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一

明堂制度。贞观五年，太宗将要建造明堂。太子中允孔颖达，因为诸儒提出的建议，颇违背旧典，上表说：臣伏寻前次敕令，依礼部尚书卢宽、国子助教刘伯庄等人的建议，认为从昆仑道上层祭天。又寻后次敕令，为左右阁道，登楼设祭。臣谨按六艺群书、百家诸史，都是基上叫做堂，楼上叫做观。没有听说重楼之上而有堂名的。《孝经》说：宗祀文王于明堂，不说明楼明观，其义是一样的。又明堂效法上天，圣王示俭，或有剪蒿为柱，辑茅作盖，虽然古今制度不同，不可常然，仍依大典，贵在朴素。因此席只用藁秸，器崇尚陶匏，用茧栗以贵诚，服大裘以训俭。如今若飞楼架道，绮阁凌云，考考古之文，实在堪疑。按《郊祀志》，汉武帝明堂的制度，四面无壁，上面覆盖茅草，祭祀五帝于上座，祭祀后土于下防。臣以为上座正是基上，下防只是基下。既然说无四壁，不知刘伯庄凭什么知道上层祭神，下面有五室。况且汉武帝所为，多用方士之说，违经背正，不可师法。又卢宽等议说：上层祭天，下堂布政，想使人神位别，事不相干。臣以为古者敬重大事，与接神相似，因此朝觐祭祀都在庙堂。哪里有楼上祭祖，楼下视朝，阁道升楼，路便窄隘，乘辇则接神不敬，步行则劳勤圣躬，侍卫在旁，百官供奉，求之典诰，全无此理。臣非敢固执愚见，想求己长，只是因为国家大典，不可不慎。伏乞将臣的愚表下付群官详议。侍中魏征议说：稽考古训，参以旧图，其上圆下方，复庙重屋，百虑一致，异轸齐轨。到了曹魏承天命，未暇行此礼。晋朝兴起，无所取则。裴𬱟因诸儒持论，异端蜂起，是非错乱，无所适从，于是因人废言，只造一殿。宋齐就因袭旧制，梁陈遵而不改。虽然严配有所，祭飨不阙，但求之典则，道实未弘。夫孝因心而生，礼缘情而立，心不可极，所以备物以表其诚；情无以尽，所以饰宫以广其敬。宣尼美叹，意在此吧。臣等亲奉德音，得参大议，想竭尽尘露，增崇山海。凡圣人有作，义重随时，万物斯睹，事资通变。若据蔡邕之说，则至理失于文繁；若依裴𬱟所为，则大体伤于质略。求之情理，未允其中。今之所议，非无取舍，请为五室重屋，上圆下方，既体有则象，又事多故实。下室备布政之居，上堂为祭天之所，人神不杂，礼亦宜之。其高下广袤的规矩，几筵尺丈的尺度，则都随时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师古。廓清千载的疑议，为百王的懿范，不使泰山之下只闻黄帝之法，汶水之上独称汉武之图，则通乎神明，庶几可待。子来经始，成之不日。至十七年五月，秘书监颜师古议说：窃以明堂之制，自古就有，求诸简牍，全文莫见。起始于黄帝，下及有虞，历经夏殷，至于周代，各立名号，别创规模，众说错杂，互执所见，巨儒硕学，莫能详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断。究其旨要，实是布政之宫。只因为战国纵横，典籍废弃，暴秦酷烈，经礼湮亡，今之所存，记传杂说，用为准的，理实芜昧。然而《周书》之叙明堂，纪其四面，则有应库雉门，据此一堂，固是王者之常居。其青阳总章，元堂太庙，及左个右个，与《月令》四时之次相同，则路寝之义，足为明证。又《文王居明堂》之篇，带以弓韣，祠于高禖，下九门磔禳，以御疾疫，置梁除道，以利农夫，令国有酒，以合三族，凡此等事，都合《月令》之文。观其所为，都在路寝。又《礼记》说：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扆，南向而立。