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制举与科目

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为何重要

今天谈论唐代科举，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进士科和明经科，也就是所谓“常科”。但在唐代的政治生活中，还有一种规格更高、更能体现皇权意志的考试——制举。它由皇帝下诏临时开科，亲自策问，选拔所谓“非常之才”。如果说常科是帝国官僚体系的常规入口，那么制举就是皇权打破常规、直接介入人才选拔的阀门。理解制举，才能真正理解唐代科举制度如何运作，也才能看清皇帝与官僚集团之间微妙的权力关系。

制举的核心矛盾在于：常科已经提供了一套稳定的文官选拔流程，为什么皇帝还要另起炉灶？答案在于，常科考的是知识积累和文字技巧，考出来的是合格的文官；而皇帝在某些时刻需要的是能解决特殊问题的人——比如边疆告急时的将帅之才、财政紊乱时的理财能手、灾异频仍时能直言进谏的忠臣。这些需求带有强烈的时效性和个人色彩，无法被常规考试所覆盖。于是，制举便应运而生，成为皇权在制度框架内保留的“非常通道”。

制举不是科举的附属，而是皇权的延伸

制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汉代贤良方正科的策问传统，但真正制度化的形态是在唐代确立的。它不同于常科的最大特点，是考试由皇帝亲自下诏启动，考试题目也往往由皇帝钦定。制举没有固定周期，何时开科、设哪些科目，完全取决于皇帝对时局和人才需求的判断。这意味着，制举本身就是一道政治信号：皇帝在关心什么，他就设什么科目。

以唐太宗贞观年间为例，当时天下初定，需要整顿吏治，于是开设了“志烈秋霜科”“孝悌淳笃科”等道德品行类科目；唐高宗时期，边境战事增多，又增设“洞晓韬略科”“军谋宏远科”。到了武则天时代，她为了打击关陇贵族集团的势力，大量使用制举来提拔寒门和酷吏，据记载，“太后不惜爵位，以笼四方豪杰自为助”，制举科目空前繁多，甚至一年数科。这些现象说明，制举科目的设置不是随意的，而是与皇帝面临的政治任务紧密相关。

制举的考试程序也体现了皇权色彩。常科由礼部主持，制举则由皇帝亲自策问，地点常在殿廷，因此又称“殿试”。考生回答策问之后，由皇帝或亲信大臣评定等第，优等者直接授官，且可以越过常规的铨选程序。这意味着，制举得第者往往能迅速进入权力核心，其政治前途比常科出身者更为光明。

科目设置的逻辑：为具体问题寻找具体答案

制举科目繁多，史籍中可考的就有上百种。表面看起来杂乱无章，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些科目大致对应着唐王朝面临的核心问题。

第一类是道德品行类，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孝悌力田科”。这类科目解决的是官员的忠诚度和操守问题，尤其在皇位更替或政局动荡时期，皇帝需要选拔敢于直言、忠于皇权的人。第二类是政务才干类，如“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这类科目试探考生对具体政策的理解，比如漕运、税收、边防等问题，选拔能处理实务的官员。第三类是军事谋略类，如“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科”“智谋将帅科”，这是在边疆危机或战争状态下为统帅部补充新鲜血液。第四类是特殊技能类，如“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科”“洞晓天文历象科”等，针对特定技术岗位。

科目的多样性背后，是一个朴素的逻辑：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能力，而皇帝无法预见所有问题，所以他为每一种可能的危机都预留了一个科目。科目越多，意味着皇权对人才市场的干预越细。但这种干预也有代价：科目太多导致标准不一，考生难以针对性地备考，考官也难以评出真正的高下。因此，制举科目虽然繁多，但真正经常开设、影响较大的其实只有几科，尤其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和“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它们几乎涵盖了唐代中后期的所有重大政治人才。

与常科的关系：互补、竞争与同化

制举与常科并不是并列的两套独立体系，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起初，制举是常科的补充，专门选拔特殊人才；但随着时间推移，制举逐渐成为一种更高级的入仕途径，反而对常科形成了压力。

唐代中后期，制举出身者往往比进士出身者晋升更快。比如德宗朝的名相裴度，就是通过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入仕的；宪宗朝的李绛、白居易也都曾登制科。这些人在仕途上的成功，使得大量士人不再满足于考进士，而是先考中进士，再参加制举，试图通过“双重出身”来增加政治资本。这种现象说明，制举在事实上成了精英人才的二次筛选，它比常科更能识别那些不仅有书卷气、还有政治判断力的官员。

