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择官第八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治理国家的根本，关键在于审慎。根据才能授予官职，务必精简官员。所以《尚书》上说：‘任用官员只选贤能之人。’又说：‘官员不必齐备，只要用对人。’如果得到贤良的人，即使人数少也足够了；如果是不贤良的人，即使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古人把官员不称职，比作在地上画饼，不能充饥。《诗经》上说：‘谋士太多，事情反而做不成。’孔子也说：‘官员不兼职，怎么能算节俭？’而且‘一千张羊皮，不如一只狐狸的腋皮。’这些都记载在经典中，我不能一一详尽地说明。应当进一步合并精简官员，使他们各自胜任其职，这样就可以无为而治了。你们要仔细考虑这个道理，核定百官员额。”房玄龄等人于是设置文武官员总共六百四十人。太宗听从了这个方案，并对房玄龄说：“从此以后如果有乐工等杂类人员，即使技艺超过同辈，也只能特别赏赐钱帛来奖励他们的才能，一定不可越级授予官爵，让他们与朝廷的贤臣君子并肩而立、同坐而食，让士大夫们感到羞耻和连累。”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担任仆射，应当为我分忧劳、广开耳目，寻访贤能之士。近来听说你们审理诉讼，每天有几百件。这样阅读公文都来不及，怎么能帮我求取贤才呢？”于是下令尚书省，将细碎的事务都交给左右丞处理，只有冤屈滞碍的大事应上奏的，才由仆射处理。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身边侍臣说：“我每天晚上总在思考百姓的事情，有时到半夜都睡不着。只担心都督、刺史是否能够安抚百姓。所以在屏风上记录他们的姓名，坐卧时常常观看。如果他们在任上有善政，也具体列在姓名下面。我居住在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到达远方，所委托的只有都督、刺史，这些人实在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尤其需要得到合适的人选。”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说：“使国家安定的根本，在于得到人才。近来命你举荐贤才，却从未见你推荐。天下事务繁重，你应当为我分忧，你既然不推荐，我还能依靠谁呢？”封德彝回答说：“我虽愚昧，岂敢不尽心尽力？只是至今没有发现奇才异能之士。”太宗说：“前代圣明的君王使用人才如同使用器物，都是采用当代的人才，不向别的朝代借用。难道要等到梦见傅说、遇到吕尚，然后才治理国政吗？况且哪个朝代没有贤才，只怕遗漏而不知道罢了！”封德彝羞愧地退下。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近来见吏部选拔人才，只选取他们的言辞文章，不详细了解他们的品行。几年之后，恶劣的行迹开始显露，即使加以刑罚诛戮，而百姓已经受到他们的祸害。怎样才能得到好人呢？”杜如晦回答说：“两汉选拔人才，都是品行在乡里著称，由州郡进贡，然后才加以任用，所以当时号称人才众多。如今每年参加铨选的有几千人，这些人伪装相貌、修饰言辞，无法完全了解他们，选官部门只能根据他们的品级阶位来安排而已。铨选考核的道理，实在没有精审，所以不能得到人才。”太宗于是准备依照汉朝的法令，由本州征召，恰逢功臣等将要实行世袭封爵之事，此事便搁置了。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魏征说：“古人说，君王必须为官职选择人才，不可仓促任用。我现在办一件事，就被天下人所看到；说一句话，就被天下人所听到。任用正直的人，做好事的人都受到劝勉；误用邪恶的人，做坏事的人都争相钻营。赏赐与功劳相称，无功的人自会退避；惩罚与罪行相当，作恶的人就会警戒畏惧。所以知道赏罚不可轻易施行，用人更加需要谨慎选择。”魏征回答说：“了解人这件事，自古以来就很困难，所以通过考核政绩来决定升降，来观察人的善恶。现在想寻求人才，必须审慎访察他们的品行。如果知道他们是好的，然后加以任用，假使这个人不能把事情办成功，只是才能不够，不会造成大的危害。误用了恶人，假使他很能干，为害就极多。但乱世只求才能，不顾品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能和品行兼备，才可以任用。”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奏疏说：“治理天下以人为根本，想让百姓安居乐业，关键在于刺史、县令。县令人数众多，不可能都是贤能的，如果每个州得到一位贤良的刺史，那么整个州境都会得到休养生息。天下刺史都符合陛下的心意，那么陛下就可以在朝堂上拱手安坐，百姓不用忧虑不安。自古以来的郡守、县令，都精心选拔贤德之人，想要提升他们为将相，一定先试用他们治理百姓，有的从二千石的郡守入朝担任丞相、司徒、太尉。朝廷一定不能只重视内朝官员，而对地方的刺史、县令轻视其选拔。百姓之所以不能安定，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太宗于是对侍臣说：“刺史我应当亲自选拔；县令则下诏京城五品以上官员，各自举荐一人。”

