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史官

咸亨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下诏说：“修撰国史，义理在于保存典实。从今以后，应令有关机构在史官中挑选能够胜任修史工作的人，记录名字进呈宫内。其余的人虽然担任史职，不得随意让他们听闻所见所修史籍以及尚未施行的国史等事。”

长安二年，凤阁舍人、修国史刘允济曾说：“史官对善恶必定记载，言辞成为规范，使骄横的君主和叛臣有所知晓和畏惧。这也是权力重大，按理应当安贫乐道。从前班固接受金钱，陈寿索求米粮，我看他们像浮云一样。只是百官善恶必定记载，足以成为千载不朽的美谈，岂不盛大啊！”

长安三年七月，朱敬则请求选择史官，上表说：“国家的要事，在于记事之官。因此五帝的深远教化，依靠他们的笔削；三王的盛大功业，借助他们而流传名声。这样的人才难得，其难甚大。何以知道是这样？从前周平王东迁，历经六百年，齐桓公九次会合天下诸侯，晋文公一战而成为诸侯霸主，秦穆公远远称霸西戎，楚庄王利益尽及南海，礼乐文物，寂然无闻。如今所存在的，只有鲁国的史书。假若鲁国没有君子，记传就会遗缺，雄霸远图，必定坠落于地，岂不可惜！即如齐、周小国的君主，尚且能留意于史册。齐神武帝曾对著作郎魏收说：‘你不要看见陈元康、杨遵彦等在我眼前奔走，就认为我因为他们勤劳。我后代的名声，在于你的手中，是最重要的事，不要认为我不知道。’到文宣帝即位，又曾敕令魏收说：‘喜好直笔，不要畏惧，我终究不会像魏太武帝那样诛杀史官。’又周文帝为宰相时，采纳柳虬的建议，特别命令书写史事不隐讳。他们立志于惩劝如此。臣以为陛下圣德鸿业，确实可以垂范将来，倘若不遇到良史之才，那么大典无从成就。况且董狐、南史，岂止生在往代，而唯独不在此时，在于求与不求，好与不好罢了。如今若访求到那些善者，希望陛下勉励他们以公忠，期待他们以远大，再超加美职，使得他们施行其道，则天下非常幸运。”郑惟忠曾问刘子玄说：“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为什么？”刘子玄回答说：“史才须有三长，即才、学、识。有学而无才，如同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箱，而让愚笨的人经营，终究不能达到货殖了。如果有才而无学，如同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中没有楩楠和斧斤，终究不能建成他的宫室了。还须喜欢正直，善恶必书记载，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这如同为虎添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了。”当时人认为是知言。

开元二十五年正月八日，任命道士尹愔为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兼知史馆事，特赐朝散阶。尹愔上表恳切推让，优待诏书允许他穿着道士衣服办公，尹愔才接受职务。

贞元九年十二月，以前河南府王屋县尉蒋武为右拾遗、史馆修撰。皇上重视其职的艰难，诏令未可下达前，召见于延英殿，至此才任命官职。十二年正月，以工部郎中、史馆修撰如故。同年二月，又荐自左谏议大夫迁秘书少监，修撰如故。当时裴延龄显贵，想与宰相不同，就对皇上说：“谏议大夫，是议论朝廷得失的官员；史臣修撰，是记载朝廷得失之事。那些担任史职的人，不应当担任谏官。”所以有此任命。

元和六年六月，宰臣集贤院大学士裴垍上奏：“史馆请登朝官入馆者，并为修撰，非登朝并为直馆，修撰中以一人官高者判馆事。其余名目，并请不设置，仍永为常式。”听从之。

大和六年二月，以谏议大夫王彦威、户部郎中杨汉公、祠部员外郎苏涤、右补阙裴休并充任史馆修撰。旧例，修撰不过三员，有时止两员，今四人并命，议论者非议之。

天祐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敕令：“翰林学士、职方郎中兼史馆修撰张荣，今修撰职名稍卑，不称内廷密重，宜充兼修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