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正史第二

《易经》说：“上古时代用结绳来治理事务，后世圣人改用文字书写契券。”儒者说：“伏羲氏开始画八卦，创造文字，取代结绳治理的方式，从此文献典籍就有了。”又说：“伏羲、神农、黄帝的书称为‘三坟’，说的是大道；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的书称为‘五典’，说的是常道。”《春秋传》记载楚国左史（疑当有“倚相”二字）能读三坟、五典。《礼记》说：“外史掌管三皇、五帝的书籍。”由此说来，那么坟、典的文义，三皇五帝的史策，到春秋时代，还广泛流行于世。等到后世，这些书不再流传。只有唐尧、虞舜以后的事，可以谈论。

然而从尧以前，圣贤还有记述，寻求其中一二，仿佛存在。后来诸子，广泛制造奇谈怪论，所说不合常理，其书不合圣道。所以司马迁说：“神农以前，我不知道了。”班固也说：“颛顼的事，不能明了。”这就是坟、典所记载的，无法称述了。

尧、舜相继，已见于坟、典；周朝借鉴夏商二代，各有典籍。到孔子讨论其义，删定为《尚书》。从唐尧开始，下至秦穆公，其中一百篇，并各作序。适逢秦朝暴虐，坑杀儒生禁止学术，孔子的后代叫孔惠，把书藏在墙壁中。

汉朝兴起，广泛寻求儒雅之士，听说前秦博士伏胜，能传承其学业，诏令太常派掌故晁错去受业。当时伏生年近一百岁，说话不能听清。口授其书，只有二十九篇。从此传承其学的，有欧阳氏、大小夏侯。宣帝时，又有河内女子，得到《泰誓》一篇献上，与伏生所诵合计三十篇，流行于世。那篇所记载的年月，与序不相符合，又和《左传》《国语》《孟子》所引用的《泰誓》不同，所以汉、魏诸儒（原注：指马融、郑玄、王肃。）都怀疑其谬误。

《古文尚书》，就是孔惠所藏，用科斗文字写的。鲁恭王毁坏孔子旧宅，才在墙壁中得到。博士孔安国用来校对伏生所诵，增多二十五篇。用隶古字改写，编为四十六卷。司马迁多次访求其事，所以多有古说；安国又受诏，为其作传注释。正值武帝末年，巫蛊事件兴起，经籍之事停息，不能上奏，收藏于私家。刘向取来校对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脱误很多。到了后汉，孔氏的本子就断绝了。那些见于经典的，诸儒都称为逸书。（原注：指马融、郑玄、杜预。）王肃也注《今文尚书》，而大体与《古文》孔传相类，也许王肃私下见到其本而独自秘藏吧？

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才把孔传奏上，但缺少《舜典》一篇，于是取王肃的《尧典》，从“慎徽”以下，分为《舜典》来续补。从此欧阳、大小夏侯等家之学，马融、郑玄、王肃诸注废弃，而《古文》孔传独存，列于学官，永为世范。

齐建武年间，吴兴人姚方兴，采集马融、王肃之义来造孔传《舜典》，说在大航（《隋书》作“杭”）购得，到朝廷献上。满朝集议，都以为非。（原注：梁武帝时，博士议曰：孔叙称伏生误合五篇，因为文句相连，所以成合。《舜典》必有“曰若稽古”，伏生虽云昏耄，何容□□。因此不见用。）等到江陵板荡，其文传入北方，中原学者，得到而惊异。隋代博士刘炫于是取此一篇，列入本第。所以今人所习《尚书》《舜典》，原本出于姚氏。

当周室微弱，诸侯以武力相争。孔子应聘不遇，从卫国回来。于是与鲁国君子左丘明，到太史氏处观书，根据鲁国史记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从隐公到哀公十二公的事迹。经写成后授给弟子，弟子退下而各有异说。丘明恐怕失去真意，所以论本事而作传，表明夫子不凭空说经。《春秋》所贬斥的当世君臣，其事实都表现在传中。所以隐藏其书而不宣扬，以此避免时难。到了末世，口说流行，所以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邹氏无师传，夹氏有目录无书，所以不显于世。汉朝兴起，董仲舒、公孙弘都治《公羊》，其传习者有严、颜二家之学。宣帝即位，听说卫太子私下喜好《谷梁》，于是召名儒蔡千秋、萧望之等在大殿中讨论，因而设置博士。平帝初年，立《左氏》；到了后汉，儒者多次在朝廷诋毁它。恰逢博士李封去世，于是不再补。到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奏请重新立于学官。到魏、晋，其书逐渐流行，而二传也废。今所用《左氏》本，就是杜预所注的。

