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二食货二

租庸调制度，以人口为根本依据。从开元年间以后，天下户籍长期没有重新编制，人口死亡流徙，田亩买卖转让，贫富升降情况不真实。之后国家奢侈浪费没有节制，又爆发大乱（安史之乱），战事兴起，财政更加困窘，租庸调制度也就败坏了。

从代宗时期开始，才按田亩确定税额，分夏秋两季征收。到德宗时宰相杨炎，于是创立两税法，夏季征收不超过六月，秋季征收不超过十一月。设置两税使总管此事，根据支出确定收入。户口不分主户、客户，以居住者登记入簿；人口不分丁男、中男，按贫富划分等级。商人纳税三十分之一，与定居者同等服役。田税以大历十四年垦田数量为基准。派遣黜陟使核查各道丁口产业等级，免除鳏寡孤独无法维持生计者的赋税。胆敢额外征收的，按枉法论处。议论者认为租庸调是高祖、太宗制定的法令，不可轻易更改。但德宗正信任重用杨炎，不怀疑。原有户数三百八十万五千，使者核查后得到主户三百八十万，客户三十万。天下的百姓，不通过土断而能定居，不重新编制户籍而能得知虚实。每年征收钱二千零五十余万缗，米四百万斛，供给外地；钱九百五十余万缗，米一千六百余万斛，供给京城。

税法推行后，百姓的负担还未减轻，朱滔、王武俊、田悦联合反叛，经费更加不足，于是借商令就出台了。起初，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请求向富商借钱，德宗询问度支杜佑，认为军费只够支用几个月，如果得到商钱五百万缗，可支撑半年，于是任命户部侍郎赵赞判度支，代替杜佑推行借钱令，约定停战后就偿还。京兆少尹韦桢、长安丞薛萃搜刮督责非常严厉，百姓有不堪冤屈而自杀的，家中如同被盗。然而总计京城豪强田宅、奴婢的估价，才得到八十万缗。又征收柜坊质钱以及市场上出售粟麦的，四取其一，长安为此罢市，市民相继拦截宰相哭诉，卢杞快马驱驰而过。韦桢害怕，于是请求钱不满百缗、粟麦不满五十斛的免征，而所获才二百万缗。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增加本道税钱，每缗加二百，于是下诏天下都增加。

从太宗时设置义仓和常平仓以备灾荒，高宗以后，逐渐借用义仓来供给其他费用，到神龙年间几乎用完。玄宗即位，重新设置。后来第五琦请求天下常平仓都设置仓库，以储存本钱。到这时赵赞又说：“自从战事兴起，常平仓废弃将近三十年，灾荒时百姓流离失散，饿死相食，不可胜数。陛下即位，京城两市设置常平官，虽然连年少雨，米价没有暴涨，可以推广，应同时储备布帛。请求在两都、江陵、成都、扬州、汴州、苏州、洪州设置常平轻重本钱，多至百万缗，少至十万，积累米、粟、布、帛、丝、麻，贵时就降价卖出，贱时就加价收购。各道交通要道设置官吏，检查商人钱财，每缗征税二十，竹、木、茶、漆征税十分之一，以供养常平本钱。”德宗采纳了他的策略。适逢军用紧迫，也随即消耗殆尽，不能储备常平仓的积蓄。

这时，各道讨伐叛贼，军队在外，度支供给出境粮草。每军以台省官一人为粮料使，主管供应。士卒出境，就供给酒肉。一个士卒出境，费用相当于三人。将士贪利，越过边境驻扎。赵赞又请求征收间架税、除陌钱。其法：房屋二架为一间，上间钱二千，中间一千，下间五百；隐匿一间，杖六十，告发者赏钱五万。除陌法：公私贸易，一千钱旧例抽二十，增加为五十；以物易物的，按价值折算。百姓更加愁怨。等到泾原兵反叛，在长安市中大喊：“不夺你们商户的僦质钱，不收你们的间架、除陌税了。”于是间架、除陌、竹、木、茶、漆、铁的税都废除了。

