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纪五十

从壬申年到甲戌年五月，共两年多。

唐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卷九

贞元八年（壬申年，公元792年）

春季，二月壬寅日，抓获梦冲，列举他的罪状后将他斩首。通往云南的道路开始畅通。

三月丁丑日，山南东道节度使曹成王李皋去世。

宣武节度使刘玄佐有威势和谋略，每当李纳的使者到来，刘玄佐都厚加结交，因此经常获知李纳的秘密事情，预先做好防备。李纳畏惧他。刘玄佐的母亲虽然尊贵，每天仍织绢一匹，对刘玄佐说：“你原本贫寒卑微，天子使你富贵到如此地步，你一定要以死报答！”所以刘玄佐始终不丧失臣子的节操。庚午日，刘玄佐去世。

山南东道节度判官李实代理留后事务，性情刻薄，裁减军士的衣物粮食。鼓角将杨清潭率领部众作乱。夜间在城中焚烧抢掠，唯独不侵犯曹王李皋的宅第。李实翻越城墙逃走获免。第二天早晨，都将徐诚顺着绳索进入城中，发号施令禁止作乱，然后才平息。逮捕杨清潭等六人，将他们斩首。李实回到京城，被任命为司农少卿。李实是李元庆的玄孙。丙子日，任命荆南节度使樊泽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起初，窦参担任度支转运使，班宏为副使。窦参答应班宏，等一年后将度支使的职务交给他。过了一年多，窦参没有交还的意思，班宏愤怒。司农少卿张滂是班宏举荐的，窦参想让张滂分管江淮盐铁事务，班宏不同意。张滂得知后，也怨恨班宏。等到窦参被皇上疏远，才将度支使让给班宏，又不愿让财利大权完全归于班宏，于是向皇上举荐张滂。任命班宏判度支，张滂为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但仍隶属于班宏以取悦他。

窦参阴险狡猾而刚愎自用，依仗权势而贪婪，每次升迁任官，多与族子给事中窦申商议。窦申揽权受贿，当时人称他为“喜鹊”。皇上有所耳闻，对窦参说：“窦申必定会连累你，应该把他调出朝廷以平息舆论。”窦参再三保证他没有别的问题，窦申也不悔改。左金吾大将军虢王李则之是李巨的儿子，与窦申交好；左谏议大夫、知制诰吴通玄与陆贽不和；窦申担心陆贽被提拔任用，暗中与吴通玄、李则之作诽谤信来倾覆陆贽。皇上都察觉了他们的情形。夏季，四月丁亥日，贬李则之为昭州司马，吴通玄为泉州司马，窦申为道州司马。不久赐吴通玄死。

刘玄佐去世时，将领和佐官隐瞒了消息，声称他患病请求派人替代，皇上也为此隐瞒，派遣使者到军中询问：“任命陕虢观察使吴湊替代如何？”监军孟介、行军司马卢瑗都认为合适，然后任命吴湊。吴湊行至汜水时，刘玄佐的灵柩将要出发，军中请求备办仪仗，卢瑗不允许，又命令留下器物用具等待新使者。将士们愤怒。刘玄佐的女婿和亲兵都披上铠甲，簇拥着刘玄佐的儿子刘士宁脱下丧服，登上高榻，自己担任留后。逮捕城将曹金岸、浚仪县令李迈，说：“你们都是请求吴湊的人！”于是将他们割成碎块。卢瑗逃脱免死。刘士宁用财物赏赐将士，劫持孟介向朝廷请求任命。皇上以此询问宰相，窦参说：“现在汴州人指着李纳来要挟朝廷授予任命，如果不答应，他们将会与李纳联合。”庚寅日，任命刘士宁为宣武节度使。刘士宁怀疑宋州刺史崔良佐不依附自己，假托巡视安抚，到宋州后，命都知兵马使刘逸准取代崔良佐。刘逸准是刘正臣的儿子。

乙未日，贬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窦参为郴州别驾，贬窦申为锦州司户。任命尚书左丞赵憬、兵部侍郎陆贽同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憬是赵仁本的曾孙。

张滂向班宏索取盐铁旧簿册，班宏不给。张滂与班宏共同选择巡院官，没有彼此合意的人，缺官很多。张滂对皇上说：“这样下去，职事必定荒废，臣的罪过无可逃避。”丙午日，皇上命令班宏、张滂分别掌管天下财赋，如同大历年间的旧例。

