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房

现行的制度，会试任用考试官两名，总裁与同考试官十八名，分别批阅《五经》，这称为十八房。嘉靖末年，《诗》有五房，《易》、《书》各四房，《春秋》、《礼记》各二房，一共只有十七房。万历庚辰、癸未两科，因为《易》的试卷多而增加了一房，减少《书》的一房，仍然只有十七房。到了丙戌年间，《书》和《易》的试卷都多了，又将《书》恢复为四房，这才有了十八房。到丙辰年间，又增加了《易》、《诗》各一房，成为二十房。天启乙丑年间，《易》、《诗》仍然各五房，《书》三房，《春秋》、《礼记》各一房，共十五房。崇祯戊辰年间，又恢复为二十房。辛未年间，《易》、《诗》仍然各五房，共十八房。癸未年间，又恢复为二十房。现在的人一概称为十八房。

《戒庵漫笔》说：“我年轻时学习科举学业，并没有刻印的窗稿。有书商在科考的朋友家往来，抄得灯下窗课几十篇，每篇誊写二三十张纸。到我家私塾，挑出其中几篇，每篇付给报酬有时两文钱，有时三文钱。回忆唐荆川，他考中会元，他的文稿也是无锡门人蔡瀛提供的。”

经义论策

现在的经义和论策，名称虽然正确，但最便于空疏不学的人。唐宋时期采用诗赋，虽说是不起眼的小技，但如果不是通晓古今的人是不能创作的。现在的经义从宋代熙宁年间开始，是王安石所创立的法令，命令吕惠卿、王雱等人制定。《宋史》记载：“神宗熙宁四年二月丁巳朔，废除诗赋和明经诸科，用经义、论策考试进士。命令中书省撰写大义式样颁布施行。元祐八年三月庚子，中书省上奏说：‘进士御试回答策问，大多是在外面预先准备的文字，优劣相差不大，难于考核。祖宗旧制，御试进士考赋、诗、论三题，施行已久，前后选用的人才不少。何况现在朝廷现行的文字多注重声律对偶，如果不是学问渊博的人，不能成文。请求恢复祖宗三题的旧法。下诏明年御试，将诗赋举人再次考试三题，经义举人暂且考试策问，此后全部考试三题。’可见当时就已经把经义当作在外面预先准备的文字了。陈后山《谈丛》说：‘荆公的经义实行后，举子们专门背诵王氏的章句，而不理解义理。荆公后悔说：本想改变学究为秀才，没想到把秀才变成了学究。’哪里知道数百年之后，连学究也不是原来的本质了呢？这个法令不改变，那么人才日益消耗，学术日益荒疏浅陋，而五帝三王以来的天下，将不知道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了。赵鼎说：‘王安石设置虚无的学说，败坏人才。’陈公辅也说：‘王安石让学者不研究《春秋》，不读《史》、《汉》，而学习他所作的《三经新义》，这些都是穿凿破碎无用的空话。’像现在所谓的时文，既不是经传，也不是子史，辗转相承，都是杜撰无根据的话。由此科举所得的人中，十人里有八九个都是白丁。而一旦在乡试中举，就把营求关说作为谋生的手段。于是在州里就无人不是势豪，到四方就无处不是游客，而想要天下安宁、民众淳厚，难道不是倒退着走却想赶上前面的人吗？

《太祖实录》说：“洪武三年八月，京师和各直省开乡试。第一场《四书》疑问，本经义及《四书》义各一道。第二场论一道。第三场策一道。考中的人，之后十天，又用五件事考试他们，即骑、射、书、算、律。骑看其奔驰便捷，射看其中靶多少，书通于六义，算通于九法，律看其决断。诏文中有说：‘朕特设科举，用以招揽怀才抱德的人，务必经文通晓、品行端正，博通古今，文质适中，名实相符。其中考选的人，朕将亲自在朝廷上策问，考察他们的学识，评定高下，然后任命官职。’”我恭敬地阅读这个制度，真是所谓追求实用之士的做法。到十六年，命令礼部颁布科举成式：第一场《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不能做的允许各减一道；第二场论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判语五条；第三场经史策五道，文辞增加而实事废弃，大概与初诏求贤的方法稍有不同，而实行了二百多年，不是善于继承祖宗意图的做法。

《四书》疑问像唐代人的判语，设置疑问事件来询问，以考察他们的学识。《四书》义像现代人的判语，不过靠记忆背诵获得而已。如果学识可取，那么刘蕡的对策只要一篇就足够了。因为一代的人才仅仅依靠记忆的多、书写的快，来取其长处，那么七篇并不算难，而有人并作《五经》二十三篇，像崇祯七年的颜茂猷，又对经术有什么补益，对国家有什么用处呢？《实录》说：“洪武十四年六月丙辰，下诏在国子监诸生中，选拔才学优等、聪明俊伟之士，得到三十七人。命令他们博览群书，讲明道德经济之学，以期待大用，称之为老秀才。多次赏赐罗绮、袭衣、中靴，礼遇很厚。”这是太祖皇帝期望于诸生的，本来不仅仅在于帖括之文。可惜大臣中没有通经之士，使得一代求贤的典制仅仅止于此，可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