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儒林

儒家的教化作用很大，它带给世人的利益很广。能使父子关系深厚，君臣关系端正，崇尚忠节，重视仁义，看重廉洁谦让，鄙视贪婪粗鄙，开启政治教化的根本，启迪百姓的耳目，历代帝王有所增减，但始终贯穿这一宗旨。虽然世事有时衰败有时兴盛，但这种文化未曾坠落，治理国家、安定天下，并非一时之功。接触到它的人，没有俸禄却富有；心怀它的人，没有官位却尊贵。所以孔子在鲁君面前受挫，孟轲在齐王那里忽被冷落忽被重用，荀卿在强大的楚国受到珍视，叔孙通在隆盛的汉朝取得显贵。其余那些住在陋室却以富贵为傲、安于僻巷而轻视王公的人，哪里数得过来呢！自从晋朝分裂，中原丧乱，五胡交相争斗，经籍之道几乎断绝。魏氏从代北发迹，经营河朔地区，在马背上得天下，这种儒道未能弘扬。到了太和年间之后，大力兴修文教，士绅大儒，济济一堂，满朝都是，衣冠博带的巨儒，往往杰出，那些典雅的诰命和深奥的义理，宋、齐、梁时期都不能超过。南北所研究的经典章句和喜好，互有不同。江南《周易》用王辅嗣注，《尚书》用孔安国注，《左传》用杜元凯注。河洛地区《左传》用服子慎注，《尚书》、《周易》用郑康成注。《诗》都主推毛公，《礼》都遵从郑氏。大体上南方人简约，抓住精华；北方学人深奥繁芜，穷究枝叶。考察他们的始终，归总他们的要旨，在立身成名方面，虽然方法不同但达到的目的相同。自从汉、魏以来，大学者大多清畅通达，到了近古，大儒必定鄙陋粗俗。文王、武王的道统没有坠落，弘扬它在于人，难道只有现代人愚昧蒙蔽，而古代人都明达睿智吗？在于用与不用，了解与不了解罢了。然而从前辅佐各种政务，一定从大儒中选拔有德者，近代治理国家，都是从刀笔吏中选取士人。纵然有学问优秀登堂入室、勤奋超过刺股、名望高过海内、考中甲科的人，如果命运碰巧时机到来，未必能得到高官厚禄；或者运气不好，必定被抛弃在民间。那么古代的学者，俸禄就在其中；现代的学者，却困于贫贱。明达的人、有志之士，怎么肯停滞于所学的东西，来求取贫贱呢？这就是儒者中少有通人、学者大多鄙陋粗俗的原因。从前齐国设立康庄大道般的宅第，人才多如林木；燕国建起碣石宫，英才从远方而来。由此可知移风易俗，必定取决于在上位者的喜好，不是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也无法振兴这种颓败的风俗。自从正统不一，将近三百年，师说纷纭，没有标准。高祖顺应天命登基，平定统一天下，布下天网来网罗人才，用旌旗束帛来礼遇他们，设置好的爵位来笼络他们，于是四海九州勤奋学习、等待请教的人，没有不全部聚集而来的。天子于是整顿万乘之车，带领百官，遵守从师问道的礼仪，观看释奠之礼。博士竭尽悬河般的辩才，侍中发挥重席般的奥博，考证亡佚，研究异同，积压的疑难，都像冰融化一样消散。于是破格提拔杰出优秀的人才，厚赏各位儒生，从京城到四方，都开设学校。齐、鲁、赵、魏等地，学者尤其多，背着书箱追随老师，不远千里，讲诵的声音，在路上连绵不绝。中原儒雅的兴盛，从汉、魏以来，只有这一个时期罢了。到了高祖晚年，精力稍衰，不喜欢儒术，专门崇尚刑名之学，执政的人，都不是真正的爱好。到了仁寿年间，就废除了天下的学校，只保留国子学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炀帝即位，重新开设学校，国子学和郡县之学，比开皇初年还兴盛。征召儒生，远近都来，让他们在东都之下互相讲论得失，纳言确定他们的等次，全部上奏。当时旧儒多已凋零亡故，二刘（刘焯、刘炫）出类拔萃，学问贯通南北，博极古今，后辈钻研敬仰，没有人能测度他们的深浅。他们所作的诸经义疏，士绅们都师从宗法。不久对外从事征讨四夷，战事不停，师生懈怠散失，盗贼群起，礼义不足以约束君子，刑罚不足以威慑小人，空有建学的名义，却没有弘扬道学的实际。这种风气逐渐坠落，直到灭亡，那些方正衣冠、规矩步行的儒者，也大多辗转死于沟壑。所有经籍，从此都湮没在灰烬尘土之中。于是使得后进的士人不再听到《诗》、《书》的言论，都怀着争夺之心，一起陷于不义。《传》说：“学者将成长，不学者将衰落。”既然如此，那么兴盛与衰落就系于此，存亡也在于此，拥有国家的人能不谨慎吗！各位儒生中有的人身死而道存，遗风可以追想，都采集他们的剩余言论，编缀在这篇之中。

