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三

刘仲通仰慕司马温公、吕献可的贤德，当温公想要为献可撰写墓志时，仲通自己请求书写碑石。温公的文章写出来后，直接书写王介甫的罪过不加隐讳，仲通才开始有畏惧之意。他的儿子——安世，字器之，出入温公门下，代替父亲书写，从此更加知名。到温公入朝为相元祐年间，推荐器之担任馆职，对器之说：“您知道为什么推荐您吗？”器之说：“我得以跟随您交游已经很久了。”温公说：“不是的。我闲居时，您按时问候不断；我身居政府，您唯独没有书信，这是所以我推荐您的原因。”到温公去世，器之官职逐渐显达，对温公的学问更加笃信，所以在台谏以忠诚正直敢于言事闻名于当时。绍圣初年，党祸兴起，器之尤其被章惇、蔡卞所忌恨，被远谪岭南外，盛夏侍奉老母出行，路人都怜悯他，器之不屈服。抵达一郡，听说有使者从京师来，人们为器之感到危险，郡将派他的门客来，劝器之准备后事，门客流泪说，器之脸色不动。留门客吃饭，谈笑自如，对着门客取笔写了几张纸，慢慢呼叫他的纪纲之仆，从容地说：“听说朝廷赐我死就死，按照这几张纸行事。”笑着对门客说：“死不难啊！”门客从仆那里取所写的纸来看，则都是经纪他的家事，以及经纪同贬当死者的家事非常详尽，门客惊叹以为不可及。器之留了几天，使者入海岛，杖死内臣陈衍，大概是章惇、蔡卞故意命令绕道前往各郡，逼各流人自尽罢了。器之一天行走山中，扶他母亲坐篮舆在树下休息，有大蛇冉冉而来，草木都披靡，担夫惊走，器之不动。蛇好像相向，很久才离开。村民罗拜器之说：“官是异人。蛇，是我们山的神，见官欢喜相迎罢了。官远行无恙吗！”建中靖国初年，因上皇登极赦恩得以归来，居住南京。不久又恢复官职，帅定武。蔡京当权，再次落职而死。呜呼！温公门下士很多，像器之的，所守凛然，死生祸福不变，真是元祐之人。器之平生喜欢读《孟子》，所以他刚大不枉的气似孟子。

熙宁年间，上书的人说秦州闲田万余顷，赋民耕种，每年可得谷三万石，于是籍所赋的人为弓箭手；并边有积年滞钞不用，用它们来迁蜀货而卖于边州，官在古渭砦置市易务，因此可以开河湟，复故土，断匈奴右臂。宰相大力推行他的建议，知秦州事李师中极力说不可，于是命开封府推官王尧臣同内侍押班李若愚查实。尧臣还奏说：“臣查所谓闲田，都没有。且兴货以积境上，实启戎心，开边隙，为后害甚大，臣私以为不可。”听者认为他的话很难得。尧臣后来为贤从官，他的墓志所载如此。伯温说：“上书的人，是王韶；宰相大力推行的，是王介甫；知秦州李师中，是郓州名臣李诚之待制。介甫主张韶的说法，为熙河之役，天下之士没有敢说不可的，王公独能说，难啊！”

熙宁中，朝廷有“生老病死苦”的话——当时王荆公改新法，日日生事，曾鲁公以年老依违其间；富、韩二公称病不出；唐参政与荆公争，按问欲理直不胜，疽发背死；赵清献唯声苦。当时范忠宣公为侍御史，都弹劾他们，说荆公章云：“志在近功，忘其旧学。”说富公章云：“谋身过于谋国。”说曾公、赵公章云：“依违不断可否。”忠宣每次说：“以王介甫比莽、卓，过分了。但急于功利，遂忘素守。”荆公还想用忠宣为同修起居注，忠宣不从，出为陕西漕，又移成都漕，荆公不悦，竟以事罢免他。