又当春秋之世，诸侯国各有自己的史书。所以孔子寻求众家史记，而得到一百二十国的书。如楚国的书、郑国的志、鲁国的春秋、魏国的纪年，这些是可以说的。左丘明既配合经文立传，又撰写诸异同，号称《外（一讹“小”）传国语》二十一篇。这大概是采集书志等文，不只是鲁国的史记而已。楚、汉之际，有好事者，记录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的世系，终于秦末，号称《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后，七雄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汉朝兴起，太中大夫陆贾记录当时功业（一作“政”），作《楚汉春秋》九篇。

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马谈想综合古今，勒成一史，其志未就而卒。其子司马迁于是继承父亲遗志，采集《左传》《国语》，删取《世本》《战国策》，根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至获麟（一误作“趾”），作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都称为《史记》。调和《六经》异传，整理百家杂言，藏于名山，副本在京师，以等待后圣君子。到宣帝时，迁的外孙杨恽祖述其书，于是公布于世。而十篇未完成，只有目录而已。（张晏《汉书注》云：“十篇，迁殁后亡失。”此说非也。）元、成之间，褚先生（名少孙）更补其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等传，文辞多鄙陋，不是迁的本意。晋散骑常侍巴西谯周，认为迁书周、秦以前，或采家人诸子，不专据正经，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都凭旧典来纠正其谬。今则与《史记》并行于世。

《史记》所记载的年份，截止到汉武帝。太初以后，就缺失没有记录。这之后刘向、刘向的儿子刘歆以及各位好事的人，像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人相继撰写续补，一直到哀帝、平帝年间，仍然称为《史记》。到建武年间，司徒掾班彪认为这些文字鄙陋粗俗，不足以接续前代史书；又因为扬雄、刘歆赞美假的新朝，迷惑后人，扰乱众人，不应该流传给后代。于是采纳其中旧事，广泛贯穿奇闻异说，写作《后传》六十五篇。他的儿子班固认为父亲所写的不够成为一家之言，于是起自高祖元年，终于王莽，共十二代，二百三十年，综合他们的行事，上下贯通，写作《汉书》的纪、表、志、传一百篇。此事还未完成，恰好有人上书说班固私自改作《史记》，有诏令京兆尹逮捕关押班固，全部抄录家中书籍封呈皇上。班固的弟弟班超到宫阙前自行陈说，明帝召见，说明班固续写父亲所作，不敢更改旧书，皇帝的心意才解开。当即放出班固，征召到校书处，接受诏命完成事业。经过二十多年，到章帝建初年间才完成。

班固后来因窦氏之事获罪，死在洛阳狱中。他的书颇为散乱，没有人能整理。他的妹妹曹大家，博学能写文章，奉诏校对整理。又选拔高才郎官马融等十人，跟从曹大家学习诵读。其中八表和《天文志》等，还没有完成，多是待诏东观的马续所作；而《古今人表》尤其不像本书。从汉末开始，直到陈朝，为它作注解的共有二十五家，至于专门传授学业，就与《五经》相近了。起初，汉献帝认为班固的书文字烦琐难以省览，就诏令侍中荀悦，依照《左氏传》的体例删减为《汉纪》三十篇，命令秘书监供给纸笔。经过五六年才完成，它的文字简明扼要，也与纪传并行。

在汉朝中兴时期，明帝开始诏令班固，与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写作《世祖本纪》，并撰写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孙述的事迹，写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从这以来，春秋考纪，也光彩明亮，但忠臣义士，没有谁撰写记录。于是又诏令史官谒者仆射刘珍及谏议大夫李尤，杂作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等传，起自建武年间，到永初年间。事业将近完成，而刘珍、李尤相继去世，又命侍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写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南单于、西羌传、地理志。