壬子日，吐蕃侵犯灵州，攻陷水口支渠，破坏营田。下诏命河东、振武救援，派遣神策六军两千人戍守定远、怀远城。吐蕃于是退兵。

陆贽请求命令台省长官各自举荐其下属，将他们的名字写在诏书上，日后考核他们的政绩优劣，并以此升迁或贬黜举荐人。五月戊辰日，下诏施行陆贽的建议。不久，有人对皇上说：“各部门所举荐的人都有私情，或者接受贿赂，得不到真正的人才。”皇上秘密告诉陆贽：“从今以后任命官员，你应当亲自选择，不要信任各部门。”陆贽上奏，大略说：“本朝五品以上官员，由制敕任命，是宰相商议奏请皇上批准的。六品以下则由旨授，是吏部铨选人才安排职务，诏旨画闻而不加可否。开元年间，起居郎、拾遗、补阙、御史等官，还并列于选曹。后来宠臣专权，舍弃共同商议而重视自己的权力，废除公开举荐而施行私人恩惠，这使得朝廷百官，如果不是出于当时宰相的意图，就没有办法得到官职。”又说：“颁行以来，才推举了十几人，议论他们的资历声望，既无愧于同僚，考察他们的品行才能，又未听说有缺失败绩。而议论者却急忙以口舌喧哗，上烦圣听。治国之道难以推行，由此可知！请让那些说话的人指出具体情状，某人受贿，某次举荐有私情，交给有关部门，核实虚实。错误举荐的一定要加以惩罚，诬陷好人的也要反坐其罪。何必宽容那些奸赃之人，不加辩诘，将公议私下处理，不公开举报人姓名，使无辜者被怀疑，有罪者得以放纵，是非混淆，人们还依靠什么！又，宰相不过数人，怎么可能全都熟悉众多士人！如果让所有官员都由宰相任命，理当辗转询访，这就变成了公开举荐为私人推荐，以明扬为暗投，私情一定很多，弊病更加严重。所以历来任命官员，很少不涉及诽谤。虽然执政者不一，有的自行私情，也由于私下访问亲近之人，反被其所出卖。这种弊病并不久远，圣上明鉴。”又说：“现在的宰相就是往日的台省长官，现在的台省长官是将来的宰相，只是职务名称暂时不同，本来就不是施行举荐有差异。岂有为长官时不能举荐一两个属吏，位居宰相就可以选择千百个僚属。舆论纷纭，其迷惑如此严重。大概尊者总领要务，卑者详知细节，所以君主选择辅臣，辅臣选择众长官，众长官选择佐僚，要务在于得人，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求才贵在广泛，考核贵在精确。往昔则天皇后想收揽人心，破格提拔任用，不仅人们可以举荐士人，也可以自己举荐自己的才能。然而考核责罚既严格，升迁罢免也迅速，所以当时称为知人之明，历朝依赖众多士人的效用。”又说：“则天皇后举用人才的方法虽然显得轻率但却能得到人才，陛下谨慎选拔的规则过于精细而失去士人。”皇上最终追回前诏，没有施行。

癸酉日，平卢节度使李纳去世。军中推举他的儿子李师古代理留后。

六月，吐蕃一千余骑兵侵犯泾州，掠夺田军一千余人后离去。

岭南节度使上奏说：“近来海船运来的珍异物品，多到安南交易，我想派遣判官到安南收购，请求派一名宦官一同前往。”皇上想听从，陆贽进言，认为：“远方国家的商贩，只求利益，宽松对待他们就会来，骚扰他们就会离去。广州历来是众多船只聚集的地方，如今忽然改到安南，如果不是侵犯刻剥太深，就一定是招徕安抚失当，不曾自我反省，反而动摇皇上的心思。何况岭南、安南，都是王土，宦官、外使，都是王臣，难道一定要信任岭南而拒绝安南，重视宦官而轻视外使吗？所奏请希望搁置不施行。”

秋季，七月甲寅朔日，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宏去世。陆贽请求以前湖南观察使李巽暂时代理判度支，皇上同意。不久又想任用司农少卿裴延龄，陆贽进言，认为：“现在的度支，平衡万物价格，苛刻吝啬就会产生祸患，宽松放纵就会容纳奸邪。裴延龄是荒诞虚妄的小人，任用他会惊骇舆论。尸位素餐的责罚，本应落到微臣身上。知人之明，恐怕也有伤于圣上的明鉴。”皇上不听从。己未日，任命裴延龄判度支事务。

河南、河北、江淮、荆襄、陈许等四十余州发生大水灾，淹死两万余人，陆贽请求派遣使者赈济安抚。皇上说：“听说损失很少，如果立即考虑优厚抚恤，恐怕会产生奸诈欺骗。”陆贽上奏，大略说：“世俗的弊病，多曲从谄谀，揣度皇上喜欢听的就夸大其词，估计皇上厌恶听的就缩小其事，制度措施失当，常病在此。”又说：“所费的是财物，所收的是人心，如果能够不失人心，何必担忧缺乏财用！”皇上同意派遣使者，但说：“淮西的贡赋已经缺少，不必派使者去。”陆贽又上奏，认为：“陛下停战含垢，宽恕那些首恶，但对待这些百姓，应当怜悯抚恤。昔日秦国与晋国是仇敌，秦穆公尚且救援晋国的饥荒，何况帝王怀柔万方，只凭德行和道义，宁肯别人辜负我，我不辜负别人。”八月，派遣中书舍人京兆奚陟等人宣谕安抚各道水灾。

