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四牛弘等

牛弘，字里仁，是安定郡鹑觚县人，原本姓裛氏。祖父牛炽，曾任郡中正。父亲牛允，是北魏的侍中、工部尚书、临泾公，被赐姓为牛氏。牛弘还在襁褓中时，有个相面的人见到他，对他父亲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显贵，要好好抚养他。”长大后，牛弘须貌很伟岸，性情宽厚，好学博闻。在北周时，他从家中被征召，担任中外府记室、内史上士。不久转任纳言上士，专门掌管文书，很有美名。加授威烈将军、员外散骑侍郎，负责编修起居注。后来承袭了临泾公的爵位。宣政元年，转任内史下大夫，升为使持节、大将军，仪同三司。开皇初年，升任散骑常侍、秘书监。牛弘因为典籍多有散失，上表请求开通献书的途径，表文说：

经籍的兴起，由来已久。卦象开始于伏羲，文字产生于仓颉。圣人用来弘扬宣导、教导百姓，博通古今，在朝廷上宣扬，在时下传播。所以尧被称为至圣，仍考察古道而行事；舜是大智，还观察古人的法象。《周官》记载外史掌管三皇五帝的书籍，以及四方的志书。武王问黄帝、颛顼之道，太公说：“在《丹书》中。”由此可知，握有符命、统治天下，拥有国家的人，何尝不以《诗》《书》为教，凭借礼乐而成功呢？从前周德衰微后，旧经被弃置。孔子以大圣之才，开创素王的事业，效法先王，祖述前圣，制定《礼》，刊定《诗》，端正五始而修撰《春秋》，阐发《十翼》而弘扬《易》道。治理国家、立身处世，都作为典范和法则。等到秦始皇统治天下，吞灭诸侯，任用威力，做事不效法古人，开始下达焚书的命令，实行偶语（谈说《诗》《书》）的刑罚。先王典籍，被扫荡殆尽。本源既然已经灭亡，国家也随之颠覆。臣根据图谶来说，经典的盛衰，确实有征验和定数。这是书籍的第一次灾难。汉朝兴起，改变秦朝的弊端，崇尚儒术，建立藏书之策，设置校书之官，墙壁山岩中，往往间或发现典籍。外朝有太常、太史的藏书，内廷有延阁、秘书的府库。到孝成帝时，散失的还很多，派谒者陈农到天下搜求遗书，诏令刘向父子校订篇籍。汉代的典籍文章，在此时最为兴盛。到王莽末年，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全都化为灰烬。这是书籍的第二次灾难。光武帝继位复兴，尤其重视经籍，没等下车，就先寻求文雅之士。于是鸿生巨儒，相继聚集，怀藏经书、背着书帙，不远千里而来。肃宗亲自到讲习场所，和帝多次驾临书林，那些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牒堆积，比以前更多。到孝献帝迁都，吏民扰乱，图书缣帛，都被取来做帷帐和行囊。所收集向西运去的，只有七十多车。当时西京大乱，一下子全都焚烧荡尽了。这是书籍的第三次灾难。魏文帝取代汉朝，重新收集经典，都藏在秘书、内外三阁，派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当时议论的人，赞美他能够辨别类别。晋朝承继，文籍更加广泛。晋秘书监荀勖审定魏《内经》，又著《新簿》。虽然古文旧简，仍有缺失，但新章后录，已经收集了很多，足以弘扬正道，训范当世。到刘渊、石勒侵陵，京城覆灭，朝廷的典章制度，从此失去。这是书籍的第四次灾难。永嘉之后，反贼（五胡）竞相兴起。他们占据黄河、洛阳，跨越秦、赵等地。论他们建国立家，虽然传有名号，但典章礼乐，寂灭无闻。刘裕平定姚秦，收集其图书，五经子史，才四千卷，都是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僭伪之盛，没有超过二秦的，以此而论，就明白了。所以知道衣冠礼法、图画记注，在播迁之余，都归于江左。晋、宋之际，学艺很多，齐、梁之间，经史更加兴盛。宋秘书丞王俭，依照刘氏《七略》，撰成《七志》。梁人阮孝绪，也撰《七录》。总计其书籍数量，三万多卷。到侯景渡江，攻破梁室，秘书省的经籍，虽然遭受兵火，但文德殿内的书史，依然存在。萧绎占据江陵，派将攻破平灭侯景，收集文德殿的书，以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多卷，全都送到荆州。所以江表的图书，从此全都汇集到萧绎那里。到周师进入郢城，萧绎把它们全部焚烧在外城，所收的只有十分之一二。这是书籍的第五次灾难。后魏从幽方起家，迁都到伊、洛，每天忙碌，经籍阙如。北周在关右创业，战车未息。保定初年，书籍只有八千，后来加以收集，才满万卷。高氏占据山东，最初也采访征集，检验其本目，残缺仍多。等到东夏刚平定，获得其经史，四部重杂，三万多卷。所增加的旧书，不过五千卷而已。现在皇上（指隋文帝）的御书单本，合计一万五千多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比起梁朝原来的目录，只有其一半。至于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更加稀少。臣以为经书从孔子之后，直到当今，年岁超过千年，多次遭受五厄，兴集之期，正逢圣世。臣伏惟陛下受上天明命，君临天下，功绩无人能比，德行超越往古。自从华夏分裂，伦常败坏，其间虽然霸王更迭兴起，但世难未平，想要崇尚儒业，时机还未成熟。如今疆域超过三王，民众繁盛超过两汉，有人有时，正在今日。正应当大力弘扬文教，使民俗升平，而天下图书，仍有散失，这不能仰合圣意，垂训无穷。臣掌管史籍，日夜心怀忧惧。从前陆贾向汉高祖上奏说“天下不可在马上治理”，所以知道治国安邦，在于典籍。为国的根本，没有比这更紧要的。现在秘藏所见之书，也足够阅览，但一时的载籍，必须使之完备。不能王府所无，而私家却有。然而士民繁杂，求访难以知晓，即使有知道的，大多吝惜，必须靠天威来勒令，用微利来引导。如果广泛发布明诏，同时开启购赏，那么奇异典册必定到来，观阁积累，重道之风，超越前世，不也很好吗！伏愿天鉴，稍加垂察。