到元嘉元年，又令太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曹寿杂作《献穆、孝崇二皇后传》及《顺烈皇后传》，又增加《外戚传》加入安思等皇后，《儒林传》加入崔篆等人。崔寔、曹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百官表》、顺帝功臣《孙程》、《郭愿》及《郑众》、《蔡伦》等传。共一百一十四篇，称为《汉记》。

熹平年间，光禄大夫马日䃅、议郎蔡邕、杨彪、卢植在《东观》著作，接续纪传中可以完成的，而蔡邕另外写作《朝会》、《车服》二志。后来获罪被流放朔方，上书请求回来，继续完成十志。恰逢董卓作乱，皇帝西迁，史官废弃，旧文散失。等到在许都时，杨彪保存有不少注记。至于名贤君子，从永初年间以下缺续。

魏黄初年间，只写了《先贤表》，所以《汉记》残缺，到晋朝没有完成。泰始年间，秘书丞司马彪开始讨论众书，缀集他所听闻的，起自光武，终于孝献。记录世代十二，编年二百，贯通上下，旁引众事，作成纪、志、传共八十篇，称为《续汉书》。又有散骑常侍华峤，删定《东观记》为《汉后书》，帝纪十二、皇后纪二、典十、列传七十、谱三，总共九十七篇。其中的十典最终没有完成就去世了。从这以后，作者相继，编年体的有四家，创纪传体的有五家。推究他们的长处，华氏居首。但遭逢晋室东迁，三份中只剩一份。

到宋朝，宣城太守范晔，于是广泛聚集学徒，穷尽阅览旧籍，删减烦琐，补充简略，写作《后汉书》，共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计一百篇。恰逢范晔因罪被收捕，他的十志也没有完成就死了。在此之前，晋朝东阳太守袁宏，抄撮《汉氏后书》，依照荀悦的体例，著《后汉纪》三十篇。世人说汉朝中兴史的，只有范、袁二家而已。

魏史：黄初、太和年间，开始命令尚书卫觊、缪袭草创纪传，多年未成。又命令侍中韦诞、应璩、秘书监王沈、大将军从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长史孙该、司隶校尉傅玄等人，又共同撰写确定。其后王沈独自完成这一事业，编成《魏书》四十四卷。那书多为当时避讳，很不符合实录。

吴大帝末年，开始命令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撰写《吴书》。丁孚、项峻都不是史才，他们的文字不值得记录。至少帝时，又敕令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华核访求往事，相互记述。在共同写作的人中，韦曜、薛莹为首。到归命侯时，周昭、梁广先死，韦曜、薛莹被流放贬斥，史官长久空缺，书就没有传闻。华核上表请求召韦曜、薛莹，续成前史，其后韦曜独自完成这部书，确定为五十五卷。

到晋朝受命，海内大同，著作郎陈寿，于是汇集三国史，撰写成《国志》，共六十五篇。夏侯湛当时也著《魏书》，看到陈寿所作，便毁掉自己的草稿而停止。到陈寿去世，梁州大中正范𫖳上表说：“《国志》明察得失，文辞多有劝诫，有益于风俗教化，希望垂恩采录。”于是诏令河南尹，到陈寿家中抄写他的书。

在此之前，魏时京兆人鱼豢私下撰写《魏略》，记事止于明帝。之后孙盛撰写《魏氏春秋》，王隐撰写《蜀记》，张勃撰写《吴录》。奇闻异事交错出现，其流传种类最多。宋文帝认为《国志》记载事情，失于简略，于是命令中书郎裴松之，兼采众书，补充注释其中的缺漏。因此当世谈论《三国志》的人，以裴注为根本。

