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011

卷十一 經部十一

書類一

《尚書》是用來講述政治事務的，儒者不能有不同的解說。《小序》是依託之作，《五行傳》是附會之作，這早已有定論了。然而各家爭論不休，還有四個方面：今文、古文，錯簡，《禹貢》山水，《洪範》疇數。古文的辨別，到閻若璩才明白。朱彝尊說這部書長期頒布在學官，它的言論多是綴輯逸經成文，不違背道理。汾陰漢鼎，確實也是很好的比喻。吳澄提出刪除它，不是可行的辦法。大禹的遺跡大概在中原，而論者多處在南渡之後。從前疏略如今細密，形勢如此。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互相補益，本來就應該兼收並蓄，以證明異同。至於劉向記《酒誥》、《召誥》脫簡只有三處，而諸儒動輒說數十處。班固把《洪範》牽連到《洛書》，諸儒一併涉及《河圖》，支離糾纏，混淆經義了。所以王柏《書疑》、蔡沈《皇極數》之類，不是解經的正軌，都不取。

《尚書正義》•二十卷

舊本題「漢孔安國傳」，這部書到晉豫章內史梅賾才奏上朝廷。唐貞觀十六年孔穎達等人為它作疏，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人又加以刊定。孔《傳》的依託，自朱子以來陸續有論辯。到國朝閻若璩作《尚書古文疏證》，這件事更加明白。其中確鑿可據的：梅鷟《尚書考異》攻擊它注《禹貢》「瀍水出河南北山」一條、「積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一條，地名都在安國之後。朱彝尊《經義考》攻擊它注《書序》「東海駒驪、扶餘馯貊之屬」一條，說駒驪王朱蒙到漢元帝建昭二年才建國，安國是武帝時人，也來不及見到。閻若璩則攻擊它注《泰誓》「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與所注《論語》相反。又安國《傳》有《湯誓》，而注《論語》「予小子履」一節卻認為是《墨子》所引《湯誓》之文（案：安國《論語》注今已佚，此條是何晏《集解》所引）。都證據分明，更無疑義。至於閻若璩說定從孔《傳》，因為孔穎達的緣故，則不盡然。考《漢書•藝文志敘》，《古文尚書》只稱安國獻上，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不說作《傳》。而《經典釋文敘錄》卻稱《藝文志》說安國獻《尚書傳》，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才增入一「傳」字，以證實此事。又稱今以孔氏為正，則定從孔《傳》的是陸德明，不是從穎達開始。只是德明在《舜典》下注說：「孔氏《傳》亡《舜典》一篇，當時以王肅《注》頗類似孔氏，所以取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又說：「『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也說，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共二十八字不同，聊且列出，於王《注》無所施用。」則開皇中雖然增入此文，尚未增入孔《傳》中，所以德明這樣說。今本二十八字應當是穎達增入的。梅賾的時候，離古未遠，其《傳》實際依據王肅的《注》而附益以舊訓，所以《釋文》稱王肅也注今文，所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者王肅私下見到孔《傳》而隱秘不宣？這雖然以末為本，未免倒置，也足以見其根據古義，並非全無根據。穎達的《疏》，晁公武《讀書志》說因梁費甝《疏》推廣而成。然而穎達原《序》稱為《正義》的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六家，而以劉焯、劉炫最為詳雅。其書實際因二劉，不是因費氏。公武或者因《經典釋文》所列義疏僅費甝一家，所以這樣說吧？《朱子語錄》說「《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易》、《書》為下」，這話很公允。然而名物訓故究竟依賴它得以考證，又怎能輕視呢！

《洪範口義》•二卷

宋胡瑗撰。胡瑗有《周易口義》，已著錄。此書《文獻通考》作《洪範解》，朱彝尊《經義考》注說「未見」。如今其文散見於《永樂大典》中，尚可編排成書。《周易口義》出自倪天隱之手，舊有明文。晁公武《讀書志》說此書也是胡瑗門人編錄，所以沒有詮次首尾。大概二書同名《口義》，所以以此類推。它是否為胡瑗自己所著，本無明顯證據。至於其說保存在經文各句下的，都先後貫徹，條理整齊，不是雜記、語錄之類，與公武所說不符。難道原書本無次序，修《永樂大典》的人散附在經文之下，反而排比順序了？或者公武所見又是另一本呢？《洪範》以五事配庶徵，本為經文所有。伏生《大傳》以下到京房、劉向諸人，突然以陰陽災異附合其文，劉知幾排斥得很詳盡了。宋儒又流為象數之學，只辨圖書同異，經義愈加不能明白。胡瑗生於北宋盛時，學問最為篤實，所以其說只發明天人合一的旨意，不追求新奇。如說天賜《洪範》是賜自帝堯，不取神龜負文的祥瑞；說五行次序是箕子所陳述，不辨《洛書》本文的多少；說五福六極的感應通於四海，不應當指一身而言：都駁正注疏，自抒心得。又詳引《周官》之法，推演八政，以經注經，特別精確。其要旨都歸於建中出治、定皇極為九疇的根本辭。雖然平近而深得聖人立訓的要旨，不是讖緯術數者流可同日而語的。《宋史》本作一卷。今校定字句，析為二卷。（案：朱彝尊《經義考》，凡訓釋一篇的，都匯載在各經之末，不與訓釋全經的敘時代先後。然而《隋志》載《繫辭注》、《洪範五行傳》、《月令章句》、《中庸講疏》本來就雜置在各經中。今從古例，不再別編。以後都仿此。）

