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礼乐第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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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刚刚即位,对身边的大臣说:“按照《礼》的规定,人的名字最终是要避讳的。但前代帝王,并不在自己生前避讳自己的名字,所以周文王名叫昌,《周诗》中说:‘能够昌盛他的后代。’春秋时鲁庄公名叫同,鲁庄公十六年《春秋》经文记载:‘齐侯、宋公在幽地结盟。’只有近代的各位帝王,胡乱加以限制,特别下令让人在生前避讳他们的名字,这在道理上是不通顺合理的,应该有所改变。”于是下诏说:“根据《礼》的规定,两个字的名字不分别避讳,孔子是至圣先师,并非没有先例可循。近世以来,曲意加以限制,两个字都避讳,已经废弃和缺少很多,随意行事,违背了经典的话。现在应该依据礼典,务必从简,效法先哲,为将来留下法则,那些官号和人名,以及公私文籍中,有‘世’和‘民’两个字如果不连读,都不需要避讳。”
贞观二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奏说:“我私下观察,密王李元晓等人都是至亲,陛下友爱他们的情怀,道义高于古代,分给他们车马服饰,委任他们藩王的重任,必须依照礼仪,来符合众人的期望。近来见到皇帝的儿子向各位叔父行礼,各位叔父也立即回拜,王爵既然相同,家人之间有礼节,怎么能这样颠倒辈分次序呢?恳请陛下统一给予训诫,让他们永远遵循常规法则。”太宗于是下诏给李元晓等人,不准回拜吴王李恪、魏王李泰兄弟的跪拜之礼。
贞观四年,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我听说京城里的士人百姓在守父母丧期间,竟然有相信巫书的话,在辰日不哭泣,以此推辞别人的吊唁,拘泥忌讳而停止哀悼,败坏了风俗,极其违背人理。应该命令州县负责教导,用礼典来规范他们。”
贞观五年,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佛教和道教设立教义,本来是做善事,怎么能让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大,坐着接受父母的跪拜,损害风俗,悖乱礼经?应该立即禁止,并且命令他们向父母跪拜。”
贞观六年,太宗对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近来有山东的崔、卢、李、郑四姓,虽然世代衰落,但仍然依仗他们旧有的门第,喜欢自我夸耀,自称为士大夫。每次嫁女儿到其他家族,必定要广泛索取聘礼,以多为贵,谈定数目和契约,如同市场上的商人一样,很损害风俗,扰乱了礼经。既然轻重失当,按理必须改革。”于是下诏让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人,刊定校正姓氏,全面征集天下的家谱族谱,并依据史书传记,剪除其中的浮华,确定真伪,忠贤的人予以褒奖进用,悖逆的人予以贬斥,编撰成《氏族志》。高士廉等人进献确定的氏族等级,于是把崔干列为第一等。太宗对他们说:“我和山东的崔、卢、李、郑,本来没有嫌隙,只因为他们世代衰微,完全没有官宦,还自称为士大夫,在婚姻时,多数索要财物,有的人才能见识平庸低下,却骄傲自高,贩卖祖坟的树木,依托富贵,我不理解人间为什么看重他们?况且士大夫中,有能够立功,爵位崇高尊贵,善于侍奉君父,忠孝可称道的人,或者道义清白,学问技艺广博精通,这也足以成为门户,可称为天下的士大夫。现在崔、卢这类人,只夸耀遥远的祖先的衣冠,怎么能比得上当朝的显贵?公卿以下的人,哪里有空多给他们钱财物质,还给他们撑腰助势,追逐虚名背离实际,把得到这些当作荣耀。我现在确定氏族的等级,确实是想尊崇当今的官宦,为什么崔干仍然是第一等,只看到你们不重视我的官爵吗?不考虑数代以前,只取今天的官品、人才作为等级,应该统一量定,作为永久的准则。”于是把崔干定为第三等。到贞观十二年,书完成,共一百卷,颁布天下。又下诏说:“氏族的美好,实际上在于官宦,婚姻的道理,没有比仁义更重要的。自从魏国失去统治,齐氏灭亡,朝廷已经变迁,风俗衰落,燕、赵的古姓,大多失去了官宦的传承,齐、韩的旧族,有的违背了礼义的风尚。名声不显扬于乡里,自身免不了贫贱,却自称为高门贵族的后裔,不讲究嫡庶匹配的礼仪,问名只在于窃取财货,结婚必定归于富家。于是有新进官员之辈,富裕钱财之家,羡慕他们的祖宗,争相与他们结婚姻,多送财物,如同贩卖。或者自己贬低自家门第,受辱于姻亲;或者夸耀他们的旧有门望,对公婆行无礼之事。积久成习,成为风俗,到现在还没有停止,既然扰乱了人伦,确实亏损了名教。我日夜警惕,忧心勤政,历代的弊害,都已惩处革除,只有这个不良风气,未能完全改变。从今以后,明确加以告示,让人们认识嫁娶的次序,务必合乎礼典,以符合我的心意。”