明堂者，明诸侯之尊卑也。《周官》又说：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堂一筵。据其制度，就是太寝。《尸子》也说：黄帝曰合宫，有虞曰总章，殷曰阳馆，周曰明堂。这些都是路寝的证明，知道不是别处。大戴所说，初有近郊之言，后称文王之庙，进退无据，自相矛盾。原夫负扆受朝，常居出入，既在皋库之内，又何云于郊野呢？《孝经传》说：在国之阳，又无里数。汉武帝有心建造，广集缙绅，言论纷纭，终以不定，于是在汶水之上而宗祀焉，表明不拘远近，无择方面。孝成之世，表行城南，虽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议营起，孔牢等就以为明堂辟雍大学，一实三名，金褒等又称经传无明文，不能分别同异。中兴之后，蔡邕作论，又说：明堂太庙，一物二名。郑玄则说：在国之阳，三里之外。淳于澄又说：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颖容《释例》也说：明堂太庙，凡有八名，其体一也。苟立同异，竞为巧说，并出自〔底本未编码字 U+E3D5〕怀。未曾有师祖审察。况且功业成就后制作音乐，治国安定后制定礼仪。草创时顺应时宜，文采质朴交替变化。旗帜冠冕，古今不同。律度权衡，前后不一。顺应时势的道理，断然可知了。假使是周公的旧规章，还应当选择其可否。宣尼的常法，尚且要补充其缺漏。何况是郑氏的臆说，淳于的浅薄见闻，与守株待兔无异，和胶柱鼓瑟有何不同。我认为不出城墙，近接宫闱，确实符合事宜，实在无所疑惑。只应当上遵天意，敬奉德音，建造皇代的明堂，永远流传典范于后世。区区的琐碎议论，都略去而不论了。又上表说：明堂的制度，陛下已经发出德音，长久命令详细评议。只是学者们各守旧说，人人意见不同，增减不一，是非难定。臣愚见认为，五帝之后，两汉以前，各种制度高下方圆都不相沿袭，只在于陛下圣心独创，即为大唐明堂，足以流传万代，何必计较门窗多少，怀疑台阶庭院的宽窄。如果放任儒生各说一端，长久不能决断，只是拖延盛礼。从前汉武帝想要草拟封禅礼仪，博望侯等众儒生所说不同，不知谁是对的，只有御史大夫倪宽劝皇上自行制定制度，于是完成登封之礼。臣的愚诚，也望陛下斟酌繁简，自行制定礼文，不可谦让，以免淹留大典。永徽二年七月二日诏书说：朕听说上天深远赞助，居于崇高之位而不言；帝王取象，代替神工治理万物。因此知道五精降德，应帝王之尊；九室垂文，用以纪念配天之业。合宫灵符，开创宏规于上代；太室总章，标明美范于中世。虽然质文不同，奢俭异时，但立天中，作人极，布政施教，归于一贯。如今国家四方无忧，人和年丰，作范垂训，正是其时。应令有关部门与礼官学士等，考核旧事，详议得失，务必依据典礼，建造明堂。希望旷代缺文，能在今日得以申明；因心展敬，永垂于后代。其明堂制度，应令诸曹尚书及左右丞侍郎、太常、国子监、秘书官、弘文馆学士共同详议。太常博士柳宣依据郑玄的议论，认为明堂之制应为五室。前任内直丞孔志约呈上状文，依据《大戴礼》及卢植、蔡邕等议论，认为应为九室。曹王友赵慈皓、秘书丞薛文思等各自进呈明堂图样。诸儒纷争，各有不同。皇上认为九室之议在理上可依，于是令有关部门详定明堂形制大小、阶基高下，以及辟雍、门阙等制度，务必依从典故。第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礼官学士详议制度，很久没有确定。皇上于是从宫内拿出九室样，又令有关部门增减。