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谗邪第二十四

贞观初年，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我观察前代，那些谗佞之徒，都是国家的害虫。他们有的花言巧语、伪装和善，有的结党营私、相互勾结。如果遇到昏庸的君主，没有不被他们迷惑的，所以忠臣孝子才泣血含冤。兰花想要繁茂，秋风却摧残它；君主想要明察，谗佞之人却遮蔽他。这些事史书上都有记载，不能一一细说。至于齐、隋之间的谗害之事，我耳闻目睹的，大致给你们说说。斛律明月是齐朝的良将，威震敌国，周朝每年都要砍凿汾河上的冰，害怕齐兵向西渡河。等到斛律明月被祖孝征进谗言陷害而伏诛，周人才有了吞并齐国的念头。高颎有治国的大才，辅佐隋文帝完成霸业，主持朝政二十多年，天下依靠他得以安宁。文帝只听妇人的话，特意将他排斥。后来高颎被炀帝所杀，刑法政事从此衰败。还有隋朝太子杨勇统领军队、代理国政，总共二十年，本来也早已确定了名分。杨素欺骗君主、蒙蔽皇上，残害忠良，使父子之道一天之内毁于天性，逆乱的根源从此开始了。隋文帝既然混淆了嫡庶之分，最终祸及自身，国家不久也覆灭了。古人说‘世道混乱则谗言得势’，确实不是假话。我常常防微杜渐，以杜绝谗害的苗头，还担心心力不够，或者不能察觉。前代史书说：‘猛兽在山林里，藜藿之类野菜就没人去采；正直的臣子在朝廷上，奸邪的人就会停止阴谋。’这确实是我对各位的期望。”魏征说：“《礼记》说：‘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也要警戒谨慎，在别人听不到的地方也要恐惧畏惧。’《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不要听信谗言。谗言没有止境，会搅乱四方各国。’孔子也说：‘厌恶那些口舌伶俐使国家覆灭的人’，大概就是为此。我观察自古拥有国家的人，如果曲意接受谗言，妄加陷害忠良，必定宗庙变为废墟，朝廷像霜露一样凋零。希望陛下深深谨慎对待！”

贞观七年，太宗驾临蒲州。刺史赵元楷让百姓穿上黄纱单衣，在路旁迎接拜见，并大肆装饰官署，修建城楼望楼以讨好；又私下养了一百多只羊、几千条鱼，准备送给皇亲国戚。太宗知道后，把赵元楷召来责备说：“我巡视河洛地区，经过几个州，凡是需要的，都从官府物资中支取。你为我养羊喂鱼，雕饰庭院屋宇，这是已灭亡的隋朝的弊俗，现在不能再这样做了。你应当明白我的心意，改变旧风气。”因为赵元楷在隋朝时就邪僻谄佞，所以太宗说这些话来告诫他。赵元楷惭愧恐惧，好几天不吃东西就死了。

贞观十年，太宗对身边大臣说：“太子的保傅，自古以来就很难挑选。成王年幼时，用周公、召公做保傅，左右都是贤人，足以增长仁德，使天下太平，成为圣主。到了秦朝的胡亥，是秦始皇宠爱的，让赵高做师傅，教他刑法。等到他篡位后，诛杀功臣，杀害亲戚，残酷暴烈不止，很快就灭亡了。由此说来，人的善恶确实取决于身边亲近的人。我二十岁左右交游的，只有柴绍、窦诞等人，他们的为人既不是三种有益的朋友，等我登上皇位，治理天下，虽然比不上尧舜的圣明，也差不多避免了孙皓、高纬那样的暴虐。这样说来，又不受他们影响，是什么原因呢？”魏征说：“中等资质的人可以和他为善，也可以和他为恶，但是上等智慧的人自然不会受沾染。陛下承受天命，平定寇乱，拯救万民性命，治理达到太平，难道柴绍、窦诞这些人能够损害您的圣德吗？只是经书上说：‘放弃郑国音乐，远离奸佞小人。’在亲近接触的人中间，尤其应当深加谨慎。”太宗说：“好。”

尚书左仆射杜如晦上奏说：“监察御史陈师合上呈《拔士论》，说人的思虑是有限的，一个人不能总管几个职务，以此来议论我们。”太宗对戴胄说：“我用最公正的原则治理天下，如今任用房玄龄、杜如晦，不是因为他们是功臣旧部，而是因为他们有才能品行。这个人胡乱进行诽谤，只想离间我们君臣。从前蜀后主昏庸懦弱，齐文宣帝狂放悖乱，但国家却被称为治理得好，是因为任用诸葛亮、杨遵彦而不猜疑的缘故。我现在任用杜如晦等人，也按照这个办法。”于是，将陈师合流放到岭外。

贞观年间，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我听说自古帝王上合天心，达到太平的，都是靠辅佐大臣的力量。我近来开放直言之路，是希望了解冤屈，想听到谏诤之言。所有上密奏的人，大多告发百官，细琐小事没有可采纳的。我遍观前代君王，只要君主怀疑臣子，那么下情就不能上达，想要臣子尽忠竭虑，怎么可能呢？而没有见识的人，专门进行谗言诋毁，搅乱君臣关系，对国事毫无益处。从今以后，有上书告发别人小过失的，应当以谗佞之人的罪名来处罚他。”

魏征担任秘书监，有人告发魏征谋反。太宗说：“魏征，过去是我的仇人，只因为他忠于职守，我就提拔任用了他，怎么胡乱制造谗言陷害？”最终没有问罪魏征，立刻斩杀了那个告发的人。

贞观十六年，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负责起居注，近来记录我行事的好坏吗？”褚遂良说：“设立史官，君主的一举一动必定记载。好事既然一定记载，过错也不会隐瞒。”太宗说：“我现在努力做三件事，也希望史官不记载我的坏处。一是借鉴前代成败的事，作为借鉴；二是进用贤良之人，共同成就政道；三是排斥弃用群小，不听信谗言。我能坚持这些，始终不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