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八眭夸冯亮李谧郑修

眭夸 冯亮 李谧 郑修

既能兼济天下，又能独善其身，显达与隐晦的不同，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了。从前伯夷、叔齐在周武王时得到保全，华士、矞和在姜太公时不被容纳，为什么呢？探究他们内心的人，赞许他们可以激励贪婪；考察他们行为的人，认为他们代表了约束教化的风气。而隐居不返的人，历代都有。他们看淡得失，忘怀世俗的牵累。比起那些弘扬道德、匡正风俗、庇护百姓的人，或许可以认为他们渺小，但也不能忽视他们。自从世道衰败、风气浮薄，淳朴之风几乎丧尽，人们争逐微末之利，成群结队，而能心志超脱于物外，耿介独立于世俗，追慕古人独自适意，寻求千年知己，这也算是奇异之人了。何必要驾云乘霞追逐日月，穷尽天地，才算超然高远呢。现在记录眭夸等人为《逸士传》。

眭夸，又名眭昶，是赵郡高邑人。祖父眭迈，是晋朝东海王司马越的军谋掾，后来没入石勒军中，担任徐州刺史。父亲眭邃，字怀道，是慕容宝的中书令。眭夸年少时就有大度，不拘小节，专心于书传，不曾把世俗事务放在心上。喜欢饮酒，气度超然物外。二十岁时父亲去世，导致鬓发变白，每次悲伤痛哭，听到的人都为之流泪。他志节高尚，不肯做官，寄情于山林丘壑。同郡的李顺想要和他结交，眭夸拒绝不允许。地方上无论老少没有不敬畏他的。

眭夸年少时与崔浩是莫逆之交。崔浩担任司徒，上奏征召他担任中郎，他推辞有病不去赴任。州郡逼迫他上路，不得已，他来到京城。与崔浩相见，崔浩挽留他住了几天，只是饮酒谈论生平，不涉及世间名利。崔浩常常想谈论使他屈服，最终没能开口。他被敬畏到这种程度。崔浩后来把诏书投到眭夸怀中，也没有说话。眭夸说：“桃简，你已经当了司徒，何必用这些事来劳烦国士呢。我就在这里与你告别了。”桃简，是崔浩的小名。崔浩担心眭夸就要回去。当时眭夸只骑了一头骡子，没有其他坐骑，崔浩就把眭夸的骡子关进马厩中，希望借此挽留他。眭夸于是托付同乡交租的人，假装替他赶车，才得以出关。崔浩知道后叹息说：“眭夸是独行其是的士人，本不应该用小官职来羞辱他。又使他拄着杖重新上路，我该用什么话来道歉呢？”当时朝廷法令很严厉，眭夸既然私自回去，将会有私自返乡的罪责。崔浩于是从中相助，他才得以免罪。过了一年，崔浩送还眭夸原来的骡子，又赠送自己所骑的马，并写信道歉。眭夸不接受他的骡和马，也不回信。等到崔浩被杀，眭夸为他穿上丧服，接受乡人的吊唁，经过一段时间才停止。他叹息说：“崔公已经死了，谁还能容得下眭夸！”于是写了《朋友篇》，文辞义理为当时人所称道。

他的岳父是钜鹿人魏攀，是当时有名望通达的人。眭夸从未行过女婿的礼节，情谊如同朋友。有人对眭夸说：“我听说有大才能的人一定居于高官显位，为什么你独独居于乡野呢？”于是他写了《知命论》来解释。七十五岁时去世。下葬那天，来参加的人如同集市一样多。他没有儿子。

冯亮，字灵通，是南阳人，萧衍的平北将军蔡道恭的外甥。年少时博览群书，又非常喜好佛理。他跟随蔡道恭到义阳，适逢中山王元英平定义阳时被俘获。元英一向听说他的名声，以礼相待。冯亮生性清净，到了洛阳，隐居在嵩山，感激元英的恩德，时常前往表达敬意。等到元英去世，冯亮前去奔丧，极尽哀痛。