有关部门上奏说：内样中，堂基三重，每层基阶各十二级。上层基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层基方三百尺，高一筵；下层基方三百六十尺，高一丈二尺。上层基象征黄琮，为八角，四面安装十二阶。请求按内样确定基的高低，仍请求按周制高九尺。其方共作司约准二百四十八尺。中层和下层基，希望都不用。又内室各三方筵，开四门八窗。室圆楣直径二百九十一尺。按季秋大飨五帝，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请求依两汉制度，季秋合祭，总在太室；若四时迎气之祭，则各在其方位的室中。其安置九室的制度，增损明堂旧制。三三相重，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四角的室，称为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面对太室四面的青阳、明堂、总章、玄堂等室，各长六丈，以对应太室；宽二丈四尺，以对应左右房。房室之间都通巷，各宽一丈八尺。其九室和巷都在堂上，总共方一百四十四尺，效法坤的策数。屋圆楣檐，或许不合适，请依据郑玄、卢植等说法，以前梁为楣，其直径二百一十六尺，效法乾的象。圆楣之下，所施圆柱，旁边伸出九宫，四角各七尺，效法天以七纪。柱外余基，共作司约准，每面各余一丈一尺。内室各四门八窗，检查与古制相符，请依此确定。其门仍在外面，设置而不开。内外有柱三十六根，每柱有十梁。内有七间，柱根以上至梁高三丈，梁以上至屋脊最高处计高八十一尺。上圆下方，飞檐应规，请依内样为定。其盖屋形制，仍望依据《考工记》，改为四阿顶，并依礼加重檐，按太庙安鸱尾。堂四向用五色，请依《周礼》白盛为便。其四向各随方位颜色，请施四垣和四门。辟雍，按《大戴礼》及前代说法，大多没有水广内径之数。蔡邕说水广二十四丈，四周于外。《三辅黄图》说水广四周，与蔡邕相同，还说水外周有堤。又张衡《东京赋》称造舟为梁。《礼记·明堂位》和《阴阳录》说水向左旋转以象天。商量水广二十四丈，恐怕太宽，现在请减为二十四步，从垣外量取周围足够。仍依旧例，造舟为梁，其外周以圆堤，并取阴阳水行左旋之制。殿垣，按《三辅黄图》，殿垣四周方形，在水内，高不蔽日。殿门去殿七十二步。按现在行事陈设，恐怕还窄小。其方形垣的四门，去堂的步数，请按太庙南门去庙基远近为标准。仍立四门八观，按太庙门别各安三门，施玄阈四角，建造三重魏阙。从此以后，众儒纷争，各执异议，九室五室都有依据。皇上令有关部门在观德殿前，按两种议论张设，亲自与公卿观看。对公卿说：明堂制度，自古就有，议者不同，所以未造。现在设两种方案，公等认为哪个合适？工部尚书阎立德上奏说：两种方案不同，都有典故。九室似乎暗，五室似乎明，取舍适宜，决断在圣意。皇上也认为五室方便。此后因制度未定而停止。

乾封二年二月十二日诏：郊祭社祭严配，未安于太室，布政施政，仍缺合宫。因此日西斜而忘食，夜半而辍寝，讨论典籍，综合众说，采三代之精华，探九皇之深邃，斟酌前代记载，制造明堂。应命有关部门，及时动工，务求折中，称朕意焉。于是大赦天下，改元总章，分万年县改设明堂县。