○元善

元善，是河南洛阳人。祖父元叉，是北魏的侍中。父亲元罗，起初任梁州刺史，等到元叉被诛杀，逃奔到梁朝，官至征北大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元善年少时跟随父亲到江南，天性喜好学习，于是通晓五经，尤其精通《左氏传》。等到侯景之乱，元善回到北周。周武帝非常礼遇他，任命他为太子宫尹，赐爵江阳县公。常常拿着经书教授太子。开皇初年，被任命为内史侍郎，皇上每次望见他说：“这是人伦的表率。”凡是有所陈述奏对，词气抑扬顿挫，旁观者都注目。陈朝使者袁雅来聘问，皇上命元善到客馆接受国书，袁雅出门不行拜礼。元善援引旧例有拜礼的仪式，袁雅不能对答，于是行拜礼，完成礼节后离去。后来升任国子祭酒。皇上曾亲自举行释奠礼，命元善讲解《孝经》。于是他敷陈义理，同时进行讽谏。皇上非常高兴说：“听到江阳公的解说，更启发我的心意。”赏赐绢一百匹，衣服一套。元善的通达广博，在何妥之下，但因其风流潇洒、温文尔雅，举止可观，音韵清朗，听讲的人忘了疲倦，因此被后辈归附。何妥常心怀不平，心里想让元善屈服。趁元善讲解《春秋》，刚开题，众儒生都聚集。元善私下对何妥说：“名望已经定了，希望不要相苦。”何妥同意了。等到讲授时，何妥就引用古今停滞的义理来诘难，元善多不能对答。元善深深怀恨他，二人因此有嫌隙。元善认为高颎有宰相之才，曾对皇上说：“杨素粗疏，苏威胆怯，元胄、元旻，正像鸭子一样。可以托付社稷的，只有高颎。”皇上起初同意，等到高颎获罪，皇上认为元善的话是为高颎游说，深深责备他。元善忧虑恐惧，先前患有消渴病，于是疾病发作而卒，当时六十岁。

○辛彦之

辛彦之，是陇西狄道人。祖父辛世叙，是北魏的凉州刺史。父亲辛灵辅，是北周的滑州刺史。辛彦之九岁时父亲去世，不与不正派的人交往，广泛涉猎经史，与天水人牛弘志同道合喜好学习。后来入关，于是在京兆安家。周太祖见到他而器重他，引荐为中外府礼曹，赐给衣马珠玉。当时国家初创，各种事务开始，朝中显贵多出自武人，修定礼仪注制，只有辛彦之一人而已。不久被任命为中书侍郎。等到周闵帝受禅，辛彦之与少宗伯卢辩专门掌管仪制。明帝、武帝时，历任典祀、太祝、乐部、御正四曹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奉命出使迎接突厥皇后回来，赏赐马二百匹，赐爵龙门县公，食邑千户。不久进爵五原郡公，加食邑千户。宣帝即位，任命为少宗伯。高祖受禅，任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进位为上开府。不久转任国子祭酒。一年多后，任礼部尚书，与秘书监牛弘撰写《新礼》。吴兴人沈重号称大学者，高祖曾令辛彦之与沈重议论，沈重不能抗衡，于是离席道歉说：“辛君所说的就像金城汤池，没有可攻的形势。”高祖非常高兴。后来任随州刺史。当时州牧多进贡珍玩，只有辛彦之所进贡的，都是供祭祀的物品。高祖认为他好，回头对朝臣说：“人怎能没有学问！辛彦之进贡的东西，是稽考古道的力量。”升任潞州刺史，前后都有惠政。辛彦之又崇信佛教，在城内建立两座佛塔，都是十五层。开皇十一年，州人张元突然死亡，几天后苏醒，说游历天上，看见新建的一座堂，规制极其崇高壮丽。张元问原因，有人说潞州刺史辛彦之有功德，建造这座堂等待他。辛彦之听说后不高兴。这年卒于官。谥号宣。辛彦之撰写《坟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新要》一部，《新礼》一部，《五经异义》一部，都流行于世。有个儿子辛仲龛，官至猗氏县令。

何妥萧该包凯

何妥，字栖凤，西城人。父亲何细胡，经商进入蜀地，于是在郫县安家，事奉梁武陵王妃，主管金银布帛，因而成为巨富，号称西州大商人。何妥年少机警，八岁游历国子学，助教顾良戏弄他说：“你既然姓何，是荷叶的荷，还是河水的河？”应声回答说：“先生姓顾，是眷顾的顾，还是新故的故？”众人都认为他奇异。十七岁时，凭技巧事奉湘东王，后来湘东王知道他的聪明，召为身边诵读书籍的人。当时兰陵人萧某也有俊才，住在青杨巷，何妥住在白杨头，当时的人为他们编话说：“世上有两俊，白杨何妥，青杨萧某。”他被赞美到如此程度。江陵被攻陷后，周武帝非常器重他，授予太学博士。宣帝初年想立五个皇后，问儒者辛彦之，回答说：“皇后与天子匹体齐尊，不应该有五。”何妥驳斥说：“帝喾有四妃，舜又有二妃，又有什么常数？”因此被封为襄城县伯。高祖受禅后，任国子博士，加通直散骑常侍，进爵为公。何妥性格急躁，有口才，喜欢评论人物。当时纳言苏威曾对皇上说：“臣的先人常常告诫臣说，只读《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何必读那么多！”皇上也赞同。何妥进言说：“苏威所学，不止《孝经》。他父亲如果确实有这话，苏威不听从教训，这是他不孝；如果没有这话，当面欺骗陛下，这是他不诚。不诚不孝，如何事奉君主！而且孔子说：‘不读《诗》无法说话，不读《礼》无法立身。’岂能容许苏绰教育儿子独自违反圣人的训导呢？”苏威当时兼领五职，皇上非常亲近器重他，何妥于是上奏说苏威不可信任。又因为掌管天文律度的人都不称职，何妥又上奏八件事来劝谏：

