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鉴戒第七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和臣子本来应该共同治理乱世，共享安危。如果君主能采纳忠言规劝，臣子能直言进谏，这就是君臣同心，自古以来都很重视。如果君主自认为贤明，臣子却不匡正辅佐，想要国家不危亡，是不可能的。君主失去了国家，臣子也不能独自保全自己的家族。就像隋炀帝暴虐无道，臣子们闭口不言，最终让他听不到自己的过失，于是导致灭亡，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诛杀。前事不远，我和你们怎能不谨慎，不要被后人耻笑！”

贞观四年，唐太宗谈论隋朝的事。魏征回答说：“我过去在隋朝时，曾听说有盗贼案件发生，隋炀帝命令於士澄追捕。只要稍有嫌疑，就严刑拷打，无辜被逼认罪的有两千多人，并下令在同一天斩首。大理丞张元济对此感到奇怪，试着查寻案件实情。发现有六七个人，在盗案发生那天，已被关押在别处，刚被释放出来，也遭到拷问，因受不了痛苦，自己诬陷自己行盗。张元济因此进一步追查，两千人中只有九个人行踪不明。官府中有认识他们的人，说这九人中有四人不是盗贼。有关部门因为隋炀帝已下令斩决，就不再上奏，将所有人都杀了。”唐太宗说：“不只是隋炀帝无道，他的臣子也不尽心。必须互相匡正劝谏，不怕被杀，怎么能只行谄媚阿谀，苟且求得喜欢和赞誉？君臣如果都这样，怎能不败？我依靠你们共同辅佐，才使监狱空虚。希望你们善始善终，永远像今天这样！”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我听说周朝和秦朝最初得到天下时，情况没什么不同。但周朝只致力于行善，积累功绩和德行，所以能保住八百年的基业。秦朝却放纵奢侈荒淫，喜好施行刑罚，不过两代就灭亡了。这难道不是行善的福运绵长，作恶的寿命不长吗？我又听说夏桀、商纣是帝王，如果拿平民来比他们，他们反而会感到耻辱；颜回、闵子骞是平民，如果拿帝王来比他们，他们反而会感到荣耀。这也是帝王深以为耻的事。我常常把这件事作为鉴戒，总担心自己做不到，被人耻笑。”魏征回答说：“我听说鲁哀公对孔子说：‘有个健忘的人，搬家时竟然忘了自己的妻子。’孔子说：‘还有比这更健忘的人，我看夏桀、商纣这样的君主，竟然忘记了自己的身子。’希望陛下常常以此为念，或许能避免被后人耻笑。”

贞观十四年，唐太祖因为高昌平定，在兩儀殿召見侍臣賜宴，對房玄齡說：“高昌如果不失臣子的禮節，怎麼會滅亡？我平定這一個國家，心中很感畏懼，只應當警戒驕奢逸樂來自我防範，接納忠誠正直之言來自我匡正。貶退邪惡奸佞之人，任用賢良之士，不因為小人的話而議論君子，用這樣謹慎守護，或許可以獲得安寧。”魏徵進言說：“我看自古以來的帝王在撥亂反正、開創帝業時，一定自己警戒謹慎，採納草野百姓的意見，聽從忠誠正直的話。天下安定以後，就放縱情慾，喜好聽諂媚阿諛的話，厭惡聽取正直的規諫。張子房是漢王的謀劃之臣，等到漢高祖做了天子，想廢掉嫡子立庶子，張子房說：‘今天的事，不是靠口舌能爭辯的。’最終不敢再有所建議。何況陛下功業德行如此盛大，拿漢高祖來比，他還不夠標準。陛下即位十五年，聖德照耀四方，如今又平定了高昌。屢次把安危放在心上，正想任用忠良之士，開闢直言之路，天下非常幸運。從前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寧戚四人飲酒，桓公對鮑叔牙說：‘何不起身為我祝壽？’鮑叔牙捧起酒杯站起來說：‘希望您不要忘記逃亡在莒國的時候，希望管仲不要忘記被捆綁在魯國的時候，希望寧戚不要忘記在車下餵牛的時候。’齊桓公離開坐席致謝說：‘我與兩位大夫能夠不忘記您的話，那麼國家就不會有危險了！’”唐太宗對魏徵說：“我一定不敢忘記做平民的時候，你也不能忘記鮑叔牙的為人。”

貞觀十四年，特進魏徵上奏疏說：

我聽說君主是頭腦，臣子是四肢，同心一體，結合起來成為一個整體，如果身體有所不完備，就不能成為一個完整的人。然而頭雖然尊貴崇高，必須依靠手腳才能成為身體；君主雖然聖明睿智，必須借助臣子才能治理好國家。《禮記》說：“百姓把君主當作心臟，君主把百姓當作身體，內心端莊身體就舒展，內心恭敬身體就莊重。”《尚書》說：“君主英明啊！臣子賢良啊！百姓安寧啊！”“君主煩瑣啊！臣子懈怠啊！萬事敗壞啊！”既然如此，那麼拋開四肢，獨自憑自己的想法，想要把身體治理好，這是我沒有聽說過的。

