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一李孝伯李冲

李孝伯，是赵郡人，高平公李顺的堂弟。父亲李曾，年轻时研习《郑氏礼》《左氏春秋》，以教书为业。郡中三次征召他担任功曹，他都推辞不去，门人劝他，李曾说：“功曹的职位，虽然说是乡里选拔的优秀人才，但毕竟还是郡吏。面向北侍奉他人，哪里是容易的事。”州里征召他做主簿，到任一个多月后，他叹息道：“梁叔敬说过：州郡的官职，不过是徒然劳烦人罢了。大道不能施行，才是自身的忧虑。”于是回家教书。太祖时，征召任命他为博士，外任为赵郡太守，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盗贼纷纷逃窜。太宗嘉奖他。并州的丁零人，多次成为崤山以东的祸患，得知李曾能得百姓拼死效力，害怕得不敢进入他的辖区。贼人在常山境内得到一只死鹿，认为是赵郡地界，贼头责备他们，命令把鹿送回原处。邻郡为此编出歌谣说：“诈作赵郡鹿，犹胜常山粟。”他被敬畏到如此程度。去世后，追赠平南将军、荆州刺史、柏仁子，谥号为懿。

李孝伯年轻时继承父业，广泛博览各家学说。风度仪表俊美，举止有法度。堂兄李顺向世祖推荐他，征召他为中散。世祖见到他后认为他不一般，对李顺说：“真是你家的千里马啊。”升任秘书奏事中散，转任侍郎、光禄大夫，赐爵南昌子，加建威将军，把军国机密事务委托给他，非常受宠信。他的谋划严密，当时人无法得知。升任北部尚书。因多次随从征伐的谋略功劳，进爵寿光侯，加建义将军。

真君末年，皇帝南征，将要出兵彭城。刘义隆的儿子安北将军、徐州刺史、武陵王刘骏，派将领马文恭率领步兵骑兵一万多人到达萧城。前锋部队击败了他们，马文恭逃跑幸免，抓获了他的队主蒯应。刘义隆听说皇帝南巡，又派他的弟弟太尉、江夏王刘义恭率军赶往彭城。世祖到达彭城，登上亚父冢眺望城内，派人把蒯应送到小市门宣布世祖诏令，慰劳刘义恭，并让他自己陈述萧城战败的情况。刘义恭等人问蒯应：“魏帝亲自来了吗？”蒯应说：“亲自来了。”又问：“现在在哪里？”蒯应说：“在城西南。”又问：“兵马有多少？”蒯应说：“中军四十多万。”刘骏派人献酒两器、甘蔗一百根，并请求骆驼。

世祖第二天早晨又登上亚父冢，派李孝伯到小市，刘骏也派他的长史张畅与李孝伯对话。李孝伯远远地问张畅的姓，张畅说：“姓张。”李孝伯说：“是张长史啊。”张畅说：“您怎么认识我？”李孝伯说：“既然到了这个地方，怎么能不全都知道。”张畅问李孝伯说：“您又姓什么？担任什么官职？”李孝伯说：“我是军中的一名普通士卒，哪里值得询问。不过足以和您对等。”李孝伯说：“主上有诏令：‘太尉、安北可以暂时出门，想要和你们相见，朕也不攻打彭城，何必辛苦将士，在城上严密戒备？’现在派人赐给骆驼以及貂裘等杂物。”张畅说：“‘有诏’这样的话，只可以在您的国家使用，怎么能在这里称呼？”李孝伯说：“您家的太尉、安北，是人臣吗？”张畅说：“是的。”李孝伯说：“我朝廷拥有万国，四海之内，没有敢不称臣的。纵然是邻国的君主，为什么不能对邻国的臣子称‘诏’呢？”李孝伯又问张畅说：“为什么突然关闭城门、断绝桥梁？”张畅说：“两位王爷因为魏帝的营垒尚未建立，将士疲劳，这里有十万精兵，人人都想拼命，恐怕轻率地互相践踏，所以暂且关闭城门。等休息兵马之后，再共同整治战场，约定日期交战。”李孝伯说：“令行禁止，是主将的平常之事，应当用法度来裁断事务，何必毁桥闭城？在困守的城中，又怎么能用十万来夸耀？我也有良马百万，同样可以用这个来夸耀。”张畅说：“王侯设置险阻，哪里只是法令而已。我如果向您夸耀，就该说百万，之所以说十万，正是两位王爷身边平素养育的兵力罢了。这座城内有几个州的士人百姓，工匠兵卒还不算在内。我本是斗人，不斗马足。况且冀州的北部，是出产马的地方，您又凭什么用骏马来夸耀呢？”李孝伯说：“王侯设置险阻，确实如您所说，开闭有常规，为什么堵塞？断绝桥梁的用意，又在哪里？守城是您所擅长的，野战是我所擅长的；我依靠马，就像您依靠城池一样。”城内有叫具思的人，曾经到过京师，刘义恭派他来看，具思认出是李孝伯。具思上前问李孝伯说：“李尚书路上辛苦了。”李孝伯说：“这件事应该彼此都知道。”具思回答说：“因为彼此都知道，所以才慰劳您。”李孝伯说：“感谢您的好意。”