其中第一件事说：臣听说了解人就明智，但连帝王也难以做到。孔子说：“举荐正直的人安置在邪曲的人之上，民众就服从；举荐邪曲的人安置在正直的人之上，民众就不服从。”由此说来，政治的治乱，必须谨慎举荐，所以进用贤才受上赏，遮蔽贤才受显戮。考察现在举荐人才，确实与此不同，无论谄媚与正直，不选择贤愚。心里想抬高他，就从起步授予喉舌之任；心里想压制他，一定到白发还任郎署之官。人们的不服，实在由此而来。臣听说在朝廷上爵赏人，与士人共同商议；在市上刑罚人，与众人共同抛弃。我见陛下留心狱讼，爱民如子，每次判决案件，无不询访众公卿，刑罚不泛滥，是君主的明察。刑罚既然这样，爵赏也应该如此。如果有大功记在帝王心中的，就可以提拔任用。自此以下，如果选任重要官职，必须参用众人意见，不要相信一个人的举荐；那么在上不偏私，在下没有怨望。

第二件事说：孔子说：“考察阿谀结党，那么罪过就无法掩蔽。”又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谓比，就是阿党。意思是心里所爱的，已经光彩荣耀显贵了，还要提携；心里所恶的，已经沉滞屈辱了，稍微说一句就发怒。提携已成，必定互相掩蔽，那么欺上之心就产生了；屈辱已加，就有怨恨，诽谤之言就出来了。我愿陛下广泛访察，不要使朋党之路开启，威恩由自己掌握。国家的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第三件事：我听说舜帝举用十六个家族，就是所谓的八元、八恺。考量他们的贤明，按理说比今天更优秀，但仍然挑选人才授予职务，不互相侵扰滥用，所以能四门和睦，各项事业都兴盛。如今官员极多，真正任用的人却很少，有一个人身上兼任几个职务，这是因为国家没有人可用呢？还是因为人才不好呢？如今万乘大国，才俊不少，即使有明智的人，也没有途径自己显达。东方朔说：“尊重他就成为将帅，轻视他就成为奴仆。”这话确实啊。现在当官的人，不衡量德行和才能，既没有吕望、傅说的能力，却自负傅岩、滋水的气概，不考虑责任深重，只害怕统领的职务不多，安于这种宠信重任，轻视权位，导致失败，实在是因为这个原因。《易经》说：“鼎折断了脚，打翻了公侯的美食，沾湿了全身，凶险。”这是说不能胜任。我听说竭尽全力举重，不能发挥作用。希望再任用贤良，分派才能参与掌管，让他们各有余力，那么各项事务就会安康。

第四件事：我听说《礼记》说：“割裂文字破坏法律，混淆名目改变制度，用旁门左道扰乱政事的，处死。”孔子说：“沿用旧有的惯例，何必改变。”我看到近年来，改变的事情很多了。比如范威的漏刻，十年没有制成；赵翊的尺秤，七年才决定。公孙济荒谬迂阔的医方，花费超过巨万；徐道庆反复斟酌子午，浪费饮食。常明破坏法律，经历多年；王渥混淆名目，没有极限。张山居不知道星位，之前已经扰乱太常；曹魏祖不认识北辰，现在又践踏太史。没有不是用他们的短见，自己夸耀，追求名誉，严重地互相欺骗。请求从今以后，有这样的人，如果他的话不灵验，一定加重惩罚，希望让他们有所畏惧，不敢轻率上奏狂妄简略的言论。

其余的文章大多不记载。当时苏威兼任几个部门，先前曾经隐退武功，所以何妥说他自负傅岩、滋水的气概，用这个来激皇上。奏疏呈上后，苏威非常怀恨他。开皇十二年，苏威考核文学，又和何妥互相呵斥诋毁。苏威勃然大怒说：“没有何妥，不愁没有博士！”何妥应声说：“没有苏威，也不愁没有执事！”从此与苏威有嫌隙。

