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法第四十三

问话的人说：“申不害和公孙鞅这两家的学说，哪一家对国家更为急需？”

回答的人说：“这是不能拿来比较的。人不吃东西，十天就会饿死；在严寒的隆冬季节，不穿衣服也会冻死。如果说衣服和食物哪一样对人更急需，那么这两样一样也不能缺少，都是维持生存所必需的东西。现在申不害主张用‘术’，而公孙鞅推行‘法’。所谓‘术’，就是依据才能授予官职，按照名位责求实际功效，掌握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能力。这是君主所应当掌握的。所谓‘法’，就是法令由官府明确颁布，刑罚在民众心中确立，奖赏给予遵守法令的人，而惩罚施加于触犯法令的人。这是臣子所应当遵循的。君主没有术，就会在上面被蒙蔽；臣子没有法，就会在下面作乱。这两样一样也不能缺少，都是帝王治理天下的工具。”

问话的人说：“只用术而不用法，或者只用法而不用术，为什么不行呢？”

回答说：“申不害是韩昭侯的辅佐大臣。韩国是从晋国分出来的国家。晋国的旧法还没有废除，而韩国的新法又产生了；前代君主的法令还没有收回，而后代君主的法令又颁布了。申不害不专一地推行自己的法，不统一国家的法令，所以奸邪之事就多了。因此，如果旧法前令对自己有利，就按旧法前令行事；如果新法后令对自己有利，就按新法后令行事。因为旧法和新法相互矛盾，前后命令相互抵触，所以申不害即使让昭侯十次运用术，奸臣还是有办法用诡辩来掩饰自己。所以，依靠拥有万辆兵车的强大韩国，经历七十年还没有成就霸王之业，就是因为虽然在上面运用了术，但法令在官府中没有得到认真整顿的祸患。公孙鞅治理秦国时，设立告奸和连坐的制度来查究实情，把百姓编成什伍组织并让他们共同承担罪责，奖赏丰厚而有信用，刑罚严厉而必定执行。因此，秦国的民众即使劳作劳累也不休息，追击敌人面临危险也不退却，所以秦国富裕而军队强大。然而因为没有术来识别奸邪，结果只是凭借国家的富强来资助臣下罢了。等到秦孝公和商君死后，秦惠王即位，秦国的法令并没有败坏，但张仪却利用秦国的力量为自己在韩国和魏国谋取私利。惠王死后，秦武王即位，甘茂又利用秦国的力量为自己在周地谋取私利。武王死后，秦昭襄王即位，穰侯魏冉越过韩国和魏国向东攻打齐国，经过五年，秦国没有增加一尺土地，而他却建成了自己陶邑的封地。应侯范雎攻打韩国八年，建成了自己汝南的封地。从此以后，在秦国任职的人，都是应侯、穰侯一类的人。所以，打了胜仗，大臣就尊贵；扩大了土地，私人的封地就建立起来：这是因为君主没有术来识别奸邪。商君即使十次整顿法令，臣下反而利用国家的资源来谋私。所以，凭借强秦的资财几十年还不能成就帝王之业，就是因为法令在官府中没有得到认真整顿，君主在上面没有运用术的祸患。”

问话的人说：“君主运用申子的术，而官府推行商君的法，可以吗？”

回答说：“申子没有把术发挥到极致，商君也没有把法发挥到极致。申子说：‘治理政事不超越自己的职权，即使知道别人的事也不说。’治理政事不超越职权，这可以说是恪守职责；但知道别人的事却不说，这就是不举报过错。君主用全国人的眼睛来看，所以没有谁比他看得更清楚；用全国人的耳朵来听，所以没有谁比他听得更明白。现在如果知道却不说，那么君主还能依靠谁呢？商君的法令说：‘斩杀一个敌人首级的，赏赐爵位一级，想要做官的就授予五十石俸禄的官职；斩杀两个敌人首级的，赏赐爵位二级，想要做官的就授予一百石俸禄的官职。’官职和爵位的晋升与斩杀首级的功劳相称。现在假如有法令说：‘让斩杀首级的人去做医生或工匠。’那么房屋就盖不成，疾病也治不好。工匠靠的是手巧，医生靠的是调配药剂，如果用斩杀首级的功劳让他们去做这些事，那就与他们的才能不相称。现在治理官职的人，需要智慧和才能；而斩杀首级的人，靠的是勇气和力量。用勇气和力量所获得的东西来担任需要智慧和才能的官职，这就等于用斩杀首级的功劳去当医生和工匠。所以说：这两个人对于法术，都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