晋史：洛阳为都时，著作郎陆机开始撰写《三祖纪》，佐著作郎束皙又撰写十志。恰逢中朝丧乱，那些书未能保存。在此之前，历阳令陈郡人王铨有著述之才，常常私下记录晋朝事迹及功臣行状，未完成就去世了。其子王隐，博学多闻，继承父亲的遗业，对西都事迹多有详细探究，过江后任著作郎，受诏撰写晋史。被他的同僚虞预所控告，因事获罪免官。家中贫穷无资财，书未能最终完成，于是到武昌镇依附征西将军庾亮。庾亮供给他纸笔，因此得以完成，共写成《晋书》八十九卷。咸康六年，才到朝廷上奏进献。王隐虽然喜好著述，但文辞笨拙，才思迟钝。其书编次有序的部分，都是王铨所修；章句混乱的部分，必定是王隐所作。当时尚书郎领国史干宝，也撰写《晋纪》，从宣帝到愍帝共七帝，五十三年，共二十二卷。其书简略，直率而能委婉，很被当时人称道。

晋江左史，从邓粲、孙盛、檀道鸾、王韶之以下，相继接续写作。远的偏记两帝，近的只叙述八朝。到刘宋时，湘东太守何法盛，开始撰写《晋中兴书》，编成一家之作，首尾完备。齐朝隐士东莞人臧荣绪，又汇集东、西二史，合成一部书。

大唐贞观年间，有诏令认为之前后晋史有十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于是敕令史官重新纂录。采集正典与杂说数十余部，兼引伪史《十六国书》，写成纪十、志二十、列传七十、载记三十，加上叙例、目录合计一百三十二卷。从此谈论晋史的人，都抛弃旧本，竟然遵从新撰的。

宋史：元嘉年间，著作郎问承天草创纪传。从此以外，都委托奉朝请山谦之补承天残缺的部分。后来又命裴松之续成国史。裴松之不久去世，史佐孙冲之上表请求另外创立，成为一家之言。孝建初年，又敕命南台侍御史苏宝生续造诸传，元嘉名臣，都是他所撰。苏宝生被诛杀，大明六年，又命著作郎徐爱接续完成前作。徐爱依据问、孙、山、苏的所述，编成一部书，其中《臧质》、《鲁爽》、《王僧达》诸传，又都是孝武帝自己所作。而叙事多虚假，难以取信。从永光以后，到禅让十余年中，缺漏而不记载。

到齐朝，著作郎沈约，更补充缀集所遗漏，制成新史。从义熙开始建号，到升明三年结束，写成纪十、志三十、列传六十，合计百卷，名为《宋书》。永明末年，其书已经流行，河东人裴子野更删减为《宋略》二十卷。沈约见到后感叹说：“我所达不到的。”因此当世谈论宋史的人，以裴《略》为上，沈《书》次之。

齐史：江淹开始受诏著述，认为史书所难，无出于志，所以先著志，以显示其才能。沈约又著《齐纪》二十篇。梁天监年间，太尉录事萧子显启奏撰写齐史。书成后，上表奏报，诏令交付秘阁。起于升明之年，尽于永元之代，写成纪八、志十一、列传四十，合成五十九篇。

当时奉朝请吴均也上表请求撰写齐史，乞求给起居注，以及群臣行状。有诏令说：“齐氏旧事，散布于流俗，见闻已多，可以自行搜访。”吴均于是撰写《齐春秋》三十篇。其书称梁帝为齐明佐命，皇帝厌恶其真实，诏令焚烧，但其私本，竟能与萧氏所撰并传于后世。

梁史：武帝时，沈约与给事中周兴嗣、步兵校尉鲍行卿、秘书监谢昊，相继撰录，已有百篇。恰逢承圣沦没，一并被焚毁荡尽。庐江人何之元、沛国人刘潘根据所见所闻，探究其始末，合撰《梁典》三十篇，而纪传之书，未有著作。陈朝祠部郎中姚察，有志撰写编勒，施功未周。但既当朝务，兼知国史，到陈亡时，其书未能完成。

陈史：起初有吴郡人顾野王、北地人傅縡各自为撰史学士，其武、文二帝纪就是顾、傅所修。太建初年，中书郎陆琼续撰诸篇，事情伤于烦杂。姚察加以删改，大致有条理。到江东失守，携带入关。隋文帝曾索求梁、陈事迹，姚察将所成每篇陆续上奏，但拖延岁月，终究未能完笔。