《東坡書傳》•十三卷

宋蘇軾撰。蘇軾有《東坡易傳》，已著錄。此書《宋志》作十三卷，與今本同。《萬卷堂書目》作二十卷，疑是傳寫錯誤。晁公武《讀書志》稱熙寧以後專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此書駁異其說為多。如今《新經尚書義》不傳，不能盡考其同異。但就此書而論，則蘇軾究心經世之學，明於事勢，又長於議論，對於治亂興亡剖析明暢，較其他經書獨為擅長。其解釋《禹貢》三江，定為南江、中江、北江，本於鄭康成，遠有端緒。只是未曾詳審經文，考核水道，而附益以味別之說，於是開啟後人的議論。至於以羲和曠職為貳於羿而忠於夏，則林之奇宗奉它。以《康王之誥》服冕為非禮，引《左傳》叔向之言為證，則蔡沈取用它。《朱子語錄》也稱其解《呂刑篇》以「王享國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很合於理。後來《與蔡沈帖》雖有「蘇氏失之簡」的話，然而《語錄》又稱：「或問諸家《書》解誰最好，莫是東坡？曰：然。又問：但若失之太簡？曰：亦有只須如此解的。」則又未嘗以簡為病。洛閩諸儒因程子的緣故，與蘇氏如水火，只有此書有所取，則其書可知了。

《尚書全解》•四十卷

宋林之奇撰。林之奇字少穎，號拙齋，侯官人。官至宗正丞。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林之奇辭祿家居，博考諸儒之說，以成此書。《宋志》作五十八卷。此本僅標題四十卷。考其孫林畊《後序》，稱：「脫稿之初，為門人呂祖謙持去，諸生傳錄，僅得十之二三。書肆急於刻版，於是訛以傳訛。到淳祐辛丑，林畊從陳元鳳得宇文氏所傳《書說拾遺》手稿一冊，是《康誥》至《君陳》之文。乙巳得建安余氏所刻完本，才知道麻沙所刻，自《洛誥》以下都是偽續。又得葉真所藏《林、李二先生書解》，參校證驗，釐為四十卷。」那麼《宋志》所載是麻沙偽本的卷數，朱子所謂「《洛誥》以後非林氏解」的。此本則是林畊所重編，朱子所未見，夏僎作《尚書解》時也未見，所以所引林之奇之說也到《洛誥》為止。然而夏僎既稱林之奇初稿為呂祖謙持去，則呂祖謙必見完書，何以《東萊書說》始於《洛誥》以下說「續林之奇之書」，莫非林畊又有所增修，託之於其祖父？自宋到明，流傳既久，又佚其三十四卷。《多方》一篇，通志堂刊《九經解》，竭力購求，不能補。只有《永樂大典》修自明初，其時還能見到舊刻，所以所載林之奇《書解》，此篇獨存。今錄而補之，才得恢復舊觀。林之奇此書，頗多異說。如以陽鳥為地名，三俊為常伯、常任、準人，都未曾依傍前人。至於其辨析異同，貫穿史事，覃思積悟，實卓然成一家言。雖然真贗錯雜，不可廢棄。屢經散佚，而終能完善，也是其精神刻摯有足以自傳的了。前面有《自序》一篇，述《尚書》始末很詳，然而舛誤特甚。《漢書•藝文志》已明說《古文尚書》孔安國獻上，遭巫蠱不立於學官，而用偽孔《傳序》藏於家之說，並說劉歆未見。《儒林傳》明言伏生壁藏其書，漢興，亡失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而用衛宏《古文尚書序》使女傳言之說，並說齊語難曉，尤其致謬的大綱。閻若璩諸人已有明辨，茲不具論。

《鄭敷文書說》•一卷

宋鄭伯熊撰。鄭伯熊字景望，永嘉人。紹興十五年進士，累官吏部郎，兼太子侍讀，進國子司業、宗正少卿，以直龍圖閣出知寧國府。卒諡文肅。其詩文有《景望集》，今已不傳。此乃所作《尚書講義》，都摘其大端而論之。凡二十九條，每條各標題其目。《浙江通志》稱：「鄭伯熊深邃於經術，紹興末伊洛之學稍息，鄭伯熊復出而振起之。」劉塤《隱居通義》也說：「鄭伯熊明見天理，篤信固守，言與行應。」大概永嘉之學自周行己倡於前，鄭伯熊承於後，呂祖謙、陳傅良、葉適等都奉以為宗。此書雖為科舉而作，而尚不汩沒於俗學。只是誤信《書序》，認為真孔子所作。所以於《太甲序》則以為體常盡變，存正明權，得《春秋》之法；於《泰誓序》則以為經稱十三年者誤，當依《序》作十一年；於《洪範序》則以為所稱勝殷殺紂，也是誅獨夫紂之義：都未免牽合舊文，失於考證。然而其大端醇正。如釋「作服汝明」則發明服以象德之義，釋「俶擾天紀」則推言天人相應之機，《大禹謨》言「謙受益，滿招損」，《仲虺之誥》言「好問則裕，自用則小」，都能反覆推詳，以明其說。於經世立教之義也頗多闡發，有足采的。

