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诸王定分第十

贞观七年，唐太宗任命吴王李恪为齐州都督。太宗对身边大臣说：“父子之间的感情，难道不想常常见面吗？但家庭和国家的事务不同，需要让他外出担任藩王屏障。而且让他早早确定名分，断绝非分之想，我百年之后，使他的兄弟们没有危亡的忧虑。”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奏说：“汉朝、晋朝以来，分封诸侯王都因为安排不当，没有预先确立固定的名分，以至于灭亡。君主们明明知道这个道理，却沉溺于私爱，所以前车已覆而后车仍不改变轨道。如今各位王子承受恩宠的待遇，有的过于优厚，以我的愚见，不仅担心他们依仗恩宠而骄横。过去魏武帝宠爱陈思王曹植，到魏文帝即位后，对他防守禁锢如同监狱中的囚犯，这是因为先帝施加的恩宠太多，所以继位的君王因此畏惧他。这样看来，魏武帝宠爱陈思王，恰恰是让他受苦。况且帝王的儿子何愁不富贵，本身享受大国封地，封户不少，好衣美食之外，还有什么需求？而每年还额外给予优厚的赏赐，没有止境。俗话说：‘穷人不学节俭也会节俭，富人不学奢侈也会奢侈。’这是说自然而然。如今陛下以大圣之德开创基业，岂止是安置现有的子弟而已，应当制定长久的法规，让万代遵行。”奏疏呈上后，太宗非常赞赏，赏赐他布帛一百段。

贞观十三年，谏议大夫褚遂良因每天特别供给魏王李泰府邸的物资超过皇太子，上奏劝谏说：“从前圣人制定礼法，尊重嫡子、贬抑庶子。嫡子称为储君，地位仅次于上天，非常尊崇，所用物资不计多少，钱币财物与君王共享。庶子地位卑微，不能与嫡子同等对待，这是为了堵塞嫌疑的苗头，断绝祸乱的根源。古代圣王必定依据人情，然后制定礼法，知道有国家就必然有嫡庶之分。然而庶子虽然得到宠爱，也不能超越嫡子，正体（嫡子）必须特别尊崇。如果不能明确确立固定的名分，就会使应当亲近的人变得疏远，应当尊贵的人变得卑下，那么奸佞巧诈之徒就会趁机而动，私情损害公义，迷乱心志扰乱国家。臣下认为陛下功绩超越万古，道德冠绝百王，发号施令，为世人制定法度。日理万机，或许有未尽善之处，臣担任谏诤之职，不容沉默不语。臣看到储君的物资反而少于魏王，朝廷和民间听闻此事，都认为不对。《左传》说：‘臣听说爱护子女要用道义来教导。’忠诚、孝顺、恭敬、节俭，就是道义的内容。从前汉朝的窦太后和汉景帝都不懂道义之理，于是纵容梁孝王，封给他四十多座城，苑囿方圆三百里，大肆营建宫室，复道相连，积累钱财数以万计，出入警戒清道，稍不如意就发病而死。汉宣帝也纵容淮阳王，几乎导致祸败，幸亏有谦让的大臣辅佐，才得以幸免。况且魏王刚刚离开宫廷就封，希望陛下常存礼法训诫，精心选择师傅，向他展示成败的道理。既用节俭教导他，又用文学劝勉他。只求忠孝，以此勉励他，用道德来规范、用礼法来约束，才能成为良才。这就是所谓圣人的教化，不严厉却能成功。”太宗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

贞观十六年，太宗对身边大臣说：“当今天下什么事最紧急？各自为我说说。”尚书右仆射高士廉说：“养育百姓最紧急。”黄门侍郎刘洎说：“安抚四方少数民族最紧急。”中书侍郎岑文本说：“《论语》说：‘用道德来引导，用礼法来规范。’由此而言，礼义最紧急。”谏议大夫褚遂良说：“如今四方仰慕圣德，不敢作恶，但太子和各位王子必须有固定的名分，陛下应当为万代立下法度留给子孙，这才是当务之急。”太宗说：“这话对。我年近五十，已感到衰老疲惫。既然让长子居守东宫，各位弟弟和庶子将近四十人，心中忧虑正在于此。但自古嫡子庶子如果没有好的辅佐，何尝不导致家国倾败。你们为我搜罗访求贤德之人，来辅佐太子，以及各位王子，都寻求正直之士。而且府官侍奉王子，不宜时间太久。时间久了情分义理就会加深，非分之想窥伺图谋，多由此而起，那些王府的官员，不要让他们的任期超过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