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体第二

贞观初年，太宗对萧瑀说：“我年轻时喜欢弓箭，自以为能完全懂得其中的奥妙。近来得到十几把好弓，拿给做弓的工匠看。工匠说：‘都不是好材料。’我问他原因，工匠说：‘木头的中心不正，那么木纹都是歪斜的，弓虽然刚劲有力但射出的箭不直，所以不是好弓。’我才明白这个道理。我用弓箭平定四方，使用的弓很多，却还没能懂得其中的道理。何况我统治天下的时间不长，对于治理国家的道理，本来就比不上对弓箭的了解，对弓箭尚且有过失，更何况治理国家呢？”从此，太宗下令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在中书内省值宿，每次召见，都赐座和他们交谈，询问了解外界的事情，务必知道百姓的疾苦、政教的得失。

贞观元年，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中书省所发出的诏敕，常有意见不同的情况，有时还出现错误，没能相互纠正。当初设置中书省、门下省，本来是为了相互防止过失。人的意见，常常会有所不同，有对有错，本来都是为了公事。但有的人袒护自己的短处，厌恶听到自己的过失，无论对错，都心怀怨恨。有的人为了避免私人之间的矛盾，互相顾惜情面，明知不是正确的处理政事，也就立即施行。难以违背一个官员的小情面，却顿时成为万民的大祸害。这实在是亡国的政治，你们特别需要用心防范。隋朝时内外百官，处理政务时模棱两可，因而导致祸乱，人们大多不能深思这个道理。当时都认为祸患不会到自己身上，当面顺从，背后非议，不认为这是祸患。后来大乱一起，家与国都丧亡，即使有脱身的人，纵然不遭到刑戮，也都是辛苦才得以幸免，很被当时的舆论贬斥。你们特别需要灭除私心、奉行公义，坚守正直之道，处理各种事务要互相启发帮助，不要上下雷同啊。”

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说：“近代的君臣治理国家，大多比前代差，是什么原因呢？”王珪回答说：“古代的帝王施政，都崇尚清静无为，以百姓的心为自己的心。近代却只知损害百姓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任用的大臣，又不是精通经学儒术的人。汉朝的宰相，没有不精通一经的，朝廷如果有疑难的事情，都引用经义来决断，因此人们懂得礼义教化，国家达到太平。近代重视武力、轻视儒术，有的还掺杂法律，儒家的德行既然缺失，淳朴的风气就大大破坏了。”太宗非常赞同他的话。从此，百官中凡有学业优秀、又通晓治国体要的人，大多晋升他们的品级，多次加以提拔。

贞观三年，太宗对侍臣说：“中书省、门下省，是关键重要的部门，选拔有才能的人来担任，委任实在重大。诏敕如果有不合适的，都必须坚持提出意见。近来只觉迎合旨意、顺从人情，唯唯诺诺地苟且过去，竟然没有一句劝谏的话，这哪里是道理？如果只是签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什么人不能胜任？何必烦劳选拔，来交付重任？从今以后，如果怀疑诏敕有不稳妥之处，必须坚持提出意见，不得妄自畏惧，知道却不说话。”

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说：“隋文帝是什么样的君主？”萧瑀回答说：“克制自己，合乎礼仪，勤劳思考政事，每次上朝议事，有时到太阳偏西，五品以上的官员，引见赐坐议论政事，负责警卫的卫士，传递饭菜而食，虽然本性不算仁厚明智，也算是励精图治的君主。”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个人性格过于明察而内心不聪明。内心昏暗就会观察不通透，过于明察就会对事物多疑。他又欺骗孤儿寡妇来得到天下，常常担心群臣内心不服，不肯信任百官，每件事都自己决断，虽然劳神苦形，却不能完全合于道理。朝臣既然知道他的心意，也不敢直言，宰相以下，只是顺承而已。我的意思却不是这样，因为天下广大，四海众多，千头万绪，必须符合变通，都委托百官商量，宰相筹划，对于事情稳妥之后，才可以奏请施行。怎么能凭一天要处理成千上万的事务，只由一个人来决断呢？况且一天决断十件事，有五件不合理，合理的固然好，不合理的怎么办呢？积日累月，以至多年，错误既然很多，不灭亡还等什么？哪里比得上广泛任用贤良之人，高居皇位、深察事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作歹？”于是下令各官署，如果诏敕颁布下达后有不够稳妥的，必须执奏，不得顺承旨意就立即施行，务必尽到臣下的心意。

贞观五年，太宗对侍臣说：“治理国家与养病没有区别。病人觉得好了，更加需要保养，如果有触犯，必然导致丧命。治国也是这样，天下稍微安定，尤其需要戒慎，如果骄奢放纵，必然导致丧败。现在天下的安危，系于我身上，所以一天比一天谨慎，虽然可以休息却不休息。然而耳目和辅佐，寄托在你们身上，既然道义上如同一体，就应该同心协力，事情有不安之处，可以直言无隐。倘若君臣互相猜疑，不能竭尽肝胆之言，实在是国家的大害啊。”