后来皇上让何妥考定钟律，何妥又上表说：

我听说明处有礼乐，暗处有鬼神，那么能感动天地、感化鬼神的，没有比礼乐更近的了。又说乐达到极致就没有怨恨，礼达到极致就没有争斗，揖让而治理天下，说的就是礼乐。我听说乐有两种，一是奸邪之声，二是纯正之声。奸邪之声感动人，逆气就相应而生，逆气形成现象，淫乐就兴起了。纯正之声感动人，顺气就相应而生，顺气形成现象，和乐就兴起了。所以乐流行而人伦清明，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都安宁。孔子说：“放弃郑国的音乐，远离谄媚的人。”所以郑、卫、宋、赵的音乐出现，在内会引发疾病，在外会伤害人。因此宫声混乱就荒废，君主骄纵；商声混乱就倾邪，官制败坏；角声混乱就忧愁，人们怨恨；徵声混乱就哀伤，事情劳苦；羽声混乱就危险，财物匮乏。五者都混乱，那么国家灭亡就指日可待了。魏文侯问子夏说：“我端正衣冠听古乐就想睡，听郑、卫的音乐却不知疲倦，为什么？”子夏回答说：“古乐，开始演奏以文，最后以武治理，修身齐家，平定天下。郑、卫的音乐，用奸邪之声扰乱，沉溺不止，混杂男女，不知父子。现在您问的是乐，喜爱的是音。乐和音，相近而不同，作为君主，要谨慎审察自己的好恶。”考察圣人制作乐，不只是为了取悦耳目罢了。想要让在宗庙之内，君臣同听就无不和谐恭敬；在乡里之内，长幼同听就无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同听就无不和亲。这是先王设立乐的方针。所以知道声而不知道音的，是禽兽；知道音而不知道乐的，是普通百姓。所以黄钟大吕，弦歌干戚，小孩都能舞。能知道乐的，只有君子！不知道声的，不能和他谈音；不知道音的，不能和他谈乐；知道乐就接近于道了。纣王无道，太师抱着乐器逃到周。晋君德行浅薄，师旷坚持珍惜清徵。

上古的时候，没有音乐，鼓腹击壤，乐在其中。《易经》说：“先王制作乐推崇德行，隆重地献给上帝，以配享祖先。”至于黄帝作《咸池》，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汤作《大濩》，武王作《大武》，从夏以来，年代久远，只有名字，声音听不到了。从殷到周，完备在《诗》《颂》中。所以从圣贤以下，很多人学习乐，比如伏羲减瑟，文王加琴，孔子击磬，子路鼓瑟，汉高击筑，元帝吹箫。汉高祖初年，叔孙通利用秦朝的乐人制作宗庙之乐。迎神在庙门，奏《嘉至》之乐，如同古代降神的乐。皇帝进入庙门，奏《永至》之乐，作为行步的节奏，如同古代的《采荠》、《肆夏》。乾豆上荐，奏《登歌》之乐，如同古代清庙的歌。《登歌》再终了，奏《休成》之乐，赞美神享用。皇帝到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赞美礼成。那《休成》、《永至》两曲，是叔孙通制作的。汉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在春秋时，陈国的公子完逃到齐，陈是舜的后代，所以齐有《韶》乐，孔子在齐听到《韶》，三个月不知肉味就是这事。秦始皇灭齐，得到齐《韶》乐。汉高祖灭秦，《韶》传到汉，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沿袭。《五行舞》，本是周代的《大武》乐，始皇改名为《五行》。到孝文帝，又作四时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时顺序。孝景帝采用《武德舞》作为《昭德》，孝宣帝又采用《昭德》作为《盛德》，虽然改变名称，大致都沿袭秦的旧事。到了魏、晋，都用古乐。魏的三祖，都制作乐辞。自从永嘉南渡，五都倾覆，乐声南渡，所以在江东大备。宋、齐以来，到梁代，所行的乐事，都还传自古乐，三雍四始，确实称得上大盛。到侯景篡逆，乐师分散，那四舞、三调，都流入北齐。北齐虽然知道传授，得到曲调却不用于宗庙朝廷。我少年喜好音律，留意管弦，年纪虽老，大多还记得。到东方平定，乐人全部返回，询问他们滞留的原因，果然说是梁人所教。现在三调、四舞都有手本，虽然不精熟，也颇具雅声。如果让教习传授，也许能流传古乐。然后选取它们的会归，撮取它们的要旨，因循增减，另制嘉名。歌颂当今的盛德，传雅正于后世，岂不美哉！谨详细记录三调、四舞的曲名，又制作歌辞如别。那些声曲流宕，不可以陈列在殿庭的，也全部附在后面。

奏疏呈上后，另下敕令让太常听从何妥的调度。于是制作清、平、瑟三调声，又制作八佾、《鞞》、《铎》、《巾》、《拂》四舞。先前，太常所传的宗庙雅乐，几十年只作大吕，废弃黄钟。何妥又认为深违古意，于是奏请用黄钟。下诏让公卿讨论，听从了。不久何妥的儿子何蔚任秘书郎，有罪当刑，皇上哀怜他，减免死罪。此后恩礼逐渐淡薄。开皇六年，出任龙州刺史。当时有背着书箱游学的人，何妥都为他们讲说教授。作《刺史箴》，刻在州门外。任职三年，因病请求还京，下诏允许。又掌管学事。当时皇上让苏夔在太常，参与讨论钟律。苏夔有建议，朝中大多人服从他，唯独何妥不同意，常常说苏夔的短处。高祖下旨让讨论，朝臣大多排斥何妥。何妥又上密封奏章，指陈得失，大致论时政的损益，并指斥当世的朋党。于是苏威及吏部尚书卢恺、侍郎薛道衡等都因此获罪。任命为伊州刺史，没去，不久任国子祭酒。在官任上去世。谥号肃。撰写《周易讲疏》十三卷，《孝经义疏》三卷，《庄子义疏》四卷，以及和沈重等人撰写的《三十六科鬼神感应等大义》九卷，《封禅书》一卷，《乐要》一卷，文集十卷，都流行于世。