《禹貢指南》•四卷

宋毛晃撰。毛晃，《宋史》無傳，其始末未詳。世傳其《增注禮部韻略》，於紹興三十二年表進，自署曰「衢州免解進士」，大概是高宗末年人。此書《宋史•藝文志》不著錄。焦竑《經籍志》載《禹貢指南》一卷，宋毛晃撰。朱彝尊《經義考》說「未見」。又說：「《文淵閣書目》有之，不著撰人，疑即毛晃作。」則舊本之佚久矣。今考《永樂大典》所載，與諸家注解散附經文各句下。謹綴錄成篇，釐為四卷。因世無傳本，其體例之舊不可見，謹以經文次第標列，其無注者則經文從略。其書大抵引《爾雅》、《周禮》、《漢志》、《水經注》、《九域志》諸書，而旁引他說以證古今山水之原委，頗為簡明。雖生於南渡之後，僻處一隅，無由睹中原西北之古跡，一一統核其真，而援據考證，獨不泥諸儒附會之說，所以後來蔡氏《集傳》多用它。也是言地理者所當考證的。

《禹貢論》•五卷、《後論》•一卷、《山川地理圖》•二卷

宋程大昌撰。程大昌有《易原》，已著錄。《宋史•藝文志》載程大昌《禹貢論》五卷、《後論》一卷，又《禹貢論圖》五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則說《論》五十二篇、《後論》八篇、《圖》三十一。王應麟《玉海》則說淳熙四年七月程大昌上《禹貢論》五十二篇、《後論》八篇，詔付秘閣，不及其圖。大概偶爾遺漏。如今諸論皆存，其圖據歸有光《跋》稱吳純甫家有淳熙辛丑泉州舊刻，則嘉靖中尚有傳本，今已久佚。所以《通志堂經解》只刻其《前、後論》，而所謂《禹貢山川地理圖》者則僅刻其《敘說》。今以《永樂大典》所載校之，只缺其《九州山水實證》及《禹河》、《漢河》二圖罷了。其餘二十八圖，巋然並在，誠為世所未覯之本。今依通志堂《圖敘》原目，併為二卷，而程大昌之書復完。程大昌喜談地理之學，所著《雍錄》及《北邊備對》，都刻意冥搜，考尋舊跡，此書論辨尤詳。周密《癸辛雜識》載「程大昌以天官兼經筵，進講《禹貢》，闕文疑義，疏說甚詳，且多引外國幽奧地理。阜陵頗厭之，宣諭宰執說：六經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強為之說？且地理既非親歷，雖聖賢有所不知，朕殊不曉其說，想其治銓曹亦如此。既而補外」云云，與《自序》及陳應行《後序》所言，殊相乖刺。帝王之學與儒者不同，程大昌講《尚書》於經筵，不舉唐、虞、三代之法以資啟沃，而徒炫博奧，這誠然不解事理。然而以詁經而論，則考證不為無功。大概其失在不當於經筵講《禹貢》，而不在辨定《禹貢》的山水。其《前論》於江水、河水、淮水、漢水、濟水、弱水、黑水都糾舊傳之誤，《後論》則專論河水、汴水之患。陳振孫譏其身不親歷，烏保其皆無牴牾，也如孝宗之論。歸有光也證其以鳥鼠同穴指為二山之非。要其援據釐訂，實為博洽，至今注《禹貢》者終不能廢其書。

《尚書講義》•二十卷

宋史浩撰。史浩字直翁，鄞縣人。紹興十四年進士。孝宗為建王，史浩以司封郎中兼直講。即位後，遷翰林學士知制誥，累官右丞相，致仕。事蹟具《宋史》本傳。此書《宋史•藝文志》作二十二卷。《文淵閣書目》、《一齋書目》並載其名，而藏書家已久無傳本。所以朱彝尊《經義考》也注說「未見」。只有《永樂大典》各韻中尚全錄其文。謹依經文考次排訂，釐為二十卷。案宋《館閣書目》說：「淳熙十六年正月，太傅史浩進《尚書講義》二十卷，詔藏秘府。」大概本當時經進之本，所以其說都順文演繹，頗近經幄講章之體。其說大抵以注疏為主，參考諸儒而以己意融貫之。當張浚用兵中原時，史浩方為右僕射，獨持異論。論者責其沮恢復之謀。今觀其解《文侯之命》一篇，也極美宣王之勤政復讎，而傷平王之無志恢復，則其意原不以用兵為非。大概因張浚未能度力量時，所以不欲僥倖嘗試吧？《朱子語類》曾稱「史丞相說《書》也有好處，如『命公後』，眾說皆說命伯禽為周公之後，史說成王既歸，周公在後，看『公定予往矣』一言，便見得周公且在後之意」云云，其後命蔡沈訂正《書傳》，實從史浩說。則朱子固然於此書有所取。孫應時《燭湖集》有《上史越王書》說：「《書傳》多所發明帝王君臣精微正大之蘊，剖抉古今異同偏見，開悟後學心目，使人沛然飽滿者，無慮數十百條。」又說：「欲以疑義請教者一一疏諸下方。」則史浩此書實與孫應時商榷之，也不是率爾苟作。