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下诏：献书一卷，赏给缣一匹。一二年之间，篇籍逐渐完备。牛弘进爵为奇章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户。

开皇三年，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奉敕修撰《五礼》，编成一百卷，在当时流行。牛弘请求依照古制修建明堂，上奏议论说：

臣私下认为明堂，是用来通神灵、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的场所。《孝经》说：“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享上帝。”《祭义》说：“在明堂祭祀，是教导诸侯行孝。”黄帝时叫合宫，尧时叫五府，舜时叫总章，布政兴治，由来已久。《周官·考工记》说：“夏后氏世室，堂南北长度是十四步，东西宽度增加四分之一。”郑玄注说：“南北长度十四步，其宽度增加四分之一，则堂宽十七步半。”“殷人重屋，堂南北长度七寻，四阿重屋。”郑说：“其南北长度七寻，东西宽度九寻。”“周人明堂，用九尺的筵来度量，南北七筵，有五室，每室二筵。”郑说：“这三种，有的举宗庙，有的举王寝，有的举明堂，互相提及，说明它们制度相同。”马融、王肃、干宝的注释，与郑玄也不同，现在不全部列出。汉司徒马宫议论说：“夏后氏世室，室比堂显赫，所以命名为室。殷人重屋，屋比堂显赫，所以命名为屋。周人明堂，堂比夏室大，所以命名为堂。夏后氏增加其堂的宽度为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认为两序之间比夏后氏大七十二尺。”如果根据郑玄的说法，那么夏室大于周堂；如果依马宫的说法，则周堂大于夏室。后世君王转为文饰，周堂大是对的。但马宫所说，未详其义。这都是离圣人久远，礼文残缺，先儒解说，各家不同。郑玄注《玉藻》也说：“宗庙路寝，与明堂同制。”《王制》说：“寝不逾庙。”说明大小相同。现在依郑玄注，每室及堂，只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有四尺有余。如果以宗庙而论，祫享时，周人旅酬六尸，加上后稷为七尸，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共十一尸，三十六主，以及君主面北在二丈之堂上行事，我想这办不到。如果以正寝而论，例须朝宴。据《燕礼》：“诸侯宴饮，宾和卿大夫脱鞋升坐。”由此知道天子宴饮，则三公九卿都须升堂。《燕义》又说：“席，小卿次于上卿。”说的是都侍席。只限于二筵之间，怎能行礼？如果以明堂而论，总享时，五帝各在其室。设青帝之位，须在木室之内，稍北面向西。太昊配享，坐在其西，靠近南北面。祖宗配享的，又在青帝之南，稍退向西。一丈八尺的室，神位有三个，再加上簠簋笾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的美物都陈设，还须在席上登歌，出樽反坫，揖让升降，也已狭窄了。根据这些来说，近于不对。