贞观六年，太宗对侍臣说：“看古代的帝王，有兴盛有衰亡，就像有早晨就有黄昏一样，都是因为蔽塞了自己的耳目，不知道时政的得失，忠正的人不直言，邪佞谄媚的人日益进用，既然看不见自己的过失，所以导致灭亡。我身居九重深宫，不能完全看见天下的事情，所以布置给你们，作为我的耳目。不要因为天下无事、四海安宁，就不留意。令人可爱的是君主，令人畏惧的是百姓。天子，有道则被人推举为主，无道则被人抛弃不用，实在可怕啊。”魏征回答说：“自古丧失国家的君主，都是因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现在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平安定，能留心治国之道，常常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国家的命运自然长久。我又听说古话说：‘君，船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也能覆舟。’陛下认为可怕，确实如圣旨所说。”

贞观六年，太宗对侍臣说：“古人说：‘遇到危险不扶持，摔倒了不搀扶，那还用你们这些辅佐的人做什么？’君臣之间的道义，难道能不竭尽忠心匡正挽救吗？我曾读书，看到夏桀杀关龙逄，汉景帝杀晁错，没有不放下书叹息的。你们只要能正词直谏，对政教有益，我终究不会因为触犯龙颜、违背旨意，就随意诛杀责备。我近来上朝决断事情，也有违背法令的。你们认为是小事，就不坚持进言。凡是大事都从小事开始，小事不议论，大事又将不可挽救，国家倾危，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隋朝君主残暴，死在普通人手中，天下百姓，很少听说有哀痛的。你们为我思考隋朝灭亡的事情，我为你们思考关龙逄、晁错被诛杀的事，君臣互相保全，难道不好吗！”

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魏征从容谈论自古理政的得失，于是说：“如今在大乱之后，仓促之间不能实现教化。”魏征说：“不对。凡人在危困时，就担忧死亡；担忧死亡，就希望太平；希望太平，就容易教化。所以乱后容易教化，就像饥饿的人容易饮食一样。”太宗说：“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然后才能克服残暴、去掉杀戮。大乱之后，想要追求教化，岂能仓促之间就指望呢？”魏征说：“这是针对平常人说的，不在圣哲之人的范围。如果圣哲施行教化，上下同心，人们响应就会像回声一样，不求快而自然快速，一年就可以见效，确实不算难，三年成功，还说是晚了。”太宗认为他说得对。封德彝等人回答说：“夏商周三代以后，人心逐渐浇薄诡诈，所以秦朝专用法律，汉朝杂用霸道，都是想要教化而不能，难道能教化而不想？如果相信魏征的话，恐怕会败乱国家。”魏征说：“五帝、三王，并没有换掉人民而施行教化。推行帝道就成就帝业，推行王道就成就王业，在于当时所治理，教化他们而已。考据典籍，就可以知道。从前黄帝与蚩尤打了七十多仗，那混乱已经很严重了，战胜之后，便达到太平。九黎作乱，颛顼征伐他们，攻克之后，不失教化。夏桀作乱暴虐，而商汤放逐他，在商汤时代，就达到太平。商纣无道，周武王讨伐他，成王时代，也达到太平。如果说人心逐渐浇薄诡诈，不如以前纯朴，那么至今应该都变成鬼魅了，哪还能再得到教化呢？”封德彝等人无法反驳，但都认为不可行。太宗常常努力实行而不倦怠，几年之间，海内安宁，突厥被攻破消灭，于是对群臣说：“贞观初年，人们都持不同意见，说当今一定不能推行帝道、王道，只有魏征劝我。我听从了他的话，不过几年，就使得华夏安定，远方外族归服。突厥自古以来常常是中国的强敌，如今酋长都佩戴刀剑在宫中值宿警卫，部落都穿上汉族衣冠。使我达到这样，都是魏征的功劳。”回头对魏征说：“玉虽然有美好的本质，但在石头中间，不遇到良工巧匠琢磨，与瓦砾没有区别。如果遇到良工，就成为万代之宝。我虽然没有美好的本质，被你切磋，劳烦你约束我用仁义，弘扬我用道德，使我的功业达到这样，你也足以称为良工了。”