元丰初年，蔡确排挤吴充罢相，指王珪为吴充党，想一并驱逐，珪畏惧确，引荐他为执政。当时珪独相久，神宗厌烦轻视他，珪不悟。确机警觉察。一天，密问珪说：“近上意于公厚薄何如？”珪说：“无他。”确说：“上厌公了！”珪说：“奈何？”确说：“上久欲收复灵武，患无任责者。公能任责，则相位可保。”珪喜谢他，适逢江东漕张琬有违法事，帝对珪说，欲遣官按治，珪以帝意告都检正俞充。充与琬善，以书告琬，琬上章自辩，帝问珪说：“张琬事唯语卿，琬何从知？”珪因漏泄上语，退朝甚忧，召俞充问之，充对以实，珪说：“我与君俱得罪了！但有一策，当除君帅环庆，亟上取灵武之章，上喜，罪可免。”乃除充待制，帅环庆，充果建取灵武之章。未几，充暴卒，以高遵裕代之，有旨以遵裕节度五路大兵，为灵武之役。泾原副帅刘昌祚领大部兵先至灵武城下，以遵裕未至，不敢进。熙河李宪兵不至，鄜延副帅种谔独乞班师。遵裕至，夏人大集，决黄河水以灌我师，冻馁沉溺，不战而死者十余万人。遵裕狼狈以遁，虏追袭之。谔拥兵不救，以实其说。推其兵端，由王珪避漏泄上语之罪所致。绍圣初年，谓珪策立哲宗有异议，以为臣不忠追贬，实非其罪，而灵武之祸是其罪。蔡确罪尤大，贬死新州有以也。那蔡确鞫相州狱，朝士被系者，确令狱卒与之同室而处，同席而寝，饮食旋溷共在一室，置大盆于前，凡馈食者，羹饭饼饵，悉投其中，以杓自搅，分饲之如犬豕，置不问。所以系者幸其得问，无罪不承。确专以起狱致位宰相云。

“章惇，是郇公的疏族。举进士，在京师馆于郇公之第，私通族父之妾，被人掩，逾垣而出，误践街中一妪，被妪所讼，时包公知开封府，不复深究，赎铜而已。惇后来及第在五六人间，大不如意，诮让考试官，人或求观其敕，掷地以示之，士论忿其不恭。熙宁初年，试馆职，御史言其无行，罢之。到介甫用事，张郇、李承之荐惇可用，介甫说：“闻惇大无行。”承之说：“我所荐的，是才，顾惇才可用于今日耳，素行何累焉？公试召与语，自当爱之。”介甫召见之，惇素辩，又善迎合，介甫大喜，恨得之晚。擢用数年，至两制、三司使。”右。司马温公记惇如此。伯温作《惇传》，载《辩诬》甚详。

杨元素为中丞，与刘挚说助役有十害。王荆公使张琥作《十难》以诘之，琥辞不为，曾布说：“请为之。”仍诘二人向背好恶之情果何所在，元素惶恐，请说：“臣愚不知助役之利乃尔，当伏妄言之罪。”挚奋说：“为人臣，岂可压于权势，使人主不知利害之实？”即复条对布所难的，以伸明前议，且说：“臣所向者陛下，所背者权臣；所好者忠直，所恶者邪奸。臣今获罪谴逐，固自其分，但助役终为天下之患害，愿陛下勿忘臣言。”于是元素出知郑州，挚责监临。琥也由此忤荆公意，坐事落修注。

吕惠卿丁父忧去，王荆公未知心腹所托，可与谋事者。曾布当时以著作佐郎编敕，巧黠，善迎合荆公意，公悦之。数日间，相继除中允、馆职，判司农寺，告谢之日，抱敕告五六通。布为都检正，故事：白荆公即行，时冯当世、王禹玉并参政，或说：“当更白二公。”布说：“丞相已定，何问彼为？俟勑出，令押字耳。”所以唐诇对两府弹荆公说：“吕惠卿、曾布，安石心腹；王珪、元绛，安石之仆隶。”又说：“珪奴事安石，犹惧不了”云。