查考刘向《别录》及马宫、蔡邕等人的见解，当时有《古文明堂礼》、《王居明堂礼》、《明堂图》、《明堂大图》、《明堂阴阳》、《太山通义》、《魏文侯孝经传》等，都论说古代明堂之事。这些书都已亡失，无法订正。现在《明堂月令》，郑玄说：“是吕不韦所著，《春秋十二纪》的首章，礼家抄合为记。”蔡邕、王肃说：“是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就是此篇。”各有证明，文字多不载录。束皙认为是夏时之书。刘说：“吕不韦聚集儒者，搜寻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下来。吕不韦怎能独自作此记？”现在查考不能完全称为《周书》，也不可就是秦典，其内杂有虞、夏、殷、周之法，都是圣王仁恕之政。蔡邕详细作了章句，又议论说：“明堂，是用来宗祀其祖以配享上帝的。夏后氏叫世室，殷人叫重屋，周人叫明堂。东叫青阳，南叫明堂，西叫总章，北叫玄堂，内叫太室。圣人面朝南听政，面向光明而治理，人君之位没有不正的。所以虽有五种名称，但以明堂为主。制度的数字，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是坤的策数；屋圆楣直径二百一十六尺，是乾的策数。太庙明堂方六丈，通天屋直径九丈，阴阳九六的变化，并且圆盖方覆，是九六之道。八闼象征八节，九室象征九州，十二宫应和十二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以九宫之数。户都向外设而不闭，表示天下无所隐藏。通天屋高八十一尺，是黄钟九九之实数。二十八柱分布四方，象征四方二十八宿。堂高三尺，以应三统，四向五色，各象征其行。水阔二十四丈，象征二十四气，在外象征四海。这是王者的大礼。”观其模仿天地，取象阴阳，必定依据古文，义理不是凭空而出。现在如果只取《考工》，不参用《月令》，青阳总章的称号就不能用，九月享帝的礼仪就不能用。汉代二京所建造的，与此说完全相同。

建安以后，天下大乱，京城被焚烧，典章制度毁灭殆尽。曹魏时期三方尚未平定，没有听说兴建礼制。晋代侍中裴頠建议说："尊崇祖先以配享上天，这个意义很明确，但宗庙的制度，理论依据尚未分明。最好直接建造一座大殿，用来尊崇严父的祭祀，其他繁琐杂事，全部废除。"宋、齐以来，都遵循这种礼制。这些都是当世的通达儒者，当时没有更好的思虑，前代帝王兴盛的事业，因此未能实行。后魏在代都建造的庙宇，出自李冲之手，三三相重，合为九室。屋檐不覆盖台基，房间之间通道相连，穿凿之处很多，最终毫无可取之处。等到迁都洛阳，重新营建，五室九室争论不休，最终没有建成，宗庙配享之事，因此没有着落。

