自去阅读并抄写，几乎忘了吃饭睡觉。和司马光游览万安山，路旁有碑，读后知道是五代列将，人们所不知道名字的人，刘恕能说出他行事的始终，回去核对旧史，果然是这样。宋次道任亳州知州，家中藏书很多，刘恕绕道去借阅。宋次道每天准备饮食尽主人之礼，刘恕说：“这不是我来的目的，反而耽误我的事。”全部撤去。独自关在阁中，昼夜口诵手抄，住了十天，把那些书看完了才离开，眼睛因此而昏暗。著有《五代十国纪年》以仿效《十六国春秋》，又采集上古以来到周威烈王时期的事，《史记》、《左传》所没有记载的，编成《通鉴外纪》。

家中一向贫穷，无法供给美味食物，但他从不妄取别人一毫。从洛阳南归时，正值冬天，没有御寒衣物。司马光送他衣袜和旧被褥，推辞不掉，勉强接受后告别，走到颍州，全部封好退还。特别不信佛家之说，认为一定没有这种事，说：“人如同住在旅店，一件东西都不能缺少，离开时就全部丢弃了，难道能带着随身走吗？”喜欢攻击别人的过失，常自我反省平生有二十个过失、十八种弊端，写文章自我警戒，但最终也未能改正。

他死后七年，《资治通鉴》完成，追录他的功劳，让他的儿子刘羲仲担任郊社斋郎。次子刘和仲有超逸之才，作诗清深奥妙，刻苦磨砺想自成一家，作文仰慕石介，有侠气，也早逝。

王无咎，字补之，建昌南城人。考中进士，任江都尉、卫真主簿、天台令，弃官跟随王安石学习，时间长了，无法养活妻子儿女，又调任南康主簿，不久又弃官而去。喜爱读书勤学，寒暑行旅从不稍停，所到之处求学的人归附他，来来往往常有几百人。王安石执政时，王无咎到京城，士大夫多与他交游，有人与他为邻以考问经书质疑。但他与人很少合得来，常闭门读书，只有与王安石的言论相合。王安石上奏章推荐他才学品行完备，守道安贫，而长久被弃置不用，下诏任命为国子直讲，任命未下就去世了，终年四十六岁。

蔡肇，字天启，润州丹阳人。能作文，最长于歌诗。起初事奉王安石，被器重。又跟从苏轼交游，声誉更加显扬。考中进士，历任明州司户参军、江陵推官。元祐年间，任太学正，通判常州，召为卫尉寺丞，提举永兴路常平。徽宗初年，入朝任户部员外郎，兼编修国史，言官弹劾他学术反复无常，出为提举两浙刑狱。张商英执政时，引荐为礼部员外郎，进升起居郎，拜中书舍人。此前，考试三题，通常以宰相上马作为时间限制，蔡肇提笔立即写成，不加修饰，张商英读后击节叹赏。才过一个月，因起草御史幸义的责词不称旨，被贬为显谟阁待制、知明州，言官又弹劾他包藏异心，非议辟雍认为不应当设立，被夺职，提举洞霄宫。逢赦免，复职，去世。

李格非，字文叔，济南人。他幼年时，非常聪慧警悟。有司正以诗赋取士，李格非独独用心经学，著《礼记说》达数十万字，于是考中进士。调任冀州司户参军，试学官，任郓州教授，郡守因他贫穷，想让他兼任其他官职，他推辞不干。入补太学录，再转博士，因文章受到苏轼赏识。曾著《洛阳名园记》，说“洛阳的盛衰，是天下的治乱的征兆”。后来洛阳被金人攻陷，人们认为他有先见之明。绍圣年间设立机构编修元祐奏章，任他为检讨，他推辞不就，违背了执政者的心意，出为通判广信军。有个道士谈论人的祸福有时说中，出门必乘车，民众迷信，李格非在路上遇到他，喝令左右把车中的道士抓来，彻底查究他的奸邪，杖责后驱逐出境。召为校书郎，迁著作佐郎、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刑狱，因党籍罢免，去世，享年六十一岁。

李格非苦心致力于词章，凌厉直前，无论难易可否，笔力从不迟滞。他曾说：“文章不可以随便写，如果诚意不显露，就不能工巧。况且晋人能文的人很多，到刘伶《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字字如从肺肝中流出，于是高步于晋人之上，这是因为诚意显著啊。”妻子王氏，是王拱辰的孙女，也善写文章。女儿李清照，诗文尤其在当时被人称道，嫁给赵挺之的儿子赵明诚，自号易安居士。