任命前青州刺史李师古为平卢节度使。韦皋攻打吐蕃维州，俘虏了吐蕃大将论赞热。

陆贽进言，认为边境储备不足是由于措置失当、聚敛不合时宜，大致内容是：“所谓措置失当，是指戍守的士兵不归属守将管辖，守将不受元帅统率。甚至有一城之将、一旅之兵，各自派中使监军，都接受另外的诏令委任。各镇分散在千里之地，互不统属。沿边部署了十万军队，却没有设立谋主。每当敌寇到来，才向朝廷请示，等到征调救援的军队到达，敌寇已经获胜撤兵。吐蕃与中原相比，兵力多少不敌，战术优劣不等，然而他们进攻有余，我们防守不足。这是因为他们的号令由将领决定，而我们的指挥权在朝廷；他们的兵力能够集中，而我们的部队分散割裂的缘故。所谓聚敛不合时宜，是指陛下不久前设立就军、和籴之法以节省运输，制定加价鼓励农耕的政策，这些法令刚开始施行时，人人都喜欢敬慕。但有关部门却竞相敷衍了事，专门追求细微末节，丰收年不及时收购储藏，粮食紧缺时又强行收买。于是使豪强、贪官反而掌握利益大权，低价向百姓收购以等待公私匮乏。又有权要、近亲、游学寄居之人，在军城低价买入，到京城高价卖出，还多支付细葛布、苎麻布充作价值。边境寒冷之地不能穿这些衣服，卖了也没人买。朝廷既然对百姓不讲信用，百姓也以虚假应付，度支使估算物价越来越高，军城粮价越来越贵。度支使以低价卖出滞销货物为功，军司以所得加价为额外收入。虽然设有巡院，反而成了贪污的囊袋。甚至有虚报账目，伪造粮仓，统计数量则亿万有余，核实实际则百十不足。”又说：“旧制因为关中开支巨大，每年从东方运来租米，以至于有‘斗钱运斗米’的说法。习于见闻而不通达时宜的人说：‘国家大事，不计较费用损失，虽然知道劳烦，也不能废弃。’习于近利而不考虑长远祸患的人说：‘每到秋收时节，只让京畿地区进行和籴，既容易办成事，又足以鼓励农耕。’我认为这两种论点各有长短，要管理国家财用，必须权衡轻重。粮食不足而财物有余，就应放松积累财物而注重充实粮仓；粮食有余而财物不足，就应放缓储备粮食而节省货币。近年关中地区多次丰收，公家储备堆积，足以供给数年；今年夏季江淮地区水涝，米价加倍上涨，很多人流离失所。关中因谷贱伤农，应当加价收购却没有钱；江淮因粮价高而百姓困苦，应当减价出售却没有米。却又运输那里缺乏的，增加这里多余的，这就是所谓习于见闻而不通达时宜的做法。如今江淮一斗米值一百五十钱，运到东渭桥，运费又约二百钱，米既粗糙且陈旧，尤其被京城人看轻。根据市场主管部门每月估价，一斗只卖三十七钱。损耗了九分只存下一分，使那里的人挨饿而伤害这里的农业，如此办事，可以说是严重失误！以前每年从江、湖、淮、浙运米一百一十万斛，到河阴留下四十万斛，贮存在河阴仓，到陕州又留下三十万斛，贮存在太原仓，其余四十万斛运到东渭桥。如今河阴、太原仓现有存米还有三百二十多万斛，京兆各县一斗米不过值七十钱，请求下令明年江淮只运三十万斛到河阴，河阴、陕州依次运到东渭桥，其中江淮停运的八十万斛米，委托转运使每斗取八十钱在水灾州县出售，以救济贫民，预计可得钱六十四万缗，节省运费六十九万缗。请求下令户部先拿二十万缗交给京兆，用于收购粮食以补充渭桥仓的缺额，每斗用一百钱以利于农民。将一百二万六千缗交给边镇，用于购买十万人一年的粮食，剩余十万四千缗充作来年和籴的价款。其中江淮米钱和运费一并委托转运使折算购买绫、绢、絁、绵，运到上都，偿还先前贷借户部的钱。”

九月，下诏在西北边境高价收购粮食以充实仓储，边境储备逐渐充足。冬季，十一月，壬子朔，发生日食。

吐蕃和云南之间日益猜忌，每当云南军队到达边境，吐蕃也总是发兵，声称是相互响应，实际是防备对方。辛酉，韦皋又给云南王写信，想与他共同袭击吐蕃，把吐蕃赶出云岭之外，全部摧毁吐蕃城堡，只和云南在边境上修筑大城，设置戍守相互保护，永远如同一家。

右庶子妆公辅很久没有升官，去见陆贽请求升迁，陆贽私下对他说：“听说窦参多次上奏拟议升你，陛下不批准，且有恼怒你的话。”妆公辅害怕，请求做道士。皇帝问他原因，妆公辅不敢泄露陆贽的话，回答说是听窦参说的。皇帝恼怒窦参归怨于君。己巳，贬妆公辅为吉州别驾，又派中使责备窦参。

庚午，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上奏在芳州和黑水堡击败吐蕃。

当初，李纳因为棣州的蛤虫朵有盐利，筑城占据。又戍守德州南面的三汊城，以打通通往田绪的道路。等到李师古继承职位，王武俊因为他年轻而轻视他，这个月，带兵驻扎在德、棣二州，准备夺取蛤虫朵和三汊城。李师古派赵镐率兵抵御。皇帝派中使劝告制止，王武俊才退兵。

当初，刘怦去世，刘济在莫州，他的同母弟刘澭在父亲身边，按照父亲之命召刘济回来并把军府交给他。刘济任命刘澭为瀛州刺史，答应以后让他接替自己。后来刘济任用他的儿子为副大使，刘澭怨恨，擅自上表朝廷，派兵千人防秋。刘济发怒，出兵攻打刘澭，击败了他。

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招募才能勇敢的士兵来替换那些贩卖货物的人，监军窦文场讨厌他。恰逢柏良器妻子的族人喝醉，在官舍借宿。十二月，丙戌，柏良器因此被贬为右领军。从此宦官开始专擅军政。

贞元九年癸酉，公元七九三年

春季，正月，癸卯，开始征收茶税。凡是州、县产茶以及茶山外的重要道路，都估算其价值，征收十分之一的税，这是采纳盐铁使张滂的请求。张滂上奏：“去年水灾减免税收，用度不足，请求征收茶税来补足。从明年以后，征收茶税的钱，命令各地另外贮存，等到有水旱灾害时，用来代替百姓的田税。”从此每年收茶税钱四十万缗，但从未用来救济水旱灾害。张滂又上奏：“奸人熔化钱币铸造铜器以谋取利润，请求全部禁止铜器。铜山听任百姓开采，但不得私自售卖。”

二月，甲寅，任命义武留后张升云为节度使。

当初，盐州被攻陷后，塞外不再有屏障。吐蕃经常阻绝灵武，侵扰鄜坊。辛酉，下诏征发三万五千人修筑盐州城，又下诏泾原、山南、剑南各发兵深入吐蕃以分散其兵力，修城二十天完成。命令盐州节度使杜彦光戍守，朔方都虞候杨朝晟戍守木波堡，从此灵武、银夏、河西获得安宁。