兰陵人萧该，是梁鄱阳王萧恢的孙子。年少时封攸侯。梁荆州陷落，和何妥一同到长安。生性笃学，《诗》《书》《春秋》《礼记》都通晓大义，尤其精通《汉书》，很受显贵敬重。开皇初年，赐爵山阴县公，拜为国子博士。奉诏和何妥一起正定经史，但各持己见，互相是非，很久不能完成，皇上责备而停止了。萧该后来撰写《汉书》及《文选》音义，都被当时人看重。

东海人包恺，字和乐。他哥哥包愉，明晓《五经》，包恺全部继承了他的学业。又跟从王仲通学习《史记》《汉书》，尤其称得上精研。大业年间，任国子助教。当时研究《汉书》的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师。聚徒教授，著录弟子有数千人。去世后，门人为他起坟立碑。

○房晖远

房晖远，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世代传习儒学。晖远幼年有志行，研究《三礼》《春秋三传》《诗》《书》《周易》，兼通图谶纬书，常以教授为业。远方背着书箱跟从他的人，动辄以千计。北齐南阳王高绰任定州刺史，听说他的名声，召为博士。周武帝平定北齐，搜访儒俊，晖远首先应召，授小学下士。到高祖受禅，升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常称他为五经库。吏部尚书韦世康推荐他，任太学博士。不久和沛公郑译修正乐章。遭母丧，解职。几年后，授殄寇将军，又任太常博士。不久，升为国子博士。恰逢皇上下令，让国子生中通晓一经的，都荐举，将提拔任用。策问结束后，博士不能及时判定优劣。祭酒元善觉得奇怪问他们，晖远说：“江南、河北，义例不同，博士不能全面涉猎。学生都持其所短，称己所长，博士各自疑惑，所以久而不决。”祭酒于是让晖远考定，晖远一看卷子就下笔，毫无疑滞。有不服的人，晖远问他所传的义疏，便从头到尾背诵出来，然后指出他的短处，从此没有人敢掩饰错误。所试的四五百人，几天就决断，诸儒没有不推服他通博的，都自以为比不上他。不久奉诏参与修定律令格式。高祖曾对群臣说：“自古天子有女乐吗？”杨素以下没有人知道出处，于是说没有女乐。晖远进言说：“我听说‘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这就是王者房中之乐，著在《雅颂》，不能说没有。”高祖非常高兴。仁寿年间在官任上去世，时年七十二岁，朝廷叹惜，赠赐丰厚，赠员外散骑常侍。

○马光

马光，字荣伯，是武安人。年少时好学，跟随老师学习几十年，日夜不停，图书谶纬，没有不全部阅读的，尤其精通《三礼》，被儒生们尊崇。开皇初年，高祖征召山东有学问的士人，马光与张仲让、孔笼、窦士荣、张黑奴、刘祖仁等一起到达，都被授予太学博士，当时人称为“六儒”。然而他们都粗鄙无礼，朝廷不尊重他们。窦士荣不久病死。张仲让没过多久告老回乡，著书十卷，自称这本书如果上奏，我一定做宰相。又多次谈论天文星象之事。州县上奏他的情况，最终因此被处死。孔笼、张黑奴、刘祖仁不久也被谴责离去。只有马光独自留下。曾经在释奠礼仪时，高祖亲自到国子学，王公以下全部聚集。马光登座讲《礼》，启发章节门径。接着十多个儒生依次提出疑难问题，都是当时大学者，马光分析疑难阻滞，虽然言辞不华丽，但道理丰富广博，议论的人摸不透他的深浅，都推崇佩服，皇上嘉奖并慰劳他。山东研究《三礼》的学者，从熊安生以后，只尊崇马光一人。起初，他在瀛州、博州间教授学生，门徒上千，到这时很多人背着书箱跟随他进入长安。几年后，因母亲去世回乡守丧，于是有了终老故乡的志向。因病在家中去世，时年七十三岁。