之后打开城门，张畅屏退随从、放下武器，出来接受赏赐物品。李孝伯说：“诏令说要赐给太尉貂裘，赐给安北骆驼、骡、马，葡萄酒以及各种食物应当一起进献。”张畅说：“两位王爷恭敬地禀告魏帝，知道想要垂爱相见，常愿当面接谈，但受命于本国，愧居藩镇重任，作为人臣没有境外的交往，所以不能私下见面。”刘义恭献上皮裤褶一套，刘骏献上酒两器、甘蔗一百根。李孝伯说：“又有诏令：‘太尉、安北，长久断绝南方音信，应当十分忧虑。如果想派人送信，我会派人护送，如果需要骑兵，也会用马送你们。’”张畅说：“这里小路很多，使者日夜往来，不必因此劳烦魏帝。”李孝伯说：“也知道有水路，似乎被白贼截断了。”张畅说：“您穿着白衣，却称‘白贼’。”李孝伯大笑说：“现在的白贼，似乎不同于黄巾、赤眉。”张畅说：“黄巾、赤眉，不在江南。”李孝伯说：“虽然不在江南，也不离徐州一带。”李孝伯说：“先前与安北通报，为什么这么久不答复？”张畅说：“两位王爷高贵遥远，禀报很困难。”李孝伯说：“周公握发吐哺，两位王爷为什么偏偏高贵遥远？”张畅说：“握发吐哺，不是对邻国之人说的。”李孝伯说：“对本邦尚且如此，对邻国更应尽恭敬。况且宾客到来有礼节，主人应该以礼相待。”张畅说：“昨天看到众宾客到门，并不算有礼。”李孝伯说：“不是宾客到来无礼，只是主人匆忙，没有招待宾客的调度罢了。”李孝伯又说：“有诏令：‘程天祚是一个普通人，确实知道不是江南选拔的人才，近来在汝阳，身中九枪，落进溵水，我派人把他拉出来。凡人骨肉分离，都想团聚，听说他弟弟在这里，为什么不让他暂时出来？随即就让他返回，哪里会随便扣留一个人。’”张畅说：“知道想让程天祚兄弟团聚，已经下令遣送，但他坚决推辞不去。”李孝伯说：“哪有子弟听说父兄在而反而不肯相见的，这连禽兽都不如。贵地风俗，怎么到了这种地步？”

世祖又派人赐给刘义恭、刘骏等人毡各一领，盐各九种，还有胡豆豉。李孝伯说：“有后续诏令：‘这些盐，各有用途。白盐是食盐，主上自己食用；黑盐治疗腹胀气满，研成六铢粉末，用酒服下；胡盐治疗眼痛；戎盐治疗各种疮；赤盐、驳盐、臭盐、马齿盐四种，都不是食盐。太尉、安北为什么不派人到朕这里来？彼此的情意，虽然不能全部表达，但总归要见见朕的大小，知道朕的老少，观察朕的为人。’”张畅说：“魏帝长久以来已被往来之人熟知，李尚书亲自奉命，不怕彼此不能尽知，所以不再派人。”刘义恭献上蜡烛十根，刘骏献上锦一匹。

李孝伯说：“您是南方士人，为什么穿草鞋？您穿这个，将士们怎么办？”张畅说：“‘士人’的说法，实在令人惭愧。但因为不习武而受命，统率军队在军阵之间，不容许穿宽松的衣服。”李孝伯说：“永昌王最近一直镇守长安，现在率领精锐骑兵八万直取淮南，寿春也关闭城门固守，不敢抵抗。先前送来刘康祖的首级，您们所见到的王玄谟，是我很了解的，也只是平常之才罢了。怎么让他担任这样的任务，以致奔逃失败。自从入境七百多里，主人竟然不能抵抗一次。邹山的险要，是你们的凭仗，前锋刚一交手，崔邪利就钻进洞穴，将士们把他倒拖出来。主上饶了他的性命，现在随从在这里。又为什么轻率地派马文恭到萧县，让他望风退却？你们的百姓，非常怨恨，说太平时代，征收我们的租帛，到了有急难时，却不能拯救他们。”张畅说：“知道永昌王已经过了淮南。刘康祖被他击败，近来有信使，没有这个消息。王玄谟是南方偏将，不算有才能，只因为他是北方人，所以作为前锋向导罢了。大军未到，而河水结冰，王玄谟权衡情况回师，不算失策，只是因为夜间撤退，导致战马惊乱罢了。我们悬瓠小城，陈宪是小将，魏帝倾国围攻，几十天不能攻克。胡盛之是偏裨小帅，兵众不足三旅，刚渡过翮水，魏国君臣奔散，仅仅得以逃脱。滑台的军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邹山小戍，虽然有微小险要，但河边的百姓多是新近归附，刚开始仰慕政教感化，奸盗尚未平息，只是让崔邪利安抚他们罢了。如今虽然陷落，对国事有何损害？魏帝自己用十万军队制服一个崔邪利，还值得说吗？近来听说萧县百姓都依山据险，姑且派马文恭率十队迎接他们罢了。马文恭先前率三队出战，退走时经过你们的大营。嵇玄敬率一百艘船到留城，魏军奔逃败退。轻敌导致这样，也不值得可惜。王境的人民，沿河居住，两国交兵，应当互相抚养。而魏军入境，事情发生意外，官府不辜负百姓，百姓又有什么怨恨？知道入境七百里，没有抵抗，这上靠太尉的神机妙算，下靠武陵王的圣明谋略。军国大事，虽然不参与知晓，但用兵有机遇，也不容互相告知。”李孝伯说：“您凭借这些空谈，支离破碎地应对，可以说是‘遁辞知其所穷’。而且主上不会围困此城，将亲自率军直取瓜步。南方之事如果成功，此城自然不用等待攻围；南行如果不利，彭城也不是想要的。我现在将要南行，想要在长江边饮马。”张畅说：“去留之事，自然随您的心意。如果魏帝真的能在长江饮马，那就没有天理了。”李孝伯说：“从北向南，实在只是人事的变化。在长江饮马，哪里只是天理？”张畅将要回城，对李孝伯说：“希望扫荡平定有期，相见不会太远。您如果能回到宋朝，现在就是相识的开始。”李孝伯说：“现在应当先到建业等待您。恐怕到时候您和两位王爷面缚请罪，顾不上装束。”

李孝伯风度闲雅，对答如流，张畅及其身边的人都非常赞叹。世祖大喜，进爵宣城公。

兴安二年，外任为使持节、散骑常侍、平西将军、秦州刺史。太安三年去世，高宗非常哀悼惋惜。追赠镇南大将军、定州刺史，谥号为文昭公。

李孝伯体度宽弘雅正，明达政事，朝廷民间无论贵贱，都推崇敬重他。恭宗曾启奏世祖广泛征召俊秀之才，世祖说：“朕有一个李孝伯，足以治理天下，何必用那么多人？即使再访求，这样的人又哪里能得到。”他被赏识到如此程度。品性方正谨慎忠厚，每当朝廷大事有不足之处，必定亲手书写表章，恳切地陈说劝谏；有时不被采纳，甚至再三上奏。他销毁草稿，家人看不到。在公庭议论时，常引用纲纪，有人陈述事务，李孝伯任由他陈述，即便有不对之处，始终不压抑折服。等到见世祖时，只说他的长处，从不隐瞒他人姓名以作为自己的好处。所以士大夫都佩服他的雅正。自从崔浩被杀后，军国谋略全出自李孝伯。世祖对他的宠遇仅次于崔浩，也以宰辅之礼对待他。他进献补益、弥补缺失，行迹不显露，当时人无法知晓。去世那天，远近之人都哀伤。李孝伯的美好名声，远近闻名。李彪出使江南，萧赜问他说：“李孝伯和您关系远近？”他被远方人知晓就像这样。李孝伯的妻子是崔赜的女儿，是位高明妇人，生了一个儿子李元显。崔氏去世后，娶了翟氏，但不把她当作正妻。翟氏憎恨嫉妒李元显，后来遇到劫盗，李元显被害，世人说是翟氏所为。李元显志气很高，被当时人惋惜。翟氏的两个儿子，李安民、李安上，都有风度。