《尚書詳解》•二十六卷

宋夏僎撰。夏僎字元肅，號柯山，龍遊人。時瀾作此書《序》，稱其少業是經，妙年擷其英，以掇巍第，則曾舉進士。陳振孫《書錄解題》稱此書集二孔、王、蘇、陳、林、程、張及諸儒之說。以時瀾《序》及書中所引參考之，二孔者，安國、穎達之《傳》、疏。蘇者，蘇軾《書傳》。陳者，陳鵬飛《書解》。林者，林之奇《尚書全解》。程者，程子《書說》。張者，張九成《尚書詳說》。只有王氏時瀾《序》不提及，大概王雱《新經尚書義》，避諱不言。然而夏僎雖博采諸家，而取於林之奇者實十之六七，大概其淵源在此。明洪武間，初定科舉條式，詔習《尚書》者並用夏氏、蔡氏兩《傳》。後來永樂中《書經大全》出，才獨用蔡《傳》，夏氏之書漸微。也猶如《易》並用程朱，後程廢而獨用朱，《春秋》並用張、胡，後張廢而獨用胡。今觀其書，視蔡《傳》固然不免少冗。然而其反覆條暢，深究詳繹，使唐、虞、三代之大經大法燦然明白，究竟不失為說《書》的善本。淳熙間，麻沙劉氏書坊有刻版，世久無傳。今惟存鈔帙，脫誤孔多。浙江採進之本，《虞書•堯典》至《大禹謨》全闕，《周書》闕《泰誓中》、《泰誓下》、《牧誓》三篇，又闕《秦誓》之末簡，謹以《永樂大典》參校。只有《泰誓》《永樂大典》也闕，無從校補外，其餘所載，尚並有全文。各據以補輯，復成完帙。書中文句則以《永樂大典》及浙本互校，擇所長而從之。原本分十六卷，經文下多附錄重言、重意，是宋代坊本陋式，最為鄙淺。今悉刪除，重加釐訂，勒為二十六卷。

《禹貢說斷》•四卷

宋傅寅撰。傅寅字同叔，義烏人。曾從唐仲友遊，唐仲友稱其職方、輿地盡在腹中。此編是他所著《禹貢圖說》。案朱彝尊《經義考》有傅寅所著《禹貢集解》，二卷，通志堂曾刊入《九經解》中。而《永樂大典》載其書，則題曰《禹貢說斷》，無《集解》之名。又《經解》所刊本稱原闕四十餘簡。今檢《永樂大典》，不獨所闕咸在，且其《五服辨》三千餘言，《九州辨》千數百言，較之原注缺文多至數倍。又《山川總會》及《九河》、《三江》、《九江》四圖，《經解》俱誤編入程大昌《禹貢論》中，與其書絕不相比附。而《永樂大典》獨系之《說斷》篇內。大概當時所見，實宋時原本，足以援據。而《經解》刊行之本，則已傳寫錯漏，致並書名而竄易之，非其舊了。書中博引眾說，斷以己意，具有特解，不肯蹈襲前人。其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為古溝洫之法，尤為諸儒所未及，洵卓然能自抒所見者。今取《經解》刊本與《永樂大典》互相勘校，補闕正訛，析為四卷，仍題《說斷》舊名，而於補闕之起訖，各加注語以別之，庶幾承學之士得以復見完書。

《書說》•三十五卷

宋呂祖謙撰。呂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此編《文獻通考》作十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作六卷，都與此本不合。大概彼乃呂祖謙原書，未經編次，傳鈔者隨意分卷，所以二家互異。此本則其門人時瀾所增修。原書始《洛誥》，終《秦誓》。其《召誥》以前，《堯典》以後，則門人雜記之語錄，頗多俚俗。時瀾才刪潤其文，成二十二卷。又編定原書為十三卷，合成此編。王應麟《玉海》說：「林少穎《書說》至《洛誥》而終，呂成公《書說》自《洛誥》而始。」大概林之奇受學於呂居仁，呂祖謙又受學於林之奇，本以終始其師說為一家之學，而時瀾所續則又終始呂祖謙一人之說。時瀾，婺州清江人。厲鶚《宋詩紀事》收其詩一篇，而不能舉其仕履。考周必大《平園集》有祭時瀾文，稱「從政郎差充西外睦宗院宗學教授」，而時瀾《自序》則稱以西邸文學入三山監丞，大概作此書時為監丞，其後則以教授終。吳師道說：「清江時鑄字壽卿，呂成公同年進士，與弟時鋹率群從子弟十餘人悉從公遊。若時沄、若時瀾、若時涇，尤時氏之秀。成公輯《書說》，時瀾以平昔所聞纂成之，今所行《書傳》是也。」那麼此書一名為《書傳》了。又朱彝尊《經義考》此書三十五卷之外，又別出時瀾增修《書說》三十卷，並注曰「存」。今三十卷者未見，不知所據何本。