贞观八年，太宗对侍臣说：“隋朝时百姓即使有财物，哪里能够保得住？自从我拥有天下以来，存心抚养百姓，没有征发徭役，人人都能经营生计，保护自己的资财，这就是我所赐予的。假使我征发劳役不止，虽然多次赏赐财物，也不如不征发。”魏征回答说：“尧、舜在位时，百姓也说‘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含着食物、鼓着肚子，还说‘帝有什么功劳’在其中呢。如今陛下这样涵养百姓，百姓可以说是每天享用而不知道。”又上奏说：“晋文公外出打猎，在砀地追逐野兽，进入大沼泽，迷失了方向不知道从哪里出去。其中有一个渔夫，文公对他说：‘我是你的国君，道路从哪里出去？我将重赏你。’渔夫说：‘我愿有所进献。’文公说：‘出了沼泽再接受。’于是渔夫送他出了沼泽。文公说：‘现在你想教导我的是什么呢？我愿意接受。’渔夫说：‘天鹅能保护河海，厌倦了而迁徙到小沼泽，就有被弓箭射中的忧患。鼋鼍能保护深渊，厌倦了出来到浅滩，一定有被钓钩和箭射中的忧患。现在您出来在砀地捕兽，进入到这里，为什么走得太远呢？’文公说：‘好啊！’叫随从记下渔夫的名字。渔夫说：‘您为什么要记我的名字？您如果能尊天事地，敬重社稷，安定四方，慈爱万民，减轻赋敛，降低租税，我也就受惠了。您如果不尊天，不事地，不敬社稷，不稳固四方，对外失礼于诸侯，对内违背民心，一国流亡，渔夫即使有重赏，也不能保得住啊。’于是推辞不接受。”太宗说：“你说得对。”

贞观九年，太宗对侍臣说：“从前刚平定京城时，宫中美女珍宝玩物没有哪个院子不是满满的。隋炀帝心意仍然不足，征索没有止境，加上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能忍受，于是导致灭亡。这都是我亲眼所见的，所以日夜孜孜不倦，只想清静无为，使天下无事。于是得以徭役不兴，年年五谷丰登，百姓安乐。治国就像栽树，树根不动摇，那么枝叶就会茂盛。君主能够清静，百姓哪里会不安乐呢？”

贞观十六年，太宗对侍臣说：“有的是君主在上面昏乱，臣子在下面治理；有的是臣子在下面作乱，君主在上面治理。这两种情况如果发生，哪一种更严重？”特进魏征回答说：“君主心里清明，就能洞察下面的过错。杀一儆百，谁敢不畏威尽力？如果君在上昏暴，忠言劝谏不听从，即使有百里奚、伍子胥在虞国、吴国，也不能挽救祸患，败亡就会接踵而来。”太宗说：“一定这样，齐文宣帝昏暴，杨遵彦用正道扶助他而得到治理，为什么呢？”魏征说：“杨遵彦弥补暴君的过失，救治百姓，才得以避免混乱，但也是非常危险艰苦的。与君主严明，臣下畏惧法令，直言正谏都见信用，是不可同年而语的。”

贞观十九年，太宗对侍臣说：“我看自古以来帝王，骄傲自夸而招致失败的，数不胜数。不必远述古时，到像晋武帝平定吴国、隋文帝攻伐陈国以后，心里更加骄奢，自己夸耀自己，臣下不敢再说话，政道因此松弛紊乱。我自从平定突厥、攻破高丽以后，又兼并铁勒，席卷沙漠，设为州县，远方外族降服，声威教化更加广大。我担心心怀骄傲自夸，常常克制自己，日过午才吃饭，坐着等待天亮。每每想到臣下有直言直谏、可以实施于政教的，应当擦亮眼睛以师友看待他们。这样，也许可以期望时世安康、天下太平吧。”

唐太宗刚即位的时候，接连发生霜灾和旱灾，粮食价格暴涨，突厥又来侵扰，各州县都动荡不安。太宗一心为百姓忧虑，励精图治，崇尚节俭，广泛施予恩德。当时，从京城到河东、河南、陇右一带，饥荒尤其严重，一匹绢只能换到一斗米。百姓虽然四处奔走觅食，却没有叹息抱怨，人人都能安心。到贞观三年，关中地区粮食丰收，百姓都回到家乡，竟然没有一个人逃亡流散。太宗就是这样深得人心。再加上他虚心纳谏，爱好儒家学说，孜孜不倦地寻求贤才，专心于选拔官员，改革旧弊，恢复完善各项制度，每遇到一件事，都能触类旁通，推行善政。起初，息隐王李建成、海陵王李元吉的同党，共同谋划谋害太宗的有几百上千人，事情平定后，太宗又把他们安置在身边担任近侍，他心胸开阔，没有任何猜疑阻隔。当时舆论认为他能够决断大事，得帝王之体。太宗非常痛恨官吏贪污，凡有违法受贿的，一定不予赦免。在京城和外地有犯贪污罪的，都派人押送上奏，根据所犯罪行，处以重刑。因此，官吏大多清廉谨慎。他控制驾驭王公、妃主之家，以及大姓豪强、狡猾之徒，这些人都畏惧威严，收敛行迹，不敢侵犯欺压平民。商人旅客在野外住宿，不再有盗贼，监狱常常空着，马牛遍布原野，外门不关。又接连获得丰收，一斗米只值三四文钱。旅客从京城到岭南，从山东到东海，都不用携带干粮，可以在路上取用。进入山东村落，经过的行客一定会受到丰厚的招待，有时临行时还有馈赠。这些都是自古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