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03

真宗

一

咸平四年，下诏将九经赐给聚徒讲诵的地方，与州縣学校同等，这是书院的开始。从此以后孙明复、胡安定兴起，师道建立，学者振兴，以成就周、程、张、朱的盛况。到韩侂胄立伪学之名，延及张居正、魏忠贤，都以此将儒者附会入罪网之中，毁坏他们聚讲的地方，陷害他们受学的人，钳制网罗修习之士，如同防备盗贼。他们也并非没有凭借作为说辞。本来将会说：“天子作君师，以帮助上帝安定四方。已经在京师建立太学，在郡邑设立儒学，设置师长，供给生徒，长吏考核他们，贡举选拔他们，而道术都出于一。天子引导士人以兴贤者，修举详细完备，哪里用草茅之士，私立门庭以抗衡君师，而擅自掌管其职，使支离的异学，雌黄的游士，荧惑天下人的耳目而动摇其心。”持此说的人，听其言，纵其辩，不核其心，不揆诸道，则也娓娓乎其有所执而不可破。然而不是妨贤病国，祖述申、商以虐杀天下的人，没有以此作为谋国之术的。

孔子在洙、泗教诲，是衰周之世。上无学而教在下，所以当时的君主不能控制。而孔子以为无嫌。他们将会说：“如今不是周纲解纽的时代，不得尸上天木铎之权。”呜呼！佞人之口给，不可胜穷，而要岂其然哉？

三代隆盛，学统于上，所以其诗说：“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然而声教所及，也有涯矣，吴、越自习俗文身，杞、莒沦于夷礼，王者也无可奈何。若太学建于王都，而畿内为方千里，庠序设于邦国，而百里俭于提封；则春弦夏诵，礼射雅歌，远不违亲，而道无歧出；所以人易集于桥门，士乐趋于鼓箧。等到季世，上的劝勉也不勤，而下有专师的函丈了。何况后世之天下，幅员万里，文治益敷，士之秀者，不可以殚计，既非一太学之所能容。违子舍，涉关河，抑立程限以制其来去，则士之能就学于成均的，盖亦难矣。若夫州縣之学，司于守令，朝廷不能多得彬雅之儒与治郡邑，而课吏之典，又以赋役狱讼为黜陟之衡，虽有修业之堂，释菜之礼，而迹袭诚亡，名存实去，士且以先圣之宫墙，为干禄之捷径。课之也愈严，则遇之也益诡；升之也愈众，则冒之也愈多。天人性命，总属雕虫，月露风云，祗供游戏。有志之士，其不屑以此为学也，将何学而可哉？恶得不倚赖鸿儒，代天子而任劳来匡直之任哉？

君子于此，以道自任，而不嫌于尸作师之权的，诚无愧也。道不可隐而明之，人不可弃而受之，非若方外之士，据山林以傲王侯也；非若异端之师，亢政教以叛君父也。所造的，一王的小子；所德的，一王的成人。申忠孝之义，劝士而使之亲上；立义利之防，域士而使之靖民。分天子万几之劳，襄长吏教思之倦；以视掄文之典，不足以奖行，贡举之制，不足以养恬，其有裨于治化者远矣。

当四海一王之世，虽尧、舜复起，不能育山陬海澨的人材而使为君子。则假退处的先觉，以广教思，固其所尸祝而求者也。为君子者，又何愧焉？教行化美，不居可纪之功，造士成材，初无邀荣之志。身先作范，以远于饰文行干爵禄之恶习，相与悠然于富贵不淫、贫贱不詘之中。将使揣摩功利之俗学，愧悔而思附于青云。较彼掄才司训之职官，以诗书悬利达之标，导人弋获者，其于圣王淑世之大用，得失相差，不已远乎？

然则以书院为可毁，不得与琳宫梵宇之庄严而并峙；以讲学为必禁，不得与丹灶刹竿之幻术而偕行；非妒贤病国的小人，谁忍为此戕贼仁义之峻法哉？宋分教于下，而道以大明，自真宗昉；视梁何胤钟山之教加隆焉，其功伟矣。考古今之时，推邹、鲁之始，达圣王之志，立后代之经，以摧佞舌，忧世者之责也，可弗详与？

二

汉武帝告匈奴说：“南越王头已悬阙下，单于能战，可来”，而匈奴远遁。这个道理，齐桓公用之，逾卑耳，伐山戎，为燕辟地，然后南次陉亭，而楚人服罪。所以说：“不战而屈人之兵。”非不战也，战功成于彼，而威自伸于此也。中国之自寻兵也，则夷狄必乘之以訌。非徒晋之八王争而刘、石起，即汉、唐之始，汉夷秦、项而冒顿益骄，唐平僭伪而突厥方骋。何也？斗不出于其穴，知其力之已疲也。若夫胥为夷狄矣，强弱之情势虽辽绝而不相知，抑以其意揣而类推之。谓獷戾驰突无制之勇，风飘雨骤而不可御者，彼犹我也。中国能以其长，破其阻，歼其众，得其君长，郡縣其部落，则我亦犹彼，而何弗惴惴焉？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非夺之于方战之谓也。夺之于未战之前，不战而屈，即战而已先馁，其衄败可八九得矣。