《尚書說》•七卷

宋黃度撰。黃度字文叔，號遂初，新昌人。紹興間登進士，寧宗時為御史。曾劾韓侂胄誤國，又劾內侍楊舜卿、陳源，又奏吳曦必反，以正直稱。累官禮部尚書、龍圖閣學士。諡宣獻。事蹟具《宋史》本傳。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篤學窮經，老而不倦。晚年制閫江淮，著述不輟。時得新意，往往晨夜叩書塾，為友朋道之。其勤摯如此。所注有《書說》、《詩說》、《周禮說》。《詩》與《周禮》說今佚，惟《書說》僅存。此本乃明呂光洵與唐順之所校。前有呂光洵《序》，述黃度始末甚詳。當黃度之時，吳棫《書裨傳》始出，未為世所深信，尚不知孔安國《傳》出於梅賾託名。所以黃度作此編，其訓詁一以孔《傳》為主。然而梅賾當東晉之初，去古未遠，先儒舊義，往往而存。注《尚書》者要於諸家為最古，黃度依據其文，究竟勝過後來之臆解。至於推論三代興衰治亂之由，與夫人心、道心、精一、執中、安止、惟幾、綏猷、協一、建中、建極諸義，也都深切著明。以義理談經者固有取。

《五誥解》四卷

宋楊簡撰，楊簡有《慈湖易傳》，已著錄。昔韓愈稱「周誥殷盤，佶屈聱牙」。宋儒如呂祖謙《書說》，也先釋周誥而後及虞、夏、商書。大概先通其難通的，則其餘易於究尋。楊簡作此書，惟解《康誥》以下五篇，也是這個意思。楊簡受學於陸九淵，好舉新民保赤之政，推本於心學。又當《字說》盛行之後，喜穿鑿字義，為新奇之論。措辭也迂曲委重，未能暢所欲言。然而如《康誥》言「惠不惠，懋不懋」，則歸重於君身。「服念旬時」，則疑孔《傳》三月為過久。《酒誥》「厥心疾很」，指民心而言。《召誥》「顧畏於民碞」，說民愚而神可畏如碞險。《洛誥》「公無困哉」，說困有倦勤之意。都能駁正舊文，自抒心得。至如先卜黎水用鄭康成、顧彪之說，封康叔時未營洛邑用蘇氏《書傳》之說，「復子明辟」之訓詁、「圻父薄違」之句讀用王氏《書義》之說，又能兼綜群言，不專主一家之學。此書世久失傳。《文淵閣書目》作一冊，焦竑《經籍志》作一卷，朱彝尊《經義考》以為「未見」。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案條薈萃，惟闕《梓材》一篇，餘皆章句完善。謹依經文前後，釐為四卷。

《絜齋家塾書鈔》•十二卷

宋袁燮撰。袁燮字和叔，絜齋是其自號，鄞縣人。淳熙辛丑進士，官至顯謨閣學士。諡正獻。事蹟具《宋史》本傳。袁燮之學出陸九淵。此編大旨在於發明本心，反覆引申，頗能暢其師說。而於帝王治跡，尤參酌古今，一一標舉其要領。王應麟發明洛閩之學，多與金谿殊軌。然而於袁燮所解「儆誡無虞」諸條，特採入《困學紀聞》中。大概其理至足，則異趣者也不能易。其書《宋史•藝文志》作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稱為袁燮子袁喬錄其家庭所聞，至《君奭》而止。則當時本未竟之書，且非手著。紹定四年，其子袁甫刻置象山書院。大概重其家學，不以未成完帙而廢之。明葉盛《菉竹堂書目》尚存其名，而諸家說《尚書》者罕聞引證。知傳本也稀，所以朱彝尊作《經義考》注說「未見」。今聖代博采遺編，珍笈秘文，無不畢出，而竟未睹此書之名，則其佚久矣。謹從《永樂大典》所載，采輯編次，俾復還舊觀。以篇帙稍繁，釐為一十二卷。蠹殘賸簡，復顯於湮沒之餘，也可說袁燮之至幸了。袁喬字崇謙，曾為溧陽令。與袁燮相繼而卒，未顯於世。所以《宋史》但有其弟袁甫傳，而不立袁喬傳。據真德秀所作袁燮《行狀》，稱袁燮有子四人，袁喬是其伯子，袁甫則其叔子云。

