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制

兵制一

明代的兵制，大概经历了三次变化：卫所的兵，变为招募，到崇祯、弘光年间又变为大将的屯兵。卫所的弊端是，官军三百十三万八千三百人，都靠百姓供养，除西北边防兵三十万外，用来抵御外寇平定祸乱，不得不另设兵来供养。兵从农中分离，尚且不行，却又让军从兵中分离，这是让全天下百姓供养两份天下兵。招募的弊端，如东事兴起，安家、行粮、马匹、甲仗耗费数百万金，得兵十余万却抵不上三万精锐，天下已骚动。大将屯兵的弊端，拥兵自卫，与敌交易，抢杀无法过问，宣召不能执行，率领我供养的兵反而攻打我的，就是这些人。明朝灭亡的原因，不就在这三者吗？

议论者说：卫所变为招募，是不得已而实行；招募变为大将屯兵，是形势所趋而非制度。推究卫所，其制度并非不好。一镇的兵足以守一镇之地，一军的田足以供一军之用，卫所、屯田，是相辅相成的。后来军伍消耗，耕者无人，屯粮不足，增以客兵，坐食者众，屯粮不足，于是增加民粮，又增加盐粮，又增加京运，而卫所制度开始破坏。定都北京后，每年漕运四百万石，十二总领卫一百四十旗，军十二万六千八百人，轮年值运，有月粮，有行粮，一人兼二人之食，每年有二十五万三千六百不耕而食的军。这又是卫所制度因运输而破坏。

中都、大宁、山东、河南附近卫所，轮班上操，春班三月至、八月还，秋班九月至、二月还，有月粮，有行粮，一人兼二人之食，每年有二十余万不耕而食的军。这又是卫所制度因班操而破坏。一边有事就调各边的军，应调者吃这边的新饷，其家口又支各边的旧饷。旧兵不归，各边不得不补，补一名又添一名的新饷，这是一兵而有三饷。卫所制度，到这时破坏得不可支撑了。凡这些都是末流的弊端，起初的制度岂是这样！

论者说：末流的弊端，也是由其制度不善所致，制度不善，则军民太分。凡人膂力不过三十年，以七十为率，则四十年处于老弱。军既不能复还为民，则一军在伍，其为老弱者也有四十年，这样怎能不消耗？乡井之思，谁没有？今以谪发充军，远者万里，近者千余里，违反土性，死伤逃窜十常八九，这样怎能不消耗？且定都北京二百余年，天下之财无不尽取以归京师，使东南民力枯竭的，不是军吗？或说：畿甸之民大半为军，今计口而给之，所以天下有荒年而畿甸不困，这是明知其无益而不可已。说：若是，则不是养兵，乃是养民。天下之民不耕而待养于上，则天下耕者当是何人？东南之民何罪！以养军之故，至不得不养及于民，还可说其制善吗？

我认为天下的兵应当取之于口，而天下为兵之养应当取之于户。其取之于口，教练之时五十而出二，调发之时五十而出一；其取之于户，调发之兵十户而养一，教练之兵则无需供养。如以万历六年户口数目言之，人口六千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则得兵一百二十一万三千八百五十七人；人户一千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则可养兵一百六万二千一百四十三人。五十口而出一人，则其役不重；十户而养一人，则其费不难；而天下之兵满一百二十余万，也不为少。王畿之内，以二十万人更番入卫，然也不过千里。假如定都金陵，其入卫者但尽金陵所属之郡邑，而他省不参与。金陵人口一千五十万二千六百五十一，则得胜兵二十一万五百，以十万各守郡邑，以十万入卫，次年则以守郡邑者入卫，以入卫者归守郡邑，又次年则调发其同事教练之兵，其已经调发者则住粮归家，但听教练而已。五十口而出一人，而又四年方一行役，以一人计之，二十岁而入伍，五十岁而出伍，始终三十年，止历七次更替，而又不出千里之远，则为兵者其任也不为过劳。国家无养兵之费则国富，队伍无老弱之卒则兵强。人主欲富国强兵而兵民太分，唐、宋以来但有彼善于此之制，其受兵之害，未尝不与明朝相同。

兵制二

国家承平之时，武人至大帅者，干谒文臣，即使品级悬殊，也必戎服，左握刀，右带弓矢，帕首裤靴，趋入庭拜，其门状自称走狗，退而与其仆隶为伍。兵兴以后，有言于天子者说：“今日不重武臣，故武功不立。”于是毅宗皇帝专任大帅，不使文臣节制。不二三年，武臣拥众，与贼相望，同事虏略。李贼入京师，三辅至于青、齐诸镇，栉比而营，天子封公侯结其欢心，终莫肯以一矢入援。呜呼，毅宗重武之效如此！