李继迁死，德明嗣立，曹瑋上言：“国危子弱，愿假精兵擒德明送阙下，复河西为郡縣。”此一时也，固宋室兴替之大机；而庸主具臣畏葸偷安，猥云德致，拒瑋之谋，降诏招抚。悲夫！宋之自折入于西北，为千古憾，虽有虎臣，其将如之何哉！瑋之为将，非徒言无勇，徒勇无谋，稽其后效，概可睹矣。世为勋臣，宋抑待以肺腑，睥睨孤豚，游其几俎。诚假以精兵，推心授钺，四州斗绝一隅，孺子植根未固，功之夙成在瑋心目闲，亦在天下后世心目闲也。德明知其不敌，且敛手归朝，而听我之建置西陲，以掣契丹之右臂；百年逋寇，平以一朝，威震贺兰而声驰朔漠。固将曰：今之中国，非昔之中国也。耶律隆绪其敢轻举以向澶州胁盟要赂乎？

善用兵者，欲其攻瑕也，而又不欲攻其已瑕者也。舍瑕而攻坚，则挫于坚，而瑕者亦玩。怯于坚而攻其已瑕，则胜之不足为武，而坚者谅其无能。夫唯处于瑕不瑕之闲，而乘瑕以破其坚，则足以震勍寇之心，而制之以气。李继迁之强狡，固契丹之所惮也。而暴死之顷，弱子抚不辑之众，人心离而无为之效死，以为坚而有瑕可攻，以为瑕而人知其坚，不知其瑕。则功一就，而震叠迄于遐荒，其必然之势矣。

且不但此也。宋之所以召侮于契丹者，气先苶也。昔之收巴蜀、入兩粵、下江南，皆以众凌寡，乘其瓦解而坐获之。一试之白草荒原、控骑鸣镝之地，边声一起，而气已先夺。夫河西亦塞外矣，引置之凶危之地，而捷报以可就之功，则将士视朔漠之骄子，亦犹是可走可馘之虏，气已先增十倍；而又得李氏数世之积，以使趋利而争进。且以士为吾士，人为吾人，士马为吾士马，使若瑋者抚而用之，渡一苇以向云中，则幽、燕在其股掌，南取甘、凉，内撤延、环之守，关中固而汴、雒得西面之屏藩。何至澶州之警一闻，盈廷项缩，遽欲走金陵，走巴、蜀，为他日海门窜死之嚆矢哉？

瑋谋不行，德明之诏命一颁，而契丹大举之师逾年即至，其应如响，而宋穷矣。况德明不翦，延及元昊，蕞尔小丑，亢为敌国，兵衄将死，趣奉金繒，祸迄于亡而不已。一机之失，追救末繇。呜呼！谋国如斯，孰谓宋有人邪？周莹、王继英之尸位中枢，不足责也。张齐贤、李沆之咎，又奚辞哉？沆之言曰：“少有忧勤，足为警戒。”此士燮内宁外患之邪说也。沆者，宋一代柱石之臣也，而何是之述焉？

三

凡上书陈利病，以要主听，希行之者，其情不一，其不足听则均也。其一，大奸挟倾妒之心，己不言以避指摘，而募事外之人，訐时政之失，以影射执政，激天子以废置，掣任事者之肘而使去，因以得遂大奸之所怀。其一，怀私之士，或欲启旁门以幸进，或欲破成法以牟利，其所欲者小，其言之也大，而借相类之理以成一致之言，杂引先王之正训，诡附于道，而不授人以攻击。其一，小有才而见詘，其牙慧笔锋，以正不足，以妄有余，非为炎炎娓娓之谈，不足以表异，徼幸其言之庸，而身因以显。此三者，皆怀慝之奸，訹君相以从己，而行其胁持者也。

非此，则又有闻君之求言也亟，相之好士也甚，踸踔而兴，本无定虑，搜索故纸，旁问塗人，以成其说；叩其中怀，亦未尝信为可行，而姑试言之，以耀人之耳目。非此，则又有始出田野，薄游都邑，受一命而登仕籍，见进言者之耸动当时，而不安于缄默，晨揣夕摩，索一二事以为立说之资，而掇拾迂远之陈言以充幅；亦且栩栩然曰：“吾亦为社稷计灵长，为生民拯水火者也”，以自炫而已矣。

非此，则抑有诵一先生之言，益以六经之绪说，附以历代之因革，时已异而守其故株，道已殊而寻其蠹迹；从不知国之所恃赖，民之所便安，而但任其闻见之私，以争得失；而田赋、兵戎、刑名、官守，泥其所不通，以病国毒民而不恤。非此，则有身之所受，一事之甘苦，目之所睹，一邑之利病，感激于衡茅，而求伸于言路。其言失也，亦果有失也。其言得也，亦果有得也。而得以一方者，失于天下；得以一时者，失于百年。小利易以生愚氓之喜，隐忧实以怵君子之心。若此者，心可信也，理可持也，而如其听之，则元气以伤，大法以圮，弊且无穷。而况挟前数者之心以诬上行私，而播恶下士者乎？故上书陈利害者，无一言之足听者也。