贞观十一年，治书侍御史刘洎认为左右丞应当特别加以精简选拔，上奏疏说：“我听说尚书省处理万机，确实是施政的根本，细察这一职位的选拔，授任确实很难。所以八座官员比作文昌星，左右二丞比作管辖的门户，至于各曹郎官，上应天上的星宿，如果不称职，就会占据职位招致讥讽。我见近来尚书省诏书敕令搁置拖延，公文积压不畅，我确实平庸低劣，请允许我陈述其中的根源。贞观初年，没有设置令、仆射，当时省中事务繁重，比现在多一倍。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征都通晓吏治之道，性情正直，遇到应当弹劾检举的事，无所回避，陛下又给予他们恩宠信任，自然使事物整肃。各部门不敢懈怠，就是这个原因。等到杜正伦继任右丞，也很能督促下属。近来纲纪不能振作，都是因为勋贵亲属在位，才器不称其职，权势互相倾轧。所有的官员，不遵循公道，即使想自我振作，首先害怕喧哗和诽谤。所以郎中对事情的处理，只会请示上级；尚书依违两可，不能决断。有的纠察弹劾上奏，事情就故意拖延，案件虽然已经审理清楚，仍然向下推诿。事情送去没有期限，返回来也不责其拖延，一旦经手，就拖上一年半载。有的迎合旨意而失去实情，有的回避嫌疑而压制道理。勾检官员把结案当作完成任务，不追究是非；尚书把逢迎当作奉公，不论是否得当。互相姑息，只求掩盖问题。而且选拔众人授予才能，不是人才不能推举，上天的事务由人代替，怎可胡乱加人？至于懿亲元勋，只应优待他们的礼仪品秩，有的年高老迈，有的积病智昏，既然对时政无益，应当安置他们于清闲职位。长久阻碍贤才的道路，非常不可取。要挽救这些弊端，应当精选尚书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果都能得到合适人选，自然纲纪完备，也能矫正竞相趋附的风气，岂只止息拖延滞涩而已！”奏疏呈上，不久任命刘洎为尚书左丞。

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太平之后必有大乱，大乱之后必有太平。大乱之后，就是太平的气运。能够安定天下的，关键在于任用贤才。你们既然不知道贤才，我又不能一一认识，日复一日，没有得人的办法。现在想让人自己举荐自己，这事怎么样？”魏征回答说：“了解别人的人是智者，了解自己的人是明者。了解别人已经很难，了解自己确实也不容易。况且愚昧昏暗的人，都夸耀自己的才能，恐怕会助长浇薄竞争的风气，不可让他们自己举荐自己。”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征上奏疏说：

我听说了解臣子没有比得上君主的，了解儿子没有比得上父亲的。父亲不能了解他的儿子，就无法和睦家庭；君主不能了解他的臣子，就无法治理天下。天下都安宁，君主有福庆，一定要依靠忠良辅佐，俊杰在官，那么各种事业就会成功，无为而教化行。所以尧、舜、文王、武王被前代称颂，都是因为知人而明智，人才充满朝廷，八元、八凯辅佐伟大的功业，周公、召公光耀美好的德行。然而四岳、九官、五臣、十乱，难道只生于古代，而唯独当今没有吗？只在于求与不求，好与不好罢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像美玉明珠、孔雀翡翠犀牛象牙、大宛的骏马、西旅的獒犬，有的没有脚，有的没有感情，生于极远的地方，路途万里之外，经过辗转翻译前来进贡，道路络绎不绝，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中国喜好它们。何况做官的人怀念君主的恩荣，享受君主的俸禄，用道义来统率他们，还有什么目标达不到呢？我认为用孝道来引导，就可以使他们如同曾参、闵子骞；用忠诚来引导，就可以使他们如同龙逢、比干；用诚信来引导，就可以使他们如同尾生、展禽；用廉洁来引导，就可以使他们如同伯夷、叔齐。