礼部尚书王珪的儿子王敬直,娶了太宗女儿南平公主。王珪说:“《礼》中有媳妇拜见公婆的礼仪,自近代以来风俗浅薄,公主出嫁,这个礼仪都废除了。主上明达,行动遵循法制,我接受公主的拜见,哪里是为了自身荣耀,是为了成就国家的美事罢了。”于是和他的妻子就位而坐,让公主亲自拿着手巾,行盥洗进食的礼仪,礼成后退出。太宗听说后称赞这种做法。从此以后公主出嫁有公婆的,都让她们完备地行此礼。
贞观十二年,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古代诸侯入朝觐见,有汤沐邑,有草料粮食百车,用客礼对待。白天坐在正殿,晚上设置庭燎,想与他们相见,询问他们的劳苦。又汉朝京城也为各郡设立邸舍。近来听说各地考核官员到京城的,都租房子居住,与商人混杂居住,仅仅能容身而已。既然接待的礼遇不够,必定会让人多有怨叹,怎么会尽心于共同治理呢?”于是下令在京城空闲的坊里,为各州考核官员各自建造官邸。建成后,太宗亲自前往观看。
贞观十三年,礼部尚书王珪上奏说:“依照法令,三品以上的官员,在路上遇到亲王,不应当下马,现在都违反法令表达敬意,有违朝廷典制。”太宗说:“你们是想自我抬高尊贵,而轻视我的儿子吗?”魏征回答说:“汉、魏以来,亲王的班位都在三公之下。现在三品以及天子的六部尚书、九卿,给亲王下马,亲王不应当接受。考求旧例,没有依据,在现在实行,又违背国法,道理上确实不可。”皇帝说:“国家立太子,是打算让他做君主。人的寿命长短,不在老幼。假设没有太子,那么同母弟依次而立。以此来说,怎么能轻视我的儿子呢?”魏征又说:“殷人崇尚质朴,有兄终弟及的道理。自周朝以来,立嫡子必定立长子,这是为了杜绝庶子的觊觎,堵塞祸乱的根源。治理国家的人,应该深加谨慎。”太宗于是同意了王珪的奏请。
贞观十四年,太宗对礼官说:“同灶吃饭的还有缌麻的恩情,而嫂叔之间没有服制,又舅与姨,亲疏相似,而服制有差别,这不合礼制,应该召集学者详细讨论。其他有亲情重而服制轻的,也附奏上来。”这个月,尚书八座与礼官商定建议说:
臣私下听说,礼是用来决断嫌疑、确定犹豫、辨别同异、明辨是非的,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生出来的,只是人情而已。人道的首要之事,在于和睦九族。九族和睦,来自于亲爱亲人,由近及远。亲属有等差,所以丧礼有隆有杀,随着恩情的薄厚,都按照人情来制定条文。推究舅与姨,虽然同是母亲的同辈,但推及母亲,轻重悬殊。为什么呢?舅是母亲的本宗,姨是外戚他姓,在母族中,姨不算在内,考据经史,舅确实更重。所以周王思念齐国,称为舅甥之国;秦伯怀念晋国,确实切合《渭阳》的诗义。现在对舅的服制只限于暂时的情分,为姨却服丧五月,追求名义而丧失实际,追逐末节而抛弃根本,这恐怕是古人的情分有所未通达之处,应该增减的,大概就在这里吧。
《礼记》说:“兄弟的儿子如同自己的儿子,这是引而进之的意思。嫂叔之间没有服制,这是推而远之的意思。”按照礼制,继父同居则为他服期年丧,未曾同居则不为他服丧。从母的丈夫,舅的妻子,二人相互服丧。有人说“同灶吃饭则服缌麻”。既然如此,继父尚且不是骨肉,服重是由于同灶吃饭,恩情轻是因为不同居。因此知道制定服制虽然系于名义条文,但也缘于恩情的厚薄。或有年长的嫂子,遇到年幼的小叔,辛苦抚养,情同亲生,共分饥寒,共度艰难,如同同居的继父,比起他人同灶吃饭,情义的深浅,岂可同日而语?在他们生时,爱同骨肉,在他们死后,却推而远之,探求本源,深不可解。如果推而远之是对的,那么就不应该生时共居;生时共居是对的,那么就不应该死后视同路人。重视其生而轻视其死,厚待其始而薄待其终,按照人情制定条文,其意义在哪里?况且事奉嫂子被称道,记载不止一处。郑仲虞对待嫂子恩礼甚厚,颜弘都竭诚感动,马援见嫂子必戴冠,孔伋哭嫂子设有位次,这些都是亲身践行教义,仁深孝友,观察他们行事的旨意,难道不是先觉者吗?只是当时上没有贤明的君主,礼制不是下面的人所议论的,于是使深情郁积千年,至理隐藏万古,由来已久,岂不可惜!