如今皇上的谋略远播，教化覆盖四海，正准备建立大礼，流传万代。牛弘等人不因自己平庸浅陋，错误地承担了议定礼制的职责。现在考察明堂必须设五室的原因是什么？《尚书帝命验》说："帝王承天命设立五府，赤色叫文祖，黄色叫神斗，白色叫显纪，黑色叫玄矩，青色叫灵府。"郑玄注解说："五府与周代的明堂相同。"况且三代沿袭，多有增减，至于五室，确实不变。室是用来祭天的，天实际上有五帝，如果设立九室，四室就没有用处。颁布政令、观测朔日，自然依照各自的时辰。郑司农说："十二月分别位于青阳等左右之位。"没有说居于室内。郑玄也说："每月在当季的堂上听政。"《礼图》画出的"个"，都在堂的偏侧，因此必须设五室。明堂必须上圆下方的原因是什么？《孝经援神契》说："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通，是颁布政令的宫室。"《礼记·盛德篇》说："明堂四门八窗，上圆下方。"《五经异义》称讲学大夫淳于登也说："上圆下方。"郑玄同意这种说法。因此必须建成圆方形状。明堂必须建重屋的原因是什么？根据《考工记》，夏代说"九阶，四旁两夹窗，门堂三分之二，室三分之一。"殷、周没有说，说明与夏制相同。殷代说"四阿重屋"，周代继承其后没有说屋，制度也完全相同可知。在"殷人重屋"之下，原本没有五室的文字，郑玄注说："五室，也是根据夏代知道的。"说明周代没有说重屋，因为殷代有，显然可见。《礼记·明堂位》说："太庙天子的明堂。"说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得以使用天子的礼乐，鲁国的太庙与周代的明堂相同。又说："复庙重檐，刮楹达向，是天子庙宇的装饰。"郑玄注："复庙，就是重屋。"根据庙宇既然有重屋，明堂也无疑了。《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坏。"《五行志》说："前堂叫太庙，中央叫太室，屋是它上面的重屋。"服虔也说："太室，是太庙太室上面的屋。"《周书·作洛篇》说："于是建立太庙、宗宫、路寝、明堂，都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说："重亢是重叠的栋梁，重廊是重叠的房屋。"根据《黄图》所记载，汉代的宗庙都是重屋。这距离古代还近，遗留的法则还在，因此必须建重屋。明堂必须建辟雍的原因是什么？《礼记·盛德篇》说："明堂，是表明诸侯尊卑的。外面环绕的水叫辟雍。"《明堂阴阳录》说："明堂的制度，周围环形流水，向左旋转来象征天，内有太室来象征紫宫。"这是明堂有水的明确文字。然而马宫、王肃认为明堂、辟雍、太学在同一处，蔡邕、卢植也认为明堂、灵台、辟雍、太学是同一实体不同名称。蔡邕说："明堂，取它宗庙祭祀的清静形貌，就叫清庙；取它的正室，就叫太室；取它的堂，就叫明堂；取它四门之学，就叫太学；取它周围水圆如璧，就叫璧雍。其实是一个。"那些说不同的，《五经通义》说："灵台用来观望气象，明堂用来颁布政令，辟雍用来养老教学。"三者不同。袁准、郑玄也认为不同。历代所疑惑的，怎能轻易确定？现在根据《郊祀志》说："想要建造明堂，不明白它的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的《明堂图》，一座殿没有墙壁，用茅草覆盖，水环绕宫墙，天子依从了它。"由此来说，它的由来已久。汉中元二年，在洛阳建造明堂、辟雍、灵台，都在不同地方。然而明堂也有璧水，李尤《明堂铭》说"流水洋洋"就是说明。因此必须有辟雍。

帝王做事，必须效法古代，如今建造明堂，必须依据《礼经》为根本。形状制度依照周代法则，尺寸取法《月令》，遗漏欠缺之处，参考其他书籍，希望能详细了解沿革的道理。它的五室九阶，上圆下方，四阿重屋，四旁两门，依据《考工记》、《孝经》的说法。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圆楣直径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直径九丈，八达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面五色，依据《周书·月令》的论述。殿垣方形在内，水环绕在外，水内直径三百步，依据《太山盛德记》、《觐礼经》。仰观天象俯察地理，都有法则象征，足以用来尽诚心祭祀上帝，恭敬配享祖宗，弘扬教化，为后世作典范。牛弘等人学问不精通古代，只是陈述自己的见解，是否可行，恭敬地听候裁断。

皇上因为时事草创，没有空闲制作，最终搁置没有实行。

六年，授任太常卿。九年，下诏改定雅乐，又制作乐府歌词，撰定圆丘五帝凯乐，并讨论乐事。牛弘上奏提议说：

谨按《礼》，五声、六律、十二管轮流相生为宫。《周礼》奏黄钟，歌大吕，奏太簇，歌应钟，都是轮流相生为宫的意义。蔡邕《明堂月令章句》说："孟春月以太簇为宫，姑洗为商，蕤宾为角，南吕为徵，应钟为羽，大吕为变宫，夷则为变徵。其他月份依此类推。"所以先王制作律吕，是用来辨别天地四方阴阳的声音。扬子云说："声音生于律，律生于辰。"所以律吕配合五行，通于八风，经历十二辰，运行十二月，循环运转，没有停止。比如立春木旺火相，立夏火旺土相，季夏余分，土旺金相，立秋金旺水相，立冬水旺木相。轮流相生为宫，是说在它当旺的月份，称之为宫。如今如果十一月不以黄钟为宫，十二月不以太簇为宫，就是春木不旺，夏土不相，岂不是阴阳失度，天地不通吗？刘歆《钟律书》说："春宫秋律，百卉必然凋零；秋宫春律，万物必然繁荣；夏宫冬律，雨雹必然下降；冬宫夏律，雷声必然发出。"以此而论，确实不能改变。况且律有十二，如今只作黄钟一均，只用七律，其余五律，究竟有什么用处？恐怕失去了圣人制作的本意。所以必须依照《礼》作轮流相生为宫的方法。