○刘焯

刘焯，字士元，是信都昌亭人。父亲刘洽，任郡功曹。刘焯额头像犀牛，背像龟背，看得高望得远，聪明敏捷深沉，年少时不好嬉戏。小时候与河间刘炫结盟为友，一起跟同郡刘轨思学习《诗经》，跟广平郭懋常学习《左传》，向阜城熊安生请教《礼》，都没有完成学业就离开了。武强交津桥刘智海家向来有很多藏书，刘焯与刘炫到他家读书，将近十年，虽然衣食不足，却安然自得。于是凭借儒学出名，任州博士。刺史赵煚引荐他为从事，举荐为秀才，考中甲科。与著作郎王劭一起修撰国史，同时参与议论律历，并在门下省值班，以备顾问。不久授任员外将军。后来与各位儒生在秘书省考定各家学说。趁机请假回乡，县令韦之业引荐他为功曹。不久又入京，与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国子祭酒苏威、国子祭酒元善、博士萧该、何妥、太学博士房晖远、崔宗德、晋王文学崔赜等人在国子监共同议论古今疑难经义和前贤不通之处。每次登座，辩论诘难蜂起，都不能难倒他，杨素等人无不佩服他的精深广博。开皇六年，押运洛阳《石经》到京城，文字磨灭，没有人能辨认，奉敕命与刘炫等人考定。后来因国子监释奠，与刘炫二人议论经义，大大挫败了各位儒生，他们都心怀嫉妒怨恨，于是被匿名信诽谤，被革职为民。从此在家乡悠闲度日，专门以教授著述为务，孜孜不倦。对贾逵、马融、王肃、郑玄所传的章句，多有批评。《九章算术》、《周髀算经》、《七曜历书》等十余部，推算日月运行的方法，测量山海的技术，无不核实其根本，穷尽其奥秘。著有《稽极》十卷、《历书》十卷、《五经述议》，都流传于世。刘炫聪明博学，名声仅次于刘焯，所以当时人称他们为“二刘”。天下名儒后进，来质疑问难、接受学业，不远千里而来的，数不胜数。议论者认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没有能超过他的。然而他心胸不宽广，又吝啬财物，不交学费的学生，从未有过教导，当时人因此轻视他。废太子杨勇听说后召见他，还没来得及进见，诏令命他事奉蜀王，不是他所喜欢的，很久没去。蜀王听说后大怒，派人给他戴上枷锁送到蜀地，发配到军防中。后来主管校对书籍。蜀王因罪被废，刘焯又与各位儒生修定礼律，授任云骑尉。炀帝即位，升任太学博士，不久因病离职。几年后，又被征召以备顾问，趁机进献所著《历书》，与太史令张胄玄多有不同，被驳回没有采用。大业六年去世，时年六十七岁。刘炫为他请求谥号，朝廷没有允许。

○刘炫

刘炫，字光伯，是河间景城人。年少时以聪明敏捷著称，与信都刘焯闭门读书，十年不出门。刘炫眼睛明亮，看太阳不目眩，记忆力强，默记不忘，无人可比。左手画方，右手画圆，口中诵读，眼睛数数，耳朵听，五件事同时进行，没有遗漏。周武帝平定北齐，瀛州刺史宇文亢引荐他为户曹从事。后来刺史李绘任命他为礼曹从事，以办事干练闻名。一年多后，奉敕命与著作郎王劭一起修撰国史。不久在门下省值班，以备顾问。又与各位术士修定天文律历，同时在内史省考定各家学说，内史令博陵李德林很礼遇他。刘炫虽然轮流在门下、内史、尚书三省值班，最终没有得到官职，被县司催缴赋税徭役。刘炫向内史省陈述，内史省送他到吏部，吏部尚书韦世康问他有什么才能。刘炫自己写状子说：“《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传》、《左传》、《孝经》、《论语》的孔安国、郑玄、王肃、何休、服虔、杜预等注，共十三家，虽然义理有精粗，但都可以讲授。《周易》、《仪礼》、《谷梁传》，用功稍少。史书子集文集，好的言论美事，都记在心里。天文律历，穷究核审其精微。至于公私文书，从未假手他人。”吏部最终没有详细考试，然而在朝中知名之士十多人，证明刘炫所陈述的不假，于是授任殿内将军。

当时牛弘上奏请求搜求天下流散遗失的书籍，刘炫就伪造了一百多卷书，题名为《连山易》、《鲁史记》等，抄录进献官府，领取赏赐后离去。后来有人告发他，经赦免免死，被革职除名，回到家中，以教授为业。太子杨勇听说后召见他，到了京城后，诏令命他事奉蜀王杨秀，他拖延不去。蜀王大怒，给他戴上枷锁送到益州。然后被配为帐内卫士，常常让他拿着棍棒当门卫。不久释放他，主管校对书籍。刘炫于是模仿屈原的《卜居》，作《筮途》以寄托情怀。

等到蜀王被废，他与各位儒生修定《五礼》，授任旅骑尉。吏部尚书牛弘建议，以为诸侯礼节断绝旁系亲属的丧期，大夫降一等。现在的上柱国，虽然不同于古代诸侯，但比照大夫是可以的，官在第二品，应该降低旁系亲属一等。议论的人多认为正确。刘炫反驳说：“古代做官的人，宗子一人而已，庶子不得进用。因此先王重视嫡子，宗子有分俸禄的道义。族人与宗子虽然疏远，仍然服齐衰三月，实在是由于受到他的恩惠。现在做官的人，官位因才能升迁，不限嫡庶，与古代已经不同，何来降等？现在显贵的人，多忽视近亲，如果降低丧服，百姓的道德疏远，从此开始了。”于是搁置了此事。开皇二十年，废除国子学、四门学及州县学，只设置太学博士二人，学生七十二人。刘炫上表说学校不应该废，情理恳切，高祖没有采纳。开皇末年，国家富足，朝野都关注辽东。刘炫认为辽东不可征伐，作《抚夷论》来讽谏，当时没有人领悟。等到大业末年，三次征伐没有成功，刘炫的话才应验。