李文靖自言说：“居位无补，唯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可以报国。”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此可以当之矣。道者安民以定国，至正之经也。秉道以宅心而识乃弘，识唯其弘而志以定，志定而断以成，断成而气以静，气静而量乃可函受天下而不迫。天下皆函受于识量之中，无不可受也，而终不为之摇也。大矣哉！一人之识，四海之藏，非有道者，孰能不惊于所创闻而生其疑虑哉？

夫天下有其大同，而抑有其各异，非可以一说竟也久矣。其大同者，好生而恶死也，好利而恶害也，好逸而恶劳也。各守其大经，不能无死者，而生者众矣；不能无害者，而利者长矣；不能无劳者，而逸者达矣。天有异时，地有异利，人有异才，物有异用。前之作者，历千祀，通九州，而各效其所宜；天下虽乱，终亦莫能越也。此之所谓伤者，彼之所自全；此之所谓善者，彼之所自败。虽仁如舜，智如禹，不能不有所缺陷以留人之指摘。识足以及此矣，则创制听之前王，修举听之百执，斟酌听之长吏，从违听之编氓，而天下各就其纪。故陈言者之至乎吾前，知其所自起，知其所自淫；知其善而不足以为善，知其果善而不能出吾之圜中。蟬噪而知其为夏，蛩吟而知其为秋，时至则鸣，气衰则息，安能举宗社生民以随之震动？而士自修其素业，民自安其先畴，兵自卫其职守，贤者之志不纷，不肖之奸不售。容光普照，万物自献其妍媸，识之所周，道以之定。故曰：“天下之动，贞于一者也。”文靖之及此，迥出于姚元之、陆敬舆、司马君实之表，远矣。

前乎此者丙吉，后乎此者刘健，殆庶几焉。其他虽有煌炫之绩，皆道之所不许也。以安社稷不足，而况大人之正物者乎？有姚元之，则有张说；有陆敬舆，则有卢杞；有司马君实，则有王安石；好言而莠言兴，好听而讼言竞。唯文靖当国之下，匪徒梅询、曾致尧之屏息也；王钦若列侍从而不敢售其奸；张齐贤、寇准之伉直而消其激烈；所以护国家之元气者至矣。文靖没，宋乃多故，笔舌争雄，而郊原之妇子，不能宁处于枲园瓜圃之下矣。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高者，不易攀也；景者，无有歧也；道之所以覆冒万物而为之宗也。岂易及哉！岂易及哉！

四

澶州之役，寇平仲折陈尧叟、王钦若避寇之策，力劝真宗渡河决战，而日与杨大年饮博歌呼于帐中。所以王钦若之譖之说：“准以陛下为孤注，”其言亦非无因之诬也。王从珂自将以御契丹于怀州，大败以归而自焚；石重贵自将以追契丹于相州，诸将争叛而见俘于虏；皆孤注也。而真宗之渡河类之。且契丹之兵势方张，而饮謔自如，曾无戒惧，则其保天子之南归，而一兵不损，寸土不失，似有天幸焉，非孤注者之快于一掷乎？则钦若之譖，宜其行矣。

呜呼！盈宋之庭，铮铮自命者充于班序，曾无一人能知准之所恃，而惊魂丧魄，始挠其谋，终妒其功，高瓊、杨億以外，皆巾帼耳。后之论者说：“准以静镇之也。”生死存亡决于俄顷，天子临不测之渊，而徒以静镇处之乎？则论者亦冯拯、王钦若之流匹，特见事成而不容已于赞美，岂知准者哉？无所见而徒矜静镇，则景延广十万横磨之骄语，且以速败，而效之者误人家国，必此言矣。

夫静镇者，必有所以镇而后能静也。谢安圍棋賭墅，而挫苻坚于淝水，非但恃谢玄北府之兵也。慕容垂、朱序、张天锡之撑持实久矣。夫平仲所恃者奚在哉？按事之始终，以察势之虚实，则洞若观火矣。愚者自不察耳。

观其形势，固非小有所得而遽弭耳以退也。乃增卅万之赂，遂无一矢之加，历之数十年，而无南牧之马。岂萧撻覽之偶中流矢，曹利用之口给辩言，遂足戢其戎心哉？兵甫一动，而议和之使先至，利用甫归，而议和之使复来，则其且前且卻、徜徉无斗志者，概可知也。契丹之灭王从珂也，石敬瑭为之内主；其灭石重贵也，杜威、赵延寿为之内主，契丹不能无内应而残中国，其来旧矣。此内之可恃者也。

且今之契丹，非昔之契丹矣。隆绪席十六州之安，而内淫于华俗；国人得志于衣锦食粱，而共习于恬嬉。至是而习战之将如休哥辈者，亦已骨朽。其入寇也，闻李继迁以蕞尔之小丑，陷朔方，胁朝廷，而羁縻弗绝；及其身死子弱，国如浮梗，而尚无能致讨，且不惜锦绮以饵之使安。宋之君臣，可以虚声恐喝而坐致其金繒，姑以是胁之，而无俟于战也。则挟一索赂之心以来，能如其愿而固将引去，虏主之情，将士之志，三军之气，胥此焉耳矣。故其攻也不力，其战也不怒，关南之士，亦可得则得，不得则已之本情；兵一动而使频来，和之也易，而攻之也抑无难。平仲知之深，持之定，特兵谋尚密，不欲昌言于众以启嘵嘵之辩论耳。使乘其不欲战之情而亟攻之，因其利我之和而反制之，寧我薄人，必胜之道也。平仲说：“可保百年无事。”非虚语也。此外之可恃者也。