世宗曾征召他担任羽林监，兼中书舍人，准备让他侍讲《十地》等经书，他推辞不接受。又想让他穿戴官帽官服入朝觐见，冯亮苦苦请求只戴幅巾上朝，于是朝廷没有强行逼迫。他回到山中数年，以与僧徒礼佛诵经为业，吃素食喝清水，有终老山中的志向。适逢反贼王敞的事情败露，牵连到山中的僧人，冯亮被逮捕押送到尚书省，十几天后，皇帝下诏特别赦免了他。冯亮不敢回山，于是寄居在景明寺。皇帝下令供给衣食以及随从数人。后来他思念旧居，又回到山中的居室。冯亮既非常喜爱山水，又心思巧妙，在山岩树林间搭建房屋，很得栖息游览的舒适，因此颇为知名。世宗拨给他工匠劳力，让他与沙门统僧暹、河南尹甄琛等人，环视嵩山形胜之处，于是建造了闲居佛寺。林木泉水既奇特，营造规制又优美，曲尽山居的妙处。冯亮时常出山到京城。延昌二年冬天，因患重病，世宗下令用马拉的车送他回山，住在嵩高道场寺。几天后去世。皇帝下诏赠给帛二百匹，以供丧事之用。他留下遗言告诫哥哥的儿子冯综，用衣帽收殓，左手持手板，右手拿《孝经》一卷，把尸体放在盘石上，离人几里路远。过了十几天，才在山中火化。在灰烬处，建造佛塔和经藏。

当初，冯亮在隆冬时节去世，当时连日大雪，深山荒凉湿润，鸟兽饥饿困迫，尸体暴露在山野，没有什么防护。当时寿春道人惠需，每天早晨去看他的尸体，拂去灰尘和雪粒。禽兽虫类的足迹，交错在尸体左右，但始终没有侵害毁坏，衣服如同原来一样，只有风吹动了头巾。又因为冯亮认识从前南方的某位法师，法师送给他大栗子十枚，说是期望他将来得到十地果报，法师掰开冯亮的手把栗子放在手中。过了一夜，栗子被虫鸟偷吃，皮壳留在地上，但也没有伤害到肌体。火化那天，有白色的雾气浓郁缭绕，环绕在火化处周围，从地面一直连接到天空，整个早晨都不散。山中僧俗前来帮助料理丧事的一百多人，没有不感到惊异的。

李谧，字永和，是赵郡涿人，相州刺史李安世的儿子。年少时好学，博通各种经书，遍览诸子百家。起初师从小学博士孔璠。几年后，孔璠反过来向李谧请教。同门的学生为此编话说：“青出于蓝，蓝谢于青，老师哪有什么固定，在于谁精通经书。”李谧因为是公卿之子被征拜为著作佐郎，他推辞并且把官职让给弟弟李郁，皇帝下诏同意了。州里两次举荐他为秀才，公府两次征辟他，他都没有就任。只以弹琴读书为业，有绝意于世的心思。阅读《考工记》、《大戴礼盛德篇》，因为明堂的形制不同，于是写了《明堂制度论》说：

我认为论说事物辨别物理，应当取正于经典的原文；援引证据确定疑难，必须有验于周公孔子的遗训。然后才可以称得上标准。如今礼文残缺不全，圣人的言论不复存在，明堂的形制，由谁来使它正确呢。因此后人纷争，竞相兴起不同的论说，五室九室的说法，各自相信自己所学的。是非没有标准，得失各占一半。所以历代纷纭，没有什么可以作为标准。竟使得裴頠说：“如今群儒纷争，互相攻击诋毁，即使可以画出它的图象，那它所用居处的礼制却不能通晓，只是设置虚器罢了，何况汉朝所作的，四隅之屋，又不能使它们各自处在适当的时辰。我认为尊崇祖先配享上天，那礼仪是明确显著的；庙宇的形制，道理根据却不分明。只可以建造殿堂屋宇来尊崇严父的祭祀，其余杂碎的一概除去。”这难道不是因为群儒互相乖违，都背离了实情，依据义理寻求折衷，没有适从的吗？只恨典章文字残缺失灭，寻求起来没有依据罢了。于是又干脆去除了室、窗等种种制度。把这些施行于教化，不知道它能兴盛政事什么；从情理上探求，不能明白它为什么一定需要。可惜这些话啊！仲尼有话说：“赐呀，你爱那羊，我爱那礼。”我认为兴盛政事必须要有那礼，难道只是一只羊吗！由此推论，那么圣人对礼，是殷勤而重视的，裴頠对礼，却是任意而忽视的。这样就是裴頠比仲尼贤明了。由此看来，裴氏之子因为不通达而失掉了礼的意旨。我不自量力，颇有鄙陋之见，根据道理寻求义理，以求得到它的真谛，贵在符合平正允当，不随便偏信。于是借助于《礼传》，考证于训诂注释，广泛采集先贤的言论，大肆搜寻通儒的学说，衡量它们的是否得当，参看它们的异同，舍弃它们的短处，收取它们的长处，推究义理察看图象，来折中它们使之平正，岂敢说一定完善，姑且也是合于言志罢了。