皇帝派人告诉陆贽，说“重要的事情，不要当着赵憬的面陈述讨论，应当密封亲笔奏疏上报”。又说“苗粲因为他的父亲苗晋卿往年代理朝政，曾经有过不臣之言，他的几个儿子都与古代帝王同名，如今不想公开驱逐，兄弟也各自任命为外官，不要让他们靠近驻军的地方”。又说“你清慎太过，各道的馈赠，一概拒绝，恐怕事情不通，像马鞭、靴子之类，接受也无妨”。陆贽上奏，大致内容是：“昨天我所上奏的，只有赵憬听到，陛下已经劳神，委曲防护。这样在亲近信任的人之间，还有形迹的拘束，事情相同而实际不同，很少能成功。恐怕会损害无私的德行，并且伤害不吝惜改过的明智。”又说：“封爵一定在朝廷进行，刑罚一定在市场执行，只担心众人看不到，事情不显扬。君王做这些事心中无愧，百姓听了没有疑议，接受赏赐的人心安理得没有愧色，受刑的人服罪没有怨言，这是圣王宣明典章制度，与天下共同遵守的道理。凡是那些诬陷诽谤的事情，大多不是真实可信的话，有利于中伤，害怕公开辩驳。有的说时间已久，无法追究；有的说事情有妨碍，必须隐忍；有的说恶行尚未暴露，应借其他事情为名；有的说只要抛弃那个人，何必明言斥责侮辱。这些话听起来都近乎情理，其意图实则是掩盖虚假诬陷，伤害好人助长奸邪，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如果苗晋卿父子确实有大罪，就应当公开按法律论处；如果被冤枉，怎能让他们暗中被放逐。审理诉讼辨别谗言，必须查清实情辨明迹象，实情显露，言辞服罪理屈，然后施加刑罚，这样下面没有冤枉的人，上面没有错误的判断。”又说：“监督官吏接受贿赂，满一尺就要判刑，至于士吏这样的小官，尚且应当严加禁止，何况身居教化之首的人，反而可以通行！贿赂之门一旦打开，辗转更加严重，鞭靴不停，必然发展到金玉。眼睛看到想要的东西，心里怎能自我克制！已经私下交往，怎能中途断绝其意图！因此细流不断，溪谷就会成灾。”又说：“如果有些接受，有些拒绝，那么被拒绝的人就会怀疑自己被排斥而不通融了；如果全部拒绝不受，那么大家都知道不接受是常理，又有什么嫌隙阻碍呢！”

当初，窦参厌恶左司郎中李巽，把他外放为常州刺史。等到窦参被贬到郴州，李巽任湖南观察使。汴州节度使刘士宁送给窦参绢五十匹，李巽上奏窦参勾结藩镇。皇帝大怒，想杀掉窦参，陆贽认为窦参的罪过不至于处死，皇帝才作罢，不久又派中使对陆贽说：“窦参勾结朝廷内外，其意图难测，社稷之事重大，你赶快进上文书处理。”陆贽进言：“窦参是朝廷大臣，杀他不能没有罪名。从前刘晏之死，罪责不明，至今众人议论为之愤慨，叛臣得以以此为借口。窦参贪婪放纵的罪行，天下共知；至于暗中怀有异图，事迹暧昧。如果不加审讯，突然处以重刑，惊动不小。窦参与我并无交情，陛下知道，我难道想营救他吗？只是珍惜刑法不能滥用。”三月，又贬窦参为驩州司马，其子女全部流放。皇帝又命令惩治他的亲党，陆贽上奏：“罪行有首恶和从犯，法律有轻重之分，窦参既然受到宽恕，亲党也应减罪。况且窦参最初获罪时，他的私党都已经连坐，人心久已安定，请求不再追究。”皇帝听从了。皇帝又想没收他的家产，陆贽说：“按照法律，谋反叛逆者全部没收财产，贪污受贿者只征收所犯之数。都必须结案定刑，然后没收登记。如今罪状和刑罚还不明确，陛下已经施恩宽贷，如果登记抄没其家产，恐怕因财物而伤害道义。”当时宦官中恨窦参最深的人不断诽谤。窦参还没到驩州，最终被赐死于路上。窦申被杖杀，他们的财物、奴婢全部送往京师。

海州团练使张升璘，是张升云的弟弟，李纳的女婿。因父亲大祥之礼回到定州，曾在公座上辱骂王武俊，王武俊上奏朝廷。夏季，四月，丁丑，下诏削去他的官职，派中使杖责并囚禁。定州富庶，王武俊常想占有，因此派兵袭击夺取义丰，掳掠安喜、无极一万多人，迁到德、棣二州。张升云关闭城门自守，屡次派使者道歉，王武俊才停止。

皇帝命令李师古毁掉三汊城，李师古奉诏。但他经常招纳亡命之徒，有得罪朝廷的人，都安抚任用。

五月，甲辰，任命中书侍郎赵憬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义成节度使贾耽为右仆射，右丞卢迈仍守本官，并为同平章事。卢迈是卢翰的族子。赵憬怀疑陆贽仗恃恩宠，想独揽大权，排挤自己到门下省，多次称病不参与政事，因此与陆贽有了隔阂。陆贽上奏论述防备边境的六点失误，认为“措施安排不当，督责考核没有法度，财力因兵员众多而匮乏，力量因将领太多而分散，怨恨因分配不均而产生，战机因朝廷遥控而丧失”。

关东地区的戍边士兵，不习惯当地的风土人情，自身在边荒之地受苦，心中畏惧戎狄。国家供养他们如同骄子，姑息迁就他们如同请来的客人。他们屈指计算归期，张着嘴等待喂食；有的人甚至希望朝廷军队打败仗，趁乱向东溃逃；有的人抛弃城镇，动摇远近人心。这岂止没有益处，实际上还有损害。还有那些因犯罪被流放迁徙的人，本来就不是善良之辈，再加上思乡之情，想作乱、幸灾乐祸，比戍卒更严重。可以说处置失当。近来权力下移，朝廷失去权柄，将领的命令很少能在军中执行，国家的常规法令又不能施加于将领，一味地互相姑息，苟且度日。想赏赐一个有功的人，反而担心无功的人不安；想惩罚一个有罪的人，又担心同伙忧虑。罪行因隐忍而不揭露，功劳因嫌疑而不赏赐，姑息之道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所以使得忘身效节的人被同僚讥笑，率众先登的人被士卒怨恨，败坏军队、损害国家的人不感到惭愧畏惧，救援迟缓、错过期限的人自以为有才能。这是义士痛心、勇士寒心的原因。可以说考核责罚失去了标准。敌人每次入侵，将帅互相推诿依赖，没有谁敢抵抗。虚张声势上报贼情，就说兵少不能抵挡。朝廷不加审查，只知道征发更多的军队，无助于防御，反而增加了供应军需的弊端。百姓日益损耗，征敛日益繁重，用编户齐民倾家荡产的资财，加上官府专卖盐、酒税的利润，总计这些收入，每年都用于边防。可以说财力因兵员众多而匮乏了。