可恃之情形，如彼其昭著，六军之士，欢呼震野，皆已灼见无疑。唯钦若、尧叟、冯拯之流，闻边情而不警于耳，阅奏报而不留于目；挟雕虫之技，傲将吏而不使尽言；修鵠立之容，迨退食而安于醉梦；羽书洊至，惊于迅雷；金鼓乍闻，茫如黑雾；则明白显易之机，在指掌之闲，而莫之能喻。已而虏兵忽退，和议无猜，且不知当日之何以得此于契丹。则其云孤注者，虽倾妒之口，抑心所未喻，而億其必然也。

故体国之大臣，临边疆之多故，有密用焉，而后可以静镇。密者縝也，非徒其藏而不泄也。得将吏之心，而熟审其奏报；储侦諜之使，而曲证其初终；详于往事，而知成败之繇；察其合离，而知强弱之数。故蹲伏匿于遐荒，而防其驰突；飞镝交于左右，而视若虻蠓；无须臾之去于心者，无俄顷之眩于目。其密也，斯以暇也；其暇也，斯以奋起而无所惴也。谢安石之称诗说：“訏谟定命，远犹辰告。”命定于夙而时以告，猷斯远矣。夫岂易言静镇哉！

五

王旦受美珠之赐，而俯仰以从真宗之伪妄，以为荧于货而丧其守，非知旦者，不足以服旦也。人主欲有所为，而厚贿其臣以求遂，则事必无中止之势，不得，则必不能安于其位。及身之退，而小人益肆，国益危。旦居元辅之位，系国之安危，而王钦若、丁谓、陈彭年之徒，侧目其去，以执宋之魁柄。则其迟回隐忍而导谀者，固有不得已于斯者矣。

真宗之夙有侈心也，李文靖知之久矣。澶州和议甫成，而毕士安散兵归农，罢方镇，招流亡，饰治平之象，弛不虞之防，启其骄心，劝之夸诞，非徒钦若辈之导以恬嬉也。钦若说：“唯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言诚诞矣。然而契丹愚昧，惑于禨祥，以戢其戎心者抑数十年。则旦知其不可，而固有不能遏抑者也。钦若、谓之奸，旦知之矣。陈彭年上文字，旦瞑目不视矣。钦若之相，旦沮之十年矣。奉“天书”而悒怏，死且自愧，激而欲披缁矣。然而终不能已于顺非从欲之恶者，于此而知大臣之不易于任也。

使旦而为孙奭，则亦可以“天岂有书”对也。使旦而为周起，则亦可以“毋恃告成”谏也。即使旦已处外而为张詠，亦可以乞斩丁谓争也。且使旦仍参政而为王曾，犹可以辞会灵宫使自异也。今既委国而任之我，外有狡虏，内有群奸，大柄在握，君心未厌，可以安上靖邦、息民弭患。而愤起一朝，重违上旨，虚位以快小人之速进，为国计者，亦难言之。故曰大臣不易任也。

雖然，旦之处此也，自有道焉。旦皆失之，则彷徨而出于苟且之塗，弗能自拔，其必然矣。澶州受盟纳贿之耻，微钦若言，君与大臣岂能无愧于心？恬然以为幸者，毕士安葸畏之流耳。旦既受心膂之托，所用雪耻而建威者，岂患无术哉？任曹瑋于西陲，乘李德明之弱而削平之，以断契丹之右臂，而使讋于威，可决策行也。兵初解而犹可挑，戍初撤而犹可置，择将帅以练士马，慎守令以实岩邑，生聚教训，举天下之全力以固河北而临幽、燕，可渐次兴也。能然，则有以启真宗愤耻自强之心，作朝气以图桑榆之效，无用假鬼神以雪前羞，而钦若不能逞其邪矣。

如其才不逮，则其初膺爰立之命，不可不慎也。旦之登庸，以寇准之罢相也。钦若不能与同朝，则旦亦不可与钦若并用。乃钦若告旦以祥瑞之说，旦无以处之，而钦若早料其宜无不可。则旦自信以能持钦若，而早已为钦若所持。夫其为钦若持，而料其不能为异者，何也？相位故也。使旦于命相之日，力争寇准之去，而不肯代其位，则钦若之奸不摧而自折，真宗之惑不辨而自释，亦奚至孤立群奸之上，上下交胁以阿从哉？进退之际，道之枉直存焉，旦于此一失，而欲挽之于终，难矣！既乏匡济之洪猷，以伸国威而定主志；抑不审正邪之消长，以慎始进而远佞人；虽有扶抑之微权，而不容不詘。要而言之，视相已重，而不知其重不在位，而在所以立乎其位者也。