土蕃在唐最盛，至本朝才衰。今河奉、邈川、青唐、洮、岷，以至阶、利、文、政、绵州、威、茂、黎、移州夷人，都是其遗种。独唃厮啰一族最盛，虽西夏也畏之，朝廷封西平王，用为藩翰。陕西州县特置驿，谓之唃家位，岁贡奉不绝。未开熙河前，关中士人多言其利害，虽张横渠先生之贤，少时也想结客以取，范文正公帅延安，招置府第，俾修制科，至登进士第，其志乃已。仁宗皇帝朝，韩琦、富弼二公为宰相，凡言开边者皆不纳。熙宁初年，王荆公执政，始有开边之议。王韶，罢新安县主簿，游边得其说，遂上开熙河之策，荆公以为奇谋，乃有熙河之役。独岷州白石大潭、秦州属县有赋税，其余无斗粟尺布，唯仰陕西州县、朝廷帑藏供给，所以自开熙河以来，陕西民日困，朝廷财用益耗。初，唃厮啰分处诸子于熙河、洮岷之地，唃厮啰死，诸子皆衰弱，所以韶能取之。唃厮啰诸子，唯董毡者在湟鄯最盛，韶之势止能取河州，韶暂入朝，鬼章已举兵攻河州，遂有踏白之败，景思立死之。绍圣初年，章惇作相，曾布作枢密，董毡已自立，为强臣阿里骨所篡，国人畏之。阿里骨死，其子瞎征立，国人思故主，不朝瞎征，瞎征懦弱，欲为僧，国人又欲杀之，瞎征遂乞纳土归朝廷，时王厚帅熙河，童贯初领边事，乃受之送于朝，封官爵，遣居熙州。建中靖国初年，韩忠彦为相，安焘为枢密，遂弃𨜔鄯，求唃氏苗裔立之。韩忠彦罢，蔡京作相，复𨜔鄯，责安焘与熙河帅姚师雄及凡议弃者，边事复兴了。呜呼！朝廷受小国叛臣所纳地，不能正其罪，又赏以官爵，在理为不顺。靖康初年，言者乞求青唐种族，以𨜔鄯之地赐之，朝廷下熙河帅议以闻，无敢任其责者，乃已。至大金陷陕之六路，兵入熙河，即求𨜔鄯旧族，尽以其地与之。嗟夫！彼夷狄也，能知行正道如此，所以蔑视中国欤！

元丰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升遐，遗诏至洛，故相韩康公为留守、程宗丞伯淳从御史出为汝州酒官，会以檄来，举哀于府第。既罢，对康公之子——宗师兵部说：“我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谪官，我独除监司，我不敢当辞之。念先帝见知之恩，终无以报。”已而泣，兵部说：“今日朝廷之事何如？”宗丞说：“司马君实、吕晦叔作相了。”兵部说：“二公果作相，当何如？”宗丞说：“当与元丰大臣同，若先分党与，他日可忧。”兵部说：“何忧？”宗丞说：“元丰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变已甚害民之法则善矣，不然，衣冠之祸未艾也。君实忠直，难与议，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二公果并相，召宗丞，未行，以疾卒。温公、申公也相继薨。吕汲公微仲、范忠宣公尧夫并相，忠宣所见与宗丞同，所以蔡确贬新州，忠宣独以为不可，更对汲公说：“公若重开此路，吾辈将不免了！”忠宣竟罢去。呜呼！宗丞为温公、申公所重，使不早死，名位必与忠宣等，更相调护，协济于朝，则元祐朋党之论，无自而起也，宗丞可谓有先见之明了。与韩兵部论此事时，范醇夫、朱公掞、杜孝锡、伯温同闻之，今四十年而其言益验，故为表而出之。

哲宗即位，宣仁后垂帘同听政，群贤毕集于朝，专以忠厚不扰为治，和戎偃武，爱民重谷，庶几嘉祐之风了。然虽贤者，不免以类相从，所以当时有洛党、川党、朔党之语。洛党，以程正叔侍讲为领袖，朱光庭、贾易等为羽翼。川党，以苏子瞻为领袖，吕陶等为羽翼。朔党，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领袖，羽翼尤众。诸党相攻击而已，正叔多用古礼，子瞻谓其不近人情如王介甫，深疾之，或加抗侮，故朱光庭、贾易不平，皆以谤讪诬子瞻，执政两平之。是时既退元丰大臣于散地，皆衔怨刺骨，阴伺间隙，而诸贤者不悟，自分党相毁。至绍圣初年，章惇为相，同以为元祐党，尽窜岭海之外，可哀啊！吕微仲秦人，戆直无党；范醇夫蜀人，师温公不立党，也不免窜逐以死，尤可哀啊！

