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求谏第四

唐太宗仪容威严庄重，百官进见时，都举止失措。太宗知道大家这样，每次见到有人奏事，总是故意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希望听到直言规劝，了解政教的得失。贞观初年，太宗曾对公卿们说：“人要照见自己，必须要有明镜；君主想要知道自己的过失，必须依靠忠臣。如果君主自以为贤明，臣子不去匡正，想要不陷入危亡失败，怎么可能呢？所以君主失去国家，臣子也不能独自保全自己的家族。至于隋炀帝残暴酷虐，臣下都闭口不言，最终使他听不到自己的过失，于是导致灭亡，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诛杀。前事不远，你们每次看到事情有不利于百姓的，必须尽力直言规谏。”

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说：“正直的君主任用奸邪的臣子，不能实现天下大治；正直的臣子侍奉奸邪的君主，也不能实现天下大治。只有君臣相得，如同鱼水，天下才能安定。我虽然不算英明，幸亏你们多次匡正补救，希望凭借你们直言鲠议，使天下太平。”谏议大夫王珪回答说：“我听说，木材经过墨线就能取直，君主听从劝谏就能圣明。所以古代圣明的君主一定有七位谏诤之臣，如果谏言不被采用，他们就相继以死相谏。陛下开启圣明的思虑，采纳草野之人的意见，愚臣身处无所忌讳的朝廷，实在愿意竭尽自己狂愚的见解。”太宗称赞他说得好，下令从今以后宰相入内筹划国家大事，一定要让谏官随同进入，参与了解政事。如果谏官有所建言，一定要虚心采纳。

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英明的君主常思自己的短处而更加完善，昏庸的君主掩饰自己的短处而永远愚昧。隋炀帝喜欢自夸，掩饰短处拒绝劝谏，确实也难以触犯他。虞世基不敢直言，或许不能算很重的罪过。从前箕子假装疯狂保全自己，孔子也称赞他仁德。等到炀帝被杀，虞世基是否该一同死呢？”杜如晦回答说：“天子有直言敢谏的臣子，即使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孔子说：‘史鱼真是正直啊，国家政治清明时像箭一样直，国家政治昏暗时也像箭一样直。’虞世基怎能因为炀帝无道、不采纳谏言，就闭口不说呢？他苟且偷安占据高位，又不能辞职退隐，这与箕子假装疯狂离去，事理不同。从前晋惠帝的贾皇后将要废掉愍怀太子，司空张华最终不能苦苦谏争，曲意顺从以求免祸。等到赵王伦起兵废掉贾后，派使者逮捕张华，张华说：‘废太子的时候，我不是没有进言，只是当时没有被采纳。’使者说：‘你身为三公，太子没有罪却被废黜，谏言既然不被听从，为什么不引身而退？’张华无话可答，于是被杀，并夷灭三族。古人说：‘国家危险而不扶持，倾覆而不搀扶，那还用这个辅佐的人做什么？’所以‘君子面临大节时是不可改变志节的’。张华既然不能以刚直守节，又不能以退让保全自身，做臣子的气节已经丧失了。虞世基位居宰相，处在可以进言的地位，竟然没有一句谏诤之言，确实也该死。”太宗说：“你说得对。君主必须依靠忠良辅佐，才能自身安定、国家安宁。隋炀帝难道不是因为下面没有忠臣，自己听不到过失，恶行积累祸患满盈，才导致灭亡的吗？如果君主行为不当，臣子又不匡正谏诤，只知阿谀顺从，事事都说好，那么君主就是昏君，臣子就是谄臣，君主昏庸臣子谄媚，危亡就不远了。我现在希望君臣上下，各尽至公之心，共同切磋，以实现治国之道。你们各自应当尽力忠诚直言，匡正我的过失，我绝不会因为直言触犯心意，就动辄发怒责备。”

贞观三年，太宗对司空裴寂说：“近来有人上书奏事，条数很多，我都把它们粘贴在屋壁上，进出时观看思考。之所以孜孜不倦，是想完全了解臣下的想法。每次思考政事，有时三更才睡。也希望你们用心不倦，以符合我的心意。”

贞观五年，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自古帝王大多任自己的喜怒行事，高兴时就滥赏无功之人，发怒时就滥杀无罪之人。因此天下丧乱，没有不是由此引起的。我现在日夜以此为念，常常希望你们尽情极力进谏。你们也要接受别人的谏言，怎能因为别人的话不合自己的心意，就立刻掩饰短处而不采纳呢？如果不能接受劝谏，又怎么能劝谏别人？”