宋之盛也，其大臣之表见者，风采焕然，施于后世，繁有人矣；而责以大臣之道，咸有歉焉。非其是非之不明也，非其效忠之不挚也，非其学术之不正也，非其操行之不洁也，而恒若有一物焉，系于心而不能舍。故小人起从而蛊之，巳从而玩之，终从而制之；人主亦阳敬礼而阴菲薄之。无他，名位而巳矣。夫君子乐则行，方行而忧，忧即违也；忧则违，方违而乐，乐又可行也。内审诸己，而道足以居，才足以胜，然后任之也无所辞。外度诸人，而贤以汇升，奸以夙退，然后受之也无所让。以此求之张齐贤、寇准、王曾、文彥博、富弼、杜衍诸贤，能超然高出于升沈兴废之闲者，皆有憾也。而旦适遇真宗眷注之深，则望愈隆，权愈重，所欲为者甚殷，所可为者甚賾；于是而濡轮曳尾以求济，而不遂其天怀，以抱愧于盖棺，皆此为之矣。

呜呼！世教之衰，以成乎习俗之陋也。童而习之，期其至而不能必得，天子而下，宰相而已。植根于肺腑，盘结而不可锄。旦之幼也，其父祐植三槐于庭，固已以是为人生之止境，而更何望焉。后世之人材所繇与古异也，不亦宜乎！

六

宋初，吏治疏，守令优闲。宰执罢政出典州郡者，唯向敏中勤于吏事。寇准、张齐贤非无综核之才也，而倜儻任情，日事游宴；故韩琦出守乡郡，以“晝锦”名其堂；是以剖符为休老之地，而不以民瘼国计课其干理也。且非徒大臣之出镇为然矣。遗事所纪者，西川游宴之盛，殆无虚月，率吏民以嬉，而太守有“遨头”之号。其他建亭台，邀宾客，携属吏以登临玩赏，车骑络绎，歌吹喧闐，见于诗歌者不一。计其供张尊俎之费，取给于公帑者，一皆民力之所奉也；而狱讼征徭，且无暇以修职守；导吏民以相习于逸豫，不忧风俗之日偷，宜其为治道之螙也滋甚。然而历五朝、百余年闲，民以恬愉，法以画一，士大夫廉隅以修，萑葦草泽无揭竿之起。迄乎熙寧以后，亟求治而督责之令行，然后海内骚然，盗夷交起。繇此思之，人君抚有四海，通天下之志以使各得者，非一切刑名之说所可胜任，审矣。

子曰：“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张弛之用，敬与简之并行不悖者也。故言治者之大病，莫甚于以申、韩之惨核，竄入于圣王居敬之道。而不知其病天下也，如揠苗而求其长也。

夫儉勤与敬，治道之美者也。恃二者以恣行其志，而无以持其一往之意气，则胥为天下贼。儉之过也则吝，吝则动于利以不知厌足而必贪。勤之亟也必烦，烦则责于人 with 速如己志而必暴。儉勤者，美行也；贪暴者，大恶也；而獘之流也，相乘以生。夫申、韩亦岂以贪暴为法哉？用其一往之意气，以极乎儉与勤之数，而不知节耳。若夫敬者，持于主心之谓也。于其弛，不敢不张以作天下之气。于其张，不敢不弛以养天下之力。谨握其枢机，而重用天下，不敢以己情之弛而弛天下也，不敢以己气之张而张天下也。故敬在主心，而天下咸食其和。

夫天有肃，则必有溫矣；夫物有華，而后有实矣。上不敢违天之化，下不敢伤物之理，则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固非外儒术而内申、韩者之所能与也。以己之所能为，而责人为之，且以己之所不欲为強忍为之，而以责人；于是抑将以己之所固不能为，而徒责人以必为。如是者，其心恣肆，而持一敬之名，以鞭笞天下之不敬，则疾入于申、韩而为天下贼也，甚矣！

夫先王之以凝命守邦而綏天下也，其道协于张弛之宜，固非后世之所能及。而得其意以通古今之变，则去道也犹近。此宋初之治，所以天下安之而祸乱不作者也。

三代之治，其详不可闻矣。观于聘、燕之礼，其用财也，如此其费而不吝；饮、射、烝、蠟之制，其游民也，如此其裕而不烦。天子无狗马声色玩好之耽，而不以宵旦不遑者督其臣民；长吏无因公科敛、取货鬻狱之恶，而不以寢处不宁者督其兆庶。故皇華以劳文吏，四牡以綏武臣，杕杜以慰戍卒，卷阿以答燕游，东山詠结縭之欢，芣苜喜春游之乐，皆圣王敬以承天而下宜乎人者。其弛也，正天子之张于密勿以善调其节者也。

宋初之御天下也，君未能尽敬之理，而谨守先型，无失德矣。臣未能体敬之诚，而谨持名节，无官邪矣。于是而催科不促，狱讼不繁，工役不损，爭許不兴。禾黍既登，风日和美，率其士民游泳天物之休畅，则民气以静，民志以平。里巷佻达之子弟，消其嚣凌之戾气于恬愉之下，而不皇皇然逐锥刀于无厌；怀利以事其父兄，斯亦平情之善术也。奚用矫情于所不堪，惜财于所有餘，使臣民迫束纷紜，激起而相攘敚哉？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不言利者，利之所以美也。内申、韩而外儒术，名为以义正物，而实道之以利也。区区以糜财为患者，守瓶之智，治一邑而不足，況天下乎！