朱泚平定后，天下户口损耗了三分之二。贞元四年，下诏天下两税要审定等级高低，三年一定户。自开始定两税时，货物重而钱轻，于是按钱数折纳绫绢。后来物价越来越低，缴纳的越来越多，一匹绢值钱三千二百，后来一匹值钱一千六百，缴纳一匹相当于过去两匹，虽然赋税没有增加，但百姓更加贫困了。度支将税物分发给各部门，都增加本价作为虚估发给，却以粗恶之物督责州县压价，称为折纳。又有“进奉”、“宣索”的名目，改科役为“召雇”，率配为“和市”，以巧妙逃避细微条文，比大历时的数额增加了一倍。

加上瘟疫水旱，户口减少，刺史分拆户数，虚报数字以减轻责任。逃亡死亡而缺的税，向现居者征收，一户空而四邻也破产。户籍不整理，没有流亡的禁令，州县施行小恩小惠以引诱邻境百姓，对新收的给予优待，只有安居不迁的百姓，赋税日益沉重。德宗问宰相陆贽，陆贽上疏请求改革其中危害最大的，大致有六条：

其一：国家赋役之法，叫租、调、庸。其取法长远，其敛财平均，其约束人民稳固。有田就有租，有家就有调，有身就有庸，天下法制统一，即使转徙也无法容奸，所以人心不动摇。天宝末年，天下动荡，版图因避乱而损毁，赋法因奉军而败坏。赋役旧法，实行百年，人民认为便利。战争兴起，供应无常，苛求破坏制度，这是时弊，不是法弊。时节有弊而未治理，法律无弊却已更改。两税新制，消耗编户，日益严重。陛下刚即位，应该损上益下，节省用度，而检查郡邑，核对簿书，州取大历中一年科率多的作为两税定法，这是汇总无名的暴赋而设立常规。财富的产生，必须依靠人力。两税以资产为根本，不以丁身为依据，资产少的税轻，多的税重。不知道有人将钱财藏在怀中、囊中，物品贵重而别人看不见；有的人有场圃、囷仓，价值低而众人以为富；有的人有流通生息的货物，数量少而每日收取赢利；有的人有房屋器具，价值高而终年获利少。计算估价，失去公平，助长虚伪，挟带轻便货物转徙的人逃脱徭役，致力于农业的人困于征收。这是引诱人作奸，驱使人逃避徭役。现在徭赋轻重相差百倍，而以旧为准，重的地方流亡更多，轻的地方归附更多。有流亡的就摊派出税，已经重的更重；有归附的就分散出税，已经轻的更轻。人们遭受其害。希望下诏有关部门与宰相考虑每年支出，有不急用的停止，花费大的节约。战争兴起加税，各道临时增加的，都可以停止。税物估价，应参照每月市价，到京城与色样相符的，不得虚称折估。有粗恶的，处罚官吏，不要责罚百姓。每道以知两税判官一人与度支参与计算户数，根据土地肥沃贫瘠、物产多少分为二等，州等下等的配钱少，高等的配钱多。不改变法令而逃亡逐渐止息。

其二：耕种非人力不成，所以先王定赋以布、麻、缯、纩、百谷，勉励人力。又怕物品失去贵贱的平衡，交易难以标准，于是定货币以调节轻重。治理国家的利权，掌握在官府，不交给下面。然而谷帛是人所生产的；钱货是官府制造的。人所生产的，租税收取；官府制造的，赋税不收。本朝法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何尝禁止人铸钱而以钱为赋？现在两税效法算缗的末法，估量资产分等级，以钱谷定税，折合供应杂物，每年项目很不相同。所供应的不是所生产的，所生产的不是所供应的，加价来购买没有的东西，减价来出售有的东西，耕织的力量有限，而物价贵贱无常。初定两税时，一万钱为绢三匹，价贵而数量不多。到供给军装时，计数不计价，这是税少而国用不足。近来一万钱为绢六匹，价贱而数量增加。按人口养蚕纺织没有不同，而缴纳的倍增，这是供税多而人力不及。应让有关部门复核初定两税那年绢布的定价，确定布帛的数量，恢复庸、调旧制，根据当地所适宜，各自修习家业。物品很贱时，所出不加；物品很贵时，所入不减。而且经费所需的，在钱方面只有月俸、资课，以钱数多少给布，广铸铜钱而禁止用铜器，则钱不缺乏。有卖盐来换取报酬，专卖酒来交纳资金，何愁没有供给呢！