安民承袭了寿光侯的爵位，担任司徒司马。去世后，被追赠为郢州刺史。他没有儿子，爵位被废除。

安上，曾任钜鹿太守，也早早去世。

安民的弟弟豹子，在正光三年上书说：

我私下认为，酬劳功臣、赏赐勋绩，是国家常有的制度；复兴灭亡的诸侯国、延续断绝的世系，是圣明君主优先考虑的事情。因此，累积德行和忠诚，《春秋》允许宽恕十世；建立功勋、彰显节操，山河盟誓使其永远流传。我恭敬地想到世祖太武皇帝，英明睿智出自天性，统辖天下；向东平定辽海，向西安定玉门，横扫漠北，在江水饮马。我已故的父亲、原尚书、宣城公先臣孝伯，在冥冥中感应时运，幸运地遇上昌盛时期，在军帐中谋划，在侍从中亲密相处，朝廷的谋略和良策，常常承蒙采纳。当时太子监国，上奏请求征召贤才，皇帝下诏回答说：“我有一个孝伯，足以治理天下，何必用那么多人？”他被信任和重用，竟到了这种地步。因此，他被宠以元凯之位，封以公侯之爵，诏册上说：“江阳巡行时，屡次进献奇谋；六师大胜，也有他的功劳。”他内外勤王，宠遇深厚，正要给予重大赏赐，而世祖驾崩。灵柩刚刚迁走，他就被派往名山任职。高宗年幼即位，来不及追述他的功绩。

我的行为违背神灵，先父去世，微小的功绩未能表彰，忠诚的志向永远被剥夺。士大夫们都哀伤他早逝，朝野都悲痛他不能长寿。我已故的兄长袭爵，因无子而被废除爵位。我长久思念宗族基业，五脏俱裂。先父在前朝荣耀受宠，功勋记载在王府，却与常人一样，爵位封赏湮没失落。参照古事衡量现今，实在深怀痛苦。我私下想到朝廷的惯例：广川王元遵、太原公元大曹等人，都因功勋重大在先朝，后代断绝而延续祭祀，有的以旁系亲属，有的听由弟弟袭爵，都传承了山河之功，享受了不寻常的赏赐。何况先父在受到委任时，运筹帷幄，功勋显著于内，声名传播于外。事情相等，功劳相同，古今没有改变。因此汉朝赏赐韩信、彭越，却更重视张良、陈平；魏朝酬谢张辽、徐晃，也不抛弃荀彧、郭嘉。如今数族人在先朝之时获得追赏，先父却在圣明之时断绝了封爵，回顾同辈，存亡永怀遗恨。我私下见到正始年间，曾发出存亡的诏令，褒扬贤人、报答功勋的旨意。熙平元年，已故任城王元澄所请求的十件事，又重新施行前朝的恩泽，成就一时的盛事，留下旷代的典范。凡是官宦之人，谁不感庆？大概是为了奖励劝勉后来者，垂范万古。况且刘氏伪书，反而流传到上国，查考其中的诽谤，百无一实；前后派出的使者，不写姓名，也没有官爵。至于《张畅传》中，大略叙述了先父的应对，虽然改写得几乎全部脱落，自然是想抬高自己；然而逸韵难以亏损，仍然被称引记载，不仅在当时有所补益，死后也能彰显国家之美。请求阅览此书，就会清楚可见。那么微弱的衰败宗族，一朝重新兴起，先父的魂魄，千秋万代都会结草报恩。

结果他终究未能承袭爵位。

孝伯的哥哥李祥，字元善。学问传承家业，同乡宗族都尊崇他。世祖下诏州郡推举贤良，李祥应贡，对策符合旨意，被任命为中书博士。当时南方尚未归服，世祖亲自出征，派尚书韩元兴率领军队从青州出发，以李祥为军司。攻取土地到达陈、汝一带，淮北的百姓到军中投降的有七千多户，把他们迁到兖、豫的南部，设置淮阳郡来安抚他们，任命李祥为太守，加授绥远将军。流亡百姓归附他的有一万多户，他鼓励耕作养蚕，百姓安居乐业。世祖嘉奖他，赐给衣马。升任河间太守，有威严和恩惠的称誉。太安年间，征召入朝任中书侍郎，百姓有一千多人上书，请求留任他几年，高宗没有允许。在任上去世，追赠定州刺史、平棘子，谥号为宪。

儿子李安世，自幼聪慧。兴安二年，高宗召见侍郎、博士的儿子们，挑选其中优秀俊秀的想让他们做中书学生。安世十一岁，高宗见他年纪还小，就召来问他。安世陈述祖父的事情，很有条理，当即让他做学生。高宗每次到国学，总是单独召见他询问。下诏说：“你只要守住这个，将来不愁不富贵。”他为父亲守丧以孝道闻名。天安初年，被任命为中散，因温和敏捷、恭敬谨慎，高宗亲近喜爱他。多次升迁至主客令。

萧赜派刘缵来朝贡。安世容貌俊美，举止得体，刘缵等人互相说：“如果没有君子，难道能治理国家吗？”刘缵等人称安世为典客。安世说：“夏、商、周三代礼仪不同，五帝音乐各异。怎么能用灭亡的秦朝的官名，来称呼上国呢？”刘缵说：“时代不同的名号，共有多少？”安世说：“周朝称为掌客，秦朝改为典客，汉朝名叫鸿胪，如今称为主客。您等人不想效法文王、武王，却热心于灭亡的秦朝。”刘缵又指着方山说：“这座山距离燕然有多远？”安世说：“就像石头城距离番禺一样。”国家有江南的使者到来，常拿出府库中的珍宝，让京城中容貌服饰漂亮的富人来买卖，让使者随意交易。使者到金玉店问价，刘缵说：“北方的金玉太便宜了，大概是当地出产的？”安世说：“圣朝不看重金玉，所以贱如瓦砾。又因为皇上德行通于神明，山川不吝惜宝物，所以无川无金，无山无玉。”刘缵起初想大量购买，听了安世的话，惭愧地作罢了。升任主客给事中。