然而武固不应当重吗？说：毅宗轻武而不重武。武之所重者将；汤之伐桀，伊尹为将；武之入商，太公为将；晋作六军，其为将者皆六卿之选。明朝虽失其制，总兵皆用武人，然必听节制于督抚或经略。则是督抚、经略，将也；总兵，偏裨也。总兵有将之名而无将之实，然且不可，况竟与之以实乎！

安国家，全社稷，君子之事；供指使，用气力，小人之事。国家社稷之事，孰有大于将？使小人而优为之，又何贵乎君子？今以天下之大托之于小人，为重武耶，为轻武耶？是故与毅宗从死者，皆文臣。当其时，属之以一旅，赴贼俱死，尚冀十有一二相全，何至自殊城破之日乎！是故建义于郡县者，皆文臣及儒生。当其时，有所藉手以从事，胜负亦未可知，何至驱市人而战，受其屠醢乎？彼武人之为大帅者，方且飙浮云起，昔之不敢一当敌者，乘时易帜，各以利刃而齿腐朽，鲍永所谓以其众幸富贵矣，而后知承平之时待以仆隶者之未为非也。

然而彭越、黥布非古之良将吗？说：彭越、黥布，非汉王将之者也，布、越无所藉于汉王而汉王藉之，犹治病者之服乌喙、蔾芦。人见彭越、黥布之有功而欲将武人，亦犹见乌喙、蔾芦之愈病而欲以为服食。彼粗暴之徒，乘世之衰，窃乱天常，吾可以权授之，使之出落钤键吗！然而叔孙通专言斩将搴旗之士，儒生无所言进，为何？说：当是时，汉王已将韩信，彼通之所进者，以首争首、以力搏力之兵子耳，岂所谓将？然而壮健轻死善击刺者，非所贵吗？说：壮健轻死善击刺之在人，犹精致犀利之在器甲。弓必欲无灂，治必欲援胡之称，甲必欲上旅下旅札续之坚，人必欲壮健轻死善击刺，其道一也。器甲之精致犀利，用之者人也；人之壮健轻死善击刺者，用之者将也。今以壮健轻死善击刺之人而可使之為将，是精致犀利之器甲可以不待人而战。

兵制三

唐、宋以来，文武分为两途。然其职官，内而枢密，外而阃帅州军，犹文武参用。惟有明截然不相出入，文臣之督抚，虽与军事而专任节制，与兵士离而不属。是故莅军者不得计饷，计饷者不得莅军；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方自以犬牙交制，使其势不可为叛。

天下有不可叛之人，未尝有不可叛之法。杜牧所谓“圣贤才能多闻博识之士”，此不可叛之人也。豪猪健狗之徒，不识礼义，喜虏掠，轻去就，缓则受吾节制，指顾簿书之间，急则拥兵自重，节制之人自然随之上下。试观崇祯时，督抚曾有不為大帅驱使者吗？此时法未尝不在，未见其不可叛。

明代武职之制，内设都督府，锦衣卫，外设二十一都司，四百九十三卫，三百五十九所；平时有左右都督、都指挥使、指挥使，各系以同知、佥事及千户、百户、镇抚之级，行伍有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千把总之名。宜悉罢平时职级，只存行伍。京营之兵，兵部尚书即为总兵，侍郎即为副将，其属郎官即分任参、游。设或征讨，将自中出，侍郎挂印而总兵事，郎官从之者一如京营，或用巡抚为将，巡抚挂印，即以副将属之参政，参将属之郡守，其行间战将勇略冠军者，即参用于其间。苟如近世之沈希仪、万表、俞大猷、戚继光，又未尝不可使之内而兵部，外而巡抚。

自儒生久不为将，其视用兵也，一以为尚力之事，当属之豪健之流；一以为阴谋之事，当属之倾危之士。夫称戈、比干、立矛者，士卒之事而非将帅之事，即一人以力闻，十人而胜之矣。兵兴以来，田野市井之间膂力稍过人者，当事即以奇士待之，究竟不当一卒之用。万历以来之将，掩败饰功，所以欺其君父者何所不至，亦可谓之倾危矣。乃止能施之君父，不能施之寇敌。然则今日之所以取败亡者，非不足力与阴谋可知矣。使文武合为一途，为儒生者知兵书战策非我分外，习之而知其无过高之论，为武夫者知亲上爱民为用武之本，不以粗暴为能，是则皆不可叛之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