贞观六年，太宗因为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人上的密封奏章符合心意，召见他们并说：“我历观自古以来臣子尽忠的事迹，如果遇到英明的君主，就应当竭诚规谏，至于像龙逢、比干这样的忠臣，也不免遭到杀戮。做君主不容易，做臣子也极难。我又听说龙可以被驯服，但喉下有逆鳞。你们却不怕触犯，各自进上密封奏章。如果能常常这样，我哪里还担心社稷的倾覆败亡！每每想到你们这番心意，一刻也不能忘记，所以设宴与你们同乐。”并且分别赏赐了绢帛。

太常卿韦挺曾上疏陈述政事得失，太宗赐书说：“你所上的意见，是极其中肯正直的言论，文辞义理可观，我对此非常欣慰。从前齐国发生祸难时，管仲有射中齐桓公带钩的罪过；蒲城之役中，勃鞮有斩断晋文公衣袖的仇怨，但齐桓公不猜疑管仲，晋文公待勃鞮如同旧交。这难道不是因为各为其主，而他们的忠心没有二志吗？你的深厚诚意，在这些奏章中表现出来了。如果能始终保全这节操，就能永保美名。如果有所懈怠，岂不可惜。希望你自始至终勤勉努力，为后人树立榜样，应当让后人看现在，也如同现在看古人，不也是很美的事吗？我近来听不到自己的过失，看不到自己的缺憾，全靠你竭尽忠诚恳切之心，多次进献良言，用以充实我的心怀，这恩情怎么可以说得尽！”

贞观八年，太宗对侍臣说：“我每次闲居静坐时，就自我反省，常常担心上不符合天意，下被百姓怨恨。只希望得到正直之人匡正谏诤，使耳目通达于外，下面没有怨气积滞。此外，近来看到有人来奏事，大多有恐惧害怕的样子，说话都失去了条理。平常奏事，情形尚且如此，何况想要谏诤，一定害怕触犯逆鳞。所以每次有进谏的人，即使不合我的心意，我也不认为他触犯了我。如果当即发怒责备，深怕人人怀有畏惧之心，怎么还敢再说话！”

贞观十五年，太宗问魏征说：“近来朝中大臣都不议论政事，这是为什么？”魏征回答说：“陛下虚心采纳意见，确实应该有人进言。然而古人说：‘未得到信任而进谏，就会被认为是在毁谤自己；得到信任而不进谏，就叫做尸位素餐。’但人的才能器量各有不同，懦弱的人，心怀忠直却不敢说；与君主疏远的人，担心不被信任而不敢说；贪恋禄位的人，顾虑对自己不利而不敢说。所以大家都沉默不语，得过且过。”太宗说：“确实如你所说。我每次想到，臣子想要进谏，就恐惧死亡的灾祸，这与赴汤蹈火、迎着白刃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忠贞之臣，并不是不想竭尽忠诚。竭尽忠诚，实在是极难的事。所以夏禹拜受善言，难道不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吗！我现在敞开胸怀，接纳谏诤。你们不必恐惧，因此就不尽力进言。”

贞观十六年，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能了解自己的人是明智的，这确实很难。比如擅长写文章的人、精于技艺的人，都自认为自己的长处，别人比不上。如果让著名的工匠和文人，互相品评指责，那些芜杂的言辞、拙劣的痕迹，于是就显露出来了。由此说来，君主必须要有匡正进谏的臣子，指出他的过失。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事务，一人听断，即使忧心劳苦，又怎能做到尽善尽美呢？我常常想到魏征随时事进谏纠正，大多切中我的过失，如同明镜照形，美丑必然显现。”于是举起酒杯赐酒给房玄龄等几人，勉励他们。

贞观十七年，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从前舜制造漆器，禹雕饰祭器，当时劝谏舜和禹的有十多人。饮食器具之类的事，何必苦苦进谏？”褚遂良回答说：“雕琢器物会损害农事，编织彩带会伤害女工。首创奢侈淫逸，是危亡的开端。有了漆器不停止，一定会用金来做；有了金器不停止，一定会用玉来做。所以谏诤之臣必须在事情刚刚萌芽时进谏，等到事情发展到满盈的程度，就没有什么可谏的了。”太宗说：“你说得对。我做的事情，如果有不当之处，或者是在刚开始时，或者是将要结束时，都应当进谏。我近来观看前代史书，有时臣子进谏，君主就回答说‘已经做了’，或者说‘已经答应了’，最终不肯停止改正。这样，危亡的灾祸，就很快要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