《書集傳》•六卷

宋蔡沈撰。蔡沈字仲默，號九峰，建陽人。蔡元定之子。事蹟附載《宋史•元定傳》。慶元己未，朱子囑咐蔡沈作《書傳》。至嘉定己巳，書成（案此據《自序》年月，真德秀作蔡沈《墓誌》稱數十年然後克成，大概誤衍一數字）。淳祐中，其子蔡杭表進於朝，稱《集傳》六卷、《小序》一卷、朱熹《問答》一卷，繕寫成十二冊。其《問答》一卷久佚。董鼎《書傳纂注》，稱淳祐經進本，錄朱子《與蔡仲默帖》及語錄數段，今各類入《綱領輯錄》內。是其文猶散見於董鼎書中，其條目則不復可考。《小序》一卷，蔡沈也逐條辨駁，如朱子之攻《詩序》。今其文猶存，而書肆本皆削去不刊。考朱升《尚書旁注》，稱古文《書序》自為一篇，孔注移之，各冠篇首。蔡氏刪之而置於後，以存其舊。大概朱子所授之旨（案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朱子《書古經》四卷、《序》一卷，則此本乃朱子所定，先有成書。朱升以為所授之旨，大概偶未考）。是元末明初，刊本尚連《小序》。然而《宋史•藝文志》所著錄者亦止六卷，則似自宋以來即惟以《集傳》單行。元和異孫《十一經問對》稱吉州所刊《蔡傳》，仍以《書序》置之各篇，初不害其為蔡《傳》。大概一家之版本，非通例。蔡沈《序》稱二《典》、三《謨》經朱子點定，然而董鼎《纂注》於「正月朔旦」條下注說：「朱子親集《書傳》，自孔《序》止此。其他大義，悉口授蔡氏，並親稿百餘段，俾足成之。」則《大禹謨》猶未全竣。《序》所說二《典》、三《謨》，特約舉之辭。董鼎又引陳櫟之言說（案陳櫟此條不載所作《書傳纂疏》中，大概其《書傳折中》之文）：「朱子訂傳原本有曰：正月，次年正月也。神宗，說者以為舜祖顓頊而宗堯，因以神宗為堯廟，未知是否。如帝之初等，蓋未嘗質言為堯廟。」今本云云，其朱子後自改嗎？抑或蔡氏所改呢？則《序》所謂朱子點定者，也不免有所竄易。所以宋末黃景昌等各有正誤、辨疑之作。陳櫟、董鼎、金履祥皆篤信朱子之學者，而陳櫟作《書傳折衷》，董鼎作《書傳纂注》，金履祥作《尚書表注》，斷斷有辭。明洪武中修《書傳會選》，改定至六十六條。國朝欽定《書經傳說匯纂》，也多所考訂釐正。大概在朱子之說《尚書》，主於通所可通，而闕其所不可通，見於《語錄》者不啻再三。而蔡沈於殷盤、周誥，一一必求其解，其不能無憾也固然。然而其疏通證明，較為簡易。且淵源有自，大體終醇。元與古注疏並立學官（見《元史•選舉志》），而人置注疏肄此書；明與夏僎解並立學官（見楊慎《丹鉛錄》），而人亦置僎解肄此書：固有由矣。

《尚書精義》•五十卷

宋代黄伦撰。《宋史·艺文志》载有此书十六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也著录，称为三山黄伦彝卿所编，可知是福建人。此本前面有余氏万卷堂刊行的《小序》，称他为“释褐黄君”，则又曾中进士。然而《闽书》及《福建通志》都已不载其名，他的仕历就无法详知了。刊刻此书的余氏，也不知是什么时候的人。按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称，世所传九经本，以兴国于氏及建安余仁仲本为最好。又林之奇《尚书全解》也唯有建安余氏刊本独得真传，见于林之奇之孙林畊所作的《跋》语中。此篇所称的余氏，应当就是那个人。这在宋代的坊刻本中仍属善本。其书荟萃诸家之说，依经文逐条罗列，不加论断。间或有同异，也两者并存。其所征引，自汉至宋，也极为赅博。只是编次不以时代为序，每条都首先列张九成之说，似乎就是根据张九成所著《尚书详说》而推广的，所以陈振孙颇怀疑其出于伪托。然而张九成《详说》的目录仅见于《宋志》，久已湮没，即使果然沿袭，也未尝不可借这本书使张九成之书得以流传。其他如杨绘、顾临、周范、李定、司马光、张沂、上官公裕、王日休、王当、黄君愈、颜复、胡伸、王安石、王雱、张纲、孔武仲、孔文仲、陈鹏飞、孙觉、朱震、苏洵、吴孜、朱正太、苏子才等人的当时著述，都已散佚，遗章剩句，还能在这部书中保存十分之一。体裁虽稍嫌泛滥，其裒辑的勤勉，也是不可完全埋没的。其书传本久绝，朱彝尊《经义考》也说“已佚”。今从《永乐大典》各韵中采撮编缀，梗概尚存。只是《永乐大典》的体例，凡是诸家解说已见于前条的，他书再相援引，就仅注“某氏曰见前”字。其为全录还是摘录，无从考校。今也不再补录，姑且就现存的厘订成帙，分为五十卷。保存宋人《书》说的梗概，以备援引考证。