炀帝即位，牛弘引荐刘炫修定律令。高祖时期，以刀笔吏大多是小人，年久生奸，是形势使然。又因为风俗衰败，妇人没有节操。于是立下制度，州县佐史，三年替换一次，九品官的妻子不得再嫁。刘炫著论认为不可，牛弘最终听从了他。各郡设置学官，以及流外官供给粮食，都出自刘炫的建议。牛弘曾经从容问刘炫说：“按《周礼》士人多而府史少，现在令史是以前的百倍，判官减少就不够用，是什么缘故？”刘炫回答说：“古人委任责成，年终考核其业绩好坏，案卷不重复校对，文书不繁琐详尽，府史的职责，掌管要点而已。古今不同，如此悬殊，事情繁杂政事败坏，原因就在这里。”牛弘又问：“魏、齐时期，令史很悠闲，现在却不得安宁，是什么原因？”刘炫回答说：“北齐建立州不过几十个，三府行台，相互统领，文书下达，不过十条。现在州有三百个，这是繁杂之一。过去州只设纲纪，郡设守丞，县只有令而已。其下属官员，由长官自己征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几十人。现在不是这样，大小官员，都由吏部任命，细小的事情，都归于考功，这是繁杂之二。减少官员不如减少事务，减少事务不如清心。官事不省却希望从容，怎么可能？”牛弘很赞同他的话却没有采纳。纳言杨达举荐刘炫博学有文采，考中高等，授任太学博士。一年多后，因品级低离职，回到长平，奉敕命追到皇帝行在。有人说他品行不端，皇帝于是罢用他，回到河间。当时群盗蜂起，粮价昂贵，经籍之道停息，教授无法进行。刘炫与妻子相距百里，音信断绝，郁郁不得志，于是自己作赞说：

才德通达的人如司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都自叙风采，传芳后代。我岂敢仰慕比肩先达，贻笑众人。只因日迫桑榆，大限将到，故友飘零，门徒如雨散，如朝露般忽然死去，埋魂北方原野，亲朋故旧无人了解我的心志，后人不见我的行迹，趁我还有残喘，略述胸臆，留给行旅之人，传示州里，使将来俊杰知道我的鄙薄志向。我从束发以来，直到白头，婴孩时被慈亲宽恕，未曾受过鞭打，从学时被明师怜惜，未曾受过责罚。到敦睦邦族，结交同辈，重物轻身，先人后己。往昔幼弱时，乐于参预长者之事，到了年老，多次接待后生。学习则服膺不厌，教诲则劳而不倦，幽情少有所适，心事常相违背。内省生平，回顾始终，有四大幸，一大恨。本性愚钝，家业贫寒，被父兄宽容，厕身缙绅之末，得以博览经典，涉猎古今，小善著于乡里，虚名闻于邦国，这是第一幸。隐显人间，沉浮世俗，多次担任徒劳之职，久执刑律之书，名字不挂于弹劾的白简，事情不染于判罪的丹笔，立身行事，惭愧很多，但最终得以善终，大概可以免祸，这是第二幸。凭此庸碌虚名，多次触动神眷，凭此卑贱之身，每升天朝，与骏马并驾，与鸿鹄比翼，在凤池整理图书，在麟阁记载言行，参谒宰辅，拜访群公，厚礼殊恩，增添荣耀改变身价，这是第三幸。白天将尽，年老已叹，退返初服，归骸故里，玩赏文史以怡神，观看鱼鸟以散虑，观察野物，登临园沼，缓步代车，无罪为贵，这是第四幸。仰休明之盛世，慨叹道教之衰败，踏先儒之逸轨，伤群言之芜秽，驰骋于古籍，改正荒谬，修撰刚完，图事恰成，天违人愿，途不与我。世路未平，学校尽废，道不备于当时，业不传于身后。衔恨泉壤，就在于此吧？这是唯一的大恨啊。

当时在郡城，粮饷断绝，他的门人多跟随盗贼，可怜刘炫穷乏，到郡城下索要刘炫，郡官于是交出刘炫给他们。刘炫被贼人带走，经过城下堡。不久，贼人被官军击败，刘炫饥饿无所依靠，又投奔县城。长吏认为刘炫与贼人相识，恐怕以后生变，于是闭门不接纳。当时夜里严寒，因此冻饿而死，时年六十八岁。后来门人谥他为宣德先生。

刘炫性格急躁好争，颇多诙谐，多自我夸耀，喜欢轻慢当世，被执政者憎恶，因此仕途不顺。著有《论语述议》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经正名》十二卷，《孝经述议》五卷，《春秋述议》四十卷，《尚书述议》二十卷，《毛诗述议》四十卷，《注诗序》一卷，《算术》一卷，都流传于世。

○褚辉

吴郡褚辉，字高明，凭《三礼》学在江南著称。炀帝时，征召天下儒术之士，全部集中在内史省，依次讲论，褚辉博学善辩，没有人能难倒他，因此被提拔为太学博士。撰有《礼疏》一百卷。

顾彪

余杭人顾彪，字仲文，通晓《尚书》《春秋》。炀帝时期担任秘书学士，撰写了《古文尚书疏》二十卷。

鲁世达

余杭人鲁世达，炀帝时期担任国子助教，撰写了《毛诗章句义疏》四十二卷，流传于世。

张冲

吴郡人张冲，字叔玄。在陈朝任职左中郎将，但这并非他的爱好，于是潜心钻研经典，撰写了《春秋义略》，与杜预的注解有七十多处不同，还著有《丧服义》三卷、《孝经义》三卷、《论语义》十卷、《前汉音义》十二卷。官至汉王侍读。