然而，制举的兴盛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它绕过常规铨选，直接授官，破坏了既有的官僚晋升秩序。常科出身者要经过吏部铨选、州县任职等多层历练，才能逐步升迁；而制举得第者往往一入仕就获得高位，这自然引起常规出身官员的不满。唐代中后期，关于制举取士过滥、影响吏治的批评不绝于耳。到唐文宗、武宗时期，制举的开科次数明显减少，科目也逐渐收缩。

这种收缩并不意味着制举的消亡，而是它被常科逐步同化。唐代后期，进士科开始加入策问，内容越来越贴近现实政治，某种程度上吸收了制举的务实精神。与此同时，制举的考试形式也越来越像常科，需要经过资格审查、层层选拔，失去了初创时的灵活性。到五代和宋代，制举虽然仍有设置，但已不再是皇权手中的非常工具，而是完全融入了常规科举体系。

制举改变了什么：从人才选拔到政治沟通

制举对唐代政治的影响，远不止于选拔了一批人才。它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建立了一种皇帝与士人之间的直接沟通机制。

在常科制度下，士人面对的是礼部的考官，考中之后还要面对吏部的铨选，皇帝实际上很难直接了解某个人的真实才干。而制举打破了这种层级化的筛选流程，让皇帝亲自主持考试，直接阅读考生的策文。这不仅是选拔人才，更是一种信息收集：皇帝可以从中了解社会舆论、民间疾苦、官员弊政，甚至士人的政治倾向。策问题目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风向标，考生对策的内容则是对政治现实的反馈。因此，制举往往在重大政治变革之前或之后出现，比如永贞革新前后、甘露之变前后，都有密集的制举开科。

制举也为政治反对派提供了合法的表达渠道。安史之乱后，唐王朝面临藩镇割据、财政危机、宦官专权等问题，制举策问中频繁出现这些题目，允许士人直言时弊。许多制举对策实际上是对朝政的批评，但因为这是皇帝下令征询的，批评者不会因此获罪。这种安排，既体现了皇帝试图吸纳异见的姿态，也在客观上为朝廷决策提供了多方面的参照。当然，这种沟通是有边界的，一旦士人的批评超出朝廷容忍的范围，依然可能遭到打击。但无论如何，制举在唐代政治中扮演了一种安全阀的角色。

从更长的历史进程看，制举的兴衰折射出皇权与官僚体制之间的张力。皇帝希望通过个人意志来选拔人才、干预行政，而官僚体系则倾向于标准化、程序化的选拔方式。制举的灵活性满足了皇权的临时需求，但它无法替代常规体制的稳定性。最终，制举被常科同化，恰恰说明，中国古代帝国虽然需要皇权的能动性，但更需要可预期的制度运作。人才选拔的“非常之才”永远只是少数，绝大多数行政岗位需要的还是按部就班的合格文书。

历史的边界：制举没有消失，但不再特殊

唐亡之后，制举并未绝迹。宋代保留了制举科目，但其地位已大不如唐。宋太宗、真宗都曾设制科，但录取人数极少，且进士科的地位完全压过制举。到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完全定型，只有进士一途，制举作为一个独立的制度已经消失。但它的精神遗产——皇帝亲自策问、以时务为内容、选拔特殊人才的尝试——仍然在后来某些时候被零星复活，比如清代康熙、乾隆年间的“博学鸿儒科”。

回顾唐代制举的历史，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制度如何回应特定时代的需要。它之所以在唐代特别发达，是因为唐代的皇帝面对的是一个多元化、开放性的帝国，需要不断调整人才选拔方式来应对变化。当帝国形态逐渐固定，官僚体系日趋成熟，制举的灵活性就变成了一种干扰。它最终被纳入常规轨道，不是一种失败，而是一种完成——它帮助解决了常规科举的僵化问题，促进了科举内容的务实化，然后自身退居幕后。

理解制举，就是理解如何在稳定与变革之间寻求平衡。唐代的制举，是皇权为帝国这台精密的机器安装的一个“临时接口”，它允许皇帝在关键时刻跳过繁琐的程序，直接注入新的动力。这个接口的大小、频率和用途，反映的是皇帝的政治判断力和对局势的把握。当唐朝的皇帝们频繁使用这个接口时，说明帝国正在经历变动；当它逐渐锈蚀，则说明帝国已经习惯于按部就班地运行。制举的故事，最终是秩序的巩固取代了创新的冲动，是大一统帝国走向成熟时必然会写下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