大唐贞观初年，其子姚思廉为著作郎，奉诏撰成二史。于是凭借其旧稿，加以新录，经历九年，才完成。定为《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六卷，现在都流行于世。

十六国史：前赵刘聪时，领左国史公师或撰写《高祖本纪》及功臣传二十人，很得良史之体。凌修进谗言说他诽谤先帝，刘聪发怒而杀了他。刘曜时，平舆子和苞撰写《汉赵记》十篇，记事止于当年，没到刘曜灭亡。

后赵石勒命令其臣徐光、宗历、傅畅、郑愔等撰写《上党国记》、《起居注》、《赵书》。之后又令王兰、陈宴、程阴、徐机等相继撰述。到石虎时，都命令删削，使石勒功业不得流传。之后燕太傅长史田融、宋尚书库部郎郭仲产、北中郎参军王度追撰二石事，集为《邺都记》、《赵记》等书。

前燕有起居注，杜辅全录以为《燕纪》。后燕建兴元年，董统受诏草创后书，著本纪以及佐命功臣、王公列传，合计三十卷。慕容垂称赞其叙事丰富，足以成为一家之言。但褒述过美，有愧于董狐、史鱼的正直。之后申秀、范亨各取前后二燕，合成一史。

南燕有赵郡人王景晖，曾经事奉慕容德、慕容超，撰写了两位君主的起居注。慕容超灭亡后，他出仕于冯氏政权，官至中书令，仍然撰写了《南燕录》六卷。

蜀起初国号为成，后来改称汉。李势的散骑常侍常璩撰写了《汉书》十卷。后来进入晋朝秘阁，改名为《蜀李书》。常璩又撰写了《华阳国志》，详细记载了李氏政权的兴亡。

前凉张骏十五年，命令他的西曹边浏收集内外大事，交给秀才索绥，撰写了《凉国春秋》五十卷。又有张重华的护军参军刘庆，在东苑专门修撰国史二十多年，著作了《凉记》十二卷。建康太守索晖、从事中郎刘晒又各自撰写了《凉书》。

前秦苻坚的史官，最初有赵渊、车敬、梁熙、韦谭相继著述。苻坚曾经取来观看，看到苟太后宠幸李威的事情，发怒而烧毁了那些稿本。后来著作郎董谊追记旧事，保存下来的不到十分之一。等到宋武帝刘裕入关，曾访求秦国的史事，又命令梁州刺史吉翰向仇池询问，都没有什么收获。在此之前，秦的秘书郎赵整参与编纂国史，遇到秦灭亡，隐居在商洛山中，著书不停，有冯翊人车频资助他的费用。赵整去世后，吉翰就启用车频编纂完成他的书，从元嘉九年开始，到二十八年才完成，定为三卷。但年月次序错乱，首尾不连贯。河东人裴景仁又纠正其中的错误，删减为《秦纪》十一篇。

后秦姚弋仲时，扶风人马僧虔、河东人卫隆景都撰写了《秦史》。等到姚氏灭亡，残缺的地方很多。姚泓的堂弟姚和都出仕北魏，任左民尚书，又追撰《秦纪》十卷。

夏赫连勃勃时，天水人赵思群、北地人张渊，在真兴、承光年间，都受命撰写他们国家的史书。等到统万城灭亡，这些书大多被焚烧。

西凉李暠和西秦乞伏国仁，他们的历史有的是当代人写的，有的是其他国家记录的。段龟龙记录吕氏（后凉），宗钦记录沮渠氏（北凉），失名的人记录秃发氏（南凉），韩显宗记录冯氏（北燕）。只有这三种（实际有四种，其中一种失名，所以说三种）可以知道，其余的不清楚是谁写的。

北魏时，黄门侍郎崔鸿，于是考核各家记载，辨别异同，删繁补缺，综合编排，改变他们的国书名为“录”，君主纪为“传”，总称为《十六国春秋》。崔鸿最初在景明初年开始寻求各国逸史，到正始元年，收集完备，但仍然缺少蜀国的史事，没有完成。推求了十五年，才在江东购得，于是增补篇目，编成一百二卷。崔鸿去世后，永安年间，他的儿子缮写奏上，请求藏在秘阁。从此伪史流传，盛行于当时。