夫财之所大患者，聚耳。天子聚之于上，百官聚之于下，豪民聚之于野。聚之之实，敛人有用之金粟，置之无用之窖藏。聚之之心，物处于有餘而恒见其不足。聚之之弊，輦之以入者不知止，而竊之以出者无所稽。聚之之变，以吝陋激其子孙，而使席丰盈以益为奢侈。聚之之法，掊克之僉人日进其术，而蹈刑之穷民日极于死。于是而八口无宿舂，而民多穷瘠；馈餫无趋事，而国必危亡。然且曰：“君臣上下如此其儉以勤，而犹无可如何也。”呜呼！劳形怵心以使金死于藏，粟腐于庾，与耳目口体爭銖兩以怨咨。操是心也，其足以为民上，而使其赤子自得于高天广野之中乎？

夫官资于民，而还用之于其地，则犹然民之得也。贡稅之入，既以豢兵而卫民，敬祀而佑民，养贤而劝民；餘于此者，为酒醴豆邊特赐之需，而用之于燕游，皆田牧市井之民还得之也。通而计之，其纳其出，总不出于其域，有宽之名，而未尝不惠。较之囊括于无用之地者，利病奚若邪？

子曰：“奢则不孫。”恶其不孫，非恶其不嗇也。传曰：“儉，德之共也。”儉以恭己，非儉以守财也。不节不宣，侈多藏以取利，不儉莫大于是。而又穷日殫夕、汲汲于簿书期会，以毛举纤微之功过，使人重足以立，而自詫曰勤。是其为术也，始于晏嬰，成于墨翟，淫于申、韩，大乱于暴秦；儒之驳者师焉。熙、丰以降，施及五百年，而天下日趋于澆刻。宋初之风邈矣！不可追矣！而況采薇、天保雅歌鸣瑟之休风乎？

七

宋之以隐士征者四：陈摶、种放、魏野、林逋。夫隐，非漫言者。考其时，察其所以安于隐，则其志行可知也。以其行，求其志，以其志，定其品，则其胜劣固可知也。

陈抟早年，并不是隐士。唐末天下丧乱，僭越伪立的政权接连不断，陈抟放弃进士科考，结交豪侠子弟，心中想要有所作为。他是想恢复唐朝的国运，还是自己想争夺天下，这两者都不可知，但大概不甘心向盗窃天下的朱温、沙陀部族屈服，而想诛杀驱逐他们；力量不够，志向未能实现，便退隐潜伏，于是窥测天地的机微，研究养生的方术，以便留着眼睛看到天下澄清的那一天。到宋朝初年他的方术成功了，中国有了天子，他的志向也得以宽慰。闲适的心如同云一样停住，他的情感已经安定，没有什么能再改变他。而天子大臣又用对待轩辕集那样的方式对待陈抟，那就是更加不了解陈抟了。只留下他从造化机微中所得的一点，传给李挺之、穆伯长以及邵氏。虽然偏重于术数，不足以穷尽神妙变化于简易而归结于仁义，但也与庄周互有得失而不可废弃。陈抟用来隐居的就是这些。如果让他施展，并非不能对当世有所作为，但他年纪已近一百，志向已不存，谁能勉强他呢？

像种放，那就风范更低了。东封西祀，他提着鞋跟随车尘，献笑越发工巧，厚着脸皮越发不知羞耻；那么他起初在山中授徒、高谈名理的时候，他的胸怀本就可以知道了。世代为边将，不能拿起干戈保卫疆土，却托身于这种方术，来招取名望；出身门第世家，倒也不怕名声传不到皇帝那里，诟骂指责交加，他培植根基自我稳固，哪里够得上在士林中计数呢！

魏野、林逋比起这些人，就超然了。名声已经传到英明的君主那里，而交游却不与公卿往来；踪迹已经远离市朝，而讽咏却仍不忘规谏。质究他们的道义，则安于无所求取；乐于他们的性情，则顺适而自得。教化不想施行，并非对正人吝啬，而是为了求己。书不想著作，并非怠于考究道，而是为了避名。像这样的人，以隐开始，以隐结束。志向所在，行动就奔赴它，而隐因此成就。与陈抟志趣不同，不是种放所能相比并的。

于是用他们的时代来考察。那么对这两位先生有遗憾。孔子说：「天下有道就出来做官，天下无道就隐居。」所谓有道，难道是说太平盛世，不需要我，只求明主知道我来自己荣耀吗？如果不是无道，按义不可受辱，本来将根据时势知道我或不知道我而进退。如今这两位先生，处在真宗之世，君主没有败德，宰相不嫉妒贤才，召命已经到来，接受俸禄不算虚妄；却长久守着荒山，骄傲地自称巢父、许由，不是太过分了吗？在此之前，有郑云叟；在此之后，有苏云卿、吕徽之。都是纷乱之世，道在于保全自身，而这两位先生不是那样的时代。