当时百姓因饥荒流离失所，豪强大族多有侵占夺取。安世上疏说：“我听说丈量土地、划分田野，是治理国家的大体制；城邑与田地相互配合，是达到太平的根本。井田税制的兴起，由来已久；荒田熟田的数量，按制度加以限制。大概是想使土地不荒废耕作，百姓不游手好闲。豪强擅权的人家，不能独占肥沃的土地；孤弱贫困的百姓，也有一定的田亩份额。这是为了体恤贫弱，抑制贪欲，使贫富不均得到平衡，让百姓成为编户齐民。我私下看到州郡的百姓，有的因年成歉收流亡迁移，放弃变卖田地房屋，漂泊寄居他乡，涉及数代。三长制度建立后，才返回故乡，但房屋井田荒废毁坏，桑树榆树重新栽种。事情已经过去很久，容易产生假冒。强宗豪族肆意侵夺，远则认领魏晋时期的人家，近则引用亲戚故旧的证据。加上年代稍久，乡老也感到迷惑，各种证据虽多，却无法作为依据。各自依附亲友，互有长短，两方证据空有，听审者仍然疑惑，争端诉讼拖延，连年不能判决。良田抛荒而不耕种，柔桑枯萎而不采摘，侥幸之徒兴起，繁多的案件发生。要想让家家丰裕、年年储备，人人有物资可用，怎么可能做到呢！我认为如今虽然难以恢复井田，但应重新平均丈量，审慎制定方法；让分配耕种有标准，劳力与产业相称，小民得以获得谋生的利益，豪强没有多余土地的好处。那么无私的恩泽，就能普遍施于万民；如山如阜一样的财富，可以积累于家家户户。至于所争的田地，应当限定年限裁决，时间长久难以明察的，全部归属现在的田主。这样，虚妄的百姓就会断绝非分之想；守本分的人就能永远免除侵夺了。”高祖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后来的均田制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外任为安平将军、相州刺史、假节、赵郡公。他鼓励农耕养蚕，禁止不合礼制的祭祀。西门豹、史起，对百姓有功，为他们修缮庙宇。上表推荐广平宋翻、阳平路恃庆，都成为朝廷的良士。当初，广平人李波，宗族强盛，残害掠夺百姓。前任刺史薛道扌剽亲自前往讨伐，李波率领宗族抵抗，大败薛道扌剽的军队。于是此地成为逃犯的聚集地，公私都受其害。百姓编了歌谣说：“李波小妹字雍容，撩起裙子追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中双。妇女尚且如此，男子哪能相逢！”安世设下计策诱捕李波及子侄三十多人，在邺城街市斩首，境内安定。因病免职。太和十七年在家中去世。安世的妻子博陵崔氏，生了一个儿子李瑒。崔氏因嫉妒凶悍被休弃，又娶了沧水公主，生了两个儿子：李谧、李郁。

李瑒，字琚罗。博览史书，颇有文才，气概豪爽，在当世刚正不阿。延昌末年，任司徒行参军，升任司徒长兼主簿。太师、高阳王元雍上表推荐李瑒做他的朋友，任正主簿。

当时百姓多断绝后嗣而去做僧侣。李瑒上书说：“礼用来教化当世，佛法引导未来，迹象和作用既然不同，流派也应当分别。所以三千种罪过中，没有比不孝更大的，不孝之中，没有比断绝祭祀更严重的。那么断绝祭祀的罪，没有比这更重的了。怎能轻易放纵背弃礼义之情，而放纵他们趋向佛法的意愿呢？即使是佛道，也不应如此，假使允许这样做，也还须用礼来裁断。一个人双亲年老，却抛弃家庭、断绝赡养，既不合人理，更违背礼情，湮灭人伦大义，而且缺少户籍。既缺失当世的礼法，却求取将来的好处，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话说得极为充分了。哪有放弃正大光明的政教，而追随鬼教的呢！而且如今南方尚未平定，各种劳役仍然烦重，百姓的情形，正多是为了逃避劳役。如果再听任他们，恐怕抛弃孝慈的人，家家户户都是了。”沙门都统僧暹等人对李瑒“鬼教”的话很恼怒，认为李瑒诽谤佛法，哭着向灵太后投诉，灵太后责备李瑒。李瑒自我辩解道：“我私下想清明佛法，使僧俗都通晓，不敢排斥贬低真正的学问，妄加诋毁。况且鬼神的名称，都是通灵达神的，从百代正典中称呼，叙述三皇五帝，都称为鬼。天地称为神祇，人死称为鬼。《易经》说‘知道鬼神的情状’；周公自我赞美，也说‘能事鬼神’；《礼记》说‘明显的有礼乐，幽暗的有鬼神’。所以明显的称为堂堂，幽暗的称为鬼教。佛既不是天也不是地，本出于人，应世导俗，其道幽深隐晦，称之为鬼，我认为并非诽谤。而且心中没有不善，以佛道为教的人，正可以说不了解众妙之门罢了。”灵太后虽然知道李瑒的话是对的，但无法不顾及僧暹等人的意思，还是罚了李瑒一两金。

转任尚书郎，加授伏波将军。跟随萧宝夤西征，以李瑒为统军，假宁远将军。李瑒恩德遍及乡里，招募勇士，有数百人乐意跟随，李瑒倾尽家财赈济安抚他们，率领他们西征。萧宝夤见到李瑒到来，就拍着李瑒的肩膀说：“你远道而来，我的事办成了。”因此他的部下每有战功，军中称他们为“李公骑”。萧宝夤又上奏李瑒为左丞，仍任别将，军机政务，都参与决策。萧宝夤又上奏他为中书侍郎。回朝后，被任命为镇远将军、岐州刺史，因推辞不赴任，被免官。建义初年，在河阴遇害，时年四十一岁。最初追赠镇东将军、尚书右仆射、殷州刺史；太昌年间，又追赠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