元魏的历史：道武帝时，开始命令邓渊著国记，只有十卷，但体例未成。到明元帝时，废弃不写。神䴥二年，又下诏召集各位文士崔浩、浩弟崔览、高谠、邓颖、晁继、范亨、黄辅等撰写国书，编为三十卷。又特命崔浩总负责史官事务，务必依据实录。又让中书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一起参与著作，续成前面的史书。叙述国事，不隐瞒任何丑恶，而且刻在石碑上，给路人看。崔浩因此被夷灭三族，一同处死的有一百二十八人。从此废除了史官。到文成帝和平元年，才恢复其职，让高允主持著作，修撰国记。高允已经九十岁，手眼都衰老了。当时有校书郎刘模，擅长编辑缀合，于是让他执笔，高允口述授给他。这样五六年。所成的篇卷，刘模有很大功劳。

起初，国记从邓渊、崔浩以下，都相继采用编年体。到孝文帝太和十一年，下诏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开始分设纪传体和编年体两种体裁。宣武帝时，命令邢峦追撰《孝文起居注》。不久崔光、王遵业补充续写，下至孝明帝时，温子升又修《孝庄纪》，济阴王元晖业撰写了《辨宗室录》。魏史的官私所撰，到此为止了。

北齐天保二年，敕令秘书监魏收广泛采集旧闻，编成一部史书。又命令刁柔、辛元植、房延祐、睦仲让、裴昂之、高孝干等协助他编排次序。魏收所任用的史官，害怕他们轻视自己，所以刁、辛等人缺乏史才，只是装作学问流辈，依附得进。于是大量征集百家谱状，斟酌写成《魏书》。上起道武帝，下至孝静帝，纪、传与志，总共一百三十卷。魏收谄媚齐氏，对魏室多有失实。既偏袒北朝，又厚诬江左。生性憎恨超过自己的人，喜欢念旧恶，名门望族与他有怨恨的，没有不被加以丑言，淹没其善事的。迁怒所及，诋毁到高曾。书写成后才上奏，诏令魏收在尚书省与各家讨论。前后陈述不满的有一百多人。当时尚书令杨遵彦，是一代贵臣，势倾朝野，魏收撰写他的家传非常美好，因此深受党援。那些诉讼史书的人都受到重罚，有的甚至死在狱中。群怨谤声不断。孝昭帝时，敕令魏收更加仔细审查，然后公布于外。武成帝曾询问群臣，仍说不实，又下令修改，所改变的很多。由此世人轻视他的书，称为“秽史”。

到隋朝开皇年间，敕令著作郎魏澹与颜之推、辛德源重新撰写《魏书》，纠正魏收的过失。魏澹认为西魏为正统，东魏为僭伪，所以文帝、恭帝列为本纪，孝静帝称为传。合计纪、传、论例，总共九十二篇。隋炀帝认为魏澹的书仍未完善，又敕令左仆射杨素另撰，学士潘徽、禇亮、欧阳询等辅佐他。正逢杨素去世而停止。如今世人说魏史，仍以魏收的版本为主。

高齐的历史：天统初年，太常少卿祖孝征记述献武帝的起居，名为《黄初传天录》。当时中书侍郎陆元规，经常跟随文宣帝征讨，著《皇帝实录》，只记行军，不载其他事。自武平以后，史官阳休之、杜台卿、祖崇儒、崔子发等相继注记。到齐灭亡，隋朝秘书监王劭、内史令李德林，都年少时在邺中做官，多了解旧事。王劭于是依据起居注，广集异闻，编年体之书，号称《齐志》，十六卷。李德林在齐时参预修国史，创编纪传体书二十七卷。到开皇初年，奉诏续撰，增加齐史三十八篇，上报朝廷，藏于秘府。大唐贞观初年，敕令他的儿子中书舍人李百药，沿用其旧录，杂采其他书，演变为五十卷。如今谈论齐史，只有王、李两家。