于是用实情来考察，却也有不足以成为这两位先生瑕疵的地方。真宗召命下达征召他们的时候，宋朝拥有天下才五十年，而两位先生已经老了！江南平定、太原攻下离这时，只有三十二年罢了。那么两位先生开始志学的时候，本来还在割据分争的日子。他们惩戒兴亡的无定，厌恶乱人的去就，所决计用来自命的，是在山顶行吟坐啸，耿介的志向一定，而所学的不涉及其他。等到天下已经平定，两位先生的隐局已经成就，有司知道而钦敬他们，朝士听说而宣扬他们，天子加礼而愿意见他们，都说：「这是隐君子啊。」志向因隐而树立，行为因隐而成全，因隐而被知道，因隐而接受爵位；那么他们做官，是因隐而做官，他们的隐，是因做官而隐；隐且成为梯取荣耀、达到显贵的捷径，士人如果有志向，谁能不感到羞耻呢？伊尹、吕尚能对此没有嫌忌，是因为他们的道大，他们的时势危，沟壑中的百姓，翘首等待他们来洗涤，所以莘野、渭滨，不是蜷缩聚集腥膻的地方。至于两位先生的时代，宋朝并不需要这两位先生。两位先生的才能，充其所能做的，不能超过向敏中、孙奭、马知节、李迪之上。一日晋立于大廷，对山丘没有增益；终身退处岩穴，对培塿没有损害。那么以隐来沽取清平时代的俸禄，而最终受到虚名的讥诮，是两位先生所不忍做的，他们考虑得很熟了。岸然表异，来使那些炫耀孤清而求取荣宠的人惭愧，难道不是有益于风教来效劳天下与来世吗！

君臣之义，高尚之节，都是君子所看重的。但关键要看他的志向所在。志在做官，那么带着礼物、策名委质也不以为辱；志在隐居，那么安车重币也不足为荣。如果不是辱身贱行的伪士，谁屑于以高蹈之名震动当世而希求君相知道呢？从此以后，陈烈以迂腐鄙陋被天下耻笑，邵康节志向大而喜欢交游于公卿之间，本来不如周子不卑视小官，伊川不推辞荐召，为的是直伸其志而不枉道。只在于他心中所能安定的罢了。

八

寇平仲向张乖崖求教，乖崖说：「《霍光传》不可不读。」平仲读它，读到「不学无术」而醒悟，说：「张公说的是我。」他哪里知道他的醒悟，正是他的迷惑呢？所以善于听言的人难，善于读书的人尤其难，很久了。

班固《汉书》说学，我不知道他凭什么学；它说术，我不知道他的术怎么样。笼统说学，则醇正与瑕疵都包括了；笼统说术，则贞正与邪僻都可疑了。至于乖崖教平仲，他说的术，是贞正的；那么他说的学，也不是有瑕疵的。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乖崖将死，以尸谏，请求斩丁谓的头放在国门，罢除宫观来纾解民命。这是乖崖的术，难道是摧刚为柔、矫直为曲，用来希世免祸而求荣的诡术吗？

术这个字，意思是路；路，就是道。《礼记》说：「审端径术。」径与术有区别。夹路的私径而取便的叫径，共同遵循而正大的叫术。摧刚为柔、矫直为曲的，是径，不是术。平仲不审察这一点，于是惩戒刚直取祸，而屈挠来迎合人主的心意，于是任用朱能伪造「天书」进献，而平生的玷污，不可磨灭了。也还是妖人大逆的媒介，而自己且受不道之诛，贬谪死在瘴疠之乡。那么他惩戒霍光的过失，祸与霍光相等，而污辱更甚。术不如无术，所以说：他的醒悟，正是他的迷惑。

人的心，最无定了。没有学来安定它，就会迷惑于多歧，而走向蹊径来迷失康庄，本来将把蹊径当作康庄而乐于踏上。所以君子不敢轻言术，而用学来端正所趋。霍光的无术，不是没有张禹、孔光的术。他的不学，不是不如张禹、孔光的学。假使霍光挟震主之威，而藏身于张禹、孔光的术，那么且将成为「伪为恭谨」的王莽，不等他的儿子而自身已受渐台的天诛。不仅乖崖不想平仲这样做，就是班固《汉书》难道想霍光那样吗？学，是用来选择术的；术，是用来实行学的。君子先端正他的学，然后谨慎他的术。《大学》之道，正身来正家，正家来正天下。正身的人，刚而不可挠，直而不可枉，言有物而不妄，行有恒而不迁，忠信守死而不移，骄泰不期而自远。霍光能以此作为术，那么虽有芒刺之君，无所施其疑忌；虽有悍妻骄子，不敢肆其凶逆；而永保令名于累世了。霍光立非常之功，居危疑之地，只有学可以消除他的衅隙。何况平仲起家儒素，进退只听君主，没有逼上的嫌疑呢！伊尹的学，存于《伊训》；傅说的学，存于《说命》；周公的学，存于《无逸》；召公的学，存于《旅獒》。张禹、孔光拾取旧闻，凭借他们的柔佞，以正若彼，以邪若此，善读书的人如何选择呢？平仲对用舍怏怏不乐，一不得当，就削方为圆，扬尘自蔽，与王钦若、丁谓水火不容，而效法他们的尤甚。还要说我从张公受教而知道术了。可惜啊！他不能成为君子，而自己招来窜殛之灾。所以说：他的醒悟，正是他的迷惑。