李瑒倜傥有大志，喜欢饮酒，对亲友情深，常对弟弟李郁说：“士大夫做学问，只要博通古今就可以了，何必专门钻研经书做老博士呢？”与弟弟李谧特别友爱，李谧在乡里去世，李瑒悲痛得气绝，很久才苏醒，几天不吃东西，一年之内，身体消瘦憔悴。人们都哀叹他。李瑒有三个儿子。

长子李义盛，武定年间，任司徒仓曹参军。

李瑒的弟弟李谧，字永和。事迹在《逸士传》中。

李谧的弟弟李郁，字永穆。好学沉静，博通经史。从著作佐郎任广平王元怀的属官，元怀深加礼遇。当时学士徐遵明在山东教授，学生很多，元怀征召徐遵明到学馆，让李郁问他五经义例十多条，徐遵明只回答了数条。逐渐升迁至国子博士。自从国学建立以来，各位博士大多不讲课，朝夕教授的，只有李郁罢了。他谦虚文雅宽厚，很有儒者之风。升任廷尉少卿，加冠军将军，转任通直散骑常侍。建义年间，因兄长李瑒去世，于是抚养孤侄，回到乡里。永熙初年，被任命为散骑常侍、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兼都官尚书，不久兼任给事黄门侍郎。永熙三年春，在显阳殿讲《礼》，皇帝下诏让李郁执经，他阐发解释不尽，众人诘难纷起，他仍谈笑自如。出帝及所有参与听讲的王公，无不赞叹。不久病逝，追赠散骑常侍、都督定冀相沧殷五州军事、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仪同三司、定州刺史。

儿子李士谦，任仪同开府参军事。

李冲，字思顺，陇西人，敦煌公李宝的幼子。自幼丧父，由长兄荥阳太守李承抚养教导。李承常说：“这个孩子器量非凡，将成为家族所寄托的人。”李冲沉静文雅有大量，跟随兄长到任所。当时刺史太守的子弟大多侵扰百姓，随意索取，只有李冲与李承的长子李韶清正简约，一无所取，时人赞美他们。

显祖末年，担任中书学生。李冲善于交际，不随便嬉戏杂耍，同辈的人都很敬重他。高祖初年，按照惯例升任秘书中散，掌管宫禁中的文书事务，因为严谨整饬、聪慧敏捷，逐渐受到宠信和优遇。升任内秘书令、南部给事中。

以前没有三长制，只设立宗主督护，所以百姓多有隐瞒假冒，五十家、三十家才合成一户。李冲认为用三正治理百姓，由来已久，于是创制三长制并上奏。文明太后看了称赞说好，召见公卿商议。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祐等人说：“李冲请求设立三长，是想要统一天下之法。说起来似乎可行，实际上难以实行。”郑羲又说：“如果不相信臣的话，就试行一下。事情失败之后，就会知道我的话不错。”太尉元丕说：“臣认为这个办法如果实行，对公对私都有好处。”众人都说现在正是有事情（指农忙）的月份，核对民户，新旧未分，百姓一定会劳苦怨恨。请求过了今年秋天，到冬天农闲月份，再慢慢派遣使者，这样比较合适。李冲说：“百姓，是愚昧的，可以让他们照着做，不可以让他们知道原因。如果不趁着征收赋税的时候，百姓只知道设立三长、核对户口的辛苦，却看不到平均徭役、减轻赋税的好处，心里一定会生怨。应该在征税的月份，让他们知道赋税是平均的。既明白这事，又得到好处，顺着百姓的欲望，做起来就容易。”著作郎傅思益进言：“民俗已经不同，险峻平坦不一样，九品差调，施行已久，一旦改变法度，恐怕会造成扰乱。”太后说：“设立三长，那么征税就有固定的标准，赋税有固定的份额；包庇的户口可以查出，侥幸的人可以制止。为什么不可以呢？”群臣的议论虽然有分歧，但只认为变法困难，没有别的不同意见。于是设立三长制，公家私人认为便利。

升任中书令，加散骑常侍，仍任给事中。不久转任南部尚书，赐爵顺阳侯。李冲被文明太后宠幸，恩宠日益隆盛，赏赐每月达到数十万，进爵为陇西公，暗中送珍宝御物充实他的宅第，外人不得而知。李冲家一向清贫，从此开始成为富户。但他谦虚自守，积财能散，近自姻亲家族，远至乡里，没有不分到的。虚心待人，关怀漂泊寒士，年老故旧沦落失意，因此而得到提拔叙用的，也很多。当时因此称赞他。

当初，李冲的哥哥李佐与河南太守来崇一同从凉州来到魏国，一向有些小嫌隙。李佐借机构成来崇的罪，来崇饿死在狱中。后来来崇的儿子来护又检举李佐贪赃的罪，李佐和李冲等人都被关押，遇赦才免罪，李佐对此非常怨恨。到李冲得宠显贵，总揽内外事务，来护担任南部郎，深怕被李冲陷害，常求退避，但李冲每每安慰他。后来来护因贪赃获罪，担心必定不能免罪。李冲于是详细上奏与来护前后嫌隙的来龙去脉，请求原谅宽恕他，来护于是得以免罪。李冲的从外甥阴始孙孤苦贫穷，来往李冲家，如同子侄。有人求官，通过阴始孙送马给李冲，阴始孙就收下而不说。后来找个机会，借李冲这匹马，马主见李冲骑着马而自己得不到官，后来亲自陈述事情始末。李冲听说后，大惊，抓住阴始孙将情况详细上奏，阴始孙被处死。他身处要职自我勉励，不念及爱憎，都是此类。

当时遵循旧制，王公重臣都直呼其名，高祖常称李冲为中书而不叫他的名字。文明太后去世后，高祖在居丧期间引见李冲，接待礼遇更加优厚。等到商议礼仪律令，润饰文辞意旨，刊定轻重，高祖虽然自己动笔，没有不咨询李冲而决定的。李冲竭尽忠诚奉事皇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出入勤劳忧心，形于颜色；即使是旧臣贵戚，没有能赶得上的，无不佩服他明断慎密而诚心归附。于是天下一致，连远方听说的，都尊崇佩服。高祖也深深倚仗信任，亲近敬重更加深厚，君臣之间，情义无二。等到改设百官，开创五等爵位，让李冲参与制定典章制度，封为荥阳郡开国侯，食邑八百户，拜廷尉卿。不久升任侍中、吏部尚书、咸阳王师。东宫建立后，拜太子少傅。高祖起初依照《周礼》，设置夫人、嫔妃之列，以李冲的女儿为夫人。