其三：廉使奏报官吏有能力的四科：一是户口增加，二是田野垦辟，三是税钱增长，四是提前完成征收。以户口增加为贵，就弄虚作假引诱奸猾之人，用苛刻法令分拆亲族，所引诱的将要考虑薄征就迅速解散，所分拆的不胜重税而逃亡，有州县破败的弊病；以田野垦辟为贵，就率领百姓开垦荒地，限期免租，新田虽开垦，旧田却荒废了，人们因为免租期满，又变为荒地，有耕作不增的弊病；以税钱增长为贵，就严重困苦疲弱百姓，敲骨吸髓，苟且谄媚聚敛的官员，有不体恤百姓的弊病；以提前完成为贵，就作威残害百姓，丝来不及织，粟来不及舂，贫困者奔逃，有不体谅民情的弊病：四种弊病源于考核不切实际。用事实检验，则租赋所增加的，本来就有受其损害的，此州如果增加客户，彼郡必然减少居民。增加的地方邀赏而税数增加，减少的地方畏罪而税数不降。国家设立考课之法，不是要推崇聚敛。应命令有关部门详细考核政绩，州税有定额，徭役有等级，复核确实后报户部。如果人口更加富裕，税额有余，按户均分减免十分之三为上等，减十分之二次之，减十分之一又次之。如果流亡多，对现户加税，下等也如此。百姓纳税以去年缴纳数为常规，停止按定额征收。新增开垦不增加租税，废弃耕地不降低数额。定户时，根据其他资产来校对。田已经有常租，就不应该再计入两税。如此，不督责而人人乐于耕种。

其四：明君不重视所资之物而损害所养之民，所以先从事生产而后借用其闲暇力量，家庭富裕而后收取余财。现在征收催促紧迫，养蚕刚开始就缴纳丝绢，农活还没完就征收谷物。有的急着出卖而损失一半价值，没有的求借而花费加倍。制定两税之初，期限约定不详，正值征役多事，就提前限期征收。应规定税期，根据风俗季节，务求宽缓百姓。

其五：近来军队屡次兴起，官府所储备的，只供给军粮，灾荒时无暇赈济。人民稍有匮乏就借高利贷，严重匮乏就卖掉田产房屋。收割刚结束，拿着契约去借贷，饥荒之年妻离子散，乞求做奴仆，还不能卖掉，有的自缢死在路上。天灾流行，各地轮流发生。税茶钱积存在户部的，应按各道户口平均分配。谷麦成熟时平价收购，也以义仓为名，由巡院主管。年成丰收伤农，就高价广收，谷贵就停止；小歉收就借贷。循环收放，使囤积粮食幸灾乐祸的人无法牟取大利。

其六：古代一百亩地称为一夫，因为一夫授田不超过百亩，想使人们不废业，田地无荒耕。现在富者有万亩，贫者无立足之地，依托豪强，成为他们的私属，终年服劳，还常担心不够吃。有田之家坐享租税，京畿田亩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每亩一石，官府取一，私人取十，种田人怎能吃饱？应制定占田的限额，裁减租价，减少有余，补助不足，这是安富恤穷的好办法，不可舍弃。

陆贽的话虽然恳切，但因谗言被贬逐，事情没有施行的。

十二年，河南尹齐抗再次论述其中的弊病，认为：“战事兴起后，国家开支逐渐增大，根据需求征税，官吏扰民，百姓劳苦。陛下改为两税法，督促缴纳有固定时间，贪暴的官吏无法施展奸计。二十年间，国库充实。但制定税法之初，钱轻物重，所以陛下用钱作为征税单位。如今钱重物轻，如果改变税名，以顺应钱的轻重变化，有六项好处：杜绝官吏奸诈，是第一；百姓不受侵扰，是第二；不费力而获利，是第三；国家不缺少钱，是第四；不劳苦而容易理解，是第五；农桑自然得到鼓励，是第六。百姓本来生产布帛，但征税反而折算成钱，到缴纳时又收取布帛，再经过三次估算折算，州县官吏上下其手形成奸弊。如果直接征收布帛，就没有估算折算的麻烦。因为用钱作为征税单位，就会耗尽民力而官府却不察觉。如今两税从农民身上收取，农民所有的，只有布帛而已。用布帛的地方多，用钱的地方少，又有铸造钱币来帮助国家财政，何必从农民那里征收钱呢？”奏疏呈上，也没有答复。

