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制举开科：临时考试与皇帝选才

在唐代的选官体系中，科举常科是广为人知的“正途”，但还有一套不太显眼却作用深远的制度——制举。它没有固定日期，没有固定科目，全凭皇帝一道诏书，临时命题选拔。表面看只是科举的补充，实际上承载着皇帝绕过整个官僚系统、亲自决定取士的野心。制举的兴衰，恰好折射出皇权与官僚制度之间的深刻张力。

制举并非一个完全独立的考试体系，而是皇帝在常规制度之外开启的“例外通道”。理解制举，就能理解唐代皇帝如何在一套成熟的官僚机器中保住最终的用人权，以及这种特权为何盛极一时又归于沉寂。

皇帝亲自下诏：制举的制度定位

制举，又称制科，是皇帝因特殊需要临时下诏举行的考试。与每年定期由礼部主持的常科不同，制举无定期、无定额，科目名称由皇帝根据时势需要临时确定，比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等，直接指向品行与应试者对现实政务的判断力。应举者可以是尚未入仕的平民，也可以是已经做官的现任官员，甚至常科及第者亦可再次应举。考试地点常在殿廷，皇帝本人有时亲临策问，故又称“天子亲策”。

制举的制度定位，决定了它是皇权而非官僚系统的延伸。常科的命题、阅卷、录取都依赖礼部与具体考官，整个过程遵循相对固定的程序和标准；制举则从科目设定、策问内容到录取名单，可由皇帝亲自掌握。这意味着，制举是皇帝在制度化选才之外保留的一支“直属选拔队”，其宗旨是快速发现并提拔那些循常途难以出头的人才。唐代制举虽然起源可追溯至隋代，但真正定型并频繁启用，是在太宗之后。唐太宗多次下诏，要求各地举荐“直言极谏之士”，并亲自召试，为制举奠定了“皇帝主导”的基本底色。

正因为如此，制举的每一次开科，都不仅是考试，更是皇权的一次公开宣示：皇帝可以突破成规，按照自己的尺度来定义什么是“人才”。

常科的盲区：为什么需要临时开科

制举的存在，首先要从常科的局限说起。唐代进士科以诗赋和帖经为主，明经科以背诵经典为要，这些考试能考察文采与记诵，却难以检验应试者对现实政治的见解。更重要的是，常科经过多年运行，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应考模式：家世显赫者可以延请名师、研习风尚，寒门子弟则要付出数倍努力。门荫制度更让功臣贵戚之子不经考试即可得官，使得高级职位渐渐被少数门第把持。

这种局面造成的后果是：官僚系统日益青睐“熟悉规则”的人，而非“能解决难题”的人。唐太宗在贞观年间就意识到，靠常规渠道选来的官员多是循规蹈矩之辈，难以应对边疆战事、财政亏空等棘手政务。他希望通过制举，直接征召那些“能直言极谏、通晓时务”的人，让他们对朝政提出新鲜的对策。因此，制举的核心不是考背诵，而是考策问——题目往往直接指向当下的国防、民政、经济难题，应举者必须拿出具体方案。这就在很大程度上绕开了科举对辞藻和形式的迷恋，使真正有政治才能的人得以显露。

同时，制举也为皇帝提供了一种绕过官僚惯例的操纵手段。一个地方官政绩突出，但按资历不够升迁，皇帝便可下诏开设某个科目，让他应考中选，从而名正言顺地拔擢。反过来，若想打压某个不顺眼的臣僚，也可通过在策问环节设置棘手问题来刁难。可见，制举不仅是为“选贤”而设，也是皇权调节官场秩序、打破部门壁垒的工具。它填补的是常科与门荫所顾不上的空白地带。

武则天时代：制举成为政治动员的武器

制举在武则天时期达到鼎盛，这不是偶然。武则天以女性身份临朝称制，继而改唐为周，遭到大量李唐旧臣和关陇贵族的抵触。她需要一批既无门第包袱又忠诚于自己的人才来填充朝堂。常科周期太长，门荫又掌握在旧族手中，她所能倚重的，唯有制举。

武则天将制举的密度和规模都推向新高。她多次亲自主持策问，应举者甚众，取士人数亦远超先前。一批原本没有政治背景的文人借此迅速跃入权力视野，姚崇、张说等人就是在此时通过制举崭露头角，后来都成为一代名相。这些新进官员感恩于皇帝的“识拔”，而非某个世族或派系，他们被派往中枢和地方，执行武则天打击旧贵族的方针，客观上重构了唐初以来“关陇本位”的官僚结构。