吕南公，字次儒，建昌南城人。对于书无所不读，对于文不肯缀辑陈词滥调。熙宁年间，士人正推崇马融、王肃、许慎的学问，剽窃补缀临摹的技艺盛行，吕南公估量不能追随时好，一次礼部考试不顺利，便退居筑室灌园，不再有进取之意。更加著书，并且借史笔来褒善贬恶，于是以“衮斧”命名自己的书斋。他曾说：“士人如果不得已要发言，那么文章不能不工巧，因为意有余而文采不足，就像口吃的人争辩，未必不是心中空虚，道理未必不正，然而有时理亏，是因为没有言辞帮助而已。”纵观有文字以来，特立独行的人，没有不善文的。士人如果没有立志则罢，如果一定有志向，那么文章怎能卑贱地写呢？所以毅然尽心，想与古人并列。

元祐初年，设立十科推荐士人，中书舍人曾肇上疏，称赞他读书作文，不从事世俗之学，安于贫困坚守道义，志向仰慕古人，能够充任师表科，当时朝廷大臣也多有称赞。商议想要任命他官职，还没来得及就去世了。遗留的文章叫《灌园先生集》，流传于世。

郭祥正，字功父，太平州当涂人，母亲梦见李白而生下他。年少时就有诗名，梅尧臣正名扬一时，见到他感叹说：“天才如此，真是李白的后身啊！”考中进士，熙宁年间，任武冈知县，签书保信军节度判官。当时王安石当权，郭祥正上奏请求天下大计专听王安石处置谋划，有不同意见的人，即使是大臣也应当贬退。神宗看了感到惊异，一天问王安石说：“你认识郭祥正吗？他的才能似乎可以任用。”拿出他的奏章给王安石看，王安石耻于被小臣推荐，于是极力陈述他没有品行。当时郭祥正跟随章惇征辟做察访，听说了这件事，就以殿中丞身份退休。后来再次出仕，任汀州通判。任端州知州，又弃官离去，隐居在县里的青山，去世。

米芾，字元章，吴地人。因为母亲侍奉宣仁皇后藩邸的旧恩，补任浛光尉。历任雍丘知县、涟水军知军，太常博士，无为军知军，被召为书画学博士，在便殿赐对，进献他儿子米友仁所作的《楚山清晓图》，升任礼部员外郎，出京任淮阳军知军。去世，享年四十九岁。

米芾写文章奇特险峻，不沿袭前人的轨迹。特别擅长书法，沉着而飞扬，得到王献之的笔意。画山水人物，自成一派，尤其擅长临摹，以至于可以乱真无法分辨。精于鉴赏，遇到古代器物书画就极力求取，一定要得到才罢休。王安石曾经摘取他的诗句写在扇子上，苏轼也喜欢称赞他。他穿戴仿效唐人，风度潇洒，声音清朗流畅，所到之处人们聚拢观看。而他好洁成癖，甚至不与人共用毛巾器皿。所作所为怪诞，时有可以传为笑谈的事。无为州治所有块巨石，形状奇丑，米芾见了大喜说：“这足以受我跪拜！”穿戴衣冠朝拜它，称它为兄。又不能随俗俯仰，所以做官多次困顿。曾经奉诏仿写《黄庭》小楷作周兴嗣《千字韵语》。又进入宣和殿观看宫内所藏，人们认为这是恩宠。

儿子米友仁，字元晖，勤力学问爱好古物，也擅长书画，世人称小米，官至兵部侍郎、敷文阁直学士。

刘诜，字应伯，福州福清人。考中进士，历任莆田主簿、庐江知县。崇宁年间，任讲议司检讨官，升任军器监丞、大理寺丞，大晟府典乐。刘诜通晓音律，曾经进献历代雅乐的因袭变革以及宋代制作的意旨，所以把乐事委托给他。他又说：“《周官》大司乐禁止淫声、慢声，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放郑声’。如今燕乐的音乐，失于高亢急促，曲调的歌词，至于鄙俗俚浅，恐怕不足以召致和气。宋是火德，音乐崇尚徵调，徵调不可缺失。臣考察古制，旋转十二宫用七声，得到正徵一调，希望陛下裁取。”徽宗说：“你说得对，五声缺一不可，《徵招》《角招》是君臣相悦的乐曲，这是我想听而没人说的，你应当为我掌管这件事。”另一天，宫中拿出两件古钟，下诏执政大臣召刘诜在都堂校勘，刘诜说：“这和现在的太簇、大吕音律相合。”命人取来大晟钟敲击，果然相应。又说：“钟敲击后没有余韵，不如石磬的声音，《诗经》所说‘依我磬声’，是说它清亮而安定。”再取来配合，声音更加和谐。历任宗正、鸿胪、卫尉、太常寺少卿，编纂《续因革礼》，去世。

