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盛衰

神宗皇帝年幼即位，天资聪慧，早有成人之智，慈圣皇太后在内家教很严。辅臣张居正专权而有才能，用法度治理天下，朝廷命令早晨发布，晚上就执行。

皇帝尤其留意边防事务。最初与高拱合力策划安抚俺答汗，宣府、大同以西被称为安宁之地。任用大将戚继光为蓟镇总兵，谭纶为督抚，一切官员任免和工程兴建，都听从继光的意见。继光建造城堡、墩台，测量规划都极为精妙，烽火传递清晰准确，又一向训练浙江兵与边军混合编练，车兵、骑兵和步兵也交相使用。外国听说后畏惧，不敢窥伺边境三十多年。任用大将李成梁在辽东，敢于战斗深入敌境。当时，九边地区安宁无事，地方官吏畏惧法令。

大约可比汉宣帝黄龙、地节年间，但张居正骄横强悍，好自尊大，又用豪华宅第私自赠给他的儿子，身死之后怨恨丛集，最终祸及他的家族。

继任辅政者多躲避怨言，少有担当事务的。皇帝成年后，更加明习政事，不再把权柄交给臣下，严厉之后，继以宽大，人们都高兴。府库充实，赋税征收不苛刻。士大夫以气节相互夸耀，虽然没有姚崇、宋璟那样的辅臣，也不逊色于开元年间。

自从郑贵妃宠盛，皇帝逐渐倦怠政务，上朝的日子越来越少。等到国本之争兴起，朋党因此分裂，朝堂上如水火不容。争国本的人，公车都塞满了。皇帝更加厌恶。斥责驱逐相继，而坚持论说的人更加坚定。皇帝认为用威严震慑不如置之不理，批答日益减少，后来竟完全不上朝。竟然有十九份奏疏被留在宫中不批复。郊祀不亲自举行，经筵长久停止，提拔升迁的人不下发，被弹劾的人不受处置。皇帝对一切都轻视，因为大臣不值得依赖。所用的人更少，一人兼任数职，更得以把持权力。认为言路没有可采纳的，就搁置不理。然而竟然一旦有人上书，不等皇帝下旨处理，被弹劾的人就自行离职。

台省官员更加恣意妄为。平庸的宰相方从哲，独自居于政府，好像喜欢他无能而安于现状。但辅臣不能把持朝政，而是台省官员把持。于是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人，被称为当关虎豹，放逐废黜天下贤才几乎殆尽。凡内外官员得以选为台省，都阁而不下。旧台省官员更加以笼络后进，必定纳入其党派。当时喧闹坚持的，只有禁止道学一事，而边防吏治，都搁置不理。贿赂日益盛行，风俗大坏。辽东之难，一旦爆发而将领懦弱、士兵骄横，无法支撑。赋税增加，百姓贫穷，流寇趁机而起。

土崩瓦解的祸患爆发于天启、崇祯年间，但由来已久。到群臣背公营私，一天比一天严重，流寇之患更加紧迫，朋党之攻更加苛刻，虽然持论各有长短，不过世人所称的小人，都是真正的小人，而所谓的君子，则不一定是真正的君子。百姓更加贫困而官吏更加少，风俗日益败坏。将士不知杀敌，只知道害民；文官不知职守，只熟悉钻营。即使有烈皇帝的忧勤，也不能挽回万一。

唉！一日二日万机，怎么能高卧治国呢？高皇帝一日两次视朝，天未明就起床，夜半才睡，不是喜好辛劳。文王太阳西斜还顾不上吃饭，实在不能自已，舜称无为，只是说他的政治安定。难道是以不做事为无为吗？竟然说万历因宽弛得承平，崇祯因操切致祸乱，何其悖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