当初，德宗在奉天时，储备空虚窘迫，曾派士兵侦察叛军，士兵因苦寒请求棉衣，德宗无法提供，只好剥下亲王的金带卖掉。朱泚被平定后，德宗就一心聚敛财富，在常规赋税之外，进奉不断。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有“日进”，江西观察使李兼有“月进”，淮南节度使杜亚、宣歙观察使刘赞、镇海节度使王纬、李锜都觊觎恩宠，把常规赋税当作进贡，名为“羡余”。到官员替代交接时又有“进奉”。当时，户部的钱物，所在州府及巡院都能擅自扣留，有的假托密旨加征税赋，贬谪官吏、克扣俸禄，增收渡口税、死人税及蔬菜水果税。凡是替代交接时的进奉，从税收中取用，十成中只献上两三成，无人敢过问。常州刺史裴肃卖薪炭、纸案作为进奉，得以升任浙东观察使。刺史进奉，从裴肃开始。刘赞在宣州去世，他的判官严绶倾尽军府财物作为进奉，被召入朝任刑部员外郎。判官进奉，从严绶开始。自从裴延龄掌权，更加为天子积累私财，而百姓更加困苦。裴延龄死后，百姓互相庆贺。

这时，宫中从市场取物，以宦官为宫市使。长安东、西两市设置“白望”数十百人，用盐估、破旧衣服、绢帛，尺寸分裂作为酬价。又索取进奉门户钱和脚价钱，有人携带货物入市而空手回去的。每次宦官出来，卖浆卖饼的人家都撤去店铺、关闭大门。谏官、御史多次上疏劝谏，皇帝不听，百姓不堪其弊。户部侍郎苏弁说：“京城游手好闲者数千万家，没有生计的人依靠宫市为生，怎么能废除呢？”皇帝高兴，认为他说得对。京兆尹韦凑上奏说：“小人借宫市作奸，真伪难辨，应下令由府县供应送交。”皇帝同意了。宦官说百姓依赖宫市为生，韦凑反而获罪。

顺宗即位，于是废除宫市使和盐铁使的月进；宪宗又废除除官受代进奉和各道两税外的榷税，分天下赋税为三：一是上供，二是送使，三是留州。宰相裴垍又命令各道节度、观察使的调费取自所治州，不够则取于属州，而属州送使后的剩余和上供部分，都送交度支。这时，依靠德宗积累的府库积蓄，颇为节约费用，天子亲自穿洗过的衣服。等到刘辟、李锜被平定后，他们的资产都收入内库。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河东节度使王锷进献很丰厚，翰林学士李绛曾劝谏说：“方镇进献，借机作奸，侵扰百姓，不是圣明政治所应该的。”皇帝叹息说：“确实知道这不是至德之事，但两河是中原贡赋之地，朝觐久废，河湟陷没，烽火台列于郊甸。正要洗刷祖宗之耻，不忍心对百姓加重赋税。”但不知道进献取之于百姓的负担已经很重了。

等到讨伐淮西，判度支杨于陵因供应粮饷不继被贬，以司农卿皇甫镈代替，从此更加刻剥。司农卿王遂、京兆尹李翛号称能聚敛，于是任命为宣歙、浙西观察使，给予富饶之地，以便办理财赋。盐铁使王播说：“刘晏领使时，亲自核查租庸，然后才能知道州县钱谷的利害虚实。”于是以副使程异巡视江淮，核查州府上供钱谷。程异到江淮，得到钱一百八十五万贯。当年，他就代替王播为盐铁使。这时，河北用兵讨伐王承宗，于是招募人向河北、淮西输送粟米，自千斛以上都授给官职。度支、盐铁与各道贡献尤其多，号称“助军钱”。等到叛贼平定，又有贺礼和助赏设物。群臣上尊号，又有献贺物。

穆宗即位，全部废除，在两税外加征一钱的人，以枉法赃论处。但自从在藩邸时，他就习见用兵的弊端，认为武臣士卒，依法应当姑息。等到即位，从神策各军，非时赏赐，不可胜记。不久幽州兵囚禁张弘靖，镇州杀田弘正，两镇用兵，设置南北供军院。而行营军十五万，不能抵挡两镇万余之众。而粮饷运输不能供给，布帛粟米未到而各军有的在路上强夺。