宇文周的史书：在大统年间，有秘书丞柳虬，兼管著作之事，言辞正直，脸色庄重，事情记载值得称赞。到隋朝开皇年间，秘书监牛弘追撰《周纪》十八篇，大略叙述纲要，但仍有抵触之处。唐朝贞观初年，敕令秘书丞令狐德棻、秘书郎岑文本共同加以修订，确定为《周书》五十卷。

隋朝的史书：在开皇、仁寿年间，王劭写了八十卷，按类编排，确定篇目。至于编年体和纪传体，都缺乏其体例。隋炀帝时期，只有王胄等人所修的《大业起居注》。等到江都之祸发生，大多散失。唐朝贞观初年，敕令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共同撰成《隋书》五十五卷，与新撰的《周书》同时流传。

起初，唐太宗因为梁、陈及齐、周、隋各代都没有史书，于是命令学士分别修撰，事情已在上文叙述。

（上，指梁、陈及齐、周、隋四节所说。）仍让秘书监魏征总管此事，凡有赞论，魏征多参与。开始于贞观三年创作，到十八年才完成，（原注：只有姚思廉从贞观二年开始，功绩比其他史书多一年。）合计为《五代纪传》，连同目录共二百五十二卷。书完成后，下发到史阁。只有十篇志，分为三十卷，不久打算续奏，但没有文字。又诏令左仆射于志宁、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韦安仁、符玺郎李延寿共同撰写。之前修史的人，只有令狐德棻重新参与此事。太宗驾崩后，刊定才完成。其篇第虽编入《隋书》，其实单独流行，俗称《五代史志》。

大唐承受天命时，义宁（隋恭帝年号）、武德（唐高祖年号）年间，工部尚书温大雅首先撰写《创业起居注》三篇。从此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继建立编年体，称为“实录”。到三帝时，世代有这些书。

贞观初年，姚思廉开始撰写纪传体，粗略完成三十卷。到显庆（高宗改元）元年，太尉长孙无忌与于志宁、令狐德棻、著作郎刘胤之、杨仁卿、起居郎顾胤等，根据他的旧作，接续以后的事情，又成为五十卷。虽说繁杂，但时有可观之处。龙朔（也是高宗年号）年间，敬宗又以太子少师（一作“卿”，误）总管史任，更增加前作，混成一百卷。如《高宗本纪》及永徽（高宗初年号）名臣、四夷等传，多是他所创作。又起草十志，未完成一半就去世了。敬宗所作的纪传，有时曲意迎合时旨，有时猥琐粉饰私人怨恨，凡有毁誉，多非实录。必定与魏伯起相比，也就像张衡之于蔡邕那样。后来左史李仁实续撰《于志宁》、《许敬宗》、《李义府》等传，记载言论和事件，被推为直笔。可惜他寿命短，功业未完成。到长寿（武后年号）年间，春官侍郎牛凤及，又断自武德，终于弘道（高宗末年号），撰成《唐书》一百一十卷。凤及因为愚昧聋聩没有才能，却擅自议论一代大典，凡所撰录，都只是索求私家行状，而世人叙事（指家状），很少能远离（俗套）。有的言辞全是比兴，完全像诗歌；有的语言多鄙陋朴素，实际等同公文，而全部编入，毫无整理。其中有出自个人心意，展现其构思，发言则嗤笑怪诞，叙事则参差颠倒。所以看其篇第，岂能说可观；翻阅其章句，不知所以然。随后全部收起姚、许等本，想要使自己的书单独流行。因此皇家旧事，残缺殆尽。

长安（武后年号）年间，我与正谏大夫朱敬则、司刑郎中徐坚、左拾遗吴兢，奉诏重新撰写《唐书》，完成八十卷。神龙（中宗年号）元年，又与徐坚、吴兢等重修《则天实录》，编为三十卷。旧史已坏，乱如绳索，错综复杂艰难，整月才完成。虽然言辞无可选择，事情多有遗憾，希望将来删改稿件，还有所依据。

大体上自古史臣撰写记录，其梗概如此。组织词语，排列事情，以月份系年，这是史家的根本，作为生人的耳目，大致都在这里了。其余偏记、小说，则无暇详细论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