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友生論文書

承蒙您给我看近年作者论文章的两篇书信，让我在其中评论是非得失。我生性虽然极为愚钝，也知道恐惧屏息、流汗，明白受到讥笑呵责很难，招来怨恨祸患很容易。况且我年少时不钻研文章，只读古代圣人的书，诵读他们的言语，思考他们的道理，却未能有所得。每当涵泳咀嚼义理滋味，独坐直到日头偏西，案上有一杯藜羹，就像五鼎七牢陈列在左右。再加上撞钟击磬、万舞羽籥的乐舞，也未曾干求官府对答策问、希求品第，未曾经历王公贵族乞求借贷、装饰车马，所以没有用得上文章的地方。江湖之间，不过是遇到美好的泉石就记下来，遇到高耸的节操就传写，遇到离别会合就作序，遇到巾垒就作铭。简略散漫、放诞不拘，没有什么忌讳回避。又哪里知道文章是对还是不对呢？您过分听信，对我称许太过。如果沉默不回应，就不符合朋友切磋勉励之义。所以抱病执笔，略论一二。

您说‘我从小读六经，孟轲、扬雄的书，颇有熟悉之处，寻求文章的旨趣规矩，没有超出这些的。’至于子书史书，则说‘子书接近经，经的语句古朴而微妙。史书接近书，书的语句直白而浅显。’所说的‘子书接近经’，接近什么经？‘史书接近书’，接近什么书？《书》是记言的史书。史书接近《春秋》，《春秋》是记事的史书。六籍中只有《诗》《书》《易》象与鲁《春秋》经过圣人之手。《礼》《乐》二记，虽然记载圣人的法度，近出二戴之手，未能通一贯之纯实，所以时有龃龉不安之处。大概是汉代诸儒争相撰写而献上，为了求得购金罢了。记言记事，前后参差错杂，称经称史，不能定其体例。按照经解则全都称为经，区分开来，则《诗》《易》为经，《书》与《春秋》其实是史，学者不应当混同而言。况且经解之篇句名出于戴圣罢了，王辅嗣因之以《易》为经，杜元凯因之以《春秋》为经。孔子说：‘学诗了吗？学礼了吗？《易》作为书，推原开始、归终要终。了解我凭借《春秋》，怪罪我凭借《春秋》。’未曾称经，称经不是圣人的意旨。大概出于周公谥法，经纬天地叫作文的缘故。有经书必有纬书。圣人既然作经，也应当作纬。譬如织布，有经而无纬，能成幅吗？纬书尚且不是圣人的书，那么经也是后人强加的名称罢了，不是圣人的意旨很明白了。如果以六籍称为经，研习而称说它就可以了。指司马迁、班固的书称为史，为什么不思考得这么过分呢？六籍之内，有经有史，何必下及子长、孟坚，然后才称为史呢？孔子说：‘我还赶得上史书有阙文。’又说：‘质朴胜过文采就粗野，文采胜过质朴就浮华。’又说：‘董狐是古代的良史。’这就是笔法的曲直，体例的是非，圣人都已评论而辨别了。哪里需要班固、司马迁然后才谈史呢？以《诗》《易》为经，以《书》《春秋》为史就够了，不必等待外物。说‘经的语句古朴而微妙’，那么《易》说：‘踩到霜，坚冰将至。初次卜筮就告诉，再三卜筮就是亵渎。亵渎就不告诉，苦节不可贞’之类，果真纯古而微妙吗？说‘史的语句直白而浅显’，那么《春秋》记载‘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辛巳有事于太庙，仲子遂卒于陲。壬午犹绎，万入去籥’之类，果真纯直而浅显吗？经不纯微妙，史不纯浅显，又可见了。说文章不可立论，就说‘《春秋》不应当说无使滋蔓。’又说‘《春秋》举军旅会盟，难道不是叙事吗？’引《左氏传》语，没有左氏叙事，全称为《春秋》可以吗？《春秋》是大典，举凡例而褒贬，不是周公之法所能及。斟酌在夫子心中，所以子游、子夏不能措一词。若区区于叙事，则是鲁国的史官罢了，谁称它为《春秋》呢？前面所说的‘从小读六经颇有熟悉者，寻求文章的旨趣规矩不出于此，’荒谬了。

又一篇说：‘某是文，某是辞。’文既然与辞不同，这是文优而辞劣罢了。《易》的翼叫系辞。系辞说‘齐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辞。故卦有小大，辞有险易。’又说：‘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易》的辞不是文吗？’《书》载帝庸作歌，皋陶乃赓载歌，又歌五子之歌，都是辞。《书》的辞不是文吗？属辞比事，《春秋》的教也。《春秋》的辞不是文吗？礼有朝聘之辞，娶夫人之辞；乐有登歌荐之辞；礼乐的辞不是文吗？《法言》说：‘往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孟轲的辞不是文吗？《太元》说：‘元之辞也，沉以穷乎下，浮以际乎上。’扬雄的辞不是文吗？由此知道文是辞的总称，辞是文的运用。天将丧失斯文，天未丧失斯文，不应当称辞。吉人的辞寡，躁人的辞多，不应当称文。文辞是一回事，只是所适用的有适宜罢了。有什么不同像云云那样呢？又说‘声病之辞不是文。’声音成文叫音，五音和谐，然后合于律度。所以舜典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声音不和是病，去掉病就和，和就能动天地，感鬼神，反而不能称为文吗？犹如绘画刺绣中有精粗罢了。大概辞人的说法，不敢避开墙垣、援引肤爪而在堂奥心府中自矜，关键在于引导学者应当知道这事以明白它罢了。师道不行，后生多拘泥于所习。有陷溺者，力能援救就可以了。如果不同，请观过而后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