皇上说："不必作轮流相生为宫，暂且作黄钟一均。"牛弘又论述六十律不可行：

谨按《续汉书·律历志》，汉元帝派遣韦玄成到乐府询问京房，京房回答："我受学于已故的小黄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的方法，以上生下，都是三生二，以下生上，都是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而十二律就完备了。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就完备了。十二律的变化到六十，就像八卦的变化到六十四，冬至的声音，以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这是声气的根本，五音的正调。所以各统一日。其余依次运行，当日的各自为宫，而商、徵等按类相从。"京房又说："竹制乐器不能用律度调音，所以制作准来确定音数。准的形状像瑟，长一丈而有十三弦，隐间九尺，来对应黄钟的律九寸。中央一弦，下面刻画分寸，用来作为六十律清浊的节度。"执始之类，都是京房自己创造的。京房说受法于焦延寿，不知道焦延寿所继承的。到和帝元和年间，待诏候钟律殷肜上奏说："官府中没有懂得六十律用准调音的人。所以待诏严崇把准法全部教给他的儿子严宣，希望召严宣补任学官，主管调乐器。"大史丞弘测试严宣的十二律，其中两个符合，四个不符合，六个不知是什么律，严宣于是被罢免。从此律家没有人能为准施弦。灵帝熹平年间，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询问准的意旨。张光等人不懂，回去查阅旧藏，才得到那件乐器，形制如京房所书，仍然不能确定弦的松紧，所以史官能辨别清浊的人于是断绝。能相传的，只有大榷常数和候气罢了。据此而论，京房的方法，汉代已经不能实行。沈约《宋志》说："详细考察古书和当今音家，六十律对乐没有用处。"《礼》说"十二管轮流相生为宫"，不说六十。《封禅书》说："天帝让素女弹奏五十弦瑟而悲伤，破为二十五弦。"假使六十律作乐，即使能成也不采用。这是取"大乐必定平易，大礼必定简约"的意思。

又提议说：

按《周官》说："大司乐掌管成均的法则。"郑众注解说："均，就是调。乐师主管调音。"《三礼义宗》说："《周官》奏黄钟，是用黄钟为调，歌大吕，是用大吕为调。奏者是堂下的四面悬乐，歌者是堂上所唱的歌。只是一次祭祀之间，都用二调。"由此知道根据宫称为调，其意义是一样的。说明六律六吕轮流为宫，各自为调。如今现行的音乐，用黄钟为宫，却以林钟为调，与古典相违背。晋内书监荀勖依照典籍记载，用五声十二律轮流相生为宫的方法，制作十二笛。黄钟之笛，正声应黄钟，下徵应林钟，以姑洗为清角。大吕之笛，正声应大吕，下徵应夷则。其他各均，都是如此。然而现在所用的林钟，是荀勖的下徵之调。不取正调，先取其下，在道理上说不通，所以必须改。

皇上非常赞同他的义理，下诏命牛弘与姚察、许善心、何妥、虞世基等人校正审定新乐，此事记载在《音律志》。此后讨论设立明堂，下诏命牛弘分条陈述旧例，议论其得失，此事记载在《礼志》。皇上非常敬重他。

当时杨素仗恃才能、矜持尊贵，轻慢侮辱朝廷大臣，只有见到牛弘未曾不改变仪容、自我肃敬。杨素将要攻打突厥，到太常寺与牛弘告别。牛弘送杨素到中门就停下，杨素对牛弘说："大将出征，所以来叙别，为什么送得这么近呢？"牛弘于是拱手而退。杨素笑着说："奇章公可以说是他的智慧可以赶得上，他的愚钝却赶不上了。"也不放在心上。

