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史第二十九

贞观初年，太宗对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说：“我近来看到前、后《汉书》收录了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班固的《两都赋》等，这些作品文体浮华，对劝诫没有益处，何必记录在史书上呢？如果有上书议论政事，言辞恳切直率，对治理国家有帮助的，无论我采纳与否，都必须完整记载。”

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隆上表请求编纂太宗的文集。太宗对他说：“我如果处理政事、发布命令，对百姓有益处，史官就会记录下来，足以流传不朽。如果做事不效法古人，扰乱朝政、伤害百姓，即使有文采，终究会留给后代嘲笑，这不是我需要的。就像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他们也有大量文集，但所作所为多不合礼法，国家社稷都在短时间内覆灭了。作为君主，关键在于德行，何必一定要追求文章辞藻呢？”最终没有同意。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担任谏议大夫，兼管起居注。太宗问他：“你最近掌管起居注，记录的是什么事？通常君主能看吗？我想看看这些记录，以便回顾自己的得失，用来警戒自己。”褚遂良说：“现在的起居注，相当于古代的左史、右史，用来记录君主的言行，善事恶事全部记载，希望君主不做非法之事。我没听说过帝王亲自看史书的。”太宗说：“我有不好的地方，你一定要记下来吗？”褚遂良说：“我听说遵守道义不如恪守职责，我的职责就是执笔记录，为什么不记呢？”黄门侍郎刘洎进言说：“君主有过失，如同日食月食，人们都能看到。即使褚遂良不记，天下人也都记住了。”

贞观十四年，太宗对房玄龄说：“我每次看前代史书，表彰善行、贬斥恶行，足以作为后世的规诫。不知道自古以来，当代的国史为什么不让帝王亲自观看？”房玄龄回答说：“国史既然善恶必定记载，希望君主不做非法之事。只是担心有违逆圣意的地方，所以不能看。”太宗说：“我的想法和古人很不同。现在想亲自看国史，是因为如果做了好事，自然不必说；如果有不好的地方，也想以此为鉴戒，让自己能够改正。你编撰录呈给我。”房玄龄等人于是删减国史，改为编年体，撰写了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上表进呈。太宗看到六月四日的事，文字多有隐晦，就对房玄龄说：“从前周公诛杀管叔、蔡叔而周室安定，季友毒死叔牙而鲁国安宁。我所做的事，道理和这些相同，是为了安定社稷、造福万民。史官执笔，何必隐瞒？应当立即删改浮夸的言辞，直接记载事实。”侍中魏征上奏说：“我听说君主位居至尊，无所顾忌。只有国史，用来惩恶劝善，如果记载不实，后代读史的人怎么看？陛下现在让史官纠正措辞，完全符合最公正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