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谓第十四

孔子说：“唯有名分不可以假借给人。”又说：“名分不正，言辞就不顺当。”“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啊！”因此名分的折中运用，是君子所急切的。何况把它列入典籍，流传不朽呢？从前孔夫子修撰《春秋》，吴国、楚国称王却仍旧按旧例称他们为子爵。这就是褒贬的大原则，是前代贤人效法的楷模。

司马迁撰写《史记》，项羽僭越盗用名号而记载他称王，这就是真伪不分，使后来的人迷惑的原因。自此以后，错误谬误相互沿袭，名号避讳的使用，轻重不等。至于像更始帝刘玄中兴汉室，是光武帝所臣服的人，虽然事业没有成功，但历数终究还在。班固、范晔两部史书都用刘玄作为称呼，这不是轻慢他吗？

古代两国争盟，晋国、楚国都称侯伯；七雄力战，齐国、秦国都称帝王。这其间虽然胜负有所不同，大小不相似，没有听说势穷的一方就成为平民，受屈的一方就成为寇贼的。到了近古就不是这样了，当汉朝灭亡，天下鼎立，论王道则曹氏叛逆而刘氏顺正，说国运则魏国短促而吴国长久。但因为地处中原，人们传习正朔，比较长短，魏国实际居多。这两方对于上国，也就像秦缪公、楚庄王与晋文公、晋襄公一起称霸一样。（蜀昭烈帝可比秦缪公，吴大帝可比楚庄王。）等到作者书写史事，竟抹去吴、蜀的国号和谥号，直呼孙权、刘备的姓名，（说鱼豢、孙盛等人。）与魏国相比，悬隔顿然如此，惩恶劝善，其义归于何处？

接着因为金行（晋朝）版图动荡，戎、羯称帝，各有国家，实际等同王者。晋朝臣子朋党依附君主，嫉恨他们扰乱华夏，把他们比作群盗。这都是苟且徇私愤，忘记至公。如果不是坦怀爱憎，无法定其得失。到萧方等才开始保存各国名号和谥号，僭越称帝的都称他们为王。这就是赵国仍然是人君，加上主号；杞国用夷礼，贬为子爵。变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观，在萧氏那里见到了。

古代天子庙号，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直到两汉，名实相符，古今共传。到了曹氏，祖名多滥，必定没有愧德的，只有魏武王曹操。所以陈寿《国志》唯独称呼武帝为太祖，至于文帝、明帝，只称帝而已。从晋朝以来，窃取名号的不是一个。如成帝、穆帝两位，刘宋、萧齐两个明帝，梁简文帝兄弟，（兼说孝元帝。）齐武成帝兄弟，（兼文宣帝、孝昭帝。）这些有的是承家的僻王，有的是亡国的庸主，不谥灵缪，已是万幸，还说祖宗，谁说可以？而史臣记载删削，竟不辨明，每次书写，一定保存庙号，凭什么申明劝戒大义，杜绝逾滥的源头呢？

又有地位是人臣，事迹参比王者的，如周的亶父、季历，晋的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追尊名号，这等同天子，可以。如果是当涂（魏）所出，宦官抚养的，帝号白白加封，人望不满足。所以《国志》所记载，无异于匹夫，应该书写其人，只说皇之祖考而已。至于元氏，起于边远北方，其君只是一个部落的首领罢了。道武帝追崇所及，共二十八位君主。自开天辟地以来，没有过这样的事。而《魏书·序纪》沿袭其虚号，活着的称帝，死了称崩，这何异于沐猴而冠，腐鼠称为璞玉呢！

纵观自古，称谓不同，因情而作，本来没有定准。至于诸侯没有谥号的，战国以前称为今王；天子被废黜的，汉魏以后称为少帝。周朝衰微有共和之相，楚国弑君有郏敖之主，赵佗而叫尉佗，英布而叫鲸布，豪杰则平林、新市，寇贼则黄巾、赤眉，园公、绮里季等朋友，一起称为四皓，石奋、石建父子，都称万石。所有这些名号，都出自当代，史臣编录，不再有张弛。大概是取合随时，不借助考古。到后来作者，很仰慕这类风气，也时常采用新名，列成篇题。如王隐《晋书》的《十士》《寒俊》，沈约《宋书》的《二凶》《索虏》，就是这类事。唯有魏收远不师古，近不因俗，自我作古，无所效法。他撰写《魏书》，竟以平阳王为出帝，司马氏为僭晋，桓玄、刘裕以下，通称岛夷。他谄媚北齐就轻视抑制关右，偏袒北魏就深诬江外，爱憎出于方寸，予夺由笔端，言语必定不正经，名称惟独骇人。从前汉代原涉大修坟墓，竟开道立表，署名南阳阡，想以此继迹京兆，齐声曹尹，而人们不肯跟从，只说原氏阡而已。所以知道事非允当，难以遵行。像魏收这样苟立诡名，不依旧事，虽然刊于竹帛，终究难传于讽诵。

又听说帝王受命，历数相承，虽然旧君已死，但致敬不改变，岂可等同凡人，便书写其名呢？近代文章，实在如同儿戏。有天子而称讳的，如姬满、刘庄之类。有匹夫而不称名的，如步兵、彭泽之类。史论立言，理当雅正。如班固叙述圣卿，而说董公惟亮；范晔称赞季孟，甚至说隗王得士。习凿齿谈论汉主，则称昭烈为玄德。（习氏《汉晋春秋》以蜀为正统，其编目叙事都称蜀先主为昭烈皇帝，至于论中语则呼为玄德。）裴松之引魏室，则称文帝为曹丕。以淫乱之臣，忽隐其讳；正朔之后，反呼其名。意思是好奇而辄为，文逐韵而便作。（班固《哀纪述》说：“宛娈董公，惟亮天功。”《隗嚣公孙述传赞》说：“公孙习吏，隗王得士。”）用舍之道，其例无恒。但近代为史，普遍多有此失。上等人才尚且如此，何况中庸之人呢？现在略举一例，以存标格罢了。