君主和臣子相互契合，自古以來就很困難。像把石頭投入水中，千年才有一次契合；像把水倒入石頭，卻隨時都有。能夠開創最公正的道義，充分發揮天下人才的作用，在內盡心竭力，在外竭盡全力，協調如同調味，堅固如同金石，不只是靠高官厚祿，而是在於以禮相待罷了。從前周文王遊覽鳳凰台，襪帶鬆了，環顧左右沒有人可以幫忙繫，於是自己繫上。難道周文王的朝廷都是賢才，聖明的時代卻偏偏沒有君子嗎？只是知不知道、禮不禮遇罷了。所以伊尹是有莘氏的陪嫁臣僕，韓信是項羽手下逃亡的將領。商湯以禮相待，就在南巢奠定了王業；漢高祖築壇拜將，就在垓下成就了帝業。如果夏桀不拋棄伊尹，項羽施恩於韓信，他們怎肯敗壞已經成功的國家，成為滅亡的俘虜呢？又如微子，是商王的骨肉，最終在宋國受封；箕子是賢良的臣子，向周朝陳述《洪範》，孔子稱讚他們仁德，沒有人非議他們。《禮記》說：“魯穆公問子思：‘為舊君服喪，這是古禮嗎？’子思說：‘古代的君主，任用臣子以禮，辭退臣子以禮，所以有為舊君服喪的禮節。現在的君主，任用臣子時好像要把他抱到膝蓋上，辭退臣子時好像要把他推下深淵。不帶頭攻打故國，也就算不錯了，哪裡還有為舊君服喪的禮節？’”齊景公問晏子：“忠臣侍奉君主應當怎樣？”晏子回答說：“君主遇難不死，君主出逃不送。”齊景公說：“割地封賞他，賜給爵位禮遇他，君主遇難不死，出逃不送，為什麼？”晏子說：“如果諫言被採納，終身沒有禍難，臣子何必去死？如果規諫被接受，終身不會逃亡，臣子何必去送？如果諫言不被採納，遇難而死，那是白白送死；規諫不被接受，出逃時去送，那是虛偽的忠誠。”《春秋左氏傳》說：“崔杼殺害齊莊公，晏子站在崔氏的門外，有人問：‘去死嗎？’晏子說：‘這只是我一個人的君主嗎？我為什麼要去死？’又問：‘逃走嗎？’晏子說：‘是我的罪過嗎？我為什麼要逃走？所以君主為國家而死，我就為他而死；君主為國家而逃亡，我就為他而逃亡。如果君主為自己而死，為自己而逃亡，不是他親近寵愛的人，誰敢擔當這些事？’門開了進去，把莊公的屍體枕在自己腿上痛哭，然後站起來，跳了三次腳就出去了。”孟子說：“君主把臣子看作手足，臣子就把君主看作心腹；君主把臣子看作犬馬，臣子就把君主看作路人；君主把臣子看作泥土草芥，臣子就把君主看作仇敵。”雖然臣子侍奉君主沒有二心，但關於去留的節操，應當根據恩情的厚薄來決定。既然如此，那麼做君主的，怎麼可以對臣下無禮呢？

我私下觀察在朝群臣，那些擔負國家樞要重任的，有的出身高貴如秦晉之好，有的經歷過創業謀劃，都立事立功，都是一時的優秀人才，處於中樞地位，責任重大。責任雖然重大，但信任不夠深厚，那麼人就會自我懷疑。人自我懷疑，就會心懷苟且。心懷苟且，就不能樹立節義。節義不能樹立，那麼名教就不能振興。名教不能振興，卻能夠鞏固太平基業，保全七百年的國運，這是從來沒有的事。我又聽說國家重視愛惜功臣，不記舊惡，與前代聖君相比，沒有什麼差別。但是對大事寬容，對小罪卻很嚴厲，臨時發怒責罰，難免帶有愛憎之心，這不能用來治理政務。君主嚴厲執行禁令，臣子還可能違犯，何況君主開了源頭，下面必然會變本加厲，就像河川堵塞一旦決口，傷害必然很多，想要讓天下百姓，到哪裡放手腳呢？這就等於君主開了一個源頭，下面就產生百種變亂，沒有不亂的。《禮記》說：“喜愛一個人卻知道他的缺點，憎惡一個人卻知道他的優點。”如果憎惡一個人卻不知道他的優點，那麼做好事的人一定會恐懼；喜愛一個人卻不知道他的缺點，那麼做壞事的人就會很多。《詩經》說：“君子如果發怒，禍亂幾乎可以迅速停止。”既然如此，那麼古人的震怒，是用來懲治邪惡；當今的威嚴懲罰，卻是用來助長奸邪。這不是唐堯、虞舜的心意，不是夏禹、商湯的做法。《尚書》說：“安撫我的就是君主，虐待我的就是仇敵。”荀子說：“君主是船，百姓是水。水能承載船，也能翻覆船。”所以孔子說：“魚離開水就會死，水離開魚仍然是水。”所以唐堯、虞舜戰戰兢兢，一天比一天謹慎。怎麼能夠不深思呢？怎麼能夠不熟慮呢？