吐蕃全国能作战的士兵，才相当于中原十几个大郡而已，但一旦行动，中原害怕他们人多而不敢抵抗，他们安静时，中原又害怕他们强大而不敢侵犯，这是什么道理呢？实在是因为中原的指挥系统多头，而吐蕃的统帅专一的缘故。统帅专一，那么人心就不分散，号令不二，进退可以整齐，快慢适中，机会不错过，气势自然雄壮。这就是以少为多、以弱为强的道理。开元、天宝年间，控制西北两蕃，只有朔方、河西、陇右三个节度使。中兴以来，来不及对外征讨，对抗两蕃的也只有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个节度使而已。近来分割朔方的土地，设立军府、拥有旌节的共有三个节度使，其余镇军，将近四十个，都承受特诏委任，各自有中官监军，人们可以互相抗衡，没有隶属关系。每次等到边关告急文书到来，才命令会合用兵，既没有军法约束，只以客礼相待。用兵，是靠气势发挥作用的，气势聚集就盛，分散就消；力量集中就有威势，分散就弱。现在的边防，势弱气消，可以说是力量因将帅过多而分散了。

治理军队的关键，在于考核优劣的等级来制定衣粮供应的制度，使有能力的人能够达到，没有能力的人死心，虽然有厚薄的不同，但没有怨恨的争端。现在边远之地，长期镇守的士兵，都是百战创伤之余，终年辛苦至极，但衣粮供给，只够自身，通常被妻子儿女分用，常常有冻饿之色。而关东的戍卒，怯于应敌，懒于劳作，衣粮的颁发，却丰厚得多。还有本来不是禁军，原本是边军，将校假意说好话，请求遥隶神策军，不离开原驻地，只改虚名，而在粮饷赏赐的丰厚上，就有三倍的收益。事业没有不同而给养却有差别，如果心中不能忘记，谁能没有怨气！可以说怨恨产生于不公平。

凡是想要选任将帅，必须先考察品行才能，合格的派遣，不合格的罢退，有疑虑的不任用，任用的不疑虑，所以将帅在军中，君主的命令有时可以不接受。近来边军的去留，决断多出自皇上的心思，选置武臣，先求容易控制，增加他的部属来分散他的力量，减轻他的责任来削弱他的意志，于是使得违背军情也听命，不合事宜也听命。戎虏奔驰冲突，迅如风飙，驿马上报，十天半月才回报。守土的人因兵少不敢抵抗，分镇的人因无诏不肯出兵，贼寇已经纵掠退归，这才上报功劳告捷。败丧则减百为一，掳获则张百成千。将帅既庆幸于朝廷总揽控制，不担忧罪责，陛下又以为大权在握，不追究实情。可以说战机丧失于遥控。臣愚昧地认为应该停止诸道将士防秋的制度，命令本道只供应衣粮，招募戍卒愿意留下的人以及蕃、汉子弟来补充。又多开屯田，官府收购粮食，敌寇来了则人人各自为战，农时到了则家家尽力务农，与那些忽来忽往的士卒相比，岂能同等而论！又应该选择文武能臣担任陇右、朔方、河东三元帅，分别统领边境诸节度使，有不重要的，按照就近方便合并。然后减少奸滥虚浮的费用来充实财力，制定衣粮等级的制度来和谐众人，弘扬委任之道来发挥其作用，悬设赏罚的典章来考核其成效。这样，戎狄就会畏威怀德，边疆安宁了。皇上虽然不能全部听从，但心里很重视他的建议。

韦皋派遣大将董面力等人率兵从西山出击，打败了吐蕃军队，攻占堡垒栅栏五十多处。

丙午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董晋被罢免为礼部尚书。

云南王异牟寻派遣三批使者，一批从戎州出发，一批从黔州出发，一批从安南出发，各自携带生金、丹砂去见韦皋。金子表示坚固，丹砂表示赤心，把韦皋给他的书信分为三份作为信物，都到达了成都。异牟寻上表请求抛弃吐蕃归附唐朝，并送给韦皋帛书，自称是唐朝已故云南王的孙子、吐蕃赞普的义弟日东王。韦皋把使者送到长安，并上表祝贺。皇上赐给异牟寻诏书，命令韦皋派使者安抚他。

贾耽、陆贽、赵憬、卢迈担任宰相，百官汇报事情，他们互相推让不说话。秋季七月，上奏请求依照至德年间的旧例，宰相轮流执笔处理政事，十天一换；下诏同意。此后改为每天一换。

剑南、西山各羌族部落的女王汤立志、哥邻王董卧庭、白狗王罗陀忽、弱水王董辟和、南水王薛莫庭、悉董王汤悉赞、清远王苏唐磨、咄霸王董邈蓬以及逋租王，先前都受吐蕃役使归属，到这时各自率领部众归附。韦皋把他们安置在维州、保州、霸州，供给耕牛和种子粮食。汤立志、罗陀忽、董辟和入朝，都被授予官职，厚加赏赐后送回去。