熙宁年间，梁丞相适薨闻，光献后有旨于相国寺饭僧资荐，神宗问说：“岂以梁适为仁宗旧相耶？”后说：“微梁适，吾无今日了。”帝问其故，说：“我初册后，仁宗一天对宰辅说：‘朕居宫中，左右前后，皆皇后之党！’宰相陈执中请付外施行，梁适进说：‘闾巷之人，今日出一妻，明日又出一妻，犹为不可，况天子乎？执中之言非是。’仁宗不语，久之说：‘梁适忠言也。’”呜呼！唯仁宗之圣，梁公之贤，我光献后所以为宋之任姒欤！

李承之待制，奇士，苏子瞻所谓李六丈人豪也。为童子时，论其父纬之功于朝，久不报，自诣漏舍，以状白丞相韩魏公，公说：“君果读书，自当取科名，不用纷纷论赏也。”承之说：“先人功罪未辨，深恐先犬马沟壑，无以见于地下，故忍痛自言。若欲求官，稍识字，第二人及第固不难。”魏公，王尧臣榜第二人登科，承之故云，公闻其语矍然。或说魏公德量服一世，独于承之终身不能平。承之既登第，官浸显，益有直声。唐介参政为台官时，言文潞公灯笼锦献张贵妃事，上怒甚，谪介春州，承之送以诗，有“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如山。并游英俊颜何厚，已死英雄骨尚寒”之句。后介用潞公荐，官于朝廷，无所言，承之以故，从介索所送诗，介无以报，取诗还之说：“我固不用落韵诗也。”以“山”、“寒”二字韵不同，故云。可见承之刚正也。承之在仁宗朝，官州县，因邸吏报包拯拜参政，或说：“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说：“包公无能为。今知鄞县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乱天下者，此人也。”后荆公相神宗，以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述，承之深诋之。至吕献可中丞死，承之以诗哭之，有“奸进贤须退，忠臣死国忧。吾生竟何益，愿卜九泉游”之句。荆公之党吕惠卿益怨之，未有以发也。会承之上章自叙，神宗留其章禁中，惠卿坚请领之，惠卿因节略文意，以“天生微臣，实为陛下”等语激上意，遂有愚弄人主之责，终其身不至大用。呜呼！士若承之，岂孔子所谓刚者欤？

朱寿昌，少不知母所在，弃官走天下求之，刺血书佛经，志甚苦。熙宁初年，见于同州，迎以归，朝士多以诗美之。苏内翰子瞻诗云：“感君离合我酸心，此事今无古或闻”。王荆公荐李定为台官，定尝不持母服，台谏给舍俱论其不孝，不可用，内翰因寿昌作诗贬定，故说“此事今无古或闻”也。后定为御史中丞，言内翰多作诗贬上。内翰自知湖州赴诏狱，小人必欲杀之。张文定、范文忠二公上疏救，不报，天下知其不免了。内翰狱中作诗寄黄门公子由云：“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断因”，或以上闻，上览之凄然，卒赦之，止以团练副使安置黄州。

元丰七年甲子六月二十六日，洛中大雨，伊、洛涨，坏天津桥，波浪与上阳宫墙齐。夜，西南城破，伊、洛南北合而为一，深丈余，公卿士庶第宅庐舍皆坏，唯伊水东渠有积薪塞水口，故水不入府第。韩丞相康公尹洛，抚循赈贷，无盗贼之警，人稍安。后两日，有恶少数辈声言水再至，人皆号哭，公命擒至，决配之，乃定。闻于朝，筑水南新城新堤，增筑南罗城。明年夏，洛水复涨，至新城隄下，不能入，洛人德之。康公尹洛有异政，此其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