把大事委託給大臣，把小事責成小臣處理，這是國家的常規，治理國家的原則。現在委任職務時，卻看重大臣而輕視小臣；等到有事時，卻信任小臣而懷疑大臣。信任所輕視的人，懷疑所看重的人，想要達到天下大治，怎麼可能呢？再者，政令貴在有恆，不喜歡經常變更。現在有時用大事責成小臣，有時用小事責成大臣，小臣占了不該占據的職位，大臣失掉了自己該守的職責，大臣有的因為小錯而獲罪，小臣有的因為大事而受罰。職位不適合，懲罰不對罪，想要讓他們沒有私心，盡力做事，不也很難嗎？小臣不可以委託大事，大臣不可以因小罪責罰。任命大官，卻追究他的小過錯，那些舞文弄墨的官吏，順承旨意迎合風氣，玩弄法律條文，歪曲構成罪名。如果自己陳述，就被認為內心不服罪；如果不說，就被認為所犯的罪都是事實。進退兩難，無法自辯清白，就只能苟且求免禍患。大臣苟且求免，那麼欺詐的念頭就會萌生。欺詐萌生，那麼矯飾虛偽就成為風氣。矯飾虛偽成為風氣，就不能達到天下大治了。

再者，委任大臣，想要他們盡力，如果官員有所顧忌不敢直言，那就是不盡心。如果舉薦的人合適，何必嫌棄他是故交舊友？如果舉薦的人不勝任，那麼關係疏遠又有什麼可貴呢？對待他們不盡誠信，憑什麼要求他們忠誠寬厚呢！臣子雖然有時會有失誤，君主也未必做得對。上級不信任下級，一定認為下級沒有可信的人。如果下級真的沒有可信的人，那麼上級也有可疑之處。《禮記》說：“在上者心中多疑，百姓就會迷惑。下級難以了解，君主就會勞苦。”上下互相猜疑，就不能談論天下大治了。如今群臣之中，遠在一方的人，即使有像曾參母親那樣三次聽到謠言而不再投杼的信任，我私下思考衡量，沒有見過這樣的人。以四海之廣大，士人百姓之眾多，難道沒有一兩個可信的人嗎？大概信任了就沒有不可信的，懷疑了就沒有可信的，難道只是臣子的過錯嗎？一個普通的庸人結為朋友，還可以以身相許，死也不變心，何況君臣契合，寄託如同魚水。如果君主是堯、舜，臣子是稷、契，怎麼會遇到小事就改變志向，見到小利就變心呢！這雖然是臣下盡忠表現不明顯，也是由於君主心懷不信任，對待他們過於刻薄所造成的。哪裡是君主以禮待臣，臣子以忠事君呢！憑陛下的聖明，憑當今的功業，如果真能廣泛尋求當代俊傑，上下同心，那麼三皇可以追上成為四皇，五帝可以俯視成為六帝。夏、商、周、漢，哪裡值得稱道！”

太宗非常讚賞地採納了他的意見。

貞觀十六年，唐太宗問特進魏徵說：“我克制自己治理朝政，仰慕前代英烈。至於積累德行、累積仁義、建立功勳、增厚利益，這四件事我常把它們作為首要目標，我都希望自己努力做到。人苦於不能看清自己，不知道我的所作所為，哪方面好哪方面差？”魏徵回答說：“德行、仁義、功勳、利益，陛下都兼顧並行。不過對內平定禍亂，對外消除戎狄，這是陛下的功勳。安定眾多百姓，使他們各有生計，這是陛下的利益。從這個角度說，功勞和利益居多，只有德行和仁義，希望陛下自強不息，一定可以達到。”

貞觀十七年，唐太宗對身邊的大臣說：“自古以來開創基業的君主，到了子孫手中往往出現禍亂，這是為什麼？”司空房玄齡說：“這是因為幼主生長在深宮之中，從小過著富貴生活，不曾了解人間真情假意，也不懂得治理國家的安危，所以處理朝政經常出現混亂。”唐太宗說：“你的意思是把過錯推給君主，我卻認為責任在臣子。功臣子弟大多沒有才能品行，依靠祖父、父親的功勞庇蔭而身居高位，不修養道德仁義，只喜歡奢侈放縱。君主既年幼軟弱，臣子又沒有才能，國家傾倒卻不去扶持，怎能不發生禍亂？隋煬帝錄用宇文述在王府時的功勞，提拔宇文化及到高位，宇文化及不想著報效，反而篡位弒君。這難道不是臣子的過錯嗎？我說這些話，是想讓你們告誡勉勵自己的子弟，使他們沒有過失，那就是國家的喜慶了。”唐太宗又說：“宇文化及和楊玄感，都是隋朝大臣中深受恩惠的子孫，卻都造反，原因是什麼？”岑文本回答說：“只有君子才能心懷恩德、承受恩惠，楊玄感、宇文化及這類人，都是小人。古人所以看重君子而輕視小人。”唐太宗說：“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