癸卯日，户部侍郎裴延龄上奏：“自从判度支以来，检查各州拖欠的钱八百余万缗，收取各州抽贯钱三百万缗，呈样物三十余万缗，请求另外设置欠负耗剩季库来掌管，染练物则另外设置月库来掌管。”下诏同意。拖欠都是穷人无法偿还，只是空存数目，抽贯钱随用随尽，呈样、染练都是左藏库的正物。裴延龄移置别库，虚张名数来迷惑皇上。皇上相信他，认为他能富国而宠信他，实际上没有什么增加，只是白费官吏的簿册而已。京城西边低洼潮湿之地长了几亩芦苇，裴延龄上奏说长安、咸阳有陂泽数百顷，可以放牧厩马。皇上让有关部门查看，没有，也不怪罪他。左补阙权德舆上奏，认为：“裴延龄拿常赋支用未尽的充当羡余作为自己的功劳。官府先前购买的物品，再次给钱，用来充作别贮。边军从今年春天以来就没有支给粮食。陛下一定认为裴延龄孤贞独立，时人丑化正人散布流言，为什么不派遣可信的臣子复查，究其本末，明确行赏罚。现在群情众口在朝廷市井喧哗，难道京城士庶都是朋党吗！陛下也应该稍回圣意考察他。”皇上不听从。

八月庚戌日，太尉、中书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去世。

冬季十月甲子日，韦皋派遣他的节度巡官崔佐时携带诏书前往云南，并且亲自写了回信答复。

十一月乙酉日，皇上在圆丘祭祀，大赦天下。

刘士宁担任宣武节度使后，诸将大多不服。士宁淫乱残忍，外出打猎往往几天不回，军中深受其苦。都知兵马使李万荣得众心，士宁怀疑他，夺了他的兵权，让他代理汴州事务。十二月乙卯日，士宁率众二万在外野打猎。万荣早晨进入使府，召集所留下的亲兵千余人，欺骗他们说：“敕令征召大夫入朝，让我掌管留后事务，你们每人赐钱三十缗。”众人都下拜。又晓谕外营兵，都听命。于是分兵关闭城门，派人驰告士宁说：“敕令征召大夫，应该赶快上路，稍有拖延，就要传首级来献。”士宁知道众人不为他所用，率五百骑兵逃归京师，到达东都时，只剩仆妾而已。到京师，敕令回府第行丧，禁止他出入。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听说事变，发兵屯驻郾城，遣使问原因，并请战。万荣用言语戏弄他，少诚惭愧而退。皇上听说万荣驱逐士宁，派人问陆贽，陆贽上奏，认为现在军州已安定，应暂且派遣朝臣宣慰劳军，慢慢观察情况，希望避免差错，大致说：“现在士宁被逐，虽是众情，但万荣掌管军事，并非朝廷旨意。这是安危强弱的关键，希望陛下审慎处理。”皇上又派人对陆贽说：“如果再拖延，恐怕于事不便。现在商议任命一位亲王充当节度使，并且让万荣担任留后，制书就从宫内发出。”陆贽又上奏，大致说：“臣虽然不能胜任戎事角力，但经营武事、谋划策略或许有些见解。制置的安危取决于形势，付授的成败取决于才能。形势如同器物，在于放置，放在平地就平稳。才能如同负重，在于授予，授予超过其力就会跌倒。万荣现在所陈奏，颇涉张皇，只露出邀功求宠之情，毫无退让之礼，据此鄙陋急躁，不同于循良。又听说他本是滑州人，偏爱本州将士，与他们相得，才三千人，诸营的兵已经很有怨言。据此偏颇，也不是将才，如果得志骄盈，不悖乱就会失败，悖乱则犯上，失败则败军。”又说：“苟且求取则不顺，苟且允许则不诚，君臣之间，势必猜疑阻隔。与其图谋于滋蔓，不如断绝于萌芽。”又说：“治国的道理，以义训人，要教人侍奉君主，先令其顺从尊长。”又说：“方镇之臣，事务多专制，想要加罪，谁没有理由！如果让倾夺之徒得以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潜滋，祸必难救。不只是助长乱道，也涉及谋逆之端。”又说：“昨天驱逐士宁，起于仓猝，诸郡守将本来就没有合谋，一城师人也未协志。各自在成败之势中计度，在逆顺之名中彷徨，怎肯捐躯与之同恶！”又说：“陛下只选文武群臣一人任命为节度，仍降优诏，慰劳本军。奖励万荣安抚定乱之功，另加宠任，褒奖将士以辑睦之义，厚赐资装，估量大势，理应宁息。万荣纵然想要跋扈，势何能为！”又说：“倘若后来事情有变故，臣请受败军之罪。”皇上不听从。壬戌日，以通王李谌为宣武节度大使，以李万荣为留后。

丁卯日，娶已故驸马都尉郭暧的女儿为广陵王李淳的妃子。李淳是太子的长子。妃子的母亲，就是升平公主。

贞元十年甲戌，公元794年

春季正月，剑南、西山的羌族、蛮族两万余户来归降。下诏加韦皋为押近界羌蛮及西山八国使。

崔佐时到达云南的都城羊苴咩城，吐蕃使者数百人先在那里，云南王异牟寻还不想让吐蕃知道，让佐时穿牂柯人的服装进入。佐时不同意，说：“我是大唐使者，怎么能穿小夷的服装！”异牟寻不得已，夜里迎接他。佐时大声宣读诏书，异牟寻恐惧，看着左右变了脸色。已经归唐，于是哽咽流泪，俯伏接受诏书。郑回秘密会见佐时教导他，所以佐时完全了解了内情，于是劝异牟寻全部斩杀吐蕃使者，去掉吐蕃所立的封号，献出金印，恢复南诏旧名。异牟寻都听从了。并刻金契来献。异牟寻率领他的儿子寻梦凑等人与佐时在点苍山神祠结盟。

先前，吐蕃与回鹘争夺北庭，大战，死伤很多，向云南征兵万人。异牟寻以国小推辞，请求发三千人，吐蕃嫌少。增加到五千，才答应。异牟寻派遣五千人先行，自己率领数万人跟在后面，昼夜兼行，袭击吐蕃，在神川交战，大破吐蕃，攻取铁桥等十六城，俘虏五个王，降服其部众十余万。戊戌日，派遣使者来献捷。