总章二年三月九日诏：考察经籍，制定明堂，处天地之中，定三才之本，建造此一宇，君临万方。适逢年饥荒而停止。光宅元年，梓州人陈子昂上疏说：臣伏见天皇大帝，得天地之统，封于泰山，盛德大业，与天比崇。然而尚未建明堂之宫，以朝上帝，使万代鸿业，至今犹缺。陛下若想调元气、睦人伦、跻俗仁寿、兴风礼让，舍弃此道，如何治理？愿陛下念先帝之美意，恢弘大唐之鸿基，于国都南郊建立明堂，使宇宙黎元、遐荒夷貊、昆虫草木、天地鬼神，都明白陛下正兴三王五帝之事，与天下更始，岂不盛大！往昔黄帝合宫，有虞总章，唐尧衢室，夏后世室，都是圣人调和元气、治理阴阳之处。臣虽未学，但听说明堂制度，有天地之法则，阴阳之统系，二十四气、八风、十二月、四时、五行、二十八宿，无不具备。因此不顺其时月而为政，则水旱兴起，疾疫发生，虫螟为害，雨雹成灾，阴阳不和，元气错乱。所以古代圣人以此为政教之大业。愿陛下为大唐建万代之业，意在于此吧。愿陛下将臣此章与三公九卿、贤士大夫在朝廷商议。倘若事便于今，道不违古，就请陛下征召天下鸿生硕儒、博通古今皇王政治之术者，延请于庭，与之按《周礼》《月令》而建造。臣必知天下百姓如子而来，不日而成。到正月孟春，陛下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旗，佩苍玉，三公九卿、贤士大夫、鸿儒硕老、衣冠之伦，朝于青阳左个。天子背靠斧依，凭玉几，南面而听天下之政。于是令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不失纲纪，以初为常。陛下亲自耕种籍田，亲自养蚕，以劝天下之农桑；奉养三老五更，以教天下之孝悌；明察诉讼，宽恤刑狱，以息天下之滥刑；去除残暴，以致天下之仁寿；修文尚德，以止天下之干戈；察孝兴廉，以除天下之贪吏；鳏寡孤独、疲癃羸老不能自存者，加以赈济抚恤；后宫美人，凡不是三妃、九嫔、八十一御女之数者，都出嫁；珠玉锦绣、雕琢伎巧之饰，无益于治者，全部弃置；巫鬼淫祀，迷惑善良民众者，全部禁止。天人之际既和，鬼神之望充塞，然后制作雅乐，洁净粢盛，在明堂宗祀天皇以配上帝，使万国各按其职来祭，岂不美哉！

垂拱三年，拆毁乾元殿，在其地上建造明堂，命令僧人薛怀义担任监工。垂拱四年正月五日完工，总共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宽三百尺，共有三层。下层象征四时，各自按照方位颜色；中层效法十二辰，有圆盖，盖上盘绕九条龙托举着它；上层效法二十四气，也是圆盖。亭中有巨大的木柱十围粗，上下贯通，栭栌橕〔底本未编码字 U+E3C5〕等构件都以它为本（其中一字为底本未编码字），用铁索贯穿。盖顶做成𬸚𬸦的形象，用黄金装饰，气势像要飞翔。雕刻木头作为瓦片，用夹纻法涂漆。明堂之下，设置铁渠，作为辟雍的象征，号称“万象神宫”。因此改河南县为合宫县。左史直弘文馆刘允济呈上《明堂赋》。百官祝贺明堂建成，呈上表章说：臣某等若干人上言：臣听说上帝居处高远，悬挂太微之府；先王建立国家，开辟宗祀之堂。没有大圣，谁能开始建造？恭敬地想到天册金轮圣神皇帝陛下，尊崇祖先，显扬父庙，严肃祭祀之德再次领先；统御上天，顺应时令，施行政教之道尤其急切。亲自劳神睿智，亲身运用深谋远虑，所以能上合天象，下符地兆。柱子将要扶起而已经立起，石头未凿而悬然打开。红色的𬸦在屋脊上，像鸣叫于山冈而远至；苍龙环绕栋梁，疑似出河而欲飞。神光在傍晚闪耀，仙乐清冷而方尽。月份是初夏，时令属正阳。在阙庭陈列文物，声名震动宇县。圣皇到来，诸侯列位，庄严肃穆，聚集喜气于三灵，触动欢心于万类。臣等私下观看朝廷典礼，既逢尝麦之时，随即回顾野人之诚，轻率地沿袭献芹之礼。谨献上食物若干车如别项。蔬菜粗疏于鹤鼎，味道不及“？庖”所供（底本此处缺字）。何以招来萐蒲之凉，契合芝英之寿？不胜诚恳之至。谨奉表随进以闻。