诏书说：“从前轩辕皇帝临御天下，留下房屋的构造；经历三代，兴起宫观的样式。但是茅草屋顶、泥土台阶，昭示德行于上古；层台大厦，崇尚威严于中世。实在是因为文采与质朴各适其宜，华丽与朴素礼制不同。所以周成王继承基业，在东部洛阳营建明堂；汉高祖兴起，在咸阳镐京建筑未央宫。这都是为了尊严皇威，崇重帝德，难道是喜好奢侈厌恶俭朴，苟且劳民伤财吗？我朝皇运统天，协承乾历，锐意于四方，没有闲暇建制，宫室的制度，颇有不妥当。太祖初奠基业，虽然粗略有规范，从此以后，又多有营修改建。至于元旦庆典，万国齐聚朝廷，观光使者，瞻仰有所欠缺。朕以寡德，勉强继承大业，运逢休明之期，事当昌盛之运，应该遵循远大的制度，建造这些宫宇。指示规划规模，事情已经明确于平日；明堂、太庙，已在往年建成。又凭借往年的丰裕资财，趁着民情安逸，将在今年春天营改正殿。违反时令，做这事感到戒惧。但北方多寒冷，事情不同于南方夏季，除非决定在春天动工，到夏天劳作，那么宏大的构造、高大的基址，无法完成。成就功业建立大事，非委托贤能不可；改革制度规模，非任用才能不能成功。尚书李冲器量学识渊博，经营规划明达深远，可兼任将作大匠；司空、长乐公元亮，可与大匠共同监督兴建修缮。至于拆除旧的建造新的适宜办法，修复太极殿的规制，朕当另外加以指示教授。”

皇帝南征，加李冲辅国大将军，统领军队翼从。从都城出发到洛阳，连绵大雨不止，于是诏令六军出发。高祖穿着戎服执鞭骑马而出，群臣在马前叩头。高祖说：“长驱直入的谋划，庙堂已定，现在大将军前进，你们还想要说什么？”李冲进言说：“臣等不能在帷幄之中克敌制胜，坐镇制服四海，而让南方有窃号的首领，实在是臣等的罪过。陛下因为文教车轨没有统一，亲自劳驾圣驾，臣等确实愿意舍身尽命，效死于军旅。但自从离开都城，淫雨连绵，士兵战马疲惫困顿，前路还很遥远，水潦正厉害。而且伊洛境内，小水尚且造成困难，何况长江浩荡，远在南境。如果准备舟船，必须停滞，军队疲惫粮食缺乏，进退两难，怜悯死丧而回师，从道义上讲是合适的。”高祖说：“统一天下的意图，前面已经详细讨论。你们正是以雨水为困难，然而天时也很可以知道。为什么？夏天既然炎热干旱，秋天所以雨水多，初冬时节，必定会晴朗。等到后月十几天内，如果雨还是不停，这是天意，如果在此之后天晴，行进就没有害处。古代不伐丧，是指诸侯同轨之国，不是王者统一天下的文义。已经到达这里，怎么可以停驾？”李冲又进言：“现在的举动，天下人不愿意，只有陛下想要这样做。汉文帝说：我独自乘千里马，最终能到哪里？臣有意而没有言辞，敢以死请求。”高祖大怒说：“正要经营宇宙，统一天下，而你们这些儒生，屡次怀疑大计，斧钺是有常刑的，你不要再说了！”策马将要出去。于是大司马、安定王元休，兼左仆射、任城王元澄等一起恳切哭泣劝谏。高祖于是告诉群臣说：“现在兴师动众不小，动了而没有成就，怎么昭示后世？如果打算班师，无法垂名千载。朕上念远祖，世代居于幽漠，违背众人南迁，以享无穷的美业，难道是无心，轻易遗弃陵墓土壤？今天的君子，难道独有怀旧之情？应当是由于天工代行、王业必须成就的缘故。如果不南征，就应当迁都于此，定都中原，时机也到了，王公们认为如何？议论决定，不得犹豫。想要迁都的站左边，不想的站右边。”安定王元休等相继站到右边。南安王元桢进言说：“愚钝的人对于已成之事还看不清，明智的人在事情未萌芽之前就看出。行至德的人不与俗众议论，成大功的人不与众人谋划，非常之人才能做非常之事。扩大神都以延续王业，度量中原以营建帝京，周公在前面开创，陛下在后面实行，本来是合适的。而且天下最重要的，莫过于皇居；人所宝贵的，难道比得过身体？请上安圣体，下慰民望，定都中原，停止南伐。这是臣等的心愿，苍生很庆幸。”群臣都高呼“万岁”。

高祖起初谋划南迁，恐怕众人心怀故土，于是假装大举南伐，借此稳定群情，外面名义上是南伐，实际上是迁都。旧人怀念故土，多数不愿意，内心畏惧南征，没有人敢说话，于是定都洛阳。李冲对高祖说：“陛下正修周公之制，定都成周。但是营建六寝，不能靠巡游等着建成；兴筑城郭，难以在马上完成。希望暂时返回北都，让臣下经营建造，功成事毕，然后备齐文物仪章，调和玉銮之响，按时南迁，定鼎中原。”高祖说：“朕将巡省四方，至鄴城稍停，春天开始回去不合适。”于是没有回北方。不久以李冲为镇南将军，侍中、少傅如故，委以营建之任。改封阳平郡开国侯，食邑户数如先。

