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章句附考序

朱子注释《四书》，倾尽毕生心力于此，临终前数日，仍有修改之笔。但他的注本流行于世很早，而世上能得到他定本的人很少，这就是注本之所以有差异的原因。又有因传抄而出现差异的，也在所难免。定本如《大学》「欲其必自慊」，后来定为「欲其一于善」；《论语》「行道而有得于心」，后来定为「得于心而不失」；此类便是。传抄而出现差异，如《论语》「卫大夫公孙拔」，误为公孙枝；《孟子》「自武丁至纣凡九世」，误为「七世」之类罢了。传抄的错误，固然是注疏家的常事，至于注释此书而倾尽毕生心力于此，临终前仍有修改之笔，那么朱子注释《四书》，其用心良苦，其用力独瘁了。

朱子的意思，一定要精之又精，以达其极，又是为了什么呢？立志成为圣贤，在于自得躬行，而不在于注有定本；用以治国平天下，在于体诸身，施于政，也不在于注有定本；即使以讲论《四书》经文，也在于大本大源，而不在于一句一字之间。然而我朱子苦心瘁力于此，是为了什么呢？因为四子之书是天地间至精之理，是孔门至精之文。为之作注的人，必须至当而不可易，才与斯文无所辜负罢了，这是朱子的意思。何况有非朱子原文，为传抄所误的呢？何况不只是注，经文经历汉以来，授受既远，也不免有传抄之误的呢！

吴英自癸卯年以后，困于考场二十余年。这二三十年间，也颇手不释卷，而对于朱子注的异同处，无暇详究。未尝不研摩于朱子文集及朱门诸子集中语录，然而对于其自论注处，则置之不理。未尝不涉历于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东发黄氏《日抄》，然而对于其中《学》《庸》注，则置之不理。为什么呢？认为通经致用的学问不系于此。十三经经义尚未通而求通者，汲汲不暇，而哪有闲暇于此呢！

慨自丁卯年，吴英与儿志忠偕入省，未数日，母病信至，与儿偕返，已抱恨终天。自此每闻人言乡试，则心痛，尽弃所业，而就业名山。忠儿感予心之摧伤，也不乐习帖括。今年，忠遍觅借古本《四书》及疏释《四书》之书，以求朱子《章句集注》最后改定本及传写未误者，别录一部，而私记考证附于后。有疑则折衷于我，然而不能多得善本，我惧其折衷之犹未当，命付梓以广其就正有道之帙。斯役也，固幼学壮行者所不屑为之事也。乡使吴英于屡躓场屋之年，即得所愿，则儿当亦相从于青云之路，求所谓通经致用之学而学焉，又奚暇为此学？乃今而吴英之所遇可谓穷矣，穷况及于家人，非听儿之不自量而为此迂远也。四方诸君子见其书而教正其中之缪讹，尚其哀英之遇，而谅忠之情也夫！

嘉庆辛未重阳日，吴邑吴英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