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

从前圣人写作《春秋》，是史家编年体的开端。到了司马迁、班固创立纪传体，古代史书的体例就衰微了。袁宏、陈寿以后，著述繁多，有正史、有别史、有杂史。别史、杂史，是用来补充正史简略之处的。我的朋友西斋吴君精于史学，正史、别史没有不探讨搜寻的。他所著的《西夏书事》一书，是补杂史的简略。西夏延续五代，始终与辽、金相始终，但辽、金有史书，西夏却少有成书，仰慕古事的人感到遗憾。西斋采集河西的旧闻，搜寻拓跋氏的遗文，事迹不能埋没的就写下来，事迹不容避讳的就写下来，内部事务必定记载，外部事务间或记载，盛衰、治乱、功过，有时大书，有时特书，以月系年，经纬分明，具有体例。我接受并阅读它，私下感叹这部书的完成，其困难有三点。元朝脱脱等修《宋史》《辽史》《金史》，原有实录可作依据，不过是沿用其文字而稍加编排。西夏的典籍已经亡佚，其攻伐、礼乐、兵刑等重大事务，仅散见于《宋史》《辽史》等史书以及王偁的《东都事略》、李焘的《通鉴长编》，在此之中钩稽考索，以完成一国的记载，难啊！即使刘温润的《西夏须知》、孙㢲的《夏国枢要》，也是残篇断简，谬误纷纭。整理纷乱的丝线而使其扣合，特别费心经营，由此可知西斋的用心勤苦。古人著述，没有比聚书更优先的。梁朝沈约、任昉等人，都号称良史之才，他们的藏书各有数万卷。宋朝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所采录的书籍从正史之外，多达三百三十二种。西夏的蕃书纪事，文义难以明了，所以历代《一统志》、陕甘新旧通志、绥灵、宁夏各州卫志，职方失考，文献缺少征验。而儒生财力微弱，购藏有限，家中少有秘藏，只能凭借耳目过阅，作为引证依靠，难还是不难？由此可知西斋的见闻广博。而且陆翙著《邺中记》，徐铉撰《江南录》，郑文宝增修《江表志》，以及周羽翀的《三楚新录》、句延庆的《锦里耆旧传》，这数人，不是生长其国，就是身在其朝，但有的失于虚妄，有的失于简略，仍不免被君子讥笑。何况西夏地处西部边陲，离现在五百多年，地方偏远则见闻失实，时代久远则考证无从。却能够网罗散佚，贯穿条理，纠正其错误，发表论断，使二十一主三百四十多年的事迹清楚而不紊乱，作者固然不知其难，读者也忘了其难。由此可知西斋的才识，卓越不可企及。西斋知道我有同好，每次过访，总是以史学互相研讨。了解他的著述，还有《廿二史金石攷异》《明史纪事本末补》《歴朝名年纪畧》《明遗杂记》等稿本，那么我为此书作序，也不过是开端之声而已。道光六年，岁次丙戌，仲春中旬，弟周郁滨泉南氏拜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