凡是讨论明堂形制的人虽然很多，然而比较它们的大致，不过两种途径罢了。主张五室的，就依据《周礼考工》的记载作为根本，这是郑康成一流所坚持的；主张九室的，就依据《大戴盛德》的篇章作为源头，这是蔡伯喈的论说所持守的。这两部书，虽然不是圣人的言论，但却是先贤之中见识广博通达的。只是各自记述他们所听闻的，未能完全正确，可以说是已经尽美了，却未尽善。而先儒不能考察它们是否得当，便各自肯定自己所学的，最终互相非议诋毁，难道是通达之士的确论吗？小戴氏所传授的《礼》事四十九篇，称为《礼记》，虽然未能完全得当，但大多得到其中正平允，比之前贤，也是无愧的。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颇有些明堂的义理，所以我采集两家之说，参酌《月令》，认为明堂五室，是古今的通用法则。那处于中央的室叫做太庙，太庙的东室叫做青阳，对着太室西南的叫做明堂，对着太室西北的叫做总章，对着太室北面的叫做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夹房，叫做左右个，有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室和个的形状，如今的殿前建筑，就是它们的遗留形像。个，就是寝的房。只是明堂与寝的施用既然不同，所以房、个的名称也随着事物而变迁罢了。现在粗略画出它的形像，以表达我的鄙陋之意，按照图象考察义理，大致可以验证了。所以用五室来检验，那么义理在《考工记》中是明白的；以户牖来校核，那么数目与《盛德》篇相符；以施用考察，那么事实在《月令》中是显著的；以闰月来探求，则与《周礼》和《玉藻》相合。既与夏殷之制相同，又与周秦之制相符，虽然与众儒相违背，或许就在这里了。

《考工记》说：“周人的明堂，用九尺长的筵来度量，东西宽九筵，南北深七筵，堂高一筵。五室，每室二筵。室内用几来度量，堂上用筵来度量。”我认为《记》在五室方面是正确的，而在堂的宽度深度上却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应当用道理来推究它，使之合乎古今的情理。那明堂，是用来告朔、颁布时令、宗祀文王、祭祀五帝的。那么营造的规范，自然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创制。所以五室符合五帝各居一室的义理。而且四时的祭祀，都依据它们方向的端正。又听朔颁布时令，都得它们月份的辰次。可以说施行政令和记载，二者都允当，从古义来探求，私下认为是很妥当的。

郑康成是汉末的通儒，为后学所尊崇校正，他解释五室的位置，认为土室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隅。然而四隅之室既乖离了它们的正当方位，颁布时令听朔各自失去了它们的平正。左右个，抛弃而不顾，反而用华美的说法来修饰，用巧妙的言辞来粉饰，说水木用事相交于东北，木火用事相交于东南，火土用事相交于西南，金水用事相交于西北。既然依据五行，应当遵从五行次序，那用事相交的说法，出自什么经典？可以说是攻于异端，言论谬误却渊博，疑误后学，不是对先儒所期望的！《礼记玉藻》说，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闰月则阖门左扉，立于其中”。郑玄注说：“天子的庙和路寝，都像明堂的形制。明堂在国都的南郊，每月就到那个月所对应的堂去听朔。事情完毕，回到路寝也是如此。闰月不是正常的月份，在明堂门下听朔，回到路寝门终月。”而《考工记》“周人明堂”，郑玄注说：“有的举王寝，有的举明堂，交互来说以表明它们的形制相同。”这种同制的说法都出于郑注。那么明堂与路寝就不能不同了。而《尚书顾命篇》说：“迎子钊于南门之外，延入翼室。”这里的翼室，就是路寝。它下面说“大贝贲鼓在西房”，“重之竹矢在东房”，这就是路寝有左右房见于经史的记载。《礼记》《丧大记》说，“君夫人卒于路寝”，小敛，“妇人髽带麻于房中。”郑玄注说：“这大约是诸侯的礼制，带麻于房中，则在西南。”天子诸侯有左右房见于注释的。论路寝则表明它有左右房，说明堂则缺少它的左右个，同制的说法又自相矛盾，通儒的注释，怎么竟会这样呢？使得主张九室的人奋笔而争锋，难道不是由于室的位置不恰当吗？

