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赞第九

“四始”中最完美的，是“颂”居于极至。所谓“颂”，就是容状，是用来赞美盛大功德并描述其形貌的。从前帝喾时代，咸墨创作了颂，用以歌唱《九招》。从商代以后，颂的文理已完备。感化一国民众的叫作“风”，端正四方风气的叫作“雅”，通过容状告知神明的叫作“颂”。“风”和“雅”记叙人事，兼含正变；而“颂”主要用于告知神明，意义必须纯正美好。鲁国用周公旦编次，商人追录前王，这些都是宗庙中的正式颂歌，并非宴会时常用的歌咏。《时迈》一篇，是周公所作，这是哲人的颂，其中保存了规范。民众各有心思，不能堵塞他们的嘴。晋国舆人称赞原田，鲁国民众讽刺裘鞸，都是直言而不歌唱，用短辞来讽喻，左丘明和子顺都称这些为“诵”，这是民间颂的变体，渐渐涉及人事了。到了三闾大夫的《橘颂》，情采芬芳，用比喻来寄托寓意，就扩展到细微之物了。至于秦始皇刻石文，是歌颂他的功德。汉代的惠帝、景帝，也有叙述容状的颂。历代都有创作，相继不绝于时。至于扬雄（子云）表彰赵充国，班固（孟坚）叙述戴侯，傅毅（武仲）赞美显宗，史岑记述熹后，有的模仿《清庙》，有的效法《駉》《那》，虽然深浅不同，详略各异，但褒扬功德、显示容状的典则是一致的。至于班固和傅毅的《北征颂》《西征颂》，变成了序引，岂不是过分褒扬而错乱了体制吗？马融的《广成颂》《上林颂》，雅正却像赋，为何卖弄文采而失去了本质呢？还有崔瑗的《文学颂》，蔡邕的《樊渠颂》，都在序上做得华美，而正文却很简略。挚虞的品评论说，颇为精审核实。至于他说杂有风雅却不改变主旨，只是虚张空论，就像黄白相混的谬说了。到了魏晋时期的杂颂，很少超出原来的轨道。曹植（陈思）所写，以《皇子颂》为典范；陆机所积累的篇章，只有《功臣颂》最显著。其中褒贬夹杂，本是末代的讹变之体。

探究颂的体制，原本要求典正美好，文辞必须清朗光彩，铺陈描写类似赋，但不流入浮华侈丽；恭敬慎重如同铭，却不同于规劝告诫；发扬赞美以展现文采，广阔深远以树立义理，虽然纤巧曲折的细节随情感而变化，但其大体所归，不过如此罢了。

赞，是说明、辅助的意思。从前虞舜祭祀时，乐官重视赞辞，大概是启唱发端的言辞。到益辅佐禹，伊陟辅佐巫咸，都是宣扬言辞来表明事物，感叹来辅助言辞。所以汉代设置鸿胪官，以唱言为赞，这是古代遗留的语制。到司马相如执笔，才开始为荆轲作赞。到了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借赞来褒贬，用简练的文字来总括记录，以颂的体式来论说言辞；又纪传后面的评语，也用了相同的名称。而挚虞（仲治）的《文章流别论》，谬误地称为“述”，差得太远了。到郭璞（景纯）注释《尔雅》，动植物一定作赞，意义兼含赞美和批评，也如同颂的变体。然而就其本义而言，赞的作用在于褒奖叹美，所以自古以来赞的篇体短小而不长，必须用四字句来组织言辞，在几个韵词中回旋。简略地举述以尽情意，明亮地结束全文，这就是它的体制。发源虽然久远，但实际用途较少，大抵归于颂家的细枝末节吧！

总结：容状之体归于颂，功勋业绩垂留于赞。雕镂影像、播扬声名，文理灿烂。年代积累越久远，音徽如同早晨。降到品评事物，炫丽文辞成了玩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