大约从建中制定两税，而物轻钱重，百姓以此为患，到这时已四十年。当时值绢二匹半的现在值八匹，大致增加三倍。豪家大商，积钱以追逐物价轻重，所以农民日益困苦，商业日益发展。皇帝也因货轻钱重，百姓困苦而用度不足，下诏百官讨论改革其弊。而议论者多请求加重挟铜的法律。户部尚书杨于陵说：“帝王制造钱币来权衡百货，贸易有无，通变不倦，使物价没有太贵太贱，其方法没有别的，在于朝廷而已。为什么呢？朝廷所重视的，百姓必然跟从。古代由朝廷权衡，如今向下索取；古代散于四方，如今藏于公府；古代广泛铸造以资费用，如今减少炉灶而废弃功效；古代通行于中原，如今泄散到边远地区。又有民间丧葬的含钱、商贾借贷的积累、江湖压覆的损耗，那么钱怎能不重，货怎能不轻？开元年间，天下铸钱七十余炉，每年盈余百万，如今才十几炉，每年收入十五万而已。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掺杂铅铁以通时用，岭南掺杂金、银、丹砂、象牙，如今一律用钱，所以钱不足。如今应让天下两税、榷酒、盐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钱，全部用布帛谷粟输纳，那么百姓在所求上就宽松了，然后拿出内府的积蓄，收购市场的滞货，扩大山铸的数量，限制边远地区的输出，禁止私家的积蓄，那么货就会日益重而钱就会日益轻了。”宰相认为他的建议好。从此两税、上供、留州，都改用布帛、丝绵，租、庸、课、调不计钱而缴纳布帛，只有盐酒本来按榷率计钱，与两税不同，不能去掉钱。

文宗大和九年，用天下回残钱设置常平义仓本钱，每年增购。如非遇水旱而不增购的，判官罚俸，考绩列为下等；州县借用的，以枉法论处。

文宗曾召盐仓御史崔虞问太仓粟的数量，回答说：“有粟二百五十万石。”皇帝说：“今年费用大而积蓄少，怎么办？”于是诏令出使郎官、御史督察州县壅遏钱谷的情况。当时豪民侵吞产业不迁移户口，州县不敢派徭役，而征税都出自下等贫民。至于依附富家为奴客的，受到的役罚比州县还严厉。长吏每年都派官吏巡视核查田税，百姓苦于其扰。

武宗即位，废除佛法，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所、招提兰若四万所，僧尼还俗为平民的有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田数千万顷，大秦、穆护、祆教僧人二千余人。上都、东都每街留寺两所，每寺留僧三十人，各道留僧分三等，不超过二十人。肥沃的田地卖掉送钱到户部，中下等田地给寺家奴婢中丁壮者作为两税户，每人十亩。因僧尼已尽，两京的悲田养病坊，给寺田十顷，各州七顷，由耆老主管。

自从会昌末年，设置备边库，收度支、户部、盐铁钱物。宣宗改名为延资库。起初由度支郎中掌管，到这时属于宰相，其责任更重。户部每年送钱帛二十万，度支、盐铁送三十万，各道进奉助军钱都输送于此。

懿宗时，云南蛮多次入侵，调兵戍守岭南。淮北大水，赋税不能征收，人人思乱。等到庞勋反叛，依附者六七万人。自关东到海大旱，冬菜都尽，贫者以蓬子为面，槐叶为酱。乾符初年，大水，山东饥荒。宦官田令孜为神策中尉，依仗权势用事，督促赋税更加紧急。王仙芝、黄巢等起事，天下于是大乱，公私困竭。昭宗在凤翔，被梁兵包围，城中人相食，父亲吃儿子，而天子喝粥，六宫及宗室多饿死。穷困到如此地步，于是灭亡。

当初，乾元末年，天下上报户籍的有一百六十九州，户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二十四，不纳课户一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口一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不课口一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比天宝年间减少户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口三千五百九十二万八千七百二十三。

元和年间，供应岁赋的，有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户一百四十四万，比天宝才四分之一。由官府供养的兵士八十三万，比天宝增加三分之一，大体以二户养一兵。京西北、河北因屯兵多，没有上供。到长庆年间，户三百三十五万，而兵九十九万，大致三户供奉一兵。到武宗即位，户二百一十一万四千九百六十。会昌末年，户增至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

宣宗收复河湟后，天下两税、榷酒茶盐钱，每年收入九百二十二万缗，每年的常规费用常缺三百余万，有关部门远取后年收入才够用。等到群盗起事，各镇不再上报计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