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言第三

古代言语记录为《尚书》，事件记录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别担任其职。大概齐桓公、晋文公建立霸业，纠合诸侯会盟，这是春秋时期的大事，而《尚书》缺少记载。秦军战败，秦穆公告诫誓师，《尚书》中这是重要的言语，而《春秋》没有记载。这说明言语和事件是有区别的，明确可知了。

到了左丘明著书，不遵循古代的方法，言语和事件，同在传中。然而言语和事件兼有，繁简得当，所以使读者寻思不已，阅读讽诵忘记疲倦。

至于《史记》和《汉书》就不是这样，凡是所包含的，务求广博，文辞的记录，繁富较多。因此《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传，只记录言语，很少记载事件。当叙述一件事，得到其纲要，却隔开大篇，分散其次序。于是使阅读的人有所迷惑。后来的史书相互继承，不改变他们的轨迹，交错纷扰，古今相同。

考察司马迁、班固将君臣列于纪传，统辖遗漏逸事于表、志，虽然篇名很广但没有单独记录言语的。我认为凡是作史的，应该在表志之外，另立一书。如君主的制册、诰令，群臣的章表、移檄，收入纪传，全部归入书部，题名为“制册”、“章表书”，按类别区别。其他都仿效此法。也像志中有“礼乐志”、“刑法志”一样。又如诗人的作品，自成一家。所以风、雅、比、兴，不是《三传》所选取的。自从六义不作，文章产生。如韦孟讽谏之诗，扬雄出师之颂，司马相如封禅之书，贾谊过秦之论，像这些文章，都施用在纪传中。我认为应当依照古诗之例，断然归入书中。也像《舜典》列《元首之歌》，《夏书》包含《五子之咏》一样。假使能使史体如此，差不多《春秋》、《尚书》之道完备了。

从前干宝商议撰写晋史，认为应当以左丘明为准，臣下细微曲折之事，仍作谱注。当时议论的人，没有不尊崇他的。所以前史所不安的，后史所应当改革的。因此敢于与有识之士相同，于是写下此篇，希望世上的作者，看到利害得失。如果认为不对，请等待后来的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