君子学道，未曾以术为讳，只是审察它、端正它罢了。得失，是义利的大辨；审察它，毫发不可以差。贞淫，是忠佞的大司；端正它，跬步不可以乱。俸禄不可怀恋，权柄不可倚仗，君恶不可逢迎，流俗不可曲从，妖妄不可姑且尝试，宵小不可暂时进用与谋。诗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行于家而家训修，行于天下而天下风俗正，行于险阻而险阻平；可荣可悴，可生可死，而心恒泰然。君子用学定其心而术因此不穷的，就是这样罢了。乖崖说的术，就是这个。那么推测班固《汉书》说的术，也应该与此不远。平仲所熟闻于当世之学的，杨亿、刘筠，那些所谓浮华之士，本来不足以知道学者的术。哪里足以免于内疚呢？

九

小人不被君子容纳，黜退他、流放他、诛杀他，来大快人心，但一定要与他的罪行相当。用罪行来正名，用名分来定法，用法来称情。情得法伸，奸邪因此永惩，天下都服，而小人也服于他的罪行而不能怨恨。君子不是求免于小人的怨恨，而怨恨如果合乎理，那么君子固然承担其过失。如果情不得而怨恨合乎理的都不顾恤，那么深文忮害的门就开启了，而小人操此术来为难君子，无所不至，于是招来无穷的罗织。所以君子治小人，到了与他的罪行相当就停止，而权术有所不用。不得，就姑且舍去而等待他自毙。如果自己没有过失，得失治乱听之于理数，不得而无自失，不治而不酿乱，足以自靖罢了。正大持理法的衡，刑赏尽忠厚的极致，不可不谨慎。

王曾，是宋朝的君子。丁谓是小人，天下允许，万世允许。真宗崩，嗣君刚立，王曾与丁谓分执政权柄，两不相容。丁谓的怨毒满天下，公恶遍朝廷，必不容于执政者，可以计日等待。即使旦夕不可让他尸位辅弼之权，号于王庭而决去他，又岂怕没有说辞？王曾想去掉他，诱使丁谓留身，密陈他的恶行于冲主，这是权；也是权的不诡于正。却以山陵改作，石穴水出，而为之辞说：「丁谓想葬真宗于绝地，使无后嗣。」致雷允恭于大辟，而流放丁谓于海外。呜呼！这是小人陷君子的术，而怎么效法它呢？舍弃他兴淫祀、营土木、陷寇准、擅除授、毒民病国、妒贤党奸的大罪，使不得昭著于两观；而以诞妄无实的疑案，杀不当杀的人，以致丁谓于羽山之殛；那么谁说王曾所做的，是君子之道呢？

移山陵于水石之穴，认为是宜子孙的，是司天监邢中和的话；相信而听从的，是雷允恭；丁谓不能为异而听从，是庸人的恒态。如果按他的罪行来断这个狱，邢中和以邪说流放，雷允恭以党邪驱逐，丁谓还得末减，而不应以此谴责大臣。王曾却为之辞说：「包藏祸心，移皇陵于绝地。」那不说他是深文以陷人又有什么辞？穿地而得水石，丁谓不是习其术的人，怎么能知道？石藏于土，水隐于泉，习其术的人，自称知道，以术巧惑人，实际本不能知道。假使邢中和、雷允恭在石未露水未涌的时候告诉王曾，而为之名叫宜子孙，王曾能折以下有水石而坚决拒绝吗？真宗既不葬于此，仁宗无子，继有天下的，不是真宗的后裔，又难道是王曾仍用旧穴的罪吗？邢中和认为宜子孙，是妄；王曾说绝地，也是妄。两妄交争，而王曾偶胜。邢中和、雷允恭且含冤于地下，不用说丁谓了。天下厌恶丁谓怨恨丁谓，而想他窜死，很久了；一听到抵法，而中外交相快意。但丁谓奸邪病国的罪，不昭著于天下以儆官邪，那么君子不以为快。乘母后之怒，以非其罪而死丁谓于穷发瘴疠之乡，君子且为丁谓悲了。丁谓因此窜死，是丁谓的荣，而王曾有什么幸呢？

呜呼！宋朝以「不道」「无将」陷人于罪网的，从丁谓陷寇准开始。急绝其流，还怕不息，王曾以此相报，而更增长滔天的浸染。从此以后，章惇、苏轼党人交相指摘，文字的瑕疵，诬为大逆，同文馆之狱兴，而毒流士类的不知纪极。君不是襁褓之子，臣不是拥兵擅土的雄，父子兄弟世相及而位早定，环九州以共戴一王，宗社固若磐石，谁是「无将」？谁是「不道」？藉怀不逞之心，又求什么而以此為名，交相倾于不赦的罗网？王曾想诛逐小人，而计出于此，操心的险，贻害的深，谁得说宋有社稷臣呢！其君子，只是气罢了。其小人，只是毒罢了。气与毒，相去几何？君子小人的相去，也只是寻丈之间罢了。天下后世想成为君子的，尚且在此警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