瀛州刺史刘澭被他的哥哥刘济所逼迫，请求到西边去守卫陇坻，于是率领部下一千五百名士兵、男女一万多人前往京师，队伍号令严明整齐，在路上没有一个人敢拿别人的鸡狗。皇帝赞许他，二月丙午日，任命他为秦州刺史、陇右经略军使，治所在普润。军中不敲打梆子巡夜，不设置音乐。有士兵生病，刘澭亲自探望，士兵去世就哭泣。

乙丑日，义成节度使李融去世。丁卯日，任命华州刺史李复为义成节度使。李复是李齐物的儿子。李复征辟河南尉洛阳人卢坦为判官。监军薛盈珍多次干预军政，卢坦每次都依据道理拒绝他。薛盈珍常说：“卢侍御说的话很公正，我自然不会违背。”

横海节度使程怀直入朝，皇帝给他丰厚的赏赐后送他回去。

夏季四月庚午日，宣武军发生叛乱，留后李万荣讨伐平定了叛乱。在此之前，宣武亲兵三百人一向骄横，李万荣厌恶他们，派他们到京西防守秋季，亲兵们因此怨恨。大将韩惟清、张彦琳引诱亲兵作乱，攻打李万荣，李万荣击败了他们。亲兵抢掠后溃散，大多逃往宋州，宋州刺史刘逸准优厚地安抚他们。韩惟清逃往郑州，张彦琳逃往东都。李万荣把叛乱者的妻子儿女数千人全部诛杀。有几个军士在集市上呼喊：“今晚大军就要到了，城会被攻破！”李万荣将他们抓获斩杀，上奏说是刘士宁指使的。庚子日，将刘士宁流放到郴州。

钦州蛮人首领黄少卿反叛，包围了州城，邕管经略使孙公器上奏请求征发岭南军队救援。皇帝不同意，派中使去传达谕令劝解。

陆贽上奏说：“郑礼大赦令已经颁布将近半年，但被流放贬谪的人还没有受到恩惠。”于是写了三份状子准备进呈。皇帝派人对他说：“按照旧例，被降职的官员根据赦令酌情调动，不过三五百里，现在你拟定的似乎有些超越，而且大多靠近兵马驻地和当路的州县，恐怕不太方便。”陆贽又上奏，认为：“君王对待臣下要真诚，有责备发怒但没有猜疑嫌隙，有惩罚打击但没有怨恨忌惮。贬斥到远方是为了警戒他们的不恭敬，甄别宽恕是为了勉励他们自新；如果不警戒就会逐渐用到威刑，不勉励就会再加贬黜，虽然屡次升降，都不是出于爱憎。执行法令只是暂时让他们左迁，考虑到他们的才能再逐渐加以进用，又知道他们会被重新任用，谁不加强修养！何必担心他们会扰乱常规，何必担心他们会怀恨在心！如果因为被贬黜，就认为是奸邪凶恶，始终处于防备之中，长期被排斥抛弃，那么悔过的人就无法弥补，有才能的人终究得不到伸展。一般人的情况，走投无路就会思变，心怀凄惨贪图作乱，有时就由此产生。现在如果所调动的不过三五百里，那么有的地方疆域不离开本道，风土反而比原来的州更恶劣，白白有搬家的劳苦，增加了移徙配发的骚扰。再说，现在的郡府，大多有军队，所在辖区，很少有缺少馆驿的，向人显示疑虑，气度也不够宏大。请求再赐予裁断审议。”皇帝生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职无论大小，必定亲自选拔任用，宰相进呈的拟议，很少赞同；等到群臣一旦受到谴责，往往终身不再收用；喜欢用能言善辩的人，得不到敦厚诚实的人；进用人才很困难，众多人才被埋没。陆贽上奏劝谏，大略说：“提拔进用是为了勉励功劳，贬黜退斥是为了惩罚过错，这两者交替使用，道理如同循环。进用后有错误就给予惩罚，惩罚后改正了就再进用，既不废弃法令，也不抛弃人才，即使细微的过错也必定惩罚，但用材不会匮乏。所以能使被贬退的人努力自励以求恢复，被进用的人警惕约束而恪尽职守，上面没有积压的疑虑，下面没有积存的怨恨。”又说：“英明的君主不凭一句话就判断人，不凭主观意愿选拔人才，如果喜好善行却不选择所用的人，喜欢言论却不检验所行的行为，升降随爱憎之情，离合因异同之趣，这就如同抛弃绳墨而凭主观裁断曲直，放弃权衡而用手揣度轻重，即使非常精微，也不能没有错误。”又说：“中等以上的人，各有长处，如果区别得当，授予合适的职位，各适其性，各尽其能，等到合起来成就事业，也与全才没有区别。只在于明智大度，驾驭有道而已。”又说：“因为一句话称心就认为有才能而不核实真假，因为一件事违逆就认为是过错而不考察忠邪，那些称心的就给予过分的信任，不考虑他做不到的地方，那些违逆的就给予过重的罪责，不宽恕他不能做的事情，因此职责之内没有成功，君臣之间没有固定的名分。”皇帝不听。