《礼记》记载：东西宽九筵，南北深七筵，五间房每间宽二筵。在这种殿堂上安置五间房，即使让公输班、倕来构思，王尔来设计，也无法让三间房不占据南北方向的位置。这样一来，三间房之间就占了六筵的面积，而房墙之外只剩下四尺五寸的殿堂空间。难道天子发布政令的地方、祭祀文王以配享上帝之堂、周公背靠屏风朝见诸侯之处，房门之外仅剩四尺宽吗？就算要节俭，这也过于简陋了。论其殿堂格局则偏斜不合礼制，从道理上讲也不近人情，这是第一个不合理之处。

我担心研究郑玄学说的人，为了强行取胜，竞相制造异端说法来互相诋毁。他们声称“二筵”指的是房间的东西宽度，南北则狭窄。所以我详细论述道：“如果东西宽二筵，那么房门之外就有一丈三尺五寸了。南北外也是如此，那么三间房南北就各仅一丈二尺了。《礼记》说：‘四房两夹窗。’如果做三尺宽的门、二尺宽的窗，门窗之间刚好一尺。用绳子拴门轴、用破瓮做窗户的房子，柴门和圭形小门的殿堂，尚且不会如此。假如想稍微扩大，那么四面之外的宽窄就不一致了，东西已经很深，南北却更浅，房屋的规制就不通用了。用各种方法验证，几乎没有道理。况且每间房二筵，只是一丈八尺地，那么门窗之间不超过二尺。《礼记·明堂》说：‘天子背靠斧纹屏风向南而立。’郑玄注解说：‘把斧纹屏风设在门窗之间。’而郑玄的《礼图》解释屏风形制说：‘长宽各八尺，画上斧纹图案，就是现在的屏风。’把八尺宽的屏风放在二尺之间，这行不通，不用等聪明人也能明显看出来。况且如果二筵的房间做四尺宽的门，那么门的两边各只有七尺宽，完全放置屏风尚且容纳不下，何况门窗之间呢？这是第二个不合理之处。

又用时代来检验，虞夏崇尚简朴，殷周逐渐文饰，制造工艺的差别，每次增加装饰。而夏代的世室，堂进深二丈八尺，周人的制度反而更狭窄，这难道是夏禹卑宫室的本意、周代礼仪繁盛之美吗？用这来考察，这是第三个不合理之处。又说“堂高一筵”，那么台基高九尺，而墙壁门外只有四尺五寸，与营建之法不相称。这是第四个不合理之处。又说“室内用几来度量，堂上用筵来度量”，却又说“每间房二筵”，而不用几。自相矛盾，这是第五个不合理之处。用这些来验证，《礼记》作者的谬误，大概可以看到了。

《盛德篇》说：“明堂共有九间房，三十六扇门，七十二个窗，上面圆形下面方形，东西宽九仞，南北深七筵，堂高三尺。”我认为《盛德篇》对门窗之说可取，但对九间房之说则错了。为什么呢？五间房的制度，旁边有夹室，每面有门，每门有两个窗。这是根据实际情况确立的规则，并非拘泥于奇异方法，门窗的数量本来就是自然的。至于九间房的说法，用五帝来论，既不合事理；用于时令，又错乱了辰次。左右两侧的“个”，重复设置在一角，两个辰次同处一处，参差出入，这是没有依据的，不值得称道。况且堂的长宽才六十三尺。假如以四尺五寸作为外围，中间五十四尺就是五间房的面积。计算每间房只有一丈，放置门窗的话，哪里能容得下呢？如果一定要做小来凑数，那么让帝王侧身进入，这太奇怪了。这不仅不合典制，而且十分可笑。我认为九间房的说法，确实有原因。但我私下认为戴氏听说了三十六扇门、七十二个窗，没看到具体制度，不知道如何安置，就认为一间房有四个门窗，计算门窗数量，便以为是九间房。或许是没有深思吧。蔡伯喈是汉末的学者，受当时人看重，他认出了长宽尺寸不当，却一定没想到九间房是错的，反而修改扩大，假借其法象。可以说是依据错误而修饰言辞，顺从错误而加以润色，实在可叹。