制举在这时已不只是选才工具，更成为一种政治动员。武则天通过它塑造了“唯才是举”的形象，同时把“人才判定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她以一道诏书开启的考试，能让寒门士子一步登天，也能让朝廷内外看到皇帝的意志不可违抗。这使得制举在武周时期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统治技术，也为后来玄宗初年的“开元盛世”储备了宝贵的文官资源。可以说，没有武则天对制举的充分利用，唐代前期的社会流动不会有如此大的幅度。

一条升迁捷径：制举与官场激励

制举与常科最大的不同，在于官职授予的“溢价”。常科进士及第后，还要通过吏部的关试和铨选，相当于排队等空缺，许多人等待数年才能得到微末之职。制举及第者却可以直接授予拾遗、补阙、监察御史等品阶不高但靠近皇帝的清要官，或者在原官职上晋升数阶。一次制举考试的成功，往往抵得上数年的资历积累。

这种高回报自然引发强烈激励。许多官员把制举视为快速上升的通道，每当皇帝下诏开科，便争相报名，甚至有人连续应举、中而复考，以谋求不断升迁。这种氛围一方面鼓舞了才学之士，另一方面也扰乱了正常的考课与铨选。资历深而长期不得升迁的官员，不免对“一步登天”的制举及第者心怀怨言。为了平衡，朝廷后来规定制举及第者仍需经过吏部铨试才能实际任职，试图将制举纳入官僚系统的约束之内。

这种妥协说明，制举作为皇权“例外”工具，并不能完全脱离制度环境而运作。它的高额回报恰恰是它得以吸引人才的原因，但也正因为这种回报损伤了常规晋升的公平感，使它始终处于官僚集体的质疑之中。当皇帝强时，这种质疑可以压下去；当皇帝弱时，制举就会被要求“循规蹈矩”，最终失去锋芒。

走向沉寂：制举在安史之乱后的衰落

安史之乱是唐代政治的转折点，也是制举命运的转折点。此后藩镇割据，中央财政拮据，皇帝的实际权力和权威大不如前，制举的开科频率急剧下降。德宗、宪宗时期虽仍间断举行，例如太和二年士人刘蕡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以对策抨击宦官而名动一时，但这种高光已是余响，且刘蕡最终仍被主考官抑落，未能改变现实。

制举衰落的深层原因，是皇权本身已不足以支撑这种“例外”操作。中晚唐皇帝受制于宦官集团和藩镇势力，即便想通过制举提拔亲信，也难以将其安插到关键职位。与此同时，吏部在常科之外发展出“科目选”，如博学宏词科、书判拔萃科，用以选拔已获得出身但待选官职的人。这些科目有相对固定的周期和标准，虽然也带有一定“制”的色彩，但根本上是官僚系统内部对选才的自我调节，不再依赖皇帝临时下诏。制举既失去了皇权这个动力源，又失去了独特的功能定位，自然沦为典礼式的例行公事。

更值得注意的是，制举的策问内容在中晚唐越来越空疏，逐渐变成士大夫展示文采的场合，而不再针对具体时政提出可行方案。当一种考试脱离了现实问题，它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制举的寂静，因此不仅是皇权衰落的表现，也是选官制度内在演化的结局。

皇权与制度的永恒张力

回顾唐代制举从兴到衰的全过程，可以看到一个反复出现的命题：选才既要靠制度保证公平，也要靠皇权保证效率。常科和铨选提供稳定的晋升轨道，却容易僵化；制举以其灵活性打破僵化，却无法长期稳定。制举的兴衰，本质上是皇帝用“临时程序”对抗“常规程序”的尝试。当皇帝意志坚定、权力稳固时，这类尝试能带来真正的活水；当皇帝意志薄弱、权力分散时，这类尝试就会失效。

唐代制举为后世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宋代的制科（又称“制举”）虽然继承了这个名字，但在成熟的文官制度面前，它始终只是点缀，无法再像武则天时代那样大规模改写官僚结构。这说明，制举的价值与局限都系于皇权的强度。它以一种“例外”的方式存在，恰恰衬托出“常规”的不可替代。

制举看似只是唐代选官制度的一个角落，实则牵动一个根本问题：谁来决定有资格进入权力核心的人？唐代皇帝用一道诏书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但这个回答终究受制于他们实际握有的权力。制举的兴衰，因此不仅是考试制度的变迁，更是皇权在制度框架内所能施展空间的度量。它提醒人们，任何完美的选才制度都必须在灵活与规范之间寻找平衡，而历史的常态，就是这两者永不停歇的拉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