陆贽又请求平均节制财政赋税，共有六条：

第一条，论述两税法的弊端，大略说：“旧制度赋役的方法，叫做租、调、庸。成年男子一人受田一百亩，每年缴纳粟米二石，叫做租。每户各自根据当地土产缴纳绢、绫、絁共两丈，绵三两，不产蚕丝的地方缴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叫做调。每个成年男子每年服役，就收取他的庸，每天折合绢三尺，叫做庸。天下统一，法制均平，虽然想转徙，也无法容纳奸邪，所以人心不摇动而事情有固定制度。等到安禄山作乱，百姓纷扰，版图因逃避战乱而毁坏，赋法因供应军队而破坏。建中初年，重新制定各种制度，当权者知道弊端应当革除但所作所为又失去了根本，知道简约可以遵循但所掌握的方法不得要领。凡是想要拯救弊端，必须穷究导致弊端的原因，时弊就只要治理当时的问题，法弊就完全改革那种法令，所作所为必定恰当，后悔才会消失。战争兴起以来，供应无度，这是时弊，不是法弊。而仓促改变租、庸、调法，分别派遣使者，搜查郡县，核对簿册文书，每州取大历年间一年科率最多的数字作为两税的定额。财富的产生，必定依靠人力，所以先王制定赋税收入，必定以成年男子为本。不因为务农就增加他的税，不因为停止耕作就减少他的租，这样播种就多；不因为增殖产业就加重他的征收，不因为流寓就免除他的调，这样定居就稳固；不因为努力就加重他的劳役，不因为懒惰就免除他的庸，这样劳力就勤勉。如此，所以人民安居乐业，竭尽力量。两税法的建立，只以资产为根本，不以丁身为根本。竟然不明白资产之中，有的藏在怀里、箱子里，东西虽然贵重但别人看不见；那些积存在场院、粮仓里的，价值虽低但众人认为是财富；流通增殖的货物，数量虽少但按日收利；有房屋器用的资产，价格虽高但终年无利。像这样的比较，其种类实在繁多，一概计算财物估算缗钱，自然失去公平助长虚伪。因此追求轻便资产而乐意转徙的人，常常逃脱徭役赋税；致力于农业而建造房产的人，每每被征求所困。这是引诱他们为奸，驱使他们逃避徭役，劳力不得不废弛，赋税收入不得不缺失。再加之创立制度之初，不致力于公平，供应有繁简的不同，牧守有能干的区别，各地徭役赋税，轻重悬殊，所派遣的使臣，意见各不相同，计奏确定之后，只有增加没有减少。还有大历年间的供军、进奉之类的收入，既然已经收入两税，现在在两税之外，又同时存在，希望稍微实行均减，以拯救凋敝残破。”

第二条，请求两税以布帛为税额，不计钱数。大略说：“凡是国家的赋税，必须衡量人的能力，根据土地的适宜，所以所收入的只有布、麻、缯、纩和百谷而已。先王担心物价贵贱失去平衡，而人们交易难以标准，又制定钱币的法令以调节轻重的适宜，收敛散发弛缓紧张，必定由此决定。这是掌管财政的大权，是国家的利权，掌握在官府，不能交给下面。然而谷帛，是人民生产的；钱货，是官府制造的。因此本朝法令，租缴纳谷，庸缴纳绢，调缴纳缯、纩、布，何曾有过禁止人铸钱而以钱为赋税的呢！现在的两税，唯独不同于旧章，只估量资产作为差别，便用钱谷定税，临时折征杂物，每年种类很不相同，只考虑求得的好处，不顾供应办理的难易。所征收的不是所生产的，所生产的不是所征收的，于是有人加价来买他们所没有的，减价来卖他们所有的，一增一减，耗损已经很多。希望核对各州初次缴纳两税年的绢布，定估比照现在的时价，加价减价，酌取其中，总计应纳的税钱，折合为布帛的数量。”又说：“土地生长万物有限度，取用有度，使用有节，就会经常充足。取用无度，使用无节，就会经常不足。生长的丰歉由天，用物的多少由人。因此圣王制定标准，量入为出，即使遇到灾难，下面也不会穷困。教化治理衰败后，就反过来，量出为入，不体恤所没有的。夏桀用天下的财货还不够，商汤用七十里的土地还有余，这是用度的盈虚，在于节俭与不节俭罢了。”

第三条，论述长吏以增加户数、增加税收、开辟田地作为考核成绩，大略说：“治理百姓的人很少能推究忠恕和异地而处的实情，体察至公和徇国的心意，相继施行小恩小惠，竞相引诱奸邪，以倾夺邻境为智能，以招来逃亡为治理教化，舍弃那里来到这里的既被新收又有减免，忽来忽去的又以复业受到优待。只有怀土安居、始终不迁的人，则使他们服役日益加重，征收日益增加。这是让定居的人常常代替游惰的人赋役，那何异于驱赶他们转徙，教他们浇薄欺诈。这是由于牧宰不能宽宏通达，各自偏爱自己辖区的过错。”又说：“立法齐民，时间久了没有不弊病的，治理的人如果不知道维护损益的适宜，那么巧诈虚伪就会萌生，常常因沮丧劝勉而滋长。请求申命有关部门，详细制定考绩。如果管辖之内，人口更加富庶，所定税额有余，任凭他们根据户口平均减少，以减少数量的多少作为考课等级。其管辖内税物通比，每户十分减少三分的为上等，减少二分的次等，减少一分的又次等。如果人口流亡，增加现有户的税收，比较处罚也如此。”

第四条，论述征税期限紧迫，大略说：“建立官制设立国家，是为了养活人民；征收赋税取得财货，是为了供给国家。明君不厚待所资而损害所养，所以必定先考虑人事而借用他们的闲暇力量，先使家庭充裕而后征收他们的余财。”又说：“蚕事刚开始，已缴纳缣税；农功未完成，就征收谷租。上级的绳责既严，下吏的威暴更加急促，有东西的人急忙变卖而损失一半的价值，没有东西的人求借而付出加倍的酬偿。希望重新详细制定征税期限。”

第五条，请求用税茶钱设置义仓以备水旱，大略说：“古代所说的九年、六年的积蓄，是天下臣民通盘计算，本来不只是丰裕公仓，而不涉及平民。近来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征收茶税，每年约得五十万贯，原诏令贮存在户部，用来救济百姓凶饥。现在用来蓄粮，正好符合前旨。”

第六条，论述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大略说：“现在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人收租大概有每亩一石的，是官税的二十倍。降到中等，租还有一半。土地是君王所有，耕种是农夫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又说：“希望所有占有的田，相约制定条限，裁减租价，务求有利于贫民。法令贵在必行，谨慎在于刻薄，放宽制度以顺应习俗，严明法令以惩罚违犯，稍微损害有余，稍稍优待不足，损失不伤害富人，优待可以救济穷人，这是古代安定富人、体恤穷人的好办法，不可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