现在陛下认为尊卑的顺序,虽然已经完备,但丧纪的制度,或许情理未安,于是命令礼官,详细讨论增减。臣等遵奉圣旨,触类旁求,采摘群经,讨论传记,或抑制或引申,兼顾名义与实际,削减其有余,增加其不足,使没有明文规定的礼都有秩序,和睦之情全部彰显,改变过去的薄俗,垂示未来的笃义,确实是六经所不能谈论,超越百王而独得。
谨按曾祖父母,旧服齐衰三月,请加为齐衰五月;嫡子妇,旧服大功,请加为期年;众子妇,旧服小功,现在请与兄弟子妇同为大功九月;嫂叔,旧无服,现在请服小功五月。其弟妻及夫兄也服小功五月。舅,旧服缌麻,请加与从母同服小功五月。
太宗下诏听从了他们的建议。这都是魏征的话。
贞观十七年十二月癸丑日,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民间把生日当作喜乐之事,在我的心情,反而成为感念之情。我君临天下,富有四海,但想追求侍奉父母,永远不可得。仲由怀有背米奉亲的遗憾,确实有道理。何况《诗经》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怎么能以劬劳的时辰,就举行宴乐之事!这很违背礼度。”于是哭泣了很久。
太常少卿祖孝孙上奏所制的新乐。太宗说:“礼乐的创作,是圣人根据事物设立教化,作为节制,政治的善恶,岂是由于乐?”御史大夫杜淹回答说:“前代兴亡,确实由于乐。陈将灭亡时作《玉树后庭花》,齐将灭亡时作《伴侣曲》,路人听到,没有不悲伤哭泣的,这就是所谓的亡国之音。由此看来,确实由于乐。”太宗说:“不对,声音怎么能感动人?欢乐的人听到就喜悦,悲哀的人听到就悲伤。悲伤喜悦在于人心,不是由于乐。将要灭亡的政治,其人心痛苦,但用心相感,所以听到乐声就悲伤罢了。为什么哀怨的乐声,能使喜悦的人悲伤呢?现在《玉树》、《伴侣》的曲子,其声音都存在,我能为你演奏,知道你必定不会悲伤。”尚书右丞魏征进言说:“古人称:礼啊礼啊,难道只是玉帛吗!乐啊乐啊,难道只是钟鼓吗!乐在于人心和睦,不在于音调。”太宗表示赞同。
贞观七年,太常卿萧瑀上奏说:“现在《破陈乐舞》,天下共同传颂,但赞美盛德的形象,还有所未尽。前后所破灭的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等人,臣愿意描绘他们的形状,以表现战胜攻取的容貌。”太宗说:“朕在四方未定时,因为替天下救焚拯溺,所以不得已,才进行战伐之事,因此人间于是有这个舞蹈,国家也因此制作了乐曲。但雅乐的内容,只能陈述其梗概,如果详细描绘,那么其形状容易识别。朕因为现在的将相中,有很多曾经被他们驱使的人,既然曾经为一日君臣,现在如果重新看到他们被擒获的情景,必定会有所不忍,朕为了这些人,所以不这样做。”萧瑀谢罪说:“此事不是臣的思虑所能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