证圣元年正月，下诏于十七日驾临端门，赐宴聚饮。十六日，明堂后面的佛堂发生火灾，蔓延烧到明堂，到天亮全部烧尽。左拾遗刘承庆进谏说：“明堂是祭祀祖宗的地方，如今突然遭灾，陛下应当停止上朝、停止宴饮，以回应上天的谴责。”天后想要责备自己、避开正殿，纳言姚〔底本未编码字 U+E465〕进言说：“这确实是人火，不是天灾。比如成周宣榭失火，占卜说国运更长久；汉武帝建章宫火灾，盛德更加绵远。如今明堂是施政的场所，不是宗庙之地，陛下若要避开正殿，对大礼有所违背。”天后听从了，于是驾临端门赐宴。二十二日，因火灾向太庙告祭，下诏令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官员，各自呈上密封奏章，极力进言直谏，不要有所隐讳。于是刘承庆上疏说：“近日变故由人火发生，损伤到神宫，使圣心惊惧，震动百姓。臣谨按《左传》说：‘人火叫火，天火叫灾。’人火因人而起，所以指火体而称；天火不知从何而起，直接以所灾之处命名。名称虽然不同，为害没有区别。王者举措营为，必定关联幽显：幽指天道，显指人事。幽显迹象相通，天人之理相合。如今工匠宿藏火种，本无放火之心；明堂是教化之宫，又不是延烧之所。孽火暗中扇动，倏忽之间成灾。虽然因人引起，也关神理。臣愚以为所营建的佛舍，既偏僻在明堂之后，又前逼牲牢之筵席，加上其构架崇高宏大，工程多难以完成。立像弘法，本意是利益黎民，但伤财役民，反而烦劳家国。此前大风拔木，天诫已显；如今毒焰暗中炽烈，人孽又彰。圣人动作，必借天人之助，一兴功役，二者都违背，其应验昭然，大概由此而来。臣以为明堂是正阳之位，至尊所居，展礼班常，崇化立政，玉帛朝会，神灵依凭。营建它可说是大功，毁损它实非轻事。既失去严禋之所，又伤孝治之情。陛下昨日降下明制，犹申敬畏之旨，群僚理应兢畏震悚，勉力司职，岂能承恩耽乐，安然宴饮？但因火气初止，尚多惊惧，余忧未息，就急忙以欢事压制，臣恐忧喜相争，伤于情理。故《传》说：‘可忧而乐，取忧之道。’火是阳气，欢乐是阳事，火气方盛，不可再兴阳事。臣听说灾变之兴，至圣不免，认真修德，来患可禳。陛下垂制博访，详求至理，而左史张鼎认为火流王室，更表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逢敏上奏称：当弥勒成佛道时，有天魔烧宫，七宝台须臾散坏。这实是谄妄之邪言，不是君臣之正论。暗昧王化，无益万机。审察致灾之理，详究降灾之由，不违天人之心，而兴不急之役，则兆民蒙受利益，福禄无穷。”这一年三月，又下诏依原有规制，重造明堂。共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广三百尺，上面安放宝凤，不久用火珠代替。明堂之下，环绕设置铁渠，作为辟雍的象征。到天册万岁二年三月二日，重造明堂完成，号称通天宫。四月初一，又举行亲享之礼，大赦天下，改元为万岁通天。同年四月三日，铸铜为九州鼎完成，放置在明堂的庭院中，各依方位排列。蔡州鼎名永昌，高一丈八尺，容量一千二百石。冀州鼎名武兴，雍州鼎名长安，兖州鼎名日观，青州鼎名少阳，徐州鼎名东源，扬州鼎名江都，荆州鼎名江陵，梁州鼎名成都，八州鼎各高一丈四尺，容量一千二百石。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鼎上各写本州山川物产之象，仍令著作郎贾膺福、殿中丞薛昌容、凤阁主事李元振、司农录事钟绍京等分别题写，尚方署令曹元廓图画。