不久授任大将军，拜为吏部尚书。当时高祖又命牛弘与杨素、苏威、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崔子发等人一起召集各位儒生，讨论新礼的降杀轻重。牛弘所提出的议案，众人都推重佩服。仁寿二年，献皇后去世，三公以下不能确定礼仪细节。杨素对牛弘说："您是旧学，为时贤所景仰，今天的事，决定在您。"牛弘毫不推辞，顷刻之间，礼仪细则全部完备，都有典故依据。杨素感叹说："衣冠礼乐，都在这里了，不是我所能比得上的！"牛弘因为三年之丧，祥祭、禫祭都有降杀，期服十一月而练祭，没有取法的依据，将此事报告高祖，高祖采纳了。下诏废除期服练祭之礼，从牛弘开始。牛弘在吏部，选拔人才先看重德行而后看文才，务求审慎。虽然导致延迟缓慢，但所有进用的人，大多称职。吏部侍郎高孝基，鉴赏识人机敏明悟，清廉谨慎无与伦比，但爽朗俊逸有余，行迹看似轻薄，当时的宰辅大多因此怀疑他。只有牛弘深知他的本质，推心置腹委以重任。隋代的选举，此时为最好。当时的舆论更加佩服牛弘见识度量之深远。

炀帝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多次写诗写信送给牛弘，牛弘也有回信。等到炀帝继承皇位之后，曾经赐诗给牛弘说：“晋朝的山吏部，魏世的卢尚书，不要说前代的贤哲不同，奇才都来辅佐我。学问品行敦厚于时俗，道义素朴而冲虚，在云阁上纳言，礼仪在皇运初兴时制定。伦常欣然有次序，垂拱而治闲居无事。”当时一同被赐诗的人，文词赞扬方面，没有比得上牛弘的。大业二年，牛弘晋升为上大将军。大业三年，改为右光禄大夫。跟随炀帝祭祀恆岳，坛场、珪币、墠畤、牲牢，都是牛弘所制定的。回来时经过太行山，炀帝曾带他进入内帐，对着皇后赐给他同席饮食。他受到的礼遇亲近、尊重到了这种程度。牛弘对他的几个儿子说：“我受到非同寻常的待遇，承受的恩德深重。你们这些子孙，应当以诚敬自立，来报答如此隆重的恩遇。”大业六年，跟随炀帝巡游江都。那年十一月，在江都郡去世，时年六十六岁。炀帝悲伤惋惜，赏赐很丰厚。归葬安定，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文安侯，谥号为宪。

牛弘在当世很受荣宠，但车马衣服却卑下俭朴，事奉君主尽到礼节，对待下属用仁爱，言语迟钝而行动敏捷。皇上曾经让他宣布敕令，牛弘走到阶下，说不出话来，退回来拜谢，说：“全都忘了。”皇上说：“传话是小辩才，本来就不是宰相大臣的职责。”更加称赞他质朴正直。大业年间，委任待遇更加隆重。他性情宽厚，专心致力于学问，虽然职务繁杂，书不离手。隋朝旧臣中，始终被信任，没有遇上过失和灾难的，只有牛弘一人而已。他有个弟弟叫牛弼，喜欢喝酒而且酗酒，曾经因醉，射死了牛弘驾车的牛。牛弘回家来时，他的妻子迎上去对他说：“叔叔射死了牛。”牛弘听了，没有什么责怪质问，直接回答说：“做成肉干。”坐定之后，他妻子又说：“叔叔忽然射死了牛，真是怪事！”牛弘说：“已经知道了。”脸色自如，读书不停。他就是如此宽厚平和。有文集十三卷流传于世。

长子牛方大，也有学业，官做到内史舍人。次子牛方裕，性情凶险没有人性，跟随炀帝巡游江都，与裴虔通等人共同谋划弑君叛逆，事迹见于《司马德勘传》。

史臣说：牛弘酷爱古代典籍，学业优秀而后入仕，有淡泊高雅的风范，怀有旷达辽远的器度，采纳历代帝王的兴革，成就一代的典章制度，汉代的叔孙通，也不能超过他。在朝廷中枢任职，三十多年，平安和险难时都不改变，始终没有过失。虽然开创万物、成就事业，不是他的长处，但澄清他也不清澈，搅浑他也不混浊，可以说是大雅的君子了。他的儿子实在没有才能，高大的基业不能构建，触犯纲纪、违逆道义，以至于败坏了家风，可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