《尚书详解》·五十卷

宋代陈经撰。陈经字显之，一云字正甫，安福人。庆元中登进士第，官至奉议郎，泉州泊幹所。著有《诗讲义》、《存斋语录》等书，已佚不传。此编《宋史·艺文志》作五十卷。今钞帙仅存，检勘卷目，仍为完本。宁宗之世，正是蔡氏《传》初出之时，而此书多取古注疏或间参以新意，与蔡氏颇有异同。每援引后世之事以证古经，大概赵岐注《孟子》已有此例，无须以驳杂为嫌。只是如解说筑傅岩引伊川访董五经事之类，稍为泛滥，应当分别看待。至于论舜放四凶说“欲安其居止，俾无所忧愁”，则想明先王爱物之心，反而失了圣人惩恶之义，颇有未协。又《自序》称“今日语诸友以读此书之法，当以古人之心求古人之书。吾心与是书相契而无间，然后知典、谟、训、诰、誓、命皆吾胸中之所有，亦吾日用之所能行”云云，尤其近于陆九渊“六经注我”之说，大概是传承金溪学派的，也不可立为准则。然而其句栉字比，疏证详明，往往发先儒所未发，实在可与林之奇、夏僎诸家相为羽翼。本来无须拘泥蔡氏之学，执一格以相绳。

《融堂书解》·二十卷

宋代钱时撰。钱时字子是，淳安人。受学于杨简。嘉熙中，以丞相乔行简荐，授秘阁校勘，迁史馆检阅。按钱时《两汉笔记》之前载有尚书省劄，列钱时所著诸书，有《尚书启蒙》。又载严州进状，则称《尚书演义》。同时案牍之文，已自相违异。《永乐大典》所载则皆题钱时《融堂书解》，其名又不同。然而《永乐大典》皆据内府宋本采入，应当必无讹误。朱彝尊《经义考》以《尚书演义》著录，大概未睹中秘书。旧本久佚，今采掇裒辑，重为编次。只是《伊训》、《梓材》、《秦誓》三篇全佚，《说命》、《吕刑》也间有阙文，其余尚皆篇帙完善，不失旧观。钱时的意，主表章《书序》，每篇之首，皆条具大旨。其《逸书》之《序》，则参考《史记》，核其时事以释篇题。又采《经典释文》、《史记集解》、《史记索隐》所引马融、郑康成说，引伸其义。虽因仍旧说，不知《书序》非《诗序》之比，未免稍失考证，然用意则可谓精勤。所解如“羲和旷厥职”则本诸苏轼，康叔封卫在成王时则仍用孔安国《传》，《康王之诰》则兼采张九成《书说》，不专主一家之学。至以《泰誓》为告西岐师旅，《牧誓》为告远方诸侯，皆不傍前人，自抒心得。又谓《武成》本无脱简，前为武王告师之辞，后为史臣纪事之体。《康诰》首节，以周公初基定为东都营洛邑，封康叔以抚顽民，不当移置于《洛诰》，尤为不惑于曲说。也是宋人经解中的特出者。其书省劄、进状皆不著卷数，《经义考》作八卷，未知何据。今以篇帙颇繁，谨约略离析，勒为二十卷。

《洪范统一》·一卷

宋代赵善湘撰。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孙。仕至资政殿大学士，封文水郡公，赠少师，事蹟具《宋史》本传。据其子赵汝楳《周易辑闻序》，善湘于《易》学用力至深，而所著书五种皆不传。此书藏弆之家也罕著录，所以朱彝尊《经义考》注曰“未见”。今从《永乐大典》缮录，复为完编。书成于开禧时，《宋史》谓之《洪范统论》，《文渊阁书目》又作《统纪》。今据善湘谓“汉儒解传只以五事庶征为五行之验，而五行八政谓畴散而不知所统，征引事应，语多傅会。因采欧阳修《唐志》、苏洵《洪范图论》遗意，定皇极为九畴之统。每畴之中，如五行则水、火、木、金皆统于土，五事则貌、言、视、听皆统于思，得其统而九畴可一以贯之矣”云云，则《永乐大典》题曰《洪范统一》为名实相应了。考朱子与陆九渊论皇极之义，往复辨难，各持一说，此书以大中释皇极，本诸注疏，与陆氏合。又谓九畴皆运于君心，发为至治，又合于朱子建极之旨。盖能通怀彼我、兼取两家之说者。生当分朋讲学之时，而超然不预于门户，是难能可贵的。

《尚书要义》·十七卷、《序说》·一卷

宋代魏了翁撰。了翁谪居靖州时，著《九经要义》，凡二百六十三卷。都是摘注疏中精要之语，标以目次，以便简阅。其《周易要义》已著录。此其所摘《尚书》注疏。孔安国《传》本出依托，循文衍义，无大发明，也无大瑕疵。所以宋儒说《诗》排《小序》，说《春秋》排三《传》，而说《书》则不甚排孔氏。孔颖达《正义》虽诠释《传》文，不肯稍立同异，而原原本本，考证粲然。所以《朱子语录》也说《尚书》名物、典制当看疏文。然而《尚书》文既聱牙，注疏又浩汗，学者卒业为艰。了翁汰其冗文，使后人不病于芜杂，而一切考证之实学已精华毕撷，这也是读注疏者的津梁。是书传写颇稀。此本有“旷翁手识”一印、“山阴祁氏藏书”一印、“澹生堂经籍记”一印，还是明末祁彪佳家所藏。原目二十卷中，第七卷、第八卷、第九卷并佚，无别本可以校补，今也姑仍其阙。