仍令宰相诸王率领南北宿卫兵十余万人，并仪仗内的大牛、白象拖曳，从玄武门外拖入。天后亲自制作拖鼎歌调，令拖者唱和。当时又造大仪钟，收敛天下三品金，竟不能完成。九鼎初成时，下诏用黄金千两涂饰，纳言姚〔底本未编码字 U+E465〕劝谏说：“鼎是神器，贵在质朴自然，无须别为浮饰。臣观其状，已有五彩光辉焕发，交错其间，岂待金色才为炫耀？”天后听从。开元二年八月十八日，太子宾客薛谦光献上东都九鼎铭，其中蔡州铭是武后所制，文曰：“羲农首出，轩昊膺期。唐虞继踵，汤禹乘时。天下光宅，海内雍熙。上元降鉴，方建隆基。”紫微令姚崇等上奏说：“圣人启运，休兆必彰，请宣付史馆。”下诏听从。开元五年正月，皇上驾临东都，将举行大享之礼。太常少卿王忠仁、太常博士冯宗、陈贞节等，都认为则天所造的明堂，有违典制，上奏说：“明堂的建造，其由来久远了。自上天垂象，圣人效法它。蒿柱茅檐的规制，上方下圆的制度，考之大数，不超三七之间；定之方中，必居丙巳之地。这难道不是房心布政之所，当太微上帝之宫吗？按汉武帝初年，商议在长安城南建立明堂，遭窦太后不好儒术，事情就中途废止。孝成帝之世，又想建于城南，讨论制度，没有人能决定。到孝平帝元始四年，创建南郊，以申严配，只取丙巳而已。这大概是百王不易之道。高宗天皇大帝，议论明堂制度，久而不决，因而停止，为什么呢？不是财力不足、力量不堪，而是因为周孔已远，礼经紊乱，做事不师法古人，或许违背天心，难以作为法式，神明不会保佑。则天太后总揽禁闱之政，凭借轩台之威，属皇室中衰之期，行权变之制，认为乾元大殿、承庆小寝，在正阳享午之地，实是先圣听断之宫，表顺端门，储精营室，自从举行朝享，未曾临御，于是兴起工徒，拉令摧毁。毁坏之后，雷声隐隐，众人听说，有的认为是神灵感动的迹象。于是增加土木的华丽，凭借府库的富饶，南街北阙，建天枢大仪之制；乾元遗址，兴重阁层楼之基。烟焰蔽日，梁柱排云，人民已告劳苦，上天实赐告诫。余烬刚灭，就加以修复，何况地势不同于丙巳，未答灵心，事迹不是应期，却申严配，事昧常典，神不昭临。况且两京上都，万方取则，而天子缺当阳之位，听政居便殿之中，职司其忧，岂容沉默？应当审察历数之计，选择烦省之宜，不便者量事改修，可因者随而适用。削去彼明堂之号，恢复乾元之名，则当宁无偏，人识其旧。”诏令所司详细评议奏闻。刑部尚书王志愔等上奏议论，都请求改易，依旧造乾元殿。于是下诏改明堂为乾元殿，每临御应依正殿礼。从此，皇上在东都，常以元日、冬至于乾元殿受朝贺，最终没有改易，只改其门名而已。到十年十月十五日，又题乾元殿为明堂，而不行飨祀之礼。到二十六年十月二日，下诏将作大匠康?素，往东都毁明堂。?素因拆毁劳人，于是上奏请先拆去上层，比旧制低九十五尺，又去掉柱心木，平座上置八角楼，楼上有八龙腾身捧火珠，珠又小于旧制，周围五尺，覆盖贞瓦，取其永远，依旧为乾元殿。开元二十七年八月，东京改作明堂。有谣言说官府选取小儿，埋于明堂之下，以此作为厌胜之法。村民儿童躲藏于山谷之中。皇上厌恶此事，于是命令主客郎中王佶前往宣旨安抚。过了很久才安定下来。此前，贞观十七年七月，京城有谣言说官府派遣枨枨杀人，用来祭祀天狗。人们相继惊恐，一个多月后才安定下来。又天宝三年二月十七日，有流星如月亮般坠落于东南方，有声响。京城传言官府派遣枨枨捕捉人心肝，用来祭祀天狗。人们颇为惊恐。派遣使者安抚晓谕，才安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