我现在审视各家说法，虚心从善，希望能探究其中真意，不刻意标新立异。但是是古非今，是世俗常情；爱远恶近，是世间常态。而在千年之后，独自议论古制，惊世骇俗的言论，本来就会招致很多讥讽。如果有深有见识的君子，阅读并揣摩，或许能赞同吧。

李谧不饮酒，喜好音律，热爱山水，高尚的情操，随着年龄增长更加坚定，一旦遇到赏心之处，便悠然忘返。于是作《神士赋》，歌中唱道：“周公孔子重视儒教，庄周老聃崇尚无为。两条道路虽然不同，其实都是求名之人。活着时心意不畅快，死后名声有什么用。随心自得其乐，始终不被人改变。如果探究我的志向，正是如此陶然自得。”延昌四年去世，时年三十二岁，远近之人都哀悼惋惜。

同年，四门小学博士孔璠等学官四十五人上书说：“我们私下看到已故处士赵郡人李谧：十岁丧父，哀哭之声使邻居停止劳作；幼年侍奉兄长李玚，恭敬顺从尽兄弟之诚。十三岁通晓《孝经》《论语》《毛诗》《尚书》。对历数之术尤其擅长，乡里有神童之称。十八岁到学校学习，当时博士就是孔璠。他阅读从头至尾，研讨始终，授课者无不欣赏他的言论。于是收集各部经典，广泛校勘异同，比较三《传》事例，著《春秋丛林》十二卷。为孔璠等人分析隐晦之处，将近一百条。疑难之处没有不能解决的，细微之处必举；通畅之处不固守，有错误就纠正。不随便说话违背经典，不修饰言辞背离道理。辞气磊落，观者忘记疲劳。常说：‘大丈夫拥有万卷书，何必向往南面百城。’于是闭门不出，谢绝交往，放弃家产购置书籍，亲手删改整理。没有重复的卷册有四千多。还分类编排各家之说，搜集比较正直言论，隆冬通宵达旦，盛夏彻夜不眠。即使董仲舒不窥园圃、君伯闭门不出、高氏遗弃漂母、张生忘记吃饭，与李谧相比，也不足以比喻。李谧曾拜访前太常卿刘芳询问音义，谈到中代兴废的原因，刘芳感叹说：‘您如果遇到高祖，侍中、太常就不是我的了。’前任河南尹、黄门侍郎甄琛在内辅助朝政，朝野瞩目，当时亲友求官的人，他回答说：‘赵郡李谧，专心学问坚守道义，不因时俗而烦闷，我常想举荐他，只是没有机会。诸位为何轻易自我炫耀？’对他儿子说：‘当年郑玄、卢植不远千里到扶风拜师马融，如今你的良师很近，为什么不去学习？’又对朝中人士说：‘甄琛行为无愧于时，只是没有举荐李谧，因此有负朝廷。’李谧又依山建屋，靠崖凿室，正要教导学子，宣扬典籍，希望西河之教重新兴起、北海之风不坠。然而上天保佑善人只是空闻，他突然患病去世。邦国怀着悲痛，儒生心怀惋惜。何况孔璠等人或是师从于他，或亲受教诲，师生的情谊，怎能沉默呢！”事情奏上，诏书说：“李谧多次辞谢征召，志守清静朴素，儒者隐居的操守，深可嘉奖。可远依惠施、康成，近效玄晏先生，谥号为贞静处士，并表彰其门闾，以旌扬高节。”派谒者奉册命，于是表彰其门为“文德”，其里为“孝义”。

郑修，北海人。年轻时隐居在岐山南面几谷中，依山崖建屋，独处淡然，屏绝人事，不与世俗交往，耕地为食，饮水为饮，戴皮冠穿草服，爱好经史，专心玄学。前后州将，每次征召都不去。岐州刺史魏兰根多次派人传达旨意，郑修不得已，短暂出来见兰根，不久返回山中居所。兰根上表举荐郑修，肃宗下诏交付雍州刺史萧宝夤调查核实上报。恰逢宝夤谋反，事情未能实行。

史臣说：古代所谓隐逸之人，并非隐藏自身而不出现，并非闭口不言，并非隐藏智慧而不发挥。而是以恬淡为心，不皎洁也不昏暗，安于时运顺应自然，与物无私的人。眭夸等人忘怀官职，全心投入田园。有的隐居而不疏远亲人，贞洁而不隔绝世俗；有的不教而使人向善，空手而来满载而归。如果不是有自然纯德，谁能达到这种境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