《尚书集传或问》·二卷

宋代陈大猷撰。《自序》称既集《书》传，又因同志问难，记其去取曲折以成此编。则此编本因《集传》而作。今《集传》已佚，存者惟此两卷。朱彝尊《经义考》引张云章之言，谓大猷东阳人，登绍定二年进士（按绍定刻本误绍兴，今改正）。由从仕郎历六部架阁，著《尚书集传》。又有都昌陈大猷者，号东斋，饶双峰弟子，著《书传会通》，仕为黄州军州判官。乃陈澔之父，与东阳陈氏实为两人，彝尊附辨其说，则谓鄱阳董氏《书传纂注》列引用姓氏，于陈氏《书集传》特注明东斋字，未可定《集传》为东阳陈氏之书，而非都昌陈氏之书。纳喇性德作是书《序》，则仍从云章之说。按董鼎《书传纂注》所引，其见于《辑录》者有《东斋书传》、《复斋集义》。其见于《纂注》者，则一称复斋陈氏，仍连其号；一称陈氏大猷，惟举其名（按是书标氏标名，例不画一，大抵北宋以前皆称某氏，南宋以后则入朱子学派者称某氏，不入朱子学派者虽王十朋、刘一止皆称其名）。所列大猷诸说，此书不载，盖皆《集传》之文。惟《甘誓》“怠弃三正”一条，采用此书，亦称陈氏大猷，则所谓陈氏大猷者，即此人，而非东斋了。又此书皆论《集传》去取诸说之故，与朱子《四书或问》例同。董鼎书于《禹贡》“冀州”引《东斋书传》一条，谓“与蔡氏《传》所论梁州错法不合，然蔡亦似未的”云云，于此书之例当有辨定，而书中不一及之。知其《集传》中无此条了。且此陈大猷为理宗初人，所以所引诸家仅及蔡沈而止。其称朱子曰朱氏、晦菴氏，持论颇示异同。至论《尧典》“敬”字一条，首举“心之精神谓之圣”。此《孔丛子》之语而杨简标为宗旨者，其学出慈湖，更无疑义。若都昌陈大猷乃开庆元年进士（见其子陈澔《礼记集说序》），当理宗之末年，时代既后。又大猷受业饶鲁，鲁受业黄幹，幹受业朱子，渊源相接。尊朱子若神明，而视杨氏若敌国，安有是语呢！彝尊盖偶见董鼎注“东斋”字，而未及核检其书。今参考诸说，仍定为东阳陈大猷之书，著于录。

《尚书详解》·十三卷

宋代胡士行撰。士行，庐陵人。官临江军军学教授。此编焦竑《国史·经籍志》作《书集解》。朱彝尊《经义考》又作《初学尚书详解》。称名互异，其实一书。其解经多以孔《传》为主，而存异说于后。孔《传》有未善，则引杨时、林之奇、吕祖谦、夏僎诸说补之。诸说复有所未备，则以己意解之。《尧典》星辰之伏见列为四图，以验分至。《洪范》“初一曰五行”，则补绘《太极图》以释“初”字，见五行生克之有本。虽皆根据旧说，要能荟萃以成一家言，犹解经之笃实者。所引汉晋人训诂间有异字。如《益稷篇》引郑康成云“黹，紩也，紩以为绣也”，与注疏所载不同。凡此类，也见其留心古义，不但空谈名理。

《尚书表注》·二卷

宋代金履祥撰。履祥字吉父，号仁山，兰溪人。从学于王柏。德祐初，以史馆编修召，不赴。入元，隐居教授以终。事蹟具《元史·儒学传》。初，履祥作《尚书注》十二卷，柳贯所撰《行状》称“早岁所著《尚书章释句解》，已有成书”是也。朱彝尊《经义考》称其尚存，今未之见，惟此书刻《通志堂经解》中。前有《自序》，称：“摆脱众说，独抱遗经，复读玩味，为之正句画段，提其章旨与其义理之微，事为之概。考正文字之误，表诸四阑之外。”盖其晚年定本。其书于每页之上下、左右，细字标识，纵横错落，初无行款，于古来著经之家别为一体，大抵捃摭旧说，折衷已意，与蔡沈《集传》颇有异同。其征引伏氏、孔氏文字同异，也确有根原。所列作书岁月，则与所作《通鉴前编》悉本胡宏《皇王大纪》。参考后先，虽未必一一尽确，然要非尽无据而作。至于过为高论，求异先儒，如欲以《康诰》之《叙》冠于《梓材》篇首，谓：“前为周公咸勤之事，后即洪大诰治之文。集庶邦则营东都以均四方朝贡之道里，先后迷民则所谓毖殷迁洛以密迩王化。”其说甚辨。而于篇首“王曰封”三字，究无以解，因复谓“王”字当作“周公”，“封”字因上篇《酒诰》而衍，则未免于窜改经文以就己意了。是则其瑜不掩瑕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