刘诜为母亲守丧尽礼，墓旁长出双芝，人们认为是孝心感动所致。

倪涛，字巨济，广德军军人。幼年就能写文章，博学强记。十五岁，考试太学第一，于是考中进士，调任庐陵尉、信阳军教授。入朝任太学正，秘书省校书郎、著作佐郎，司勋、左司员外郎。朝廷商议要对燕云用兵，大臣们争先决策，为巩固自身地位，都心里知道不可行，却没人敢说一句话，只有倪涛说这样做不对。并且说：“景德以来，辽朝遵守盟约不侵犯边境，盟誓还在，不可改变。天下长久太平，士人不熟习战事，军需又不足，不要轻易议论以致留下后患。”王黼发怒说：“你敢阻挠军事吗！”于是言官弹劾他鼓动造谣，贬为监朝城县酒税，又调任茶陵船场，去世，享年三十九岁。他死的第二年，金人侵犯京城，朝廷想起倪涛的话，授予他一个儿子官职。有《云阳集》流传于世。

李公麟，字伯时，舒州人。考中进士，历任南康、长垣尉，泗州录事参军，因陆佃推荐，任中书门下后省册定官、御史检法。喜好古物，博学，擅长作诗，认识很多古字，自夏、商以来的钟、鼎、尊、彝，都能考定时代次序，辨别推测铭文，听说一件妙品，即使花费千金也不顾惜。绍圣末年，朝廷得到玉玺，交付礼官和各位儒者讨论，人人说法不同。李公麟说：“秦朝玉玺用蓝田玉，如今玉色正青，以龙、蚓、鸟、鱼为文字，写着‘帝王受命之符’，玉质非常坚硬，非昆吾刀、蟾肪不能加工，雕刻之法已经失传，这真是秦朝李斯所作无疑。”议论因此确定。

元符三年，患病痹症，于是退休。归老之后，在龙眠山岩壑间纵情山水。一向擅长绘画，自己创作《山庄图》，成为世上珍宝。描摹人物尤其精妙，有见识的人认为他是顾恺之、张僧繇以下的人物。胸襟气度超逸，名士交口称赞，黄庭坚认为他的风流不减古人，然而因画受累，所以世人只以技艺流传。

周邦彦，字美成，钱塘人。疏放俊逸不拘小节，不被州里推重，但博览百家之书。元丰初年，游历京城，进献《汴都赋》一万多字，神宗感到惊异，命侍臣在迩英阁宣读，召他到政事堂，从太学诸生直接任命为正，过了五年没有升迁，更加致力于辞章。出京任庐州教授，任溧水知县，回朝任国子主簿。哲宗召见，让他诵读前赋，授秘书省正字。历任校书郎、考功员外郎，卫尉、宗正少卿，兼议礼局检讨，以直龙图阁任河中府知府。徽宗想要让他完成礼书，又留任。过了一年，才任隆德府知府，调任明州，入朝任秘书监，升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不久，任顺昌府知府，调任处州，去世，享年六十六岁，赠官宣奉大夫。

周邦彦喜好音乐，能自己创制曲调，制作乐府长短句，词韵清新华美，流传于世。

朱长文，字伯原，苏州吴人。不满二十岁，考中进士乙科，因脚病不肯参加吏部铨选，在乐圃坊筑室，著书阅读古物，吴地人受他感化而变得贤良。地方官到任，没有不先拜访他，咨询政务急需，士大夫经过的人以不到乐圃为耻，名声震动京城，公卿推荐他代替自己职位的人很多。元祐年间，被起用为乡里教授，召为太学博士，升秘书省正字。元符初年，去世。哲宗知道他清廉，赐绢百匹。

有文章三百卷，对《六经》都作了解说。又著有《琴史》，并在序言中简略说：“正逢朝廷成就太平功业，制作礼乐，比隆商、周，那么这本书，难道是空文吗！”他立志如此。

刘弇，字伟明，吉州安福人。儿时机警聪颖，每日诵读一万多字。考中元丰二年进士，接着又考中博学宏词科。历任官至嘉州峨眉知县，改任太学博士。元符年间，南郊祭天，刘弇进献《南郊大礼赋》，哲宗看了为之动容，认为司马相如、扬雄再世，授秘书省正字。徽宗即位，改任著作佐郎、实录院检讨官，因病在任上去世。

刘弇年少时嗜酒，不拘小节。写文章剔除瑕疵，卓越不凡。有《龙云集》三十卷，周必大为他的文集作序，说“庐陵自从欧阳文忠公以文章继承韩文公正传，于是成为一代儒宗，继承他的人是刘弇”。他们相互推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