王孝籍

平原人王孝籍，年少时好学，博览各家言论，全面研究五经，颇有文采才干。与河间人刘炫志同道合，关系友善。开皇年间，被召入秘书省，协助王劭编修国史。王劭对他不礼遇，在秘书省多年，仍然不免要交纳赋税。王孝籍郁郁不得志，上书给吏部尚书牛弘说：

我私下认为，毒虫叮咬皮肤，就会整夜不能入睡；饥寒交迫身体，也会整年无所依靠。为什么呢？因为痛苦难以安宁，贫穷容易困窘。更何况内心之中，冰火交加消蚀脂膏，肌肤之间，风霜侵袭骨髓，又怎能咬舌闭嘴，忍气吞声，厌恶呻吟的声音，忍受酸辛的痛苦呢！敬想明尚书公您显出哀怜的神色，敞开宽厚的胸怀，您的唾沫足以使枯鱼复活，您的吹气可使穷鸟飞翔。散发椒兰的芬芳，温暖如布帛的言辞，答应小人的请求，使我的声音传到君王的耳中。即使山川不远，鬼神在此，诚信有征，言必有行，仍然担心救溺水者时援手太迟，救上吊者时扶脚太慢。如果等待越人的舟船，寻求鲁匠的云梯，那么必定是悬挂在枯树的枝头，沉没在深渊的底部了。况且我一个贫寒之人，在尚书省值班七年，徭役赋税不能免除，赏赐恩惠得不到沾溉，卖掉了贡禹那样的田地，供张释之那样的费用，有幼子的拖累，缺乏强健兄长的产业。加上老母在堂，光阴已暮，寒暑失调，关山遥远，咬臂发誓相约归期，但前途更加遥远，倚门盼望，早晚已很勤苦。像司马相如那样因病辞官，但我无官可辞；像梅福那样发狂，也不是神仙所能逃避。忧愁疾病比厉鬼还厉害，人生不同于金石。魂魄将要离散，恐怕占卜没有征兆，含恨入黄泉，就白白辜负了恩顾，这就是王稽所以进言，应侯因此不乐的原因啊。我隐藏在鬓发之内，居于眉睫之间，师旷未曾听闻，离朱所不能看见，沉沦在东观，滞留于南史，始终没有人荐举引用，永远如同埋没。三代不变，虽然由于寂寞，十年不升迁，实在是缺乏知己。那不出世的是圣明的君主，不万分之一的是诚贤的臣子。以不出世的君主而遇到不万分之一的臣子，这是我为明尚书感到庆幸的。您处于品评人物之源，掌握权衡之柄，却反披狐白之裘，不喜欢缁衣，这是我为明尚书不取的。从前荆山玉未剖时，卞和的双脚被砍，百里奚未被用时，禽息撞碎了头。您处于可以进言的位置，有能用人资权，可以增加耳目之明，没有手足之碍，却畏惧而不去做，谁知道您的想法呢！有的官员不称其能，有的士人未申其屈，一个人的私下议论，会流传天下。劳苦不见有所图，怎能没有失望！倘若病未至死，狂还克制，汗浸穷愁的简牍，写离忧的辞章，记载志向于前贤，沟通心意于来哲，使千年之后，哀叹我的不遇，追咎执事者，玷污了清名，那么我这不肖之身，死生都是拖累，小人的罪过，将不可磨灭。希望您稍加怜悯，留心不要忽视！

牛弘也知道他有学问，但最终未能升调。后来回到乡里，以教书为业，在家中去世。注释《尚书》和《诗经》，遭遇战乱而散失。

史臣说：古语说：“容貌身体不值得观赏，勇力不值得依靠，家族姓氏不值得称道，祖先不值得赞扬，然而能显名四方，流传声名于后代的，大概只有学问吧？”这话确实啊。晖远、荣伯这些人，专心致志不知疲倦，自我求索，于是能闻道于下风，被珍视如同席上之珍。有的聚集学生千百人，有的身穿冕服乘坐轩车，被明时看重，实在是由于稽考古道的力量啊。江阳从容有高雅声望，风韵闲远，清谈高论，当年很有名；彦之敦厚经学悦乐史书，砥砺自身品行，志在典章制度，举动遵循规矩；何妥通达俊爽，神情警悟，很有口才，同时擅长文笔，然而以揭发别人作为正直，失去了儒者的风度；刘焯在士大夫中道义第一，精通天象，既精且博，洞察幽微，探究深奥，源流莫测，数百年来，只有此人而已；刘炫学问确实是通儒，才能足以成事，九流七略，无不博览，虽然探求深奥隐微，不如刘焯，但裁成学说，文雅超过刘焯。他们道行仅次于生而知之者，但时代不给他们机会，有的才仅登下士，有的饿死弃于沟壑，可惜啊。子夏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上天给予的是聪明，不给的是高官，上圣尚且不免，刘焯、刘炫又能对命运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