然而现在的群臣，很少有正直清白、卓越出众的，这是因为求取不迫切、激励不精到的缘故。如果以公忠勤勉他们，以远大期望他们，各有职分，得以施行他们的主张；显贵时就观察他所举荐的人，富裕时就观察他所蓄养的人，居处时就观察他的爱好，学习时就观察他的言论，困窘时就观察他不接受什么，贫贱时就观察他不做什么；根据他的才能来选取，审察他的能力来任用，用他的长处，遮盖他的短处；用六正来进用，用六邪来警戒，那么不用严厉也会自我激励，不用劝勉也会自我努力。所以《说苑》上说：“臣子的行为，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就会荣耀，犯六邪就会耻辱。什么是六正？第一，在萌芽未动、征兆未现时，就能独自看清存亡的机兆、得失的关键，预先在事情发生前加以防范，使君主超然立于显赫荣耀的地位，这样的臣子，是圣臣。第二，虚心尽意，每天进献善言，用礼义勉励君主，用良策晓谕君主，顺应君主的善行，匡正补救他的过失，这样的臣子，是良臣。第三，早起晚睡，不懈怠地荐举贤才，多次称引古代的事迹，来激励君主的意志，这样的臣子，是忠臣。第四，明察成败，及早防备并加以补救，堵塞漏洞，断绝根源，转祸为福，使君主始终没有忧虑，这样的臣子，是智臣。第五，遵守成法，履行职务，不接受馈赠，辞让俸禄赏赐，饮食节俭，这样的臣子，是贞臣。第六，在国家昏乱时，所作所为不谄媚，敢于冒犯君主威严，当面指出君主的过失，这样的臣子，是直臣。这就是六正。什么是六邪？第一，安于官位贪图俸禄，不处理公务，随波逐流，左顾右盼，这样的臣子，是具臣。第二，君主说的都称好，君主做的都说可行，暗暗寻求君主喜好而进献，以取悦君主的耳目，苟且迎合，与君主取乐，不顾后面的祸害，这样的臣子，是谀臣。第三，内心阴险，外表故作谨慎，花言巧语，嫉妒贤能，想要进用的人，就宣扬他的优点、隐瞒他的缺点，想要贬退的人，就公开他的过错、隐瞒他的优点，使君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这样的臣子，是奸臣。第四，智慧足以掩饰过错，口才足以进行游说，在内离间骨肉亲情，在外制造朝廷祸乱，这样的臣子，是谗臣。第五，专权擅势，把轻的说成重的，私门结党，来使自家富裕，擅自假托君主命令，来使自己显贵，这样的臣子，是贼臣。第六，用奸邪来谄媚君主，使君主陷于不义，结党营私，来蒙蔽君主明智，使黑白不分、是非不明，使君主的恶名传遍境内，传到四邻，这样的臣子，是亡国之臣。这就是六邪。贤臣遵循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所以君主安定而天下大治。活着时被喜爱，死后被怀念，这就是为臣之道。”《礼记》上说：“秤锤和秤杆确实悬挂起来，就不能在轻重上欺骗人。墨线和墨斗确实陈设起来，就不能在曲直上欺骗人。圆规和矩尺确实设置起来，就不能在方圆上欺骗人。君子审明礼义，就不能用奸诈来欺骗他。”那么臣子的真伪，了解起来就不难了。再以礼遇对待他们，用法度管理他们，行善的受到奖赏，作恶的受到惩罚，他们怎么敢不努力赶上呢？怎么敢不尽心尽力呢？

国家想要选拔忠诚贤良的人，斥退奸邪不正的人，已经有十多年了，只听到这样的话，却看不见这样的人，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说起来是对的，做起来却是错的。说起来正确，是出于公正之道；做起来错误，则走上了邪路。是非相互混淆，好恶相互攻击。所喜爱的人即使有罪，也不施加刑罚；所厌恶的人即使无辜，也免不了受到惩罚。这就是所谓喜爱他就想让他活，厌恶他就想让他死。有时因为小的过错就抛弃大的善行，有时因为小的过失就忘记大的功劳。这就是所谓的君主的奖赏不能因为无功而求取，君主的惩罚不能因为有罪而免除。奖赏不用于鼓励善行，惩罚不用于惩戒邪恶，却希望邪正不迷惑，怎么可能做到呢？如果奖赏不遗漏疏远的人，惩罚不偏袒亲近显贵的人，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察事情来端正名分，根据名分来寻求实际，那么邪正都无法隐藏，善恶自然分明。然后取其实质，不崇尚虚华，处于厚道，不居于浅薄，那么不用言语就能教化，一年之内就可以看到成效了。如果只是喜爱华美的锦缎，而不为百姓选择官员，有极其公正的言论，却没有极其公正的实际，喜爱而不知其恶，憎恨而忘记其善，徇私情而接近奸邪小人，背离公道而远离忠诚贤良，那么即使日夜不懈，劳神苦思，想要达到最好的治理，也是不可能的。

奏章呈上后，太宗非常赞赏并采纳了它。

贞观二十一年，太宗在翠微宫，任命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当时房玄龄留守京城。恰逢有人从京城来，太宗问道：“房玄龄听说李纬被任命为尚书，说了什么？”那人回答说：“只说了‘李纬的胡子长得很好’，没有别的话。”因此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