皇帝南征，以李冲兼任左仆射，留守洛阳。皇帝渡过淮河，另外诏令安南大将军元英、平南将军刘藻讨伐汉中，征召雍州、泾州、岐州三州兵六千人准备戍守南郑，攻下城池就派遣。李冲上表谏阻说：“秦州险要，地接羌夷，自从西师出动后，粮饷支援连续不断，加上氐胡叛逆，各地奔走应命，运粮披甲，至今未停。现在又预先差派戍卒，悬拟于山外，虽然加以优复，恐怕还是惊骇，倘若最终攻不克，白白扰动民情，勾结胡夷，事情或许难以预料。就按照旨意秘密下达刺史，等待军队攻克郑城，然后差遣，按臣的愚见，还认为不足。为什么呢？西道险要，单径千里。现在想要深入戍守于绝界之外，孤据群贼之口，敌人进攻不能马上救援，粮食吃尽无法运粮。古人说：‘虽然鞭子长，够不到马肚子’，南郑对于我国，实在是马腹。而且古人攻伐，有时城降而不取；仁君用兵，有时安抚民众而放弃土地。况且王者的举动，意在拯救百姓；夷寇所守，意在珍惜地方。比较二者，德行有深浅。恩惠的声音已经远播，何必急于一城？而且魏境所覆盖，九州超过八个，百姓所臣服，十分之中九分。未能臣服的，只有漠北与江南而已。笼络他们在近期，何必急急于今天？应该等待大开疆宇，广拔城邑，多积资粮，粮食足以对抗敌人，然后置邦立将，做吞并之举。如今钟离、寿阳，近在咫尺未攻克；诸城、新野，一步之遥未投降。所攻克的地方舍弃而不取，所降服的地方安抚而又杀戮。东道既不能以近力防守，西蕃岂能以远兵固守？如果真的要设置，臣恐怕最终会资助敌人。又如今建都中原，地接寇境，正须大量招收死士，平定江东。轻易派遣单弱的戍卒，抛弃让他们陷没，恐怕日后举事之时，众人因为留守而恐惧，求得他们效死，不容易获得。由此推论，不戍守为上。”高祖听从了他。

皇帝回到都城，引见李冲等人，对他们说：“本来多设置官员的原因，是担心令仆昏昧懦弱，百事拖延壅塞。如果明察独断聪慧专一，那么权势就会过于集中。如今朕虽然不算聪明，也不算是劣暗，你们不算大贤，也不算大恶。暂且可以一两年内，少设一些官署。”

高祖从鄴城返回京城，在洪池上乘船，于是从容对李冲说：“朕想要从这里开通水渠到洛水，南伐的时候，何不从这里进入洛水，从洛水入黄河，从黄河入汴水，从汴水入清水，以至于淮河？下船作战，如同开门战斗，这是军国大计。如今沟渠如果须二万人以下、六十天能够完成的，应该逐渐修建。”李冲回答说：“如果这样，就是士卒没有远涉的劳苦，作战有加倍的能力。”升任尚书仆射，仍领少傅。改封清渊县开国侯，食邑户数如前。等到太子元恂被废，李冲被免去少傅之职。

高祖在清徽堂召见公卿大臣，高祖说：“圣人最重要的宝物，只有权位和功业，因此功业成就后就制作音乐，天下安定后就制定礼仪。如今我们迁都到天下中心，在嵩山洛水之间创建新都，虽然大的建设尚未完成，但总的纲纪法规已大致确立。只是南方还有尚未归顺的敌人，加上凶残的蛮族近在咫尺，我日夜忧虑惋惜，关键就在于此。攻取南方的计划已经决定，我实行这个谋略的意愿也已坚定。如果依照近代的做法，那么天子只需在深宫中放下帷帐；按照上古的做法，则有天子亲征，社稷绵延七百年。曹魏和西晋不去征讨，很快就灭亡了，国运的长短在于德行而不在于征伐。现在只是出征的日期不知道早晚。能预知事物变化的是神，我既然不是神，又怎能知道呢？但近来占卜阴阳的术士，都劝我这次出征一定能获胜。这既然是家国大事，应当由君臣各自充分发表见解，不能因为我先说了话，就造成模棱两可，退朝后却有不同意见。”李冲回答说：“征战的方法，首先要处理人事，然后才进行占卜。如今占卜虽然吉利，但仍担心人事尚未完备。今年秋粮丰收，但有所损耗影响正常收成，况且京师刚刚迁都，众人的产业尚未安定，再加上征战，我认为不可行。应该等到明年秋天。”高祖说：“仆射的话，并非不对。我内心忧虑的，是社稷的安危。然而敌人就在眼前，不宜自己安于现状，理当如此。仆射说人事尚未具备，也不必这样看。我在太和十七年，率领二十万大军，行军不出京畿地区，这是人事上的强盛，而非天时。往年利用时机，天时确实有利，但缺少人事准备，又导致未能取胜。如果等人事准备齐全，又可能失去天时，那该怎么办？如果按仆射的说法，那就永远没有征讨的道理了。我如果秋天出征不能获胜，你们三位就都交给司寇治罪。不可不尽心尽力。”于是停止商议，各自退出。

后来世宗被立为太子，高祖在清徽堂设宴。高祖说：“皇储之所以能继承天地人三才之道，光耀七代先祖，这是亿万百姓都喜悦、天人同享太平的事，所以请你们来参加这次宴会，以畅叙欢欣之情。”高祖又说：“天地运行的规律，有盈有虚，岂能永远太平。天道尚且如此，何况人事呢？所以有升迁有贬黜，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哀悼往昔、欣喜今日，实在令人深深感叹。”李冲回答说：“太子承继储位，苍生都感到庆幸。只是臣先前愧为师傅，未能辅佐协调，对上愧对天日，幸而陛下宽厚包容，得以参加这次宴会，既感庆幸又深觉惭愧。”高祖说：“我尚且不能改变他的昏昧，师傅何必劳烦惭愧谢罪呢？”

后来尚书省对元拔、穆泰的罪行有疑问，李冲上奏说：“前任彭城镇将元拔与穆泰一同谋逆，他的养子降寿应当按元拔的罪行连坐。但太尉、咸阳王元禧等人认为，律文规定养子犯罪，父亲和兄弟不知情的，不连坐。仔细审视律文的意思，认为养子对父亲并非天性，对兄弟并非同气，亲厚程度已有差别，所以刑罚有所降低；因此养子虽然犯罪，父兄不参与连坐。然而父兄犯罪，养子不知情，交换位置、同样情理，难道唯独养子要被处死吗？道理本不应如此。臣认为：依据律文，不追究养子亲生父母的罪责，那么他就应当因养父的罪过而被连坐，这是明确的。而且律文只说父亲不因儿子连坐，没说儿子不因父亲连坐，这应当是优待尊长、严厉对待卑幼的意思。臣元禧等人认为：‘律文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互文见义，形成制度，在乞养的情况下举出父亲的罪行，在收养的情况下看到儿子连坐，这是互相补充说明。互文使两方面都明确，儿子无罪是必然的。如果嫡系继承，养子与亲生相同，那么父子应当平等，只应明确不连坐。而且关于继养的注释说：如果有另外的规定，不适用此律。又令文说：凡是有封爵的人，如果没有亲生儿子，等到本人去世，即使有养子继承，封国也要取消不予世袭。这是有福泽轮不到自己，有罪则要参与连坐。同样的事情、相同的情理，律令的意思互相矛盾。我私下揣度律文主旨，必然不是这样。’臣李冲认为：依照律例条文查考，罪行无可怀疑；根据令文推断情理，也大体相同。”诏书说：“仆射的意见，依据律文已经很明确了；太尉等人的观点，对典制来说是矫枉的。养子之所以被连坐处死，是因为他已经免除了对亲生父母的连坐，所以不能再在养父这边得到豁免。这养子独享什么福气，能长期处于法网之外？封国不让他世袭，是因为重视爵位，特别制定制度，依据天道断绝其继承，将其除去罢了，哪里是反过来用刑赏来相抵呢？从这一点看，他应当处死，但可以特别宽恕他。”

李冲机敏而有巧思。平城的明堂、圆丘、太庙，以及洛阳新都初建时的郊祀坛址、新宫殿寝室的建造，都依靠李冲。他勤勉努力，孜孜不倦，早晨处理文书簿籍，同时兼管营造设计，案头文件堆积如山，手上拿着雕刻工具，始终不感到疲劳厌烦。然而他显贵后，极力庇护门族，增加六亲的利益，兄弟子侄都有爵位官职，一家每年的禄米，价值万匹绢帛以上；凡是他的亲戚，即使又聋又痴，没有不越级提拔的。当时的舆论也因此轻视他。

李冲年仅四十，就鬓发斑白，但容貌丰美，没有衰老的样子。李彪初入京城时，孤傲微贱、缺少援助，但他自立不凡，因为李冲喜好士人，便倾心依附。李冲也重视他的器量学问，以礼相待并接纳他，常在高祖面前举荐他，公私方面互相帮助提携。等到李彪担任中尉兼尚书，受到高祖的知遇厚待，便认为不再需要依靠李冲，反而更加轻视背弃他，只在公事场合拱手行礼而已，不再有尊崇尊敬的意思。李冲对此颇为怀恨。后来高祖南征，李冲与吏部尚书、任城王元澄一起因李彪倨傲无礼，将他拘禁。上奏李彪的罪状，李冲亲笔撰写，家人不知道，言辞非常激切，并因此弹劾自己。高祖看了他的奏表，叹息良久，随后说：“李道固可以说是过分了，仆射也过于自满了。”李冲当时震怒，多次责备李彪前后的悖逆行为，瞪眼大喊，摔断了几案。把御史全部逮捕，他们都叩头认罪、反绑双手，李冲肆意辱骂。李冲一向性情温和，但突然暴怒，于是发病精神恍惚，言语错乱，仍扼腕叫骂，称李彪是小人。医药无法治疗，有人认为他肝藏伤裂。十多天后去世，时年四十九岁。高祖在悬瓠为他举行哀悼，放声悲泣，不能自制。下诏说：“李冲禀性贞正平和，以德义立身，以治家训业，素行之道显于国家。太和初年，朕尚年幼，就委以机密重任，确实能安定时务。在瀍洛之间逐渐升迁，朝廷选拔清明，升任端揆之首，出纳王命公允恰当。忠诚肃敬、温和明达，足以光大圣范；仁义恭敬、诚信惠爱，能够凝聚民心。可称是国家的贤才，朝廷的声望。正要晋升宠秩，以表彰功勋旧臣，忽然去世，悲痛于心。既然留下勤勉应当升赏，兼之良臣宿旧应加褒奖，可追赠司空公，赐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套，赠钱三十万、布五百匹、蜡三百斤。”有司奏请谥号为文穆。葬于覆舟山，靠近杜预的坟墓，这是高祖的意愿。后来车驾从邺城返回洛阳，路过李冲的坟墓，左右告诉高祖，高祖卧病望着坟墓，掩面哭泣许久。下诏说：“司空文穆公，品德为当时宗仰，勋劳铭记朕心，不幸去世，托葬于邙岭，朕回銮经过覆舟山，亲自瞻仰墓地，悲悯仁德、哀恸旧臣，痛彻朕心。可派遣太牢之祭，以表达朕的怀念。”等到与留守京城的百官相见，都讲述李冲去世的原因，说到流泪。高祖收到留台奏报，得知李冲病状，对右卫宋弁说：“仆射掌管我的中枢机要，总领朝廷政务，自身清俭，受宠已久。朕因为他仁明忠雅，委以台司重任，让我出境没有后顾之忧，一旦忽然有此变故，朕非常悲痛感慨。”其痛惜之情如此。

李冲兄弟六人，为四位母亲所生，彼此多有争执怨恨。等到李冲显贵，俸禄、封赏、恩赐都与兄弟们共享，内外和睦。父亲去世后，他们共同生活二十多年，到洛阳后才分开住宅，但更加互相友爱，长久没有隔阂。这都是李冲的德行所致。起初李冲受到宠幸时，他哥哥的儿子李韶常常面带忧色，担心导致倾覆败亡。后来李冲荣名日益显赫，李韶才逐渐心安。而李冲办事明察，以职务为己任，从始至终，无所回避屈服。他顺应时势、推动命运，都是这类情况。他的儿子李延寔等人，事迹记载在《外戚传》。

史臣说：燕赵之地确实多有奇士。李孝风范见识，大概也远远超过常人。世祖雄猜严厉果断，崔浩已被诛杀。而李孝能够入参心腹，出掌政事，进献可行、废止不可行，不留痕迹，因此能从容任职，以功名善始善终。他的智谋器量本来就很优异吧？李安世见识通达雅正，是当时能干的良才。李瑒以豪杰俊才显达，李郁则以儒雅博学著称。李冲早年受到宠眷，入为心腹，风流识见、功业成就，确实是一时之秀。最终契合圣主，辅佐太和之政，位居首辅，身当栋梁，德泽融